經濟學和儒學的命題

作者：樊綱

來源：《財經》2016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廿一日庚辰

           耶穌2016年2月28日

注：樊綱，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本文為(wei) 作者2015年12月15日在天則經濟研究所主辦的“盛洪《儒學的經濟學解釋》品鑒會(hui) ”演講修訂稿。

盛洪的新書(shu) 《儒學的經濟學解釋》，在我看來應該叫做《儒學與(yu) 經濟學》，而不是一本用經濟學解釋儒學，或者是用儒學解釋經濟學的書(shu) 。儒學和經濟學互相解釋，背後是哲學和經濟學的關(guan) 係，二者有重合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區別。

經濟學解決(jue) 不了公共問題

個(ge) 人的幸福隻有個(ge) 人知道。在公共事務、公共利益怎麽(me) 處理的層麵，經濟學的解釋力相當有限。我們(men) 不能簡單去說在公共事務中也存在帕累托最優(you) ，利益衝(chong) 突中沒有人受損失的情況

哲學和經濟學是有區別的。首先說，經濟學是有局限的。經濟學解決(jue) 私人物品和個(ge) 人利益問題，用交換能解決(jue) 的，經濟學都可以解釋。隻要屬於(yu) 個(ge) 人利益，隻要能夠交換，隻要有界定清楚的邊界，經濟學就都能解決(jue) 。甚至，經濟學也可以用一些近似的方法，把外部性近似到內(nei) 部性，把不可計算的想辦法用經濟學的框架來計算，本來受損失的人用補貼的辦法使他沒受損失，來解決(jue) 公共利益的計算問題。但總體(ti) 上來說，經濟學隻要超過個(ge) 人利益，一超出個(ge) 人的領域到公共事務層麵，經濟學的解釋力就有限了。

個(ge) 人的幸福隻有個(ge) 人知道。在公共事務、公共利益怎麽(me) 處理的層麵，經濟學的解釋力相當有限。我們(men) 不能簡單去說在公共事務中也存在帕累托最優(you) ，利益衝(chong) 突中沒有人受損失的情況。一致同意的情況太少了，幸福不可說明，不可以比較，不能經濟學家說你幸福就幸福了，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可做的事情非常少。

雖然後來發展出了政治經濟學，以及公共選擇理論，但是總的來講，很多東(dong) 西仍是經濟學解釋不了的。憲法的來源一個(ge) 是利益，一個(ge) 是宗教，盛洪的書(shu) 裏也非常強調宗教的傳(chuan) 統。宗教的意思就是，有些解決(jue) 爭(zheng) 端的思維方法是超越利益的，沒有超越個(ge) 人利益的方法，有些事情就無法解決(jue) 。宗教為(wei) 什麽(me) 能夠起到維係社會(hui) 的作用，就是因為(wei) 宗教提供這些東(dong) 西和價(jia) 值觀，這些東(dong) 西嚴(yan) 格說來是社會(hui) 政治，是哲學反映，或者神學範疇，是屬於(yu) 宗教意識形態的東(dong) 西。

讀完這本書(shu) ，我有一個(ge) 體(ti) 會(hui) ，道德的概念可以二分法，一種叫行為(wei) 美德，一種是公共理性。行為(wei) 美德就是講私人道德，公共理性是講天下怎麽(me) 和諧、怎麽(me) 組織，使大家安居樂(le) 業(ye) 。後者不是一般人想的，也不是一般概念中的美德、倫(lun) 理，而我們(men) 通常強調美德而忽視了公共理性原則。

經濟學把道德美德和價(jia) 值判斷作為(wei) 前提接受它，將其作為(wei) 行為(wei) 函數。我們(men) 的行為(wei) 約束、偏好，就是價(jia) 值判斷，但是我們(men) 的研究角度不是這個(ge) ，經濟學不能決(jue) 定倫(lun) 理是什麽(me) ，經濟學不能假定你能不能損人利己，或者利他。亞(ya) 當•斯密說，主觀為(wei) 自己，客觀為(wei) 他人，但是，那是先為(wei) 自己，後為(wei) 他人，是有次序的。

而我們(men) 的美德是，你要先為(wei) 他人，大公無私，非得是把自己錢給別人花，才叫美德，這跟英美人在製度設計時對人的假設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們(men) 往往就是這個(ge) 目的，不損人利己叫美德。但經濟學其實不否定損人利己，而經濟學解決(jue) 問題的辦法是什麽(me) 呢？假定所有人都沒有道德，假定所有人都損人利己，或者就是經濟人，以自己私利為(wei) 最大化，但怎麽(me) 防止損害別人利益，經濟學靠製度，不靠道德說教。經濟學不是靠道德教化而是靠製度約束人。

