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之學可以用西學詮釋麽(me) ？

作者：汪榮祖

來源：澎湃網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八月初九日己亥

           耶穌2015年9月20日

錢穆不像現代的專(zhuan) 家學者專(zhuan) 治一端，是一通儒。他也應是二十世紀不可忽略的中國史學家，我曾當麵問過《新史學九十年》（上、下冊(ce)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1988）的作者許冠三，九十年間為(wei) 何沒有史家錢穆？他回話說：“錢穆的史學不是新史學。”這當然是許氏的偏見，當讀者看到該書(shu) 總結九十年來中國新史學集大成的所謂“史建學派”，主導者赫然是殷海光與(yu) 許冠三，可見其主見與(yu) 偏見之深。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文化熱、國學熱風起雲(yun) 湧，錢穆也成為(wei) 受人尊崇的民國國學大師之一。當今論述錢穆的中英文專(zhuan) 書(shu) 雖已為(wei) 數不少，似尚有進一步公正客觀評論的餘(yu) 地。當我收到《錢賓四先生與(yu) 現代中國學術》這本新書(shu) 時，欣然披覽，始知作者戴景賢乃錢穆先生及門弟子，從(cong) 錢先生遊長達二十年，師生情誼之深，非同門諸君可及，且著作等身；戴子所著書(shu) ，已輯為(wei) 《程學閣著作集》，有二十六冊(ce) 之多，名稱既古雅，涉及學術範圍亦廣，上自先秦，下及明清，有異於(yu) 儕(chai) 輩的專(zhuan) 家之學，不愧為(wei) 賓四門人。

其著作集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yu) 十二年內(nei) 出齊，洋洋大觀可期。現已出版四冊(ce) ，此冊(ce) 即其中之一。觀乎《著作集》之緣起，得知各冊(ce) 都是論文集，此冊(ce) 亦不例外。當下學風如此，因學者礙於(yu) 年度考績，研究計劃多傾(qing) 向較短期的論文寫(xie) 作，很少人願意撰寫(xie) 耗費日力的專(zhuan) 書(shu) 。論文漸多之後，結集成冊(ce) ，為(wei) 了便捷，幾無打散諸文、重新寫(xie) 成專(zhuan) 書(shu) 的雅興(xing) 。按：“專(zhuan) 書(shu) ”（monograph）有其成規，不僅(jin) 首尾能呼應，而且章節之間必須環環相扣，使全書(shu) 論述連貫，儼(yan) 然一體(ti) ，自有別於(yu) “論文集”（collected essays）之各章，可以獨立成篇。此冊(ce) 論述錢穆學術思想，由於(yu) 是七篇單獨論文的結集，以致內(nei) 容時而重複，連錢穆等人的名號與(yu) 生卒年也一再重複出現，相同的論點亦一再提出來說。戴書(shu) 如能據其已發表之論文，另起爐灶，別撰綜合而又井然有序的論述錢學之作，則無憾矣。

錢穆生平的各類著作何止等身，戴教授特別舉(ju) 出四本“重要”著作：《先秦諸子係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推崇備至。此四書(shu) 確可稱為(wei) 錢穆的代表作，《係年》考論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的淵源、學派的發展與(yu) 相互關(guan) 係，以及年代的厘清，落筆細膩，多有建樹，早為(wei) 世人所重；固然書(shu) 中也有失誤，例如考定孫武與(yu) 孫臏為(wei) 一人，俟《孫臏兵法》的出土而破功；又如力言莊子在老子前，也難以令人信服，戴氏亦說“其所臆測，誠未能成立”（86頁）。然就整體(ti) 而言，《係年》一書(shu) 尚瑕不掩瑜，其餘(yu) 三書(shu) 亦非白圭無瑕。

錢穆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為(wei) 與(yu) 梁啟超所撰同名書(shu) “立異”而作，戴君直言梁氏書(shu) “最大之價(jia) 值，仍僅(jin) 限於(yu) 人物之介紹，與(yu) 其學術成績之描述”（16頁），難道錢穆亦如此認為(wei) ？故而介紹清代學者時，頗襲用梁氏原語，或轉引梁氏引文，小傳(chuan) 照抄梁書(shu) 之處尤多，若謂船山遺書(shu) “得七十七種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已佚者猶多”（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ce) ，95頁），僅(jin) 改易任公所記“佚者不少”為(wei) “佚者猶多”而已。梁氏誤記卷數，錢穆照抄而未查書(shu) ，故而沿誤。按《船山遺書(shu) 》初刊於(yu) 1842 年，上海太平洋書(shu) 局1930年重刊，正確的數字是七十種、二百八十八卷。

