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思——一個(ge) 經濟學家的視角

作者：林毅夫

來源：金融讀書(shu) 會(hui)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廿二日癸未

            耶穌2015年11月3日

編者語：

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全盤西化”，認為(wei) 中國文化落後於(yu) 西方不僅(jin) 在物質和製度上，還在於(yu) 學術、道德、思想層麵。馬林諾斯基將文化分為(wei) 三個(ge) 層次：器物、組織、精神，此觀點與(yu) 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yu) 上層建築的劃分有異曲同工之妙，器物是經濟基礎，組織與(yu) 精神是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決(jue) 定上層建築，文化的先進與(yu) 落後隻是一個(ge) 相對的概念，其決(jue) 定的標準在於(yu) 經濟基礎。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既未全盤西化，也並按照西方主流理論來指導與(yu) 進行，理論的適用性決(jue) 定於(yu) 理論的前提條件是否和真實世界的條件一致，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證明，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論、製度此路不通。理論的目的在於(yu) 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我國的社會(hui) 科學工作者需要自己了解發生於(yu) 中國的各種現象的本質和原因，提出理論解釋，以此推動中國的進步和社會(hui) 科學的發展。唯有如此，中華民族才可能在保留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基礎上，提高經濟基礎，推動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完善，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麵複興(xing) ，讓中國成為(wei) 世界文明史上第一個(ge) 擁有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文明的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條件和我國相近，創新與(yu) 中國的社會(hui) 科學理論，也能較好地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大同世界。

一、前言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在18世紀工業(ye) 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時間，中國文化的成就處於(yu) 世界頂峰。工業(ye) 革命以後，西方社會(hui) 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發展一日千裏，中國的經濟和國際地位急劇下滑，到了19世紀中葉後變成為(wei) 一個(ge) 貧窮落後，割地、賠款、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的知識分子曆來以天下為(wei) 己任，從(cong) 鴉片戰爭(zheng) 以後，一直在探討救國救民，讓中華民族重新富強之道，發生於(yu) 100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也是以此為(wei) 宗旨。

在新文化運動之前的50、60年，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推動了一場以引進西方軍(jun) 事裝備、機器生產(chan) 和科學技術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洋務運動以圖強。甲午戰敗，使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的落後還在於(yu) 政治、經濟、社會(hui) 製度，於(yu) 是康有為(wei) 、梁啟超推動戊戌變法，試圖像日本明治維新以後那樣實行君主立憲的體(ti) 製來救亡。孫中山、黃興(xing) 等則發起了辛亥革命，終於(yu) 推翻了2000年帝製，在公元1911年建立了民主共和國。革命雖然成功，在1915年新文化運動之際，誠如梁啟超所言：“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反，覺得社會(hui) 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裏運用新製，決(jue) 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陳旭麓指出：“由辛亥革命所喚起的中國社會(hui) 的希望，同民國初年中國社會(hui) 的黑暗之間形成一種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產(chan) 生了巨大的波潮，於(yu) 是而有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梁啟超一樣，認為(wei) 中國落後於(yu) 西方不僅(jin) 在於(yu) 物質和製度上，還在於(yu) 學術、道德、思想層麵上，並且東(dong) 西方的文化是不可調和的。陳獨秀直言：“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發展和中國的發展絕對是是兩(liang) 樣，斷不可調和遷就的，……若是決(jue) 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麽(me) 國粹、國情的話來搗亂(luan) ”，胡適則指明：“我們(men) 必須承認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資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ti) 不如人。肯認錯了，方肯死心塌地去學人家。”於(yu) 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全盤西化”，用民主反對專(zhuan) 製，用科學反對迷信，用新道德反對舊道德，用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新文化運動這種主張影響深遠，上世紀80年代中，一部在國內(nei) 名噪一時的電視係列片《河殤》，作者把中國的文明稱為(wei) 黃色文明，把西方的文明稱為(wei) 藍色文明。他們(men) 認為(wei) 黃色文明是內(nei) 向的、保守的，藍色文明是外向的、開放的、積極的，中國要現代化必須從(cong) 黃色文明變成西方的藍色文明。“必須死心塌地去學人家”也可說是我國學術界這一百年來不少學者的基本信條。

