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社團公開致函電影《孔子》劇組事件發生之後，《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經典文化名人不宜戲說》的文章，指出：“儒學團體的質詢和劇組的澄清，都折射出對文化和曆史的崇敬和尊重，令人欣慰。”這一評論可謂公允平正。此外，雙方信函往複溫和理性、彬彬有禮，亦可謂“君子無所爭，其爭也君子”，同樣令人欣慰。

  然而，儒學社團的做法也遭到不少質疑，有人甚至批評說是“助孔為虐”。還有人認為，一日三餐、男歡女愛，雖聖人亦不免，況且孔子自己都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外，“聖化”孔子有悖於人人平等的時代潮流，而且會妨礙影視藝術創作自由，進而使孔子變成一個森嚴呆板的偶像，而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孔子和儒學會變得更加孤立無援。

  很難說若孔子逝而複生會如何看待上述爭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依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窮究文獻、多聞闕疑的主張，他至少不會讚同後人顛覆曆史。“子見南子”始見於《論語》，孔子發誓說沒做非禮的事，《家語》、《史記》、《典論》等書則記載孔子迫於南子強請，才不得不隔著帷簾“禮答”了南子幾句話。所以，在去古已遠的今天，對此事當“信則傳信、疑則傳疑”，莫予大肆渲染為好。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麽能渲染他人，就不能渲染孔子？答曰：因為孔子是聖人。是的，孔子確實婉拒了聖人的讚譽，但不要忘記謙虛是一種美德——古今中外莫不如是，而儒家尤特如是。此外，孔子盛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人為聖人，開創了中國文化尊崇聖人的傳統。孔門弟子正是根據這一傳統，才同樣尊崇孔子為聖人的，所以有若說：“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當然，按照“古史辯學派”的觀點，孔子的種種聖人光環，是後人層累疊加上去的，北京大學李零教授也認為“去聖乃得真孔子”。問題是：其一，並不是隨便什麽人就有資格被聖化的，繼往開來而奠定中國文化規模和氣象的，自非孔子莫屬；其二，任何一種文化或一個民族，都需要而且必然會選定一個偉大人物，然後將文化價值與民族美德投射於其身，以為本文化、本民族的象征符號和精神寄托，此是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

  正如砸爛陶器比製作陶器要容易得多一樣，醜化孔子比聖化孔子也要容易得多。與此同時，一個人接近孔子的聖人境界很難，但將聖人孔子想象得和自己一樣平凡甚至是庸俗卻容易得多。九十多年前“新文化運動”期間，吳虞憑“隻手打倒孔家店”（胡適語），“反孔”和“批孔”一度成為社會時髦。如今，雖然不少人意識到了孔子的重要性，但重新學會傾聽和尊重孔子卻殊非易事。

  習慣了“平等”說教的現代人，總覺得孔子也不過爾爾，甚至自認為可與孔子比肩。實際上，“人人平等”固然美好，但切莫忘記，“人人平等”絕非“人人平庸”。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角度看，不同的人對民族與文化的貢獻不是等量齊觀的，任何民族總會有一些德藝雙馨、豐功偉績的曆史人物脫穎而出，成為後人尊崇和敬仰、學習和模法的對象。就此而言，“人人平等”絕不是向聖人孔子爭平等，而是給後人提供了學習和模法聖人孔子的平等機會。

  習慣了“自由”說教的現代人，總覺得孔子這一“偶像”或“權威”妨礙了自己的自由，動輒就把自己的不如意歸咎於孔子。孔子有自由思想，則不妨繼承弘揚之；孔子沒有自由思想，亦不妨礙我們對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此外，如果說“戲說孔子”是一種自由，那麽“尊崇孔子”又何嚐不是一種自由？如果說“尊崇孔子”妨礙了“藝術創作自由”，那麽“戲說孔子”又何嚐不妨礙了“尊崇孔子”的自由呢？

  不少媒體評論曾提到“西方影視作品藝術化處理曆史人物的空間很大”。實際上，西方影視作品對普通曆史人物或是如此，但卻不曾聽說戲說耶穌。電影《達•芬奇密碼》對耶穌稍有不恭，即遭到耶教徒尤其是天主教徒的抗議。如果“須尊重曆史，宜敬畏聖人”可以視為底線的話，電影《孔子》劇組保留的藝術化處理孔子的權利，也不能不慎重運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