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為(wei) 天地立心的精神氣魄

作者：朱漢民（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副理事長、嶽麓書(shu) 院國學研究院院長）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一月廿五日乙酉

           耶穌2016年1月4日

什麽(me) 是士大夫精神？

記者：您的一篇演講“士大夫精神與(yu) 中國文化”在微信朋友圈曾經很火，您在演講中提出“中國古代豐(feng) 富的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其實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達和追求”，在您看來，建構士大夫精神的人生哲學主要包含哪些內(nei) 容？

朱漢民：士大夫是中國古代一種獨特的“學者—官員”型的社會(hui) 階層，由於(yu) 這個(ge) 士大夫階層既經營學術文化又從(cong) 事社會(hui) 治理，故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士大夫人生哲學。孔子是士大夫哲學的奠基人，他認為(wei) 士作為(wei) 社會(hui) 精英，必須承擔高度的社會(hui) 責任和文化使命，具體(ti) 體(ti) 現為(wei) 對“道”的承擔，即“士誌於(yu) 道”。“道”既是士大夫維護的社會(hui) 正義(yi) ，又是他們(men) 追求的文化傳(chuan) 承，“道”的追求和完成能夠化解他們(men) 作為(wei) 精英人物的社會(hui) 焦慮與(yu) 文化焦慮，“道”在士大夫人生哲學中居於(yu) 核心地位。而且，“道”不僅(jin) 代表士大夫追求的社會(hui) 正義(yi) 和文化傳(chuan) 承，也是士大夫生命的終極意義(yi) ——“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士誌於(yu) 道”是士大夫精神及其人生哲學的根本。在此前提下，士大夫在不同曆史條件下，又開拓出了率性自由、豪傑聖賢等一係列精神氣象，建構了一種既具有強烈社會(hui) 責任感，但是又兼有達觀生命體(ti) 悟的人生哲學，使士大夫精神獲得豐(feng) 富性發展。

記者：您以張載的四句教“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來概括宋代士大夫追求的“聖賢氣象”。這句話可以說是對儒家“內(nei) 聖外王”理想的一個(ge) 極生動極富號召力的概括，這四句教有什麽(me) 內(nei) 在的聯係？對原典儒家有何繼承和發展？對士大夫的道德完善和人格塑造產(chan) 生了什麽(me) 長遠影響？

朱漢民：張載四句教的突出特點是將原典儒學中關(guan) 於(yu) 士大夫的社會(hui) 正義(yi) 責任、文化傳(chuan) 承使命，提升為(wei) 一種“為(wei) 天地立心”的天地境界。什麽(me) 是“天地之心”？中國哲學將宇宙天地、人文世界理解為(wei) 一個(ge) 生生不息的過程，人類就是通過參與(yu) 生生不息的宇宙天地演化、社會(hui) 曆史進程而獲得其生命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的。宋代士大夫強調，他們(men) 承擔弘道的社會(hui) 責任、文化使命，就是在參與(yu) 天地宇宙生生不息的演化，故而具有永恒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然而士大夫必須承擔、完成“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社會(hui) 責任、文化使命，才有可能達到“為(wei) 天地立心”的天地境界。

張載的四句教對後世士大夫的道德完善和人格塑造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他們(men) 希望實現孔子講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理想，完成社會(hui) 和諧、國家富強、聖學傳(chuan) 承、天下安泰的社會(hui) 責任、文化使命。他們(men) 將士大夫在人世間追求理想的仁道，看作是引導、完成人類參與(yu) 天地宇宙的生生不息的過程、目的和意義(yi) ，最終形成了士大夫所特有的“參天地，讚化育”的人生哲學和“為(wei) 天地立心”的精神氣魄。這種人生哲學和精神氣魄培養(yang) 了中國曆史上許多追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敢於(yu) “舍身取義(yi) ”的士君子、大丈夫，成就了一種士大夫精神的道德意誌和理想人格。

心性工夫與(yu) 士大夫精神

記者：您是湖南人，又研究湖湘文化，我們(men) 讀曾國藩日記，看到他曾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十四日去拜訪他的老師唐鑒，即鏡海先生。日記裏說，他這一次去主要是請教“檢身之要”和“讀書(shu) 之法”。“檢身之要”是不是就是理學家講的修身“工夫”？

