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際關(guan) 係中的“宗藩文化”——讀《王室後裔》與(yu) 《中越關(guan) 係》二書(shu) 有感

作者：馮(feng) 建章（三亞(ya) 學院藝術學院副教授，藝術學博士）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原道》第26輯，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初七日戊辰

           耶穌2015年10月19日

在信奉“曆史主義(yi) ”的後現代背景之下，溫特的社會(hui) 建構主義(yi) 國際關(guan) 係理論具有普遍的影響力。溫特特別強調文化（觀念）對國際關(guan) 係的影響乃至決(jue) 定作用，他認為(wei) 國際關(guan) 係從(cong) 古至今出現過三種類型的國際體(ti) 係社會(hui) 結構：互為(wei) 敵人的霍布斯文化、互為(wei) 競爭(zheng) 對手的洛克文化、互為(wei) 朋友的康德文化。他進一步認為(wei) ，自從(cong)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ya) 合約簽訂以來，霍布斯文化逐漸退出曆史舞台，洛克文化日益主導國家關(guan) 係，二戰後世界局部地區出現了康德文化。[1]由於(yu) 西方建構和主導了當代的國際秩序，影響當代中國國際關(guan) 係建構的“無產(chan) 階級國際主義(yi) ”“和平演變理論”“新殖民理論”“大國平衡戰略”等都來自於(yu) 國外，但似乎都過時或不適合中國。中國亟需從(cong) 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中建構新的國際關(guan) 係理論，而從(cong) 《王室後裔》與(yu) 《中越關(guan) 係》二書(shu) 中我們(men) 可以感悟和抽離出一種“宗藩文化”在中越關(guan) 係中的存在，乃至至今影響中國的外交和國際關(guan) 係。

一、中越關(guan) 係中的“宗藩觀念”

近年來，隨著美國“重返亞(ya) 洲戰略”的實施，特別是南中國海的紛爭(zheng) ，東(dong) 南亞(ya) 已經成為(wei) 學術研究的熱點。越南處於(yu) 東(dong) 南亞(ya) 地理位置和曆史文化的核心，自然也成為(wei) 學術界的最愛。在此背景下，中山大學牛軍(jun) 凱的《王室後裔與(yu) 叛亂(luan) 者關(guan) 係研究》[2]（以下簡稱《王室後裔》）和三亞(ya) 學院陳強的《1950年至1975年中越關(guan) 係研究》[3]（以下簡稱《中越關(guan) 係》）漸次進入了人們(men) 的視域。

之所以把二書(shu) 放到一起，原因有三：一是兩(liang) 位作者皆為(wei) 70後的學者，他們(men) 的研究成就可以窺見70後一代學者“學術與(yu) 思想”並重的研究方法；二是二書(shu) 的研究內(nei) 容都是當今的學術熱點，即東(dong) 南亞(ya) 史中的越南史，比較同樣空間裏不同時間的中越關(guan) 係變化，更能看出某種規律性的東(dong) 西；三是兩(liang) 書(shu) 都涉及到了中越關(guan) 係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宗藩文化”。“宗藩關(guan) 係”是人類曆史上自然形成的，一種大國與(yu) 小國之間處理關(guan) 係時範式。就中國而言，宗藩文化有狹義(yi) 與(yu) 廣義(yi) 之分。狹義(yi) 的宗藩文化實際上是圍繞皇帝處理皇權與(yu) 宗親(qin) 、功臣等地方實力集團關(guan) 係而確立的重要行為(wei) 文化。廣義(yi) 的宗藩文化涉及國內(nei) 皇帝與(yu) 宗親(qin) 、功臣等實力集團以及國際上古代中國與(yu) 周邊國家之間特殊的傳(chuan) 統行為(wei) 範式。宗藩文化在中國曆史敘事中主要是指國內(nei) 的“藩王”或“封疆大吏”。宗藩文化主要被論述為(wei) ：藩屬國的國王繼位，須經過宗主國的冊(ce) 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藩屬國需定期向宗主國進貢；宗主國負有幫助藩屬國維護統治秩序的責任等等。在國際外交領域宗藩一詞及其內(nei) 涵，其實是國內(nei) 政治現實的一種空間上延伸。不可否認，這種國與(yu) 國之間的宗藩關(guan) 係的形成，是由於(yu) 雙方在土地、人口、政治、經濟、軍(jun) 事、社會(hui) 等方麵實力的差距所造成的，是一種特殊的大國與(yu) 小國之間的等級關(guan) 係，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平等性。但中國和越、朝之間的這種宗藩關(guan) 係與(yu) 法日殖民者對越、朝的殖民統治——割地賠款、掠奪財富、幹預內(nei) 政和外交，甚至派總督進行直接管理等殖民統治手段——有著本質的區別，具有一定的“平等性”。

