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船山記

作者：王澤應

來源：《光明日報》（ 2015年09月28日 16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八月十六日丁未

           耶穌2015年9月28日

導言

王船山思想博大精深，論述別開生麵，堪與(yu)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媲美，亦如侯外廬先生所說，可以與(yu) 費爾巴哈“並輝千秋”。

湖南作為(wei) 船山的家鄉(xiang) 、船山思想的發源地，一直注重研究和傳(chuan) 播船山思想，並與(yu) 民族複興(xing) 、國家圖強的時代呼聲緊密結合，為(wei) 傳(chuan) 承、發展、創新湖湘文化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船山學的研究在全國甚至海外更是成果豐(feng) 碩、名家輩出，如侯外廬、嵇文甫、熊十力、馮(feng) 友蘭(lan) 、賀麟、錢穆、張岱年、任繼愈、石峻、王孝魚、蕭萐父、馮(feng) 契、唐君毅、牟宗三等，還有美、英、俄、日、韓等多國學者，他們(men) 的研究成果拓展了船山學的領域，深化了船山學的內(nei) 涵，提升了船山學的水平，擴大了船山學的影響，賦予了船山學新的生機與(yu) 活力，使船山思想成為(wei) 極富魅力的文化遺產(chan) 。

為(wei) 了研究船山思想、光大船山精神、砥礪國人奮起，促進民族振興(xing) ，湘籍學人劉人熙（譚嗣同的老師）在創建船山學社的基礎上，又創辦了《船山學報》，於(yu) 1915年8月20日正式刊行。在一百年的風雨滄桑中，刊物始終與(yu) 國家民族同呼吸，與(yu) 中華文化共命運，與(yu) 時代社會(hui) 共發展，其間雖曆盡艱難，三次中斷，三次恢複，但船山先生“曆憂患而不窮，處死生而不亂(luan) ”的精神一直貫注其中，刊物總能在各方鼎力相助下屢仆屢起，並在曲折中前行。

回首百年，我們(men) 至為(wei) 感謝那些執著的學人們(men) 一路相伴，大家為(wei) 著共同的理想，用自己的精思睿識闡釋並光大著船山的思想和人格，為(wei) 促進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當前，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you) 勢，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wei) 條件。”“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我們(men) 相信，在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係列重要講話精神的指引下，以創刊百年為(wei) 契機，《船山學刊》一定會(hui) 有新進步，船山研究一定會(hui) 有新發展，湖湘文化一定會(hui) 煥發新活力，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一定會(hui) 進一步發揚光大，為(wei)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添光加彩。

（周發源 作者係《船山學刊》主編）

王夫之是明清之際的偉(wei) 大思想家、哲學家。他晚年隱居衡陽石船山，“伏棲林泉”、潛心著述，留下400餘(yu) 卷、800餘(yu) 萬(wan) 字的精神財富，建立了一種既“坐集千古之智”又“推故而別致其新”的思想理論體(ti) 係，不僅(jin) 對清以前的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作出了全麵係統的總結，而且對中華文明未來的偉(wei) 大複興(xing) 作出了別開生麵的探討，將中國古代哲學和思想文化推進到一個(ge) 新的階段和水平。

王夫之，字而農(nong) ，號薑齋，因晚年隱居衡陽石船山，學者稱為(wei) 船山先生。夫之因“絕跡人間，席棘飴荼”故而“聲影不出林莽”，再加“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為(wei) 之推挽”，故而使其學說長期湮沒不彰。

夫之思想的複興(xing) 與(yu) 活化，如同夫之自己所預言的，那是兩(liang) 百年以後的事情。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以後，隨著列強的入侵，中華民族麵臨(lin) 著亡國滅種的嚴(yan) 重危機，一批救國救民和匡複華夏文明的誌士仁人，經過自己艱難的比較和選擇，認識到夫之思想的救世價(jia) 值，將其與(yu) 民族複興(xing) 的獨立自強和民主革命聯係起來，從(cong) 而使夫之思想走出船山，走向長沙，走向全國。