平心而論，梁氏書(shu) 的價(jia) 值絕不限於(yu) 人物介紹與(yu) 學術成績之描述，錢穆論船山之觀點，實與(yu) 梁啟超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學方法治學，“比前人健實許多了”（見朱維錚編校，《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182頁）。錢穆亦以哲學之本體(ti) 論述王學之能顯真明體(ti) ，並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論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括，幽微精警，蓋無多讓”（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ce) ，96頁）。惟錢穆嚴(yan) 夷夏之辨，雖於(yu) 論呂晚村一節有所發揮，卻未就船山強烈的貴華賤夷之民族本位政治與(yu) 曆史觀大加論述，未免失之交臂。

錢穆對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的評價(jia) ，與(yu) 梁啟超所見亦略同。所異者，梁視漢宋之爭(zheng) 為(wei) 實學與(yu) 玄學之爭(zheng) ，尊漢鄙宋之意顯然，而錢絕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論，故雖認可東(dong) 原考證之精卓，絕不認同其義(yi) 理，力斥戴震所論為(wei) “激越”、“深刻”、“詆毀逾分”，頗致憾焉！且不惜借重章學誠之言以批戴震，並張大實齋以抗衡東(dong) 原。不僅(jin) 此也，錢穆雖說方東(dong) 樹攻伐漢學“肆口無忌”，仍認為(wei) “頗足為(wei) 漢學針砭”、“並可絕其病痛者”，尤樂(le) 見其“尊護朱子”。錢穆論清學之衰，也一本其尊宋的立場。

更可注意者，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shu) 中以專(zhuan) 章述論曾國藩，將其學術地位與(yu) 清代巨子並列，讚褒愈恒，認為(wei) 其見解“有其甚卓絕者”，尤推譽國藩特重宋學，不僅(jin) 知經世而且知經術，故而“滌生之歿，知經世者尚有人，知經術者則渺矣，此實同治中興(xing) 所為(wei) 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ce) ，587、589、581頁）。錢穆及其門生皆自命無門戶偏見，戴君亦謂乃師“具體(ti) 達成”破除漢宋門戶之見（17頁），豈其然哉？錢穆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尊宋黜漢的意識形態無可掩蓋，尤重宋儒朱熹，自稱“於(yu) 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見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序文）。其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平生始終如一，故毋庸贅辯者也。

錢穆的《國史大綱》綱舉(ju) 目張，行文簡潔可讀，成為(wei) 當年的“部定大學用書(shu) ”，誰雲(yun) 不宜？戴書(shu) 謂此書(shu) 能達成“時代之需求”（21頁），諒係指此書(shu) 成於(yu) 抗戰期間，意在教育國人的愛國情操，即錢穆自稱“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曆史有深厚的認識”（錢穆，《國史大綱》，台北：“國立編譯館”，1960，第3頁）。於(yu) 此可見，錢穆也自有其“服膺之曆史觀點”，固無可疑。至於(yu) 戴君說錢師此作“能超越其所處時代之限製”（21頁），則難悉何意。按錢穆撰《國史大綱》受製於(yu) 時代，可以理解；若論此書(shu) 超越時代，真不知史家如何能超越其時代？錢穆論史開宗明義(yi) 說：“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wei) 曆史”（錢穆，《國史大綱》，第1頁），乃對“曆史”此一概念做了不可能的界定，蓋“已往全部之活動”極大部分已如湖上之風，隨風而逝，留下的隻是由文字記載的紀錄，包括史料與(yu) 史書(shu) ，而曆史知識唯有從(cong) 史書(shu) 中獲得。換言之，文字發明之前無曆史，史前史唯有依賴考古發掘之物證。故現代學人以有文字之殷商為(wei) 中國信史的開端，不再以史前遺物與(yu) 神話為(wei) 上古史的開端。