中越兩(liang) 國之間在曆史上曾經有過從(cong) 屬地關(guan) 係到宗藩關(guan) 係，再到國與(yu) 國之間關(guan) 係的發展曆程。在《王室後裔》一書(shu) 的論述中，中越關(guan) 係在明清之際，表現為(wei) 僅(jin) 次於(yu) 中朝關(guan) 係的“強”宗藩關(guan) 係，這種關(guan) 係非常明顯，而在《中越關(guan) 係》一書(shu) 的論述中，“宗藩關(guan) 係”是一種隱性的“宗藩文化”，表現在具體(ti) 的交往過程中。

二、《王室後裔》中比較彰顯的“宗藩文化”

在《王室後裔》中，因為(wei) 明清之際中越關(guan) 係處於(yu) “宗藩關(guan) 係”或者說“朝貢關(guan) 係”中，所以宗藩文化的特征表現比較明顯。由於(yu) 行文的需要，《王室後裔》使用了“朝貢關(guan) 係”一詞來概括中越關(guan) 係，但“朝貢關(guan) 係”隻是“宗藩關(guan) 係”的一種別稱。從(cong) 該書(shu) 中，我們(men) 可以概括其特點為(wei) 以下幾個(ge) 方麵。

（一）一種自然生成的的關(guan) 係

《中越關(guan) 係》的作者概括了中越關(guan) 係的演變，但囿於(yu) 主題的限定，沒有展開論述，《王室後裔》比較詳盡地展開了對宗藩文化的論述，並提到了這種宗藩關(guan) 係結束於(yu) 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但二者都沒有對中越關(guan) 係之間的宗藩文化之所以產(chan) 生，進行闡釋。事實上，中越之間的宗藩文化有其必然性。由於(yu) 中越之間複雜的曆史淵源，由於(yu) 1300多公裏陸上的邊界，由於(yu) 兩(liang) 個(ge) 國家“勢能”的不對稱性，在越南曆代王朝的統治階層中，產(chan) 生了一種“事大主義(yi) ”（《王室後裔》認為(wei) 清代的中越關(guan) 係隻是“事大形式”），而這種“事大主義(yi) ”是“宗藩主義(yi) ”的核心。這種宗藩文化其實在人類的曆史上有一定的普遍性，任何一個(ge) 大國周邊的小國都會(hui) 對它產(chan) 生一種敬而畏之的外交文化，都可以歸結為(wei) 宗藩文化。

（二）一整套的相關(guan) 製度安排

宗藩文化在曆史上表現為(wei) 許多製度安排，在古代中國，如冊(ce) 封製度、朝貢製度、禮儀(yi) 製度等。而製度的安排，又延伸出許多具體(ti) 而“務實”的政策措施。

關(guan) 於(yu) 冊(ce) 封製度。冊(ce) 封是《王室後裔》一個(ge) 比較核心的研究主題，涉及到了宗主國對莫氏政權的冊(ce) 封，對黎鄭政權的冊(ce) 封和對廣南阮氏不行冊(ce) 封的原委，也涉及到了明清之際特別是明朝、南明、清朝時期冊(ce) 封內(nei) 容的為(wei) 何不同，展開了“冊(ce) 封”背後的宗主國與(yu) 藩國之間的“較量”。1572年莫登庸篡奪了王位，根據“承認實力派”原則以及其“篡位”的事實，被冊(ce) 封為(wei) “安南都統使司”。而後黎政權建立後在明代一直使用了此一封號的原因，同時還有用金銀銅不同材料製作印章的“敕印製”以及不同的冊(ce) 封禮製，都會(hui) 成為(wei) 宗主國與(yu) 藩國強弱的晴雨表。