朱漢民：曾國藩請教的就是理學修身的工夫。曾國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去拜訪唐鑒，唐鑒傳(chuan) 授的修身工夫論給曾國藩莫大的啟發。第二年，曾國藩又向另一位理學大師倭仁請教修身工夫論。倭仁向他提出要寫(xie) 日課。以後，曾國藩製定了嚴(yan) 格的修身養(yang) 性的工夫課程，共有十二條，包括主敬、靜坐、早起、讀書(shu) 不二、讀史、謹言、養(yang) 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亡所能、作字、夜不出門。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國藩開始記日課，希望“念念欲改過自新”。從(cong) 現有的資料來看，曾國藩對理學的鑽研是勤奮、躬行的。他立誌要從(cong) 事於(yu) 克己之學，並且嚴(yan) 格按理學家的要求，修身養(yang) 性，潛心於(yu) 義(yi) 理之學，以求在人格修煉上有所成就。

記者：士大夫精神與(yu) 這種修身工夫有什麽(me) 關(guan) 係？

朱漢民：根據宋代儒家學者的看法，儒家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聖先賢均終生致力於(yu) 修己治人的實踐活動，他們(men) 在這種修身實踐中獲得許多感悟與(yu) 體(ti) 會(hui) ，並將這些感悟與(yu) 體(ti) 認總結記錄下來，就成為(wei) 後代儒者們(men) 所讀到的儒家經典——“四書(shu) ”。可見，“四書(shu) ”不過是儒家士大夫知行結合的工夫論記載，譬如《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論語》的操存、涵養(yang) 、三省吾身、忠恕之道，《孟子》的盡心、存性、體(ti) 驗、擴充，《中庸》的學、問、思、辨、行，以及尊德性、道問學、道中庸等等，這些修身工夫都是先聖先賢在自己的修身實踐中的個(ge) 人體(ti) 悟、經驗總結。到了宋代，理學的修身工夫論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如周敦頤力倡主靜、立誠、無為(wei) ；張載講窮神知化、存誠、大心；邵雍講觀物、心法等；二程則主張主敬、窮理、寡欲。這些理學家們(men) 認為(wei) ，士大夫必須充分調動自己全部的心、性、情、意、誌、氣的主體(ti) 力量，即做“策勵此心”的工夫。如朱熹強調：“聖賢千言萬(wan) 語，無非隻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yu) 他去做！”。可以說，這些工夫論都是培養(yang) 士大夫精神的步驟、方法和手段。

記者：我們(men) 知道，曾國藩在近代有“古今第一完人”之稱，說明他的道德與(yu) 事功與(yu) 我們(men) 傳(chuan) 統文化的人格理想相吻合，也就是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請您以曾國藩為(wei) 例，進一步講講士大夫如何通過做工夫而轉移精神氣質。

朱漢民：宋明理學的工夫論已經十分係統完備，但是要真正修煉出士大夫精神則必須知行統一。曾國藩是理學的實踐派，他的最大特點是遵循這一套工夫論認真紮實地去實踐。曾國藩按照“慎獨”的要求，在待人接物中自覺地內(nei) 省改過。如他與(yu) 人久談，過後會(hui) 反省而覺得不妥，即所謂“多言不知戒，絕無所謂省察者，誌安在耶？恥安在耶？”他看人作應製詩而應酬性地當麵誇獎，他回頭也會(hui) 自責“不忠不信，何以為(wei) 友”。為(wei) 實現“慎獨”的修養(yang) 境界，他總是自覺地去其好名利之心、無恒之弊，以及克服自己的忿氣、懈怠、玩忽之習(xi) ，總是在不斷地自責和反省中，防微杜漸，不放過任何小事，持之以恒，最終鑄就了自己的道德人格。

曾國藩堅持認為(wei) 人可以通過長期不懈地讀書(shu) 、誠敬等修養(yang) 工夫，達到“變化氣質”的目的，為(wei) 此，他提出了一係列修身工夫，包括敬、恕、誠、靜、勤、潤等。譬如，他反複強調“誠”是人的立誌躬行之本，人的“誠”自何來？曾國藩一方麵堅持認為(wei) “誠”是人心中所本有的“天理”、“寂然不動之體(ti) ”；另一方麵他又認為(wei) “誠”能夠為(wei) 人所認知與(yu) 實踐，實現“反身而誠”。曾國藩強調，“誠意”以“致知”為(wei) 知識基礎與(yu) 前提條件，他倡導“明宜先乎誠”，他通過“自明誠”的闡發，表明學問工夫的“明”最後會(hui) 體(ti) 現於(yu) “誠”中，學問積累與(yu) 人格修養(yang) 的方法因此獲得了一種一致性。

