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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作者簡介:田飛龍,男,西元一九八三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理事。著有《中國憲製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觀察》《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yu) 兩(liang) 製激變》,譯有《聯邦製導論》《人的權利》《理性時代》(合譯)《分裂的法院》《憲法為(wei) 何重要》《盧梭立憲學文選》(編譯)等法政作品。 |
當占領已成往事——寫(xie) 在占中運動一周年之際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香港《大公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八月十八日己酉
耶穌2015年9月30日
占中一周年之際,香港反對派團體(ti) 試圖“二次占領”但並不成功,至多構成一種紀念形式。占中運動標誌著香港民主運動史的巔峰,呈現了香港社會(hui) 最大強度的社運動員與(yu) 對抗形式。“公民抗命”的下一步就是武裝鬥爭(zheng) ,極個(ge) 別極端團體(ti) 也曾試圖朝此方向引導,但終於(yu) 宣告失敗。即便是占中形式的公民抗命,亦不可能原態重演。因為(wei) 香港社會(hui) 已清楚看到中央政府的原則與(yu) 底線,已清楚看到單純訴諸對抗政治的無效與(yu) 無力。
當占領已成往事,當廣場激情終於(yu) 退卻,當國際幹預和本土化迷霧漸然消散,香港社運模式已到了必須反思轉型的曆史時刻。李柱銘與(yu) 黃之峰之類的香港社運兩(liang) 代人領袖近期訪美遇冷,亦顯示出香港政治進一步的“去國際化”。當香港日益內(nei) 卷為(wei) 中國的一個(ge) 特別行政區時,新香港的定位與(yu) 發展就需要告別昔日迷夢,從(cong) 容煥發回歸祖國與(yu) 再創新曆史的香港精神。
辯證看待殖民遺產(chan)
在香港反對派看來,占中一周年之際的金秋九月是一個(ge) 黑色九月,張曉明的“特首超然論”和陳佐洱的“去殖民化論”刺激港人尤其是反對派重新麵對曾經的殖民史與(yu) 回歸史,重新麵臨(lin) 選邊站隊的精神與(yu) 政治決(jue) 斷。雙方的精神衝(chong) 突被日益建構為(wei) “去殖民化”與(yu) “去中國化”的立場衝(chong) 突。不過,這對反對派乃至於(yu) 一般港人來說實在是太難了,因為(wei) 殖民史對他們(men) 而言既是侵略與(yu) 屈辱史,也是現代文明發達史。英國殖民者帶來了完備的貿易、金融與(yu) 法治體(ti) 係,這是香港據以安身立命的曆史基礎。因此,“去殖民化”如果不指明去除何種意義(yi) 上的殖民化,容易引起港人誤解和反感,似乎中央在逼迫港人去徹底反思和根除自身的現代曆史,而這無疑將導致港人身份意識危機和認同上的模糊化。
因此,當官方指責殖民之惡而要求完全的“去殖民化”時,反對派回報的同樣是決(jue) 絕的“去中國化”,從(cong) 而在國民意識與(yu) 本土意識上造成了斷裂的鴻溝,難以逾越和溝通。但實際上,泛泛地談論“去殖民化”和“去中國化”都是值得商榷的立場,即便作為(wei) 論辯策略亦需從(cong) 效果角度加以嚴(yan) 肅反思。筆者以為(wei) 根據香港的現代曆史與(yu) 香港人身份意識的構成特點,必須辯證看待殖民遺產(chan) 。事實上,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的根本邏輯起點就是一種關(guan) 於(yu) 香港殖民曆史的辯證觀,即肯定和繼承殖民遺產(chan) 中的合理因素,批判和改造其中的不合理與(yu) 不正當因素。如果徹底“去殖民化”,那就應當完全批判一切殖民遺產(chan) ,搞“一國一製”。顯然,一國兩(liang) 製的設計者采取了辯證法立場,而不是僵化的完全批判立場。
占中運動確實反映了香港人的國民意識危機,其中對殖民史觀的玫瑰色記憶和留戀也是事實,但我們(men) 不能因此就走向另外一個(ge) 極端,認為(wei) 殖民遺產(chan) 完全是負麵因素。對待香港的殖民遺產(chan) 及香港人的政治認同問題,必須繼續堅持一國兩(liang) 製的辯證法,向香港人講清楚:第一,英國殖民者統治曆史的雙重性,即侵略壓迫和製度建設兩(liang) 麵展開,需要區別對待,且說明殖民製度建設的根本目的在於(yu) 大英帝國的殖民利益;第二,一國兩(liang) 製和基本法已經肯定和繼受了殖民遺產(chan) 的合理因素,批判改造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因此香港管治包括政製發展必須以基本法為(wei) 準據;第三,香港社運表現特別是占中運動引起了包括香港社會(hui) 在內(nei) 的整體(ti) 中國對香港人國民意識與(yu) 認同的深切憂慮,因此適度批判香港人意識中的殖民主義(yi) 殘留以及建構一種更加穩健的香港人國民意識,是中央和香港地方共同的國家建構任務;第四,去殖民化不以改變香港價(jia) 值觀和生活方式為(wei) 目標,不突破一國兩(liang) 製和基本法框架,而隻以抑製過度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去中國化”意識為(wei) 要旨。
從(cong) 容推動社運轉型