關(guan) 於(yu) 朝貢製度。在宗藩文化中，關(guan) 於(yu) 朝貢的次數、貢物、賞賜、貢使的待遇等都有規定，這成為(wei) 朝貢製度與(yu) 交聘製度的主要區別。而朝貢的次數、貢物、賞賜、貢使的待遇等都會(hui) 成為(wei) 宗主國對藩國進行控製的一種手段。當然藩國也會(hui) 使用這些製度反製宗主國，表達自己對宗主國的喜怒哀樂(le) 。（P223）

關(guan) 於(yu) 貢臣保護。這是《王室後裔》一書(shu) 論說的重點，也是該書(shu) 最大的理論貢獻和學術價(jia) 值之所在。“如果在政治上不能保護舊的王朝，也會(hui) 在人身上去保護王室後裔”，這在明清帝國與(yu) 莫氏政權之間得到了充分的體(ti) 現。對於(yu) 高平時期的莫氏後裔，清朝基本按照以下三個(ge) 原則進行處理：其一，保護貢臣之後，盡“繼絕之道”；其二，不允許莫氏以中國為(wei) 基地從(cong) 事複國活動，影響中越關(guan) 係。其三，不允許安南一再查問已屬內(nei) 地百姓的莫氏後裔。（P155）對於(yu) 藩國來說，成為(wei) 天朝的貢臣後，負有為(wei) 天朝安邊的義(yi) 務。雖然大部分安南政權在為(wei) 明清王朝承擔安邊義(yi) 務時首先考慮自己的利益，但畢竟在事實上履行了不少的職責。（P263）

（三）“道義(yi) ”服從(cong) “利益”原則

在宗藩關(guan) 係中，宗主與(yu) 藩國之間建構了“利益”原則，在這基礎上構建了一種帶有理想色彩的“道義(yi) ”。“道義(yi) ”成為(wei) 兩(liang) 國之間關(guan) 係的主要表現形式，但宗主國與(yu) 藩國有著不同的利益。對於(yu) 宗主國來說，藩國的意義(yi) ，一者是對國內(nei) 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是王朝合法的表現，在《王室後裔》一書(shu) 中表現在南明對宗主國身份的追求；二者是藩國對宗主國的安全功能。對於(yu) 藩國來說，宗藩關(guan) 係對於(yu) 藩國也有一定的意義(yi) ，韓國學者鄭容認為(wei) ，朝鮮保持與(yu) 中國的朝貢關(guan) 係，主要有三個(ge) 層麵的政治目的：一是保持在東(dong) 亞(ya) 文明圈中小中心地位；二是確保國家安全；三是確保王朝的正統性和安全性。（P271）這三點對於(yu) 中越關(guan) 係來說仍然有效。

但在宗藩文化中，“道義(yi) ”在一定程度上說是以“實力”為(wei) 基礎的，宗主國與(yu) 藩國之間“利益”的“美化”。對於(yu) 藩國來說，“道義(yi) ”表現為(wei) 朝貢的義(yi) 務和宗主國安全的保障，而“道義(yi) ”的層麵更多的是對於(yu) 宗主國來說的。這主要體(ti) 現為(wei) 宗主國的更多“責任”和“義(yi) 務”。這種義(yi) 務主要包括宗主國對藩國的安全承諾，對貢臣家族的保護。因為(wei) 宗藩關(guan) 係中的“道義(yi) ”色彩，《王室後裔》認為(wei) 朝貢與(yu) 經貿無關(guan) ，否定了過去許多曆史學者認為(wei) 宗藩文化的核心“朝貢”屬於(yu) “經濟活動”的觀點。（P199）書(shu) 中這種“道義(yi) ”主要表現在對貢臣的保護。宗藩文化中，宗主國對藩國的貢臣有“興(xing) 滅繼絕”的保護義(yi) 務。不管當初該藩國王朝是通過什麽(me) 方式成為(wei) 貢臣的，隻要被天朝認可了其貢臣的地位，天朝就要承認對其保護的義(yi) 務。明清王朝在對外關(guan) 係中注重理想主義(yi) 的政策，因此明清對安南的政策中常能體(ti) 現出明清政治的重要特點，即“雖然承認現實，但又不能放棄理想”。[4]