從(cong) 實踐上來說新文化運動之後的這100年，中國顯然並未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那樣進行全盤西化。以發達的西方國家的現狀為(wei) 標準來衡量，我國在經濟社會(hui) 各個(ge) 領域仍然有許多差強人意的地方，這些差距從(cong) 西方現有的理論來看是由於(yu) 我國的體(ti) 製機製問題所致，但是，這些問題的存在並未阻礙中國的進步，尤其是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的快速發展。1979到2014年間，中國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7%，總量增長了28.3倍。按市場匯率計算2009年中國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超過日本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按購買(mai) 力平價(jia) 計算2014年中國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超過美國成為(wei) 世界第一大經濟體(ti) 。1979年改革開放剛開始時，我國的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按當時的市場匯率計算僅(jin) 182美元，低於(yu)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2014年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則達到7600美元，成為(wei) 一個(ge) 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期間6.8億(yi) 人擺脫一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為(wei) 世界的減貧事業(ye) 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一個(ge) 10多億(yi) 人口的貧窮落後國家能夠維持這麽(me) 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堪稱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按照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和城鄉(xiang) 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的規劃，到2020年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目標完成之時，中國有可能跨過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12,615美元的門檻，成為(wei)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第三個(ge) 從(cong) 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ti) ，為(wei) 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立下一個(ge) 重要裏程碑。正如2012年11月29日，中共十八屆黨(dang) 代會(hui) 選出的新的一屆中央領導集體(ti) 到國家博物館參觀《複興(xing) 之路》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言：“現在，我們(men) 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目標”，在紀念新文化運動100周年之時我國學界有必要以這100年的實踐和認識的深化來反思新文化運動當時的認識和倡導的觀點，並對民族的複興(xing) 提出新的看法和主張。

二、經濟基礎是文化先進或落後的標準

新文化運動之意是要改造我國傳(chuan) 統、落後的文化以追趕西方先進文化。然則，何謂文化？根據漢語大詞典的定義(yi)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hui) 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可代代相傳(chuan) 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除了強調可代代相傳(chuan) 之外，此定義(yi) 跟馬克思所主張的人類社會(hui) 是經濟基礎與(yu) 上層建築所組成的統一整體(ti) 之內(nei) 涵基本一致。不同的學者因分析的方便，對文化的內(nei) 涵會(hui) 有不同的劃分，我個(ge) 人在研究一個(ge) 國家社會(hui) 的發展時傾(qing) 向於(yu) 使用費孝通先生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的劃分法，將文化分為(wei) 三個(ge) 層次：器物層次，也就是生產(chan) 、生活工具和生產(chan) 方式；組織層次，包括社會(hui) 、經濟、政治組織；和精神層次，即人的倫(lun) 理、價(jia) 值取向等。其實，這三個(ge) 層次與(yu) 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yu) 上層建築的劃分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應來看，器物、生產(chan) 、生活工具是經濟基礎，而組織和倫(lun) 理、價(jia) 值是上層建築。