香港社運模式自1990年代政黨(dang) 政治興(xing) 起以來即以“壓力政治”模式逐漸發展成熟,以“民主回歸論”為(wei) 基本路線,追求以合法手段促進香港早日普選,同時以香港自身理解的基本法框架(普通法自由主義(yi) )來嚴(yan) 格限定中央管治權對香港自治體(ti) 係的滲透與(yu) 改造。這一社運模式以本土民主社團、立法會(hui) 反對派議員聯盟、青年學生組織以及與(yu) 之相聯係的外國基金會(hui) 、本港自由派傳(chuan) 媒為(wei) 基本組織網絡,香港本地公知積極參與(yu) 塑造和推動了這一社運模式的發展成熟。
這一“壓力政治”模式在2003年的反23條安全立法和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事件中得到充分檢驗和發揮,一度成為(wei) 香港社運的成功典範,成為(wei) 香港民主網絡和公民社運的力量源泉。然而,2014年圍繞特首普選的占中與(yu) 反占中對抗以及最終的占中失敗和政改擱置,導致這一模式基本破產(chan) 。占中落幕於(yu) 2014年12月中旬,曆時79天,對香港反對派和中央而言,皆可謂銘心刻骨,創劇痛深,其政治社會(hui) 後果至今仍在央港兩(liang) 方各自消化。占中失敗後,反對派也試圖重啟占領,但從(cong) 未獲得成功,此次一周年之際的重新占領亦告失敗。這並非偶然,因為(wei) 曾經支持香港占中的社運模式、組織網絡、民意基礎甚至國際勢力之立場與(yu) 投入,已然發生極大變遷,反對派中的激進團體(ti) 盡管心有不甘,亦無可作為(wei) 。
另一方麵,泛民派主流政治人物開始嚴(yan) 肅思考社運轉型方向,或者退出原有政團走“中間路線”(湯家驊等),或者積極捕捉並回應中央釋放的政治和解信號與(yu) 善意(劉慧卿等),盡管還看不到“忠誠反對派”的具體(ti) 成形,但朝著這一方向的各種政治努力值得積極評價(jia) 和樂(le) 觀期待。因為(wei) 香港是法治和開放社會(hui) ,民意通過周期性選舉(ju) 嚴(yan) 格塑造著具體(ti) 的政治版圖,當香港問題日益“去國際化”而成為(wei) 一個(ge) 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下的地方性治理問題時,反對派除非已打好激進到底以及隨時政治移民的決(jue) 心,否則必然在理性上需要尋求和解與(yu) 新生,以便存留其在香港社會(hui) 和基本法秩序內(nei) 的合理政治資源與(yu) 空間。即將到來的區議會(hui) 選舉(ju) 以及明年的立法會(hui) 選舉(ju) ,是引導泛民主流派轉向和平理性的重要政治壓力。
更關(guan) 鍵者,香港社會(hui) 有識之士已然清晰判明,香港作為(wei) 體(ti) 量微小的政治與(yu) 經濟體(ti) ,在大國政治博弈中的棋子與(yu) 籌碼作用在不斷下降,既無法作為(wei) 美國製衡中國的決(jue) 定性因素而獲得美國的持續政治支持,亦無法僅(jin) 僅(jin) 依憑自身力量而實現港獨迷夢。國際幹預和本土獨立均是懸崖之路,而泛民之理智者當然懂得懸崖勒馬之道理,這正是香港社運轉型遠離占中模式的命門所在。
以發展解決(jue) 認同難題
積極的發展心態是香港擺脫目前困局的基本出路。香港社會(hui) 自身政治矛盾以及央港矛盾,有許多層麵可以還原為(wei) 經濟社會(hui) 問題,也就是經濟發展與(yu) 社會(hui) 分配問題。這些問題可以通過香港積極參與(yu) 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以及充分利用自身在粵港澳區域一體(ti) 化中的技術性優(you) 勢來獲得解決(jue) 。
既往惠港政策安排的受益麵相對狹窄,局限於(yu) 權貴化的工商階層,這反而加劇了香港的貧富差距和對中央政策的怨恨。此次之香港參與(yu) ,應更多顧及中下層尤其是青年人的創業(ye) 發展機會(hui) ,使得這些曾經的占中主體(ti) 力量能夠從(cong) 國家發展中獲得實際收益、成就感和積極體(ti) 驗,如此才能根本扭轉國民意識危機。曆史認識問題很難通過原則性的政治辯論或灌輸教育來解決(jue) ,消化舊有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曆史對曆史”,即通過吸納原主體(ti) 參與(yu) 新的國家建設與(yu) 自身發展,來創造一種關(guan) 於(yu) 香港人和國家之間的“新曆史”。文明的奧妙在於(yu) 人有記憶,有記憶就有曆史,有曆史才有文明。香港人的認同難題,必須通過香港人的“新曆史”創造過程及具體(ti) 體(ti) 驗才能消解,也就是將玫瑰色的殖民史觀最終溶解於(yu) 紫荊色的回歸史觀之中。以發展解決(jue) 認同難題,是對包括香港人在內(nei) 的中國人之曆史創造精神與(yu) 愛國精神的根本自信。鄧小平之所以在那麽(me) 不自信的政治年代那麽(me) 自信地提出並具體(ti) 設計了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框架,正是秉持著一種麵向未來與(yu) 實踐的大曆史觀與(yu) 政治時間智慧。一國兩(liang) 製的“新曆史”才是終結或升華香港人之殖民史觀的最合理正當的藥方。
(原載香港《大公報》2015年9月30日,略有刪節,作者係北航高研院講師,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法學博士,著有《香港政改觀察》)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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