明代中國與(yu) 周邊國家的朝貢關(guan) 係帶有濃厚的“華夷秩序”的性質，尤其朝鮮、安南和琉球等對明朝的朝貢，除了政治因素外，實際上還具有明顯的文化傾(qing) 慕的特點。在當時的安南看來，明朝不僅(jin) 僅(jin) 是政治上的大國，還是文化的中心，這是當時中越建立朝貢關(guan) 係的基礎。而清朝的建立，在越南人心中，是“匈奴入帝”，是蠻夷取代“中華正統”，是“以夷變夏”。（P260-261）

（四）“利益”與(yu) “道義(yi) ”實現的“務實”原則

所謂“務實”原則，就是在外交中，國與(yu) 國之間本著“可能性”的原則來處理各種“利益”和“道義(yi) ”，背後則是自身的“實力”與(yu) 變化著的國際形勢。這一原則可溯源於(yu) 中國儒典中的“中庸”。明清之際，朱熹的《四書(shu) 集注》是國家學術的最高典範，也是八股科舉(ju) 的主要內(nei) 容。其中《中庸》一書(shu) 所追求的最高的“中庸”境界，必然影響到天朝進士出身的各級官員的行為(wei) ，包括外交。在各個(ge) 時期的中越關(guan) 係交涉時，他們(men) 不固執於(yu) 某些成規，總是有相機處置的權力。“一切機宜，悉聽督臣行事”（P235）“事體(ti) 瓦解，不可收拾”（P248）“相機處置，務求安妥”（P265），成為(wei) 天朝獲取自己的“利益”實現“道義(yi) ”的行為(wei) 原則。

三、《中越關(guan) 係》中比較隱蔽的“宗藩文化”

《中越關(guan) 係》所論述的中越關(guan) 係已經不再是宗藩關(guan) 係，而是國與(yu) 國之間的關(guan) 係，世界也已經進入一個(ge) “條約製”時代。但如果比照《王室後裔》所體(ti) 現的宗藩文化特點，該書(shu) 中也隱性地存在著某種宗藩文化。

（一）大國與(yu) 小國之間的競合關(guan) 係

1950年到1975年之間中越關(guan) 係有其獨特的時代背景。一是中國剛成立紅色政權，百廢待興(xing) ，一窮二白；二是越南北方剛建立獨立政權，而南方先是法國的殖民地，隨後成為(wei) 美國的附屬地；三是世界分裂為(wei) 以蘇聯為(wei) 首的“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和以美國為(wei) 首的“資本主義(yi) ”陣營。冷戰時代，這裏卻“熱戰”正酣。這一時期的中越關(guan) 係表現了一種自然生成性與(yu) 既競爭(zheng) 又合作的關(guan) 係。中越之間的緊密聯係是本時期曆史的產(chan) 物。北越由於(yu) 自己的實力較弱，在與(yu) 法國殖民者的解放戰爭(zheng) 中與(yu) 美國及南越的統一戰爭(zheng) 中不得不完全依靠中國和蘇聯等“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在這種國際大的環境下，形成了胡誌明所謂的“越中情誼深，同誌加兄弟”關(guan) 係。這表明了中越緊密關(guan) 係的自然生成性，但卻隨著不同利益的訴求，最後走向了“敵國”關(guan) 係。這一時期，隨著實力的強大，北越製定了“印度支那聯邦計劃”（“東(dong) 南亞(ya) 地區大國計劃”）的戰略，而中國為(wei) 了追求自己在東(dong) 南亞(ya) 的影響力，堅決(jue) 反對越南的擴張戰略，再加上中美聯手製衡蘇聯的擴張戰略需求，直至1979年中越兩(liang) 國兵戎相見。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當兩(liang) 國的國家利益的吻合度很高時（1950年至1964年），兩(liang) 國的關(guan) 係就是朋友關(guan) 係。當兩(liang) 國的國家利益的吻合度較低，而且有部分國家利益互相衝(chong) 突時（1965年至1972年5月），兩(liang) 國的關(guan) 係就是準對手關(guan) 係。當國家的國家利益的吻合度基本為(wei) 零，而且互相衝(chong) 突時（1972年6月至1975年），兩(liang) 國的關(guan) 係就是對手關(guan) 係”。（P199）