最可議者，《國史大綱》的重點之一是“中國自秦漢二千年來之政治非專(zhuan) 製”（21頁），而戴氏不僅(jin) 不以為(wei) 非，而且曲為(wei) 師飾，竟謂帝製尚有“製衡”（check and balance）可言（77頁），甚至說“‘專(zhuan) 製’（despotic dictatorship/autocracy） 一詞究竟應包有多少內(nei) 含？ 不唯學者各人之認知有差距……”（76頁）雲(yun) 雲(yun) 。按despotism、dictatorship、autocracy 這幾個(ge) 英文字，意義(yi) 明確，既然是學者，更不可能有認知上的差距。

我們(men) 可以體(ti) 會(hui) 到當年激越之徒妄自菲薄國史之不當，國史絕非“帝王家譜”，既不“黑暗”，更無西方概念之“封建”，然若亟言二千餘(yu) 年之帝製非專(zhuan) 製，殊無必要，謂“秦始皇始一海內(nei) ，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遊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謂秦漢乃“士人政府”，謂“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謂班固之後，“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脫出，而為(wei) 民間自由製作之一業(ye) 焉”（錢穆，《國史大綱》，12-15頁），既違背曆史真實，更授人以柄，李、蒙輩之慘死，已足證專(zhuan) 製之酷烈。錢穆自己亦不得不言明清“獨夫專(zhuan) 製之黑暗”，然謂“其事乃起於(yu) 明而完成於(yu) 清”（錢穆，《國史大綱》，23頁），豈其然哉？專(zhuan) 製起於(yu) 秦，至明清愈演愈烈耳。中華帝國的“智識階層”何來“堅實之自主性”（79頁）？戴君說，錢穆持此說雖遭“極大之批評”，然“始終不屈”（280頁），難道是擇“善”固執嗎？戴君對錢穆的史學評價(jia) 甚高，認為(wei) 其“觀點，必然將納入統整後之中西史學，成為(wei) 其中極具特色之一支”（212頁）。又謂“其說之於(yu) 現代史學，可謂獨樹一格”（280頁）。可惜僅(jin) 見“宣示”，未見“極具特色”以及“獨樹一格”的具體(ti) 內(nei) 容與(yu) 令人信服之論證。

戴氏視《朱子新學案》為(wei) 重要著作，將令不少讀者感到疑惑。該書(shu) 雖長達百萬(wan) 言，但大量抄錄朱子原作，再加以分類，僅(jin) 略為(wei) 之串連；此乃剪刀與(yu) 漿糊可辦之事，何勞大師出手？此種寫(xie) 法依現代學術標準而言，無論是“學術史”或“思想史”，都難作示範。然而戴氏卻認為(wei) 此書(shu) 極力抬高朱子，“以新的史學方法與(yu) 眼光”，“為(wei) 儒學之曆史存在，所提出之新定義(yi) ”（73-74頁）。事實上，即以中國傳(chuan) 統學術而言，此書(shu) 雖號稱“新學案”，無論才識，均難望黎洲《明儒學案》之項背，所謂“改進後之‘學案’體(ti) ”（87頁），果如是乎？

就戴君所舉(ju) 的錢穆代表作而言，其師之學術不出國學範疇。然而戴君極力將錢學與(yu) 西學相牽連，且喜用西方名詞與(yu) 概念來論述賓四之學，殊無必要，而又因未求深解，時有誤會(hui) ，若謂“因此深入討論‘現代化’，必然將麵對‘傳(chuan) 統的’與(yu) ‘現代的’之一種思想特性上之對立”（63頁）。按西方現代化理論未必將“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對立，例如日本之現代化得助於(yu) 其傳(chuan) 統，已有定論。惟現代化必須工業(ye) 化，又怎“應仍維持以‘農(nong) 業(ye) ’為(wei) 本之立國形勢”（364頁）？

戴氏並用“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與(yu)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然兩(liang) 者取徑有異，不能混同。戴說錢穆“抗拒曆史定論主義(yi) （historical determinism）”，“具有不可磨滅之功勞”（75頁），須知曆史的“決(jue) 定論”（determinism）與(yu) “自由意誌論”（free will）乃曆史哲學裏各領風騷的理論，尚無定論。要決(jue) 定“不可磨滅之功勞”，理當要舉(ju) 出錢穆在這兩(liang) 種理論辯論中的具體(ti) 貢獻何在，