一個(ge) 文化體(ti) ，在沒有外來文化撞擊的時候，它的經濟基礎與(yu) 上層建築會(hui) 形成一個(ge) 自恰的實體(ti) 。比如，在原始社會(hui) 裏，生產(chan) 工具是石頭，生產(chan) 形態是遊獵，生產(chan) 組織方式是公社，倫(lun) 理、價(jia) 值是共有、共享。當時的生產(chan) 力水平很低，公社的組織方式有利於(yu) 發揮打獵時的規模經濟，共有共享的倫(lun) 理價(jia) 值則有利於(yu) 克服因為(wei) 生產(chan) 力水平低、食物不可儲(chu) 存給每個(ge) 人的生存帶來的風險。所以，這種倫(lun) 理、價(jia) 值和組織方式和當時的生產(chan) 力水平是相洽的。後來生產(chan) 力水平提高了，由遊獵進入到農(nong) 耕，由以石頭為(wei) 工具進入到以銅器、鐵器為(wei) 工具，組織的方式則演進為(wei) 以家庭為(wei) 單位的宗族社會(hui) ，倫(lun) 理、價(jia) 值由原來的共有變為(wei) 私有。這種演變歸因於(yu) 生產(chan) 力水平的提高，在農(nong) 耕的生產(chan) 方式中，隻要每個(ge) 人努力，將來生產(chan) 、收獲多少是可以預期的，而且，生產(chan) 出來的糧食是可以儲(chu) 存的，所以，以家庭為(wei) 單位的宗族社會(hui) 組織和私有製的價(jia) 值倫(lun) 理有利於(yu) 提高每個(ge) 人的生產(chan) 積極性，和單個(ge) 家庭為(wei) 克服各種風險透過血緣的紐帶來解決(jue) 生存保障的問題。如果沒有外來文化的衝(chong) 擊，在長期的實踐中，每個(ge) 文化體(ti) 應該都會(hui) 是器物、組織、價(jia) 值三個(ge) 層次自恰的實體(ti) 。

文化的先進與(yu) 落後其實是一個(ge) 相對的概念，其決(jue) 定的標準在於(yu) 經濟基礎。當兩(liang) 個(ge) 文化相衝(chong) 突時，其差異性會(hui) 在前麵提到的三個(ge) 層次上表現出來。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時，從(cong) 器物層次看，中國的生產(chan) 活動以農(nong) 耕為(wei) 主，西方已進入到工業(ye) 化生產(chan) ，中國的戰爭(zheng) 武器是弓箭、長矛，西方則是鐵甲船、大炮。組織層次上，中國是一個(ge) 中央集權的帝製，西方則是民主共和或是君主立憲。價(jia) 值層次看，中國是以儒家倫(lun) 理為(wei) 核心的價(jia) 值體(ti) 係，而西方則是以基督教倫(lun) 理為(wei) 核心的價(jia) 值體(ti) 係。

當文化的三個(ge) 層次都存在差異時，何謂先進？何謂落後？原始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的共有、共享與(yu) 農(nong) 耕社會(hui) 裏的私有相比，前者有利於(yu) 分擔風險，保障生存，後者有利於(yu) 調動積極性，各有利弊。儒家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仁”和基督教的“博愛”（Fraternity），都有“愛人”之義(yi) ，前者從(cong) 自己的內(nei) 心感受出發，而有親(qin) 疏遠近之分，後者以神為(wei) 紐帶，而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別，也難分高下。其實，把人類文化分為(wei) 先進與(yu) 落後的主要評判標準是經濟基礎，也就是器物這個(ge) 層次，如生產(chan) 工具、戰爭(zheng) 工具等等。當我國還在用耕牛時，西方國家已用拖拉機，生產(chan) 效率高下不言而喻。19世紀時，我國使用大刀、長矛，而西方使用洋槍、大炮，因此英法聯軍(jun) 能以兩(liang) 萬(wan) 餘(yu) 人，長驅直入北京城，火燒圓明園。所以，文化的先進、落後固然也表現在於(yu) 組織層次的不同，根本則在於(yu) 經濟基礎的差異。當弱勢文化遭遇強勢文化時，弱勢文化如何追趕強勢文化？中外學界和政界精英分子的認識和努力會(hui) 從(cong) 直觀的器物層次的追趕逐步向上提升。

三、尚無以“西天取經”的方式實現現代化成功的先例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原來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紛紛取得政治上的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當時不管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社會(hui) 精英，認為(wei) 發達國家所以那麽(me) 先進、發展中國家那麽(me) 落後必然有其道理。因此，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一樣普遍存在“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wei) “做好學生”，學會(hui) 這些道理的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推行，就能夠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