（二）某種政治性儀(yi) 式的存在

在本時期的中越交往中，其實可以看到古代中越“宗藩關(guan) 係”的影子，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中國出兵參加朝鮮戰爭(zheng) ，用盡國力支持越南戰爭(zheng) 的原因。在本時期的中越交往中，雖然看不到比較完備的冊(ce) 封製度、朝貢製度、禮儀(yi) 製度等，但舊有的“宗藩文化”卻隱然可見於(yu) 中越的高層交往中。這表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1.中國高層的“中國中心主義(yi) ”。從(cong) 越南領導人，包括胡誌明、武元甲、長征、範文同、黃文華、春水、黎筍等曆次到中國“覲見”毛澤東(dong) ，到陳賡（代表革命經驗）對“邊界戰役”的指導、韋國清（代表朝鮮經驗）對奠邊府戰役的建議被采用、喬(qiao) 曉光對越南土改的指導，再到日內(nei) 瓦和談與(yu) 巴黎和談，處處可見中國高層和執行者的“中國中心主義(yi) ”，特別是日內(nei) 瓦協議後毛澤東(dong) 與(yu) 周恩來對“沙文主義(yi) ”的反思。2.越南領導人不時地來中國工作訪問。這基本跟中國古代西周時規定的封建諸侯要不定期“敘職”，古代宗藩製下，藩王要在規定的某個(ge) 時間向宗主國朝貢一樣。3.胡誌明和西哈努克親(qin) 王在生病期間來中國養(yang) 病，又如古代宗藩製下宗主國對“貢臣”“人身”的保護。

（三）兼具“道義(yi) ”的“利益”關(guan) 係

《中越關(guan) 係》建立在“現實主義(yi) 國際理論”基礎之，作者多圍繞“利益”來展開對中越關(guan) 係的論說。關(guan) 於(yu) 國家利益，作者分其為(wei) “客觀利益”和“主觀利益”。關(guan) 於(yu) “客觀利益”，他主要使用了基歐漢的觀點，主要是指：生存、獨立、經濟財富和集體(ti) 自尊。關(guan) 於(yu) “主觀利益”，陳氏使用了邢悅的觀點：“我們(men) 可以把一個(ge) 國家對如何實現其客觀國家利益的認識叫作‘自我國家利益’或‘主觀國家利益’”。[5]客觀國家利益是主觀國家利益實現的目的，主觀國家利益是國家行為(wei) 體(ti) 對如何實現客觀國家利益的認識或者信念。（P49）可以這樣認為(wei) ，客觀利益體(ti) 現為(wei) 國家利益，而主觀利益可能被蒙上某種“道義(yi) ”的色彩。

對於(yu) 中國來說，在本時期的中越關(guan) 係中，客觀利益主要表現為(wei) 中國的生存、獨立、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而主觀利益就表現在“無產(chan) 階級國際主義(yi) ”。“無產(chan) 階級國際主義(yi) ”在這時期表現為(wei) 一種“道義(yi) ”原則，實質上與(yu) 中國的客觀利益相統一。但如果把無產(chan) 階級國際主義(yi) 作為(wei) 中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特別是在“文革”時期，中國對越南的外交成了“有求必應”“無求也要想”，這等於(yu) 否定了國家對外政策由“國家利益”決(jue) 定這一外交的基本原則。陳氏認為(wei) “無產(chan) 階級國際主義(yi) 和情感因素對1950年至1975年中越關(guan) 係也產(chan) 生了一定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是輔助性質的，而不是決(jue) 定性質的”。（P3）

對於(yu) 越南來說，本時期也有其客觀利益與(yu) 主觀利益。無論是法國的殖民統治還是美國對南越的支持都直接損害了越南的生存、獨立、經濟建設和國際地位。美蘇冷戰和兩(liang) 大陣營敵對是北越當時不得不麵對的嚴(yan) 峻現實，當麵對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邏輯下，他為(wei) 了獨立和統一，必然站在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去反對法國和美國。“無產(chan) 階級國際主義(yi) ”[6]自然也成為(wei) 它的主觀利益，即“道義(yi) ”原則。

對於(yu) 美國來說，客觀利益主要表現為(wei) 對“國家安全”“美元霸權”“美國國家尊嚴(yan) ”的維護，而主觀利益主要表現在對“基督教文明”“自由和民主製度”“自由、民主、平等價(jia) 值觀”“世界憲兵”身份的保衛以及“輸出民主”等。美國的客觀利益隱藏在主觀利益之下，其主觀利益又體(ti) 現在1950年代的幾個(ge) 文件中，如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國會(hui) 谘文。美國根據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和“杜魯門主義(yi) ”的遏製政策以及“多米諾骨牌效應”製定了自己的東(dong) 南亞(ya) 戰略。（P30）