經濟學隻要界定、給定了帕累托最優(you) 的概念，給定了個(ge) 人經濟人的概念，給定了利益最大化的概念，公共行為(wei) 的事情就隻能用均衡的辦法，隻能用價(jia) 格之外利益均衡的辦法處理，經濟學沒法超越它，超越它經濟學就給不了答案。隻要不是帕累托改進，隻要一個(ge) 人受損失就沒法論證這件事。而哲學、公共理性、政治可以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大家都讓一步，都受點損失，將來這個(ge) 事才能更好，你們(men) 都別在這給我杠上。這種解決(jue) 問題的思維，跟經濟學家是不太一樣的。

經濟學家裏頭也有一部分公共經濟學家，在解決(jue) 公共的問題。但是嚴(yan) 格說來，經濟學家能夠解決(jue) 的問題，就是在均衡概念當中還是帕累托最優(you) 概念，不能有一個(ge) 人受損失，有一個(ge) 人受損失，經濟學家就做不了判斷。法官的工具除了利益均衡之外還有正義(yi) ，還有法律程序這些東(dong) 西，而我們(men) 經濟學家沒有。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用非經濟學的方法去解決(jue) 公共理性的問題，判斷公共事務中可能有人要受損失是一件好事。這些損失可以使我們(men) 能夠進步，對整個(ge) 社會(hui) 有好處，對下一代有好處。比如環保的問題，還有體(ti) 製改革的問題，都應該使用超越經濟學的思維。體(ti) 製改革為(wei) 什麽(me) 改不動，因為(wei) 在利益集團那卡住了，每個(ge) 人都隻能允許帕累托改進，改國企不是帕累托改進，就卡住了。最早過渡經濟學文章提出非帕累托改變，相對應改革的問題都是非帕累托改進，得有人受損失，沒人受損失多數情況改不動。中國唯一的一個(ge) 帕累托改進，是中國的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所有的大隊書(shu) 記、大隊長和普通民眾(zhong) 都從(cong) 中受益才行。要改革必須超越經濟學，必須是一個(ge) 政治考量，必須有經濟學之外的工具和理性才能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

認真思考公共理性

中國公共理性的缺失原因很多，跟宗教的缺乏和曆史傳(chuan) 統的被打斷都有關(guan) 係。儒學是宗教的哲學，一種關(guan) 於(yu) 公共理性的思想集合。它可以為(wei) 當下的中國人提供憲政的倫(lun) 理基礎，或者叫做正義(yi) 基礎

我最近看過研究香港政治體(ti) 製的文章，覺得挺有啟發。西方的三權鼎立概念，是讓總統代表全民的利益。總統是政黨(dang) 選出來的，因此總統有兩(liang) 重身份，政治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就是精英，就是君子，就不是儒家學說中的小人，而是能夠比別人多想一層，能想公共利益，想家國天下的事情。

小人在這裏的意思並不是貶義(yi) ，隻是沒有公共理性，喻意為(wei) 一般意義(yi) 上的經濟理性人、普通人。君子可以同時是小人，而小人隻是小人，做不了君子。君子和精英也得生老病死，也是一般的人，經濟社會(hui) 當中買(mai) 東(dong) 西少給我一分錢我也不幹，也有經濟理性。但我們(men) 同時是公眾(zhong) 人物，公眾(zhong) 人物就要有公共理性，比小人想得遠一些。所以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僅(jin) 僅(jin) 在於(yu) ，君子同時思考公共理性，小人隻負責思考經濟理性。

美國是總統假定既是政治家又是知識精英。國會(hui) 裏的議員純粹是政治家，政治家是利益團體(ti) ，就是互相鬥、互相掐。但對總統的要求就有點高高在上，盡管總統是政黨(dang) 選出來的，但是一旦到了那個(ge) 位置的時候，就要超越政黨(dang) 的利益去想全國的事情、想整體(ti) 的事情。三權分立的憲政製度又設計了另一個(ge) 司法製度，所謂大法官製度，把公共知識理性的責任交給大法官。國會(hui) 負責利益，大法官負責公共利益，總統則兼有二者之能。

但是，三權鼎立的架構，現在也麵臨(lin) 嚴(yan) 重的政治衰敗問題。總統和大法官也有政治色彩，是政黨(dang) 、政治、利益集團的一部分，就失去了強有力的知識精英的行政能力，很多事情就開始走向政治衰敗。而英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的製度是官僚體(ti) 製，官僚選出的總理有行政權，議會(hui) 可以跟他衝(chong) 突，但是隻要選出了總理，他就有充分多數權力，他的地位和多數票是正比例的、一致的。因此英國不像美國那樣對行政無能，英國這種製度完全可以行政有效，是精英執政。一方麵，執政黨(dang) 可以考慮全國的問題；另外一方麵有一個(ge) 官僚體(ti) 係，就是文官體(ti) 係也在考慮全國的問題。而且，英國也還有一個(ge) 大法官去製衡。