以我的專(zhuan) 業(ye) 領域發展經濟學為(wei) 例，發展經濟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因應發展中國家取得政治獨立，開始獨立自主追求現代化的需要而從(cong) 現代經濟學當中獨立出來的新的子學科。從(cong) 二次大戰到現在，70年的時間過去了，發展中國家在西方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追求現代化的成果如何？世界銀行的一個(ge) 研究表明，在200多個(ge) 發展中經濟體(ti) ，從(cong) 1950年到2008年，隻有兩(liang) 個(ge) 發展中經濟體(ti) 從(cong) 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後，繼續進入到高收入行列，一個(ge) 是韓國，一個(ge) 是我國台灣。中國大陸這部分，有望在2020年前後，成為(wei) 第三個(ge) 從(cong) 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ti) 。從(cong) 1950年到2008年，隻有13個(ge) 中等收入經濟體(ti) 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ge) 中有8個(ge) 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產(chan) 國。去除這8個(ge) ，另外5個(ge) 是東(dong) 亞(ya) 的日本和亞(ya) 洲四小龍。其他180多個(ge) 發展中經濟體(ti) ，經過70年的努力，依然陷在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的水平。

發展經濟學開始形成時的主流思想是結構主義(yi) 。結構主義(yi) 的倡導者就像洋務運動的先驅，看到的是發展中國家因為(wei) 缺乏發達國家先進的產(chan) 業(ye) 和技術，導致勞動生產(chan) 力和收入水平低，認為(wei) 發展中國家要率先發展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密集的先進產(chan) 業(ye) 才能趕上發達國家，主張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采用進口替代戰略，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先進產(chan) 業(ye) 。

這個(ge) 理論因果邏輯很清晰，很有說服力。二次大戰以後無論是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或者是非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發展政策，基本都按照這個(ge) 理論來製定，推行的結果則是在開始幾年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後，經濟停滯，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少數幾個(ge) 趕上發達國家的東(dong) 亞(ya) 經濟體(ti) 在二戰以後推行的則是出口導向戰略，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發揮政府因勢利導的作用，從(cong) 傳(chuan) 統、小規模勞動力密集型產(chan) 業(ye) 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的積累才逐步升級到資本、技術比較密集的產(chan) 業(ye) 。這種發展戰略從(cong) 結構主義(yi) 來看是錯誤的，是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的。

70年代末，發展經濟學的主流理論為(wei) 新自由主義(yi) 所取代。當時的倡導者和戊戌變法以及辛亥革命的推動者一樣，認為(wei) 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發展績效差的原因是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ti) 製，政府對市場有太多扭曲幹預，這些幹預扭曲不僅(jin) 造成資源錯誤配置，而且會(hui) 創造由行政幹預扭曲所形成的租金，導致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的惡化。這個(ge) 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績效差的解釋邏輯也很清晰，道理也很有說服力。

當時國際上盛行的“華盛頓共識”就是根據新自由主義(yi) 的理論製定，主張轉型中、發展中國家應該以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把政府對市場的幹預一次性的取消掉，以讓市場發揮作用。但是20多年過去了，發現推行新自由主義(yi) 、華盛頓共識的國家普遍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平均經濟增長率比60年代、70年代結構主義(yi) 時期低，發生危機的頻率則更高。有些經濟學家把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稱為(wei) 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中國、越南以及1970年初開始轉型的毛裏求斯等少數幾個(ge) 在轉型過程當中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國家，推行的則是從(cong) 新自由主義(yi) 的觀點來看最糟糕的漸進、雙軌的轉型。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經驗表明，到現在為(wei) 止，還沒有一個(ge) 發展中經濟體(ti) 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論來製定發展和轉型政策取得成功的例子。少數幾個(ge) 發展和轉型績效比較好，趕上或大量縮小和發達國家差距的經濟體(ti) ，他們(men) 政策在推行的時候，從(cong) 主流的理論來看是錯誤的。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所倡導的作為(wei) 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必須死心塌地去學人家”的主張在經濟發展理論和我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的實際經驗來上來看顯然不成立。

四、立足中國國情，進行理論自主創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為(wei) 什麽(me) 按照西方主流理論進行發展和轉型的國家沒有成功的例子，而少數幾個(ge) 成功的經濟體(ti) 的發展和轉型政策在推行時，從(cong) 西方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其原因在於(yu) 理論的適用性決(jue) 定於(yu) 理論的前提條件和真實世界的相似性，如果條件不一樣，這個(ge) 理論即使從(cong) 內(nei) 部邏輯來看是嚴(yan) 謹自洽的，但是，按照理論製定政策推行的結果會(hui) 事與(yu) 願違，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