對於(yu) 蘇聯來說，雖然經曆了斯大林的“放手讓中國同誌去支持越南革命”政策、赫魯曉夫的不同社會(hui) 製度國家的“和平共處”政策，以及勃列日涅夫與(yu) 美國爭(zheng) 霸的擴張政策，其客觀利益就是國家安全和與(yu) 美國爭(zheng) 取世界“霸主地位”，主觀利益也是“無產(chan) 階級國際主義(yi) ”“世界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輸出國共產(chan) 主義(yi) ”。

（四）實現“利益”和“道義(yi) ”的“務實”原則

在這一段的曆史演進中，無論是“邊界戰役”“奠邊府戰役”“日內(nei) 瓦和談”還是“巴黎和談”，都可以看到各種勢力之間的連橫合縱，其後麵是一種“務實”的原則。日內(nei) 瓦和談時的中國、法國、英國，美國出兵越南以及最後撤離越南，蘇聯對越南援助的力度，中國對越南的援助及至與(yu) 越南最後反目成仇、兵刃相見等，背後都是以建立在“實力”和“國際關(guan) 係”基礎上的“務實”原則為(wei) 指導。

四、當代國際關(guan) 係中的“宗藩文化”及其特點

“宗藩文化”的本質是一種大國與(yu) 小國交往中自然生成的關(guan) 係。它是人類在漫漫“叢(cong) 林”般世界裏形成的大國與(yu) 小國“和平相處”的一種“以小事大”關(guan) 係。它比後起的“殖民主義(yi) ”要更人性化，但比當代的“條約製”要“不平等”得多。在我們(men) 日漸把“達爾文主義(yi) ”當作一種生物哲學，對斯賓塞鼓吹的“弱肉強食”“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進行批評時，不能不設定人類社會(hui) 未來的發展是“進步”的。這種“進步”的標準，可以采用《聯合國憲章》對其成員的規範：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主權、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反對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解決(jue) 彼此間的糾紛，提倡通過對話和談判方式化解爭(zheng) 端。在追求一個(ge) 更為(wei) 完美的“條約製”未來世界關(guan) 係的背景下，我們(men) 需要進一步反思“宗藩文化”，“宗藩文化”有一種“封建文化”的屬性。就當代國際關(guan) 係而言，“宗藩文化”表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一）“以小事大主義(yi) ”流行

國際間由於(yu) 國家實力的不對稱，必然會(hui) 形成“大國”與(yu) “小國”之別。在追逐利益的前提下，又必然會(hui) 形成某種不平等的“以小事大主義(yi) ”。這又集中表現在大國與(yu) 小國自身的外交政策和表現上的“雙重標準”現象。比如在烏(wu) 克蘭(lan) 的“克裏米亞(ya) 獨立”事件上，俄羅斯出於(yu) 自身的利益首先承認其獨立地位，而歐美各國出於(yu) 自身的利益，表示反對。而當2008年科索沃宣布獨立的時候，歐美國家出於(yu) 自身利益考量，首先予以承認，而俄羅斯出於(yu) 自身利益的考慮，至今也沒有承認。而在國際外交中，所有充滿“道義(yi) ”的外交辭令，都是對“利益”的修飾。這還是一種顯性的“雙重標準”，還有一種隱性的雙重標準，比如中國。多年來，由於(yu) 曆史上有過一百多年被西方和日本欺侮的曆史，中國一直不能擺脫一種“弱國心態”，總有一種外交的“不自信”，所以對更大的“大國”總會(hui) 給人一種“附炎趨勢”的感覺，要給人家建立什麽(me) “新型大國關(guan) 係”等，而對於(yu) 周邊的利益相關(guan) 的小國，又不時地把國內(nei) 的政治話語應用於(yu) 外交辭令，顯得咄咄逼人。

（二）某種“朝聖”般的禮節

作為(wei) 當代國際關(guan) 係最大的一極，作為(wei) 當今世界秩序的主要建構和維護者，美國在大西洋兩(liang) 岸與(yu) 太平洋兩(liang) 岸，有很多盟友。中國的台灣地區的“政權”，由於(yu) 曆史原因，是美國至今不能丟(diu) 掉的一個(ge) “貢臣”。在台美之間，跟美日和美韓之間一樣，都可看到某種“升級版”的“朝貢儀(yi) 式”。比如，在台灣每次“總統大選”之前，國民黨(dang) 和民進黨(dang) 的候選人或者幕僚都要用自己的政策去說服美國支持自己，而每次台灣的新當選“總統”，都要親(qin) 自或派人在第一時間去美國努力修複關(guan) 係，建立互信。總之，美國因素都成為(wei) 其選舉(ju) 的重要考量因子。