鄧顯鶴、曾國藩刊刻《船山遺書(shu) 》

1841年，素以“遠紹遺聞，光我簡冊(ce) ”稱世的湘潭學人鄧顯鶴從(cong) 歐陽兆雄處得知王夫之七世孫家藏夫之遺書(shu) ，於(yu) 是“慨然發憤思購求先生全書(shu) ，精審鋟木，嘉惠來學”，首次大規模編輯刊刻了王夫之的遺著《船山遺書(shu) 》18種180卷，並撰成《船山遺書(shu) 目錄》附其後，從(cong) 而使得夫之經學精華得以探頭於(yu) 世。王闓運在《邗江王氏族譜序》中指出：“船山祖籍維揚，本勳華世胄，遭明社鼎革，避世隱居，鄉(xiang) 人無聞知者。至道光時，始得鄧南村表彰之，求其遺書(shu) 及其族人，則正有居湘潭以富商者，好文學，出重貲聘通人校刻薑齋說經史各書(shu) ，而船山始顯。”《船山遺書(shu) 》的刊印，既是鄧顯鶴從(cong) 事鄉(xiang) 邦文獻整理的一大成果，也表明其對王夫之民族精神、公義(yi) 節操的表彰，對弘揚近代湖湘文化和精神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鹹同年間，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等湘軍(jun) 將領對王夫之學說極為(wei) 推崇，在與(yu) 太平軍(jun) 作戰的戎馬倥傯(zong) 之際，亦不忘研修船山著作。1863年7月9日，曾國藩在《日記》中寫(xie) 道：“鄧小芸送其叔父湘皋先生書(shu) 各種，內(nei) 有《沅湘耆舊集》二百卷。餘(yu) 因取王而農(nong) ……諸家一閱。”攻陷安慶之後，即開始“搜刻船山遺稿”。同年7月24日，曾國藩兄弟拿出白銀五千兩(liang) ，在安慶開始刊刻並於(yu) 1865年冬在南京完成《船山遺書(shu) 》（亦稱金陵本）56種、322卷，比鄧顯鶴刊刻的《船山遺書(shu) 》更為(wei) 全麵和係統。曾國藩在《船山遺書(shu) 序》中寫(xie) 道：王夫之雖“深閉故藏”，其學不顯於(yu) 世，但他在兩(liang) 百多年前所作出的“窮探極論”與(yu) 近世巨儒的“卓絕”之論“若合符契”，而其“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之精神氣象呼之欲出，對今之學者多所裨益。王夫之思想經由鄧顯鶴、曾國藩刊刻的《船山遺書(shu) 》及其表彰得以光耀於(yu) 世，並一時成為(wei) 士大夫競相研讀的熱門著作。據譚嗣同的父親(qin) 譚繼洵介紹：“是以鹹、同之際，中興(xing) 將帥，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遺書(shu) 者居多。”

彭玉麟、王闓運、郭嵩燾創設船山書(shu) 院和思賢講舍

1876年，湖南督學朱迥然有感於(yu) 船山研究人才的缺失，倡建“船山書(shu) 院”於(yu) 衡陽，次年在兵部尚書(shu) 彭玉麟的支持下，張憲和在衡陽回雁峰下的王衙坪王氏宗祠創建船山書(shu) 院。1882年，曾國荃將家藏《船山遺書(shu) 》332卷珍本捐給船山書(shu) 院。1885年船山書(shu) 院由回雁峰遷往東(dong) 洲島，並由彭玉麟親(qin) 聘國學大師王闓運為(wei) 山長。從(cong) 此，東(dong) 洲島船山書(shu) 院名之日顯，“海內(nei) 傳(chuan) 經問學者踵相接”，一時有“學在船山”之稱。與(yu) 此同時，郭嵩燾在長沙創辦“思賢講舍”，所謂“思賢”即思念王船山、曾國藩等先賢，郭嵩燾親(qin) 自擔任主講，並撰聯禮讚王船山學術思想與(yu) 道德人格：“箋疏訓詁，六經於(yu) 易尤尊，闡羲文周孔之道，漢宋諸儒齊退聽；節義(yi) 詞章，終身以道為(wei) 準，繼濂洛關(guan) 閩而起，元明兩(liang) 代一先生”。思賢講舍對船山思想有不定期的研習(xi) ，對於(yu) 傳(chuan) 播船山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譚嗣同、章太炎、章士釗對夫之思想的新解與(yu) 弘揚