在這個(ge) 問題上我個(ge) 人有一個(ge) 親(qin) 身體(ti) 驗。1987年我在芝加哥大學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回到國內(nei) 工作，1988年我國出現第一次18%的高通貨膨脹。從(cong) 西方學過現代經濟學理論的人看到這麽(me) 高的通貨膨脹一定會(hui) 主張提高利率來治理，認為(wei) 提高利率後資金的價(jia) 格提高，投資需求會(hui) 減少，提高利率會(hui) 鼓勵儲(chu) 蓄，消費需求也會(hui) 減少，通貨膨脹就會(hui) 降下來。但是當時中國推行的不是提高利率，而是砍投資、砍項目、壓低總需求，結果是通貨膨脹治理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半拉子工程。這種治理方式從(cong) 主流理論來看是絕對錯誤的，如果中國政府推行的是錯誤的政策，中國政府就是不理性的，可是，如果中國政府不理性，怎麽(me) 能夠從(cong) 79年到87年維持年均9.9%的高速增長，所以這樣的選擇一定有道理。

中國有一大批資本很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ye) ，這些國有企業(ye) 關(guan) 係到城市裏50%甚至更高比例的勞動者的就業(ye) 和國防安全，如果提高利率，資金成本增加就會(hui) 虧(kui) 損，政府不給補貼就會(hui) 倒閉，影響到就業(ye) 和國防安全，不敢也不能讓這些企業(ye) 倒閉。所以提高利率以後，在當時財政收入緊張的情況下，就要以增發貨幣的方式給虧(kui) 損的企業(ye) 補貼，貨幣增發的結果則是進一步推高通貨膨脹。所以，更有效的辦法隻能直接以行政手段把那些跟社會(hui) 穩定、國防安全無關(guan) 的項目砍掉。西方的主流理論總結於(yu)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西方發達國家不存在大量需要政府補貼的大型資本密集型企業(ye) ，所以，這個(ge) 政策從(cong) 當時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是錯誤的，不過從(cong) 中國的現實條件來看它是有效的。

西方主流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所遇到的困境除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條件的差異之外，還在於(yu) 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也隨著西方國家自身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在變化。以宏觀經濟學的理論為(wei) 例，宏觀經濟學是凱恩斯在1936年發表了《就業(ye) 、利息和貨幣通論》之後才成為(wei)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ge) 子學科，但是在凱恩斯之前並不是沒有宏觀經濟理論，當時的新古典理論認為(wei) 經濟下滑的時候，投資需求減少，利率會(hui) 下降，就會(hui) 鼓勵投資。利率下降也會(hui) 減少儲(chu) 蓄，鼓勵消費。投資和消費增加，經濟就會(hui) 平衡，所以不需要政府的幹預，市場會(hui) 自動調節。但是上世紀30年代出現的經濟大蕭條，導致30%多的失業(ye) 和大量的過剩產(chan) 能，利率即使降到零，沒有好的投資機會(hui) ，企業(ye) 家也不會(hui) 投資，就業(ye) 不能增加，經濟將長期蕭條，必須由政府以反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去創造投資和消費需求，經濟才能恢複均衡。凱恩斯主義(yi) 提出後曾經盛行一段時間，上世紀60、70年代出現了滯脹，政府的財政赤字增加，隻是提高了通貨膨脹率，並未導致就業(ye) 增加，經濟增長加快。原因是到了60年代發達國家經濟基本恢複平衡，不是原來的失衡狀況。於(yu) 是在80年代出現了回歸到新古典理論的“理性預期”學派，反對政府使用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理性預期”學派假定經濟中各種調整不需交易費用，並且瞬間完成，現實則非如此，於(yu) 是就出現了新古典綜合派和新凱恩斯主義(yi) ，兩(liang) 者均認為(wei) 政府宏觀政策的幹預長期來說無效，短期則有作用。這些理論提出來以後，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20年左右經濟沒有出現大的波動起伏，被稱為(wei) “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經濟學家認為(wei) 現代宏觀經濟學非常成熟，根據這些理論形成的政策可以使經濟不再出現大的波動。沒想到2008年出現了國際金融經濟危機。