中國的政治製度是政治家和精英統一的製度。一旦是總統或擁有最高權力的人一定想全國的事情，盡管他有他的利益基礎。整個(ge) 管理行政係統的人也都是精英。因此與(yu) 英國的製度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但是，如何體(ti) 現知識精英的公共理性，我們(men) 現在非常欠缺製度層麵的設計。孔夫子思考的問題是精英和皇帝，和行政是一致的。他所謂道德倫(lun) 理、仁義(yi) 禮智信、君子概念都是一體(ti) 的，我們(men) 現在仍然傳(chuan) 續他一體(ti) 化的概念。盡管出了很多問題，但是一體(ti) 化的概念沒有變，皇帝的德治跟法治要結合起來，要公共思考，想天下子民的利益，要把德的範疇提高到最高的程度，把它貫穿到行政當中去，讓行政有充分的權力來管。但是，沒有權力分立的製度設計的壞處是，一旦有了明君我們(men) 就有了盛世，一旦有了暴君天下就輪回。成也它，敗也它，我們(men) 總寄希望於(yu) 出現明君。這就比較糟糕。

曆史提供了豐(feng) 富的資源。美國的開創者其實不僅(jin) 依靠宗教信仰，也依靠傑弗森這些人對歐洲千年曆史的思考，依賴曆史的智慧。通過學習(xi) 曆史，知道最好的統治是什麽(me) 樣的統治，最好的製度是什麽(me) 樣的製度。宗教起了一個(ge) 作用，他告訴信眾(zhong) ，人都是人，都是上帝子民，如果理解上帝旨意的話，怎麽(me) 現實格物致知，要麵壁思考過去曆史，從(cong) 過去曆史當中接近上帝，接近完美的製度。

中國公共理性的缺失原因很多，跟宗教的缺乏和曆史傳(chuan) 統的被打斷都有關(guan) 係。中國今天要解決(jue) 公共理性的資源來源，就不要全盤否定儒家學說，因為(wei) 儒學貫穿在我們(men) 的曆史裏麵，反映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將來也可能貫穿於(yu) 政治憲法框架當中。儒學是宗教的哲學，或者哲學的宗教，或者具有相當於(yu) 宗教的部分功能，但它不是宗教，而是一種哲學，一種關(guan) 於(yu) 公共理性的思想集合。它可以為(wei) 當下的中國人提供憲政的倫(lun) 理基礎，或者叫做正義(yi) 基礎。

再加上經濟學的利益考量，我們(men) 就可以有一個(ge) 好的製度。經濟學可以解決(jue) 經濟學的問題，但是超越經濟學的就是政治問題。公共選擇就是政治，不能用經濟學的框架來解決(jue) ，這也是我們(men) 探討儒學最重要的意義(yi) 。經濟學必須與(yu) 儒學相結合，來為(wei) 中國人的公共理性提供思想資源。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不認為(wei) 經濟學可以解釋儒學，而是儒學和經濟學缺一不可，經濟學替代不了哲學，哲學也不能夠解決(jue) 經濟學的問題。因此我們(men) 需要超越經濟學的哲學，來處理這些問題，處理的實際是什麽(me) 呢？憲政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但是政治問題也是處理人們(men) 利益關(guan) 係的，超越了經濟利益，經濟學能夠分析的利益關(guan) 係之外的那個(ge) 利益。

誰來傳(chuan) 遞公共理性？

知識精英要起的作用，一方麵是建立一種製度，從(cong) 頂層的製度要具體(ti) 經營製度，然後要維護這個(ge) 製度的實施，而不是考慮這個(ge) 時候道德說教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

中國現在的問題就在於(yu) ，我們(men) 在最高層次上，所謂的憲法層次上沒有宗教傳(chuan) 統。我們(men) 沒有宗教，又批了儒家，所以我們(men) 的社會(hui) 沒有公共理性。中國人總愛說知識分子是傳(chuan) 道的，我寧可不用道這個(ge) 詞，知識分子是傳(chuan) 遞公共理性的。公共理性就是，我們(men) 采取一種什麽(me) 樣的理性思維來解決(jue) 公共問題，使得社會(hui) 怎麽(me) 和諧、怎麽(me) 運作。