維新誌士譚嗣同很早就學習(xi) 王夫之的思想學說，自稱是“私淑船山也”。盡管他與(yu) 道光、鹹豐(feng) 、同治時期湖湘士大夫一樣極力推崇夫之思想，但他與(yu) 曾國藩等人所理解、詮釋的夫之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曾氏等人所詮釋的夫之思想是“綱維萬(wan) 事，弭世亂(luan) 於(yu) 未形”“卓然一出於(yu) 正，惟以扶世翼教為(wei) 心”，而譚嗣同所理解的夫之學說則有“衝(chong) 決(jue) 網羅”的革命性和啟蒙性，在清初三大儒中，“唯船山先生純是興(xing) 民權之微旨”。譚嗣同還認為(wei) ，“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船山學術，二百多年沒有傳(chuan) 人。到鹹同間，羅羅山（澤南）像稍為(wei) 得著一點。後來我的畏友譚壯飛（嗣同）研究得很深，我讀船山書(shu) ，都是壯飛教我。但船山的複活，隻怕還在今日以後哩。”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章太炎、章士釗等人推崇王夫之的民族主義(yi) 思想，並以此來號召國民投身於(yu) 排滿反清的民族革命之中。孫中山推崇王夫之，並將其視為(wei) “恢複中華”的思想先驅。章太炎指出：“當今之世，卓然而能興(xing) 起頑懦，以成光複之績者，獨賴而農(nong) 一人而已。”章士釗在《王船山史說申義(yi) 》一文中更說：“船山之史說宏論精義(yi) ，可以振起吾國之國魂者極多。故發願申說以告世之不善讀船山之書(shu) ，深辜船山之意者。”章士釗還說：“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說大張，不數年清室以亡……船山誌在鼓勵本族，從(cong) 事光複。”熊十力認為(wei) 船山先生的民族主義(yi) 就是“誌在中夏文化之複興(xing) ”。

劉人熙創辦“船山學社”和《船山學報》

1912年劉人熙建議在“思賢講舍”基礎上創設“船山學社”，並於(yu) 1914年6月正式成立“船山學社”，劉人熙為(wei) “船山學社”總理，1915年8月創辦《船山學報》。在《船山學報敘意》中，劉人熙寫(xie) 道：“《船山學報》何為(wei) 而作也？憂中華民國而作也。……船山之學，通天人，一事理，而獨往獨來之精神，足以廉頑而立懦，是聖門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願廣船山於(yu) 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學社”和《船山學報》的創辦，使夫之思想的研修、傳(chuan) 播與(yu) 變化民質的民魂再造、自強中國的國魂鍛鑄連接起來，在較大範圍和較廣領域活化了夫之思想，同時也成為(wei) 擔綱湖湘文化發展的重鎮。

毛澤東(dong) 與(yu) 船山思想

青年毛澤東(dong) 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shu) 時，受其師楊昌濟先生的影響，多次去船山學社聽講，並在《講堂錄》中抄有王船山的多處語錄以及楊昌濟在課堂上講解船山思想的聽課筆記。1921年8月，毛澤東(dong) 還利用船山學社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宣傳(chuan) 馬克思主義(yi) ，發展黨(dang) 團組織，湖南自修大學成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後一所傳(chuan) 播馬列主義(yi) 和培養(yang) 革命幹部的學校。延安時期，毛澤東(dong) 在寫(xie) 作《矛盾論》《實踐論》的過程中，認真研讀《船山遺書(shu) 》，並致信徐特立要求補齊所缺遺書(shu) 各冊(ce) 。全國解放後，毛澤東(dong) 兩(liang) 次為(wei) “船山學社”題詞，並將姚虞琴贈送給他的船山手跡《雙鶴瑞舞賦》，致信鄭振鐸要求入國家文物局保管。毛澤東(dong) 思想作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與(yu) 中國革命具體(ti) 實際、與(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的產(chan) 物，有著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特別是湖湘文化包括王夫之思想的批判性繼承和合理性改造的一麵。

馮(feng) 友蘭(lan) 在《中國哲學史》中專(zhuan) 門探討了王夫之著作的幸與(yu) 不幸。在馮(feng) 友蘭(lan) 看來，王夫之在衡陽石船山潛心著述，其著作當時和後世很少有人知曉，這是不幸。但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它也沒有受到清朝當局的注意特別是文字獄的迫害，這又是不幸中的萬(wan) 幸。

著名船山學家蕭萐父先生有詩曾言：“當年甕牅秉孤燈，筆隱驚雷俟解人。三百年來神不死，船山應共頌芳春。”夫之思想走出船山，既成就了夫之，又張揚了船山。夫之走出船山，既是夫之自身思想蘊含的巨大能量及朝向未來的學術特質使然，更是時代、社會(hui) 和文明的發展呼喚夫之思想重光使然。這也印證了那句“不謀萬(wan) 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格言的深刻道理。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