最近國際貨幣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國際著名宏觀經濟學家歐利佛▪布蘭(lan) 查德（OlivierBlanchard）在退休前發表了一個(ge) 反思，認為(wei) 現代宏觀經濟學不僅(jin) 沒有預測2008年危機的來臨(lin) ，而且在解決(jue) 當前的危機也無能為(wei) 力，例如，2010年時發達國家在2009年反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的刺激下開始出現了複蘇，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政策建議是退出積極財政政策，保持寬鬆的貨幣政策。這兩(liang) 個(ge) 政策從(cong) 新凱恩斯主義(yi) 和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來看是很正確的，但是推行的結果卻是使得發達國家的經濟出現二次探底。他現在反思，當利率接近0的時候，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即使保持寬鬆的貨幣政策投資需求也不會(hui) 增加，於(yu) 是總需求下降，經濟出現二次探底。在這些經驗事實麵前，過去經濟學家絕對反對用增發貨幣支持政府的赤字財政的政策，現在則很多經濟學家支持。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的理論也是隨著發達國家的條件變化而不斷演變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要應用發達國家理論來製定政策，到底依據那個(ge) 理論？更何況發達國家的理論在發達國家運用都必須要有和理論相適應的條件才能有效，條件變了理論也必須隨之而變，更說明發展中國家若要“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不能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經驗。

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精英在學習(xi) 西方發達國家的理論時麵臨(lin) 的最大的困境在於(yu) 很容易變成一位批判家。西方主流的理論都是總結於(yu)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現象，是以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為(wei) 其假設前提的，而且，經常還是以在發達國家也尚未能完全能夠達到的理想條件為(wei) 前提。和發達國家對比，一個(ge) 發展中國家除了經濟基礎的差異外，也必然有體(ti) 製的落後性和過去的政策所造成的扭曲性。從(cong) 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來看，這些體(ti) 製的落後和扭曲都有成本，因此，很容易使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認為(wei) 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就是因為(wei) 缺乏主流理論作為(wei) 前提的那些發達國家的理想的前提條件。以此來批判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似乎邏輯很清晰，又站在道德的製高點，很容易獲得群眾(zhong) 的掌聲。但是問題是根據西方主流理論來製定政策，經常會(hui) 是“淮南為(wei) 橘，淮北為(wei) 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

理論的目的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發展中國家為(wei) 了擺脫貧窮落後的麵貌，追趕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這種努力需要有理論的指導。100年前新文化運動開展時，西方國家的發展一日千裏，我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因此，對自己的文化產(chan) 生了全盤否定的心態，主張“死心塌地去學人家”，其憂國憂民之心和自我否定的勇氣值得敬佩。但是，100年來200多個(ge) 發展中經濟體(ti) 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論經驗和製度來推動現代化的諸多努力，除了西歐周邊幾個(ge) 同一文化體(ti) 係、本來差距就不大的歐洲國家以及少數幾個(ge) 石油生產(chan) 國外，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就隻有日本和亞(ya) 洲小龍。這些成功的東(dong) 亞(ya) 經濟體(ti) 在追趕發達國家的時期，推行的主要政策從(cong) 西方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也沒有完全照搬西方的體(ti) 製，而且，還保留了自己的核心價(jia) 值和倫(lun) 理。我們(men) 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在追求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努力上，認識應該有所提升。在現代化、全球化的大潮中，閉關(guan) 鎖國不行，承認差距，虛心學習(xi) 是必要的，但是，必須明白學習(xi) 什麽(me) 。