但是，歸根結底問題就是，誰是那些主動承擔公共理性的公共知識精英，如果大家都沒有知識精英，這事怎麽(me) 辦？如果大家都沒有美德，都道德淪喪(sang) ，我們(men) 大家都不想這問題怎麽(me) 辦，這個(ge) 問題就無解。知識界有些人連基本“小人”的美德都沒了，處處知識腐敗。另外更多人比如經濟學家想的是現實問題，經濟怎麽(me) 發展，通貨膨脹怎麽(me) 著了，這些思考都很功利、很現實。主流經濟學家忙於(yu) 天天要解決(jue) 那些主流關(guan) 心的現實問題，而這些也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有時候看起來不是很容易擊破的。

話說到底，我們(men) 進入道德淪喪(sang) 的時代，我們(men) 怎麽(me) 來建立公共理性呢？光靠說教行不行，說教沒人聽，還得找一個(ge) 好的方法。

首先處在這個(ge) 時代，知識精英確實很稀缺。而且特別是經濟學界尤其稀缺。經濟學變成了顯學，博士生畢業(ye) 找的工作也都不錯，所以沒有人真正深入研究這個(ge) 問題。因此，我們(men) 處在這個(ge) 時代，很焦慮也沒用。大概要經曆一個(ge) 時期，什麽(me) 時期呢？就是經濟的發展真正到了下一代，有了一批衣食無憂的學者。知識精英就這麽(me) 來的。我們(men) 所崇拜的當年那些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知識分子，都是貴族出身。錢學森訂婚的時候，送給他未婚妻的是一架白色三角大鋼琴。我跟我導師說，你當時30年代出國東(dong) 京留學，你們(men) 家一定良田萬(wan) 畝(mu) ，你衣食無憂，因此你想的都是道德文章。現在知識分子都是從(cong) 山溝裏剛考出來，家裏上有老下有小，他不想點那些問題？而且大科學家，我們(men) 老說西方學校就是為(wei) 了好奇心而學，那牛頓坐在那吃飽了撐的沒事看著樹上掉下來的蘋果，才想天體(ti) 的事情。

我接觸過一些英國貴族，你能感覺他的樣子是什麽(me) 樣子，發展中國家之間想的那些亂(luan) 七八糟的事我早超脫了，我根本都不想。我們(men) 現在缺君子的背景，缺貴族。有人也許會(hui) 說我，經濟學家說這個(ge) 幹什麽(me) ，經濟學家要解決(jue) 通貨膨脹、通貨緊縮，企業(ye) 已經這麽(me) 不景氣了。但我們(men) 處在這個(ge) 時代，就得多少有些超越的人去思考一些超越性的事。我現在有點理解當時胡適他們(men) 為(wei) 什麽(me) 那樣著急改變中國，是因為(wei) 中國當時那麽(me) 落後啊。

儒家為(wei) 君子的精神培養(yang) 提供了精神資源，君子之道，就是精英養(yang) 成之道，就是培養(yang) 君子而不是小人，去主動思考公共理性，傳(chuan) 達公共理性的人。但是，儒家的表達需要現代化和通俗化。儒家的話語體(ti) 係是說教型的，說教人們(men) 不喜歡。因此，儒學的當代表達，第一怎麽(me) 能夠切合理論的本身含義(yi) ，第二怎麽(me) 讓公眾(zhong) 更加理解就需要注意。中國回到宗教時代已經不可能了，時代已經過去了。宗教是人類年輕時候童年的產(chan) 物，你過著青年生活，重新變成宗教怎麽(me) 可能。

但是回到儒學是不是對，是不是好，這個(ge) 固然可以討論。但是，到了現在你怎麽(me) 去跟9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說，讓他們(men) 真正接受儒家文化，是一個(ge) 值得研究的問題。這本書(shu) 講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也吸收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宗教、科學的東(dong) 西，理性的東(dong) 西有比較開放的概念。另外文化精英，比如學文化，學文學的，學曆史的，不是學經濟學沒用了，其實經濟學是非常有用的，對建立理性思考，經濟學哲學、政治學，都是非常有用的。

道德有兩(liang) 層意義(yi) 。畢竟儒學講美德，我當時說經濟不講道德，最重點針對的問題是當時有一些經濟學家拿道德出來說話，批路上走的人吐口痰說自私自利，這是批小人，不是批製度，這是道德說教的辦法。而且讓大家做好事學雷鋒，這種已經是純粹道德先生的辦法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如果大家都是雷鋒社會(hui) 就亂(luan) 了，茅老師老強調這個(ge) ，都不出錢，都找關(guan) 係，這個(ge) 就亂(luan) 了，生意就是生意，市場的秩序還要維持。知識精英要起的作用，一方麵是建立一種製度，從(cong) 頂層的製度要具體(ti) 經營製度，然後要維護這個(ge) 製度的實施，而不是考慮這個(ge) 時候道德說教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因此我更願意強調知識分子載道的作用，應該更多載公共理性、載天下原則，天下國家公共利益的製度，而不是去進行一般道德說教的事情。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