湖湘文化與(yu) 士大夫精神

記者：近世湖南士大夫不隻是曾國藩，其他如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等，是不是也都下過這樣的苦工夫？湖湘文化精神中是不是特別強調個(ge) 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養(yang) 成？

朱漢民：是的。湖湘文化精神有一個(ge) 特點，就是湖湘士大夫特別強調個(ge) 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養(yang) 成。湖湘士大夫的理想人格，體(ti) 現出“聖賢”與(yu) “豪傑”相結合的特色。他們(men) 往往在推崇聖賢作為(wei) 理想人格的同時，還追求一種“豪傑”的氣質。這種合聖賢與(yu) 豪傑為(wei) 一體(ti) 的理想人格類型，成為(wei) 湖湘士大夫的最高精神追求，對湖湘地區的學術思想、社會(hui) 風尚、人材培養(yang) 均產(chan) 生很大的影響。本來，“聖賢”所代表的是一種對儒家理念的堅定信仰、對儒家道德的身心實踐、對儒家文化的傳(chuan) 播推廣；而“豪傑”體(ti) 現為(wei) 一種堅勇的氣質、經世的能力、實幹的猛勁等等，兩(liang) 者各有所長。但是，湖湘士大夫強調做事必須以做人為(wei) 基礎，主張將“聖賢”的價(jia) 值理想、文化理念與(yu) “豪傑”的意誌能力、經世事業(ye) 相結合。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郭嵩燾等一大批人士，均以士大夫的道德工夫、人格修養(yang) 為(wei) 基礎而從(cong) 事軍(jun) 事、政治活動，進而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成就了“聖賢—豪傑”型人格。曾國藩強調：“男兒(er) 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他還主張“凡事非氣不舉(ju) ，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為(wei) 本”。郭嵩燾認為(wei) ：“辦天下事隻是氣，氣盛則江河直瀉，才雖小，亦乘勢以飛騰；氣苶則百端阻滯，雖有長才，無所用之。”這些人的精神氣質影響到後來的數代湖湘士大夫與(yu) 知識群體(ti) 。

後來維新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中，湖南湧現出一批傑出的士人，包括譚嗣同、唐才常、黃興(xing) 、宋教仁、蔡鍔、陳天華、劉揆一、劉道一、禹之謨、楊毓麟、毛澤東(dong) 、蔡和森、劉少奇等等，盡管他們(men) 主要是軍(jun) 界、政界的領袖人物，但他們(men) 均是這種“聖賢—豪傑”型人格的倡導者、實踐者。他們(men) 既有很高的文化理想和道德操守，體(ti) 現出“聖賢”的價(jia) 值追求、人格修養(yang) ，又有堅強的血性氣質、卓越的軍(jun) 政才能，在風雲(yun) 變幻的近代曆史上顯出獨特的精神風範與(yu) 人格類型。

青年毛澤東(dong) 創建的新民學會(hui) ，就是以楊昌濟為(wei) 精神導師建立起來的。楊昌濟輔導他們(men) 以理學的修身工夫論。由於(yu) 王夫之、曾國藩的示範作用，新民學會(hui) 和許多湘籍青年一樣追求“聖賢—豪傑”型人格，以天下為(wei) 己任，同時注意自我修養(yang) 。新民學會(hui) 取義(yi) 於(yu)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yu) 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革新學術，砥厲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wei) 宗旨，後來又進一步確定“改造中國與(yu) 世界”的學會(hui) 宗旨。學會(hui) 對會(hui) 員的道德修養(yang) 做出了一係列的規定，強調會(hui) 員必須不虛偽(wei) 、不懶惰、不浪費、不賭博、不狎妓。

士大夫精神的創造性轉化

記者：士大夫精神是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的一個(ge) 獨特現象，作為(wei) 一種文化它肯定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製度和經濟基礎上的。清末廢科舉(ju) ，後來又經曆了革命，作為(wei) 社會(hui) 階層的士大夫不再存在。但是，您認為(wei) 士大夫精神作為(wei) 一個(ge) 文化現象依舊存在，並且依然影響著現代中國曆史的走向。