（三）“道義(yi) ”背後的利益訴求

從(cong) 明清之際的中越關(guan) 係，到1950年至1975年間美國對越南事務的幹涉，我們(men) 都可以看到，中國和美國都曾高舉(ju) “道義(yi) ”的旗幟。如明清之際，中國高舉(ju) “保護貢臣”的旗幟，對越南內(nei) 政的幹涉，無論是要求黎鄭政權把高平劃歸“莫氏”，還是對莫氏後裔的保護，用現在的眼光看，這種行為(wei) 都是打著“道義(yi) ”的名號，行“利益”之實。而1950年至1975年的中越關(guan) 係，無論中國高舉(ju) 的“無產(chan) 階級國際主義(yi) ”，還是美國的“保衛民主”、蘇聯的“輸出共產(chan) 主義(yi) ”都具有以某種“道義(yi) ”掩蓋國家“利益”的實際。當然我們(men) 不可否認美國、蘇聯在保衛“意識形態”方麵，甚至中國的“無產(chan) 階級主義(yi) ”價(jia) 值理想，某些時候的真誠與(yu) “唯一”。

（四）處理外交的“務實”原則

無論是“道義(yi) ”還是“利益”的實現，無論是客觀利益還是主觀利益的實現，都可以看到各國根據自身國內(nei) 的實力和國際盟友關(guan) 係的變化而采取前後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方式。比如在1950年至1975年間的中美關(guan) 係，可以是敵人是對手，也可以是朋友是盟友。而中越關(guan) 係的演進更是可以看見背後的“務實”原則。古代在中越關(guan) 係中，更可以看到地方官本著“務實”的原則處理事務。這在中國對“科索沃”“克裏米亞(ya) ”的事件的表態中都可看到。甚至也可從(cong) 李克強出訪英國對蘇格蘭(lan) 獨立表示反對，而在阿根廷訪問時對“馬島”索求的支持中看到。

五、結語

《王室後裔》一書(shu) 的序作者孫來臣先生已經指出了該書(shu) 的不足：“友好關(guan) 係”尚未根除，“中國中心”有跡可尋（P28），並用了大量的篇幅進行論證。而這一缺點在陳氏的《中越關(guan) 係》中，表現的尤為(wei) 嚴(yan) 重。在《中越關(guan) 係》一書(shu) 中，是否促進了“中越友好”關(guan) 係的建立，成為(wei) 該書(shu) 臧否越南政治人物的一個(ge) 標準，比如對胡誌明和黎筍的評價(jia) 。“中國中心論”更是一種貫穿該書(shu) 始終的無意識存在，而在有的地方，陳氏實在憋不住了，還會(hui) 高喊幾聲“日內(nei) 瓦會(hui) 議的勝利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美帝國主義(yi) 的失敗”（P90），“越南民主共和國以為(wei) 自己是中、美、越三角關(guan) 係中的主角，實際上它僅(jin) 僅(jin) 是配角而已！”（P170）。此為(wei) 二書(shu) 的不足。

【注釋】

[1] 陳強：《1950年至1975年中越關(guan) 係研究》，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42、216-217頁。

[2] 牛軍(jun) 凱：《王室後裔與(yu) 叛亂(luan) 者關(guan) 係研究》，世界圖書(shu) 出版社2012年版。下引僅(jin) 在正文適當位置標注頁碼。


[3] 參見陳強：《1950年至1975年中越關(guan) 係研究》。下引僅(jin) 在正文適當位置標注頁碼。

[4] 黃仁宇：《萬(wan) 曆十五年》，中華書(shu) 局1982年版，第59-60頁。

[5] 邢悅：《文化如何影響對外政策——以美國為(wei) 個(ge) 案的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頁。

[6] 列寧提出了“無產(chan) 階級國際主義(yi) ”這一概念以及“全世界無產(chan) 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見《列寧全集》第31巻，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8頁。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