作為(wei) 經濟學家，最近我倡導經濟學研究應該回歸到亞(ya) 當·斯密，但不是回歸到亞(ya) 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倡導的政策，而是回歸到亞(ya) 當·斯密得出《國富論》中那些政策的方法，也就是《國富論》的全稱“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所表明的方法。亞(ya) 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宣揚的政策是亞(ya) 當·斯密研究他所觀察到的那個(ge) 時代國家財富創造背後的原因，據此，提出一套邏輯解釋和政策建議。但是任何理論實際上都是刻舟求劍，如果條件不變，理論確實能夠幫助人們(men) 認識世界改變世界。但是條件是在變的，亞(ya) 當·斯密之後的經濟學大師大都是遵循亞(ya) 當·斯密的這個(ge) 個(ge) 方法去研究他們(men) 所處時代的現象，認識這些現象性質是什麽(me) ，背後的原因是什麽(me) ，以提出因果邏輯的解釋而創建其理論的。

理論的適用性既然決(jue) 定於(yu) 理論的前提條件是否和真實世界的條件一致，自然現象的發生不會(hui) 因為(wei) 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而有不同的條件，因此，自然科學的理論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但是，經濟社會(hui) 現象則不同，社會(hui) 科學的理論若要在我國實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標就要求中國的社會(hui) 科學工作者自己去了解存在於(yu) 我國的各種現象的性質和原因是什麽(me) ，自己提出理論來解釋，隻有這樣的理論才能幫助國人了解在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征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的原因，解決(jue) 這些問題的有效辦法是什麽(me) ，以形成社會(hui) 共識，齊心協力推動社會(hui) 經濟發展。

理論是一套簡單的因果邏輯，理論的重要性決(jue) 定於(yu) 所要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重要現象，到2020年時我國可能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隻要繼續保持穩定和發展，到建國100年，我國肯定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響的國家，我國經濟現象對世界影響越來越大，根據中國現在所提出的理論解釋，影響也會(hui) 越來越大，21世紀有可能迎來社會(hui) 科學各個(ge) 領域的世界級大師在中國輩出時代的到來。

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社會(hui) 現象所提出的理論解釋，不僅(jin) 能夠更好的了解中國問題的本質、提出解決(jue) 問題的方法，因為(wei) 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發生在中國現代化過程所出現的這些問題，以及解決(jue) 這些問題的所要達到的目標，麵臨(lin) 的限製條件和可選方案，跟其他發展中家國家、轉型中的國家更接近，總結於(yu) 我國經濟社會(hui) 現象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也會(hui) 更有借鑒價(jia) 值。世界上85%人還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他們(men) 和我國一樣都有實現自己國家現代化的夢想和追求，來自於(yu) 中國社會(hui) 經濟現象的理論創新不僅(jin) 能夠推動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而且，還有可能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繁榮，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將不僅(jin) 是物質的豐(feng) 富而且還將是思想理論的不斷創新和在世界的引領。

五、結語

新文化運動的先賢在100年前秉承中國傳(chuan) 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之心，在國家衰弱、民族沉淪、生民塗炭之際，看到東(dong) 西方文化的巨大差距，號召全盤西化以救國救民。100年後我們(men) 迎來了最接近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時刻，作為(wei) 這一代的知識分子我們(men) 可以以更為(wei) 冷靜平和客觀的心態來重新審視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命運之間的關(guan) 係。過去這100年來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這30多年的實踐一再證明，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論、製度此路不通。同時，隻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深入了解我們(men) 自己所處時代的現象的本質，根據自己的條件提出理論，與(yu) 時俱進，動員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那麽(me) 中華民族必能不斷克服困難前進，在保留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的基礎上，提升經濟基礎，推動與(yu) 之相適應的社會(hui) 政治等上層建築的完善，成為(wei) 當今世界的先進文化之一。來自於(yu) 中國的社會(hui) 科學理論也有可能能夠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好地實現他們(men) 現代化的夢想。二十一世紀上半葉很有可能迎來中華民族的全麵複興(xing) ，如果這個(ge) 預期可以實現，中國將會(hui) 成為(wei) 世界文明史上第一個(ge) 擁有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文明的國家，中國的複興(xing) 也有可能貢獻於(yu) 一個(ge) 平等、繁榮大同世界的到來。（完）

（本文係作者在“新文化運動百年——回顧與(yu) 展望”高層論壇講稿，作者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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