朱漢民：士大夫群體(ti) 有一個(ge) 製度的基礎，就是中國古代的選士製度。尤其科舉(ju) 取士，使得寒門弟子可以成為(wei) 士大夫。一百多年前，科舉(ju) 製度廢除了，原來意義(yi) 的“士大夫”不能作為(wei) 普遍化的社會(hui) 階層而存在。但是，士大夫精神作為(wei) 一種文化現象、思想傳(chuan) 統還是存在。中國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係列由士大夫指導、推動的近代化運動。推動西方社會(hui) 近代化過程的是新興(xing) 的市民階級，他們(men) 追求的是其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但是，中國的近代化恰好是由士大夫群體(ti) 來推動的，他們(men) 的思想動機、奮鬥目標似乎不是源於(yu) 其直接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而主要體(ti) 現為(wei) 士大夫精神中的救國救民的經世情懷和“聖賢—豪傑”的人格理想。

這些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別具有傳(chuan) 統士大夫精神，在價(jia) 值理想、道德操守方麵，都能夠體(ti) 現出士大夫精神的特點。而且他們(men) 往往是士大夫精神的實踐者，如宋教仁說“須極力提倡道德，凡古昔聖賢治學，英雄豪傑之行事，皆當取法之”，其實這就是呼喚士大夫精神力量。

這些人就是提出自由、平等、共和這些政治理念，往往也與(yu) “士誌於(yu) 道”的士大夫精神有內(nei) 在的聯係。中國近代的政治理念為(wei) 什麽(me) 和西方近代的政治理念有很大區別，應該說與(yu) 士大夫作為(wei) 近代化運動的主體(ti) 有關(guan) 係。近代出現的各種社會(hui) 思潮、政治思潮，都表現出對經濟均平、政治平等等“大同”理想的特別向往，這種相同的思想推崇，和其推崇者身上具有的士大夫傳(chuan) 統有關(guan) 。另外，近代中國出現那麽(me) 多的科學救國、軍(jun) 事救國、實業(ye) 救國的近代化思潮，其實也都是一種士大夫精神的體(ti) 現。這和西方的近代化思潮有非常明顯的差別。

記者：您倡導的士大夫精神應該如何進行創造性轉化？我們(men) 的領導幹部應該如何修煉自己的“士大夫精神”？

朱漢民：士大夫精神其實是一種精英文化。任何一個(ge) 社會(hui) 都有它的精英人物，也就是對社會(hui) 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人物。精英人物往往會(hui) 擁有很多的政治資源、文化資源、經濟資源。與(yu) 此同時，他們(men) 必須要有很高的精神文化的修養(yang) 並且能夠承擔更大的社會(hui) 責任。故而，作為(wei) 社會(hui) 精英，一定會(hui) 在當時的社會(hui) 思潮、道德風尚方麵產(chan) 生重要的引領作用。

但是，當代中國的許多精英們(men) 隻關(guan) 注自己人生事業(ye) 的成功，而沒有相應的精神文化修養(yang) 與(yu) 自覺承擔社會(hui) 責任的意識，更不能在社會(hui) 思潮、道德風尚方麵起到正麵的引領作用。比如一些位高權重的領導幹部，不是用公共權力來服務人民，而是滿足個(ge) 人的無窮利欲；許多文化精英，也不是把自己作為(wei) 優(you) 秀文化的承擔者和傳(chuan) 播者，反而是精神文化的摧毀者；一些經濟精英更是靠不良競爭(zheng) 來獲取成功，成為(wei) 正在建設的經濟秩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men) 倡導士大夫精神，也就是希望當代中國的社會(hui) 精英們(men) 能從(cong) 士大夫精神傳(chuan) 統中，獲得他們(men) 特別稀缺的人格精神力量、道德表率作用。

為(wei) 什麽(me) 宋代張載提出的“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四句教，在今天還能夠被很多精英人物重新提倡，就在於(yu) 這種士大夫的社會(hui) 責任、文化使命、精神境界，能夠彌補我們(men) 現在的一種精神缺失，能夠開闊很多人的胸懷。我們(men) 希望，通過學習(xi) 借鑒我們(men) 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能夠找回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中這種“為(wei) 天地立心”的精神氣魄。我相信，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還是今天的領導幹部，隻要能夠付出艱苦的努力，通過不斷的精神修煉，堅持持久的知行合一的修身工夫，就可以重新塑造自己的精神人格，真正找回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的那種“為(wei) 天地立心”的精神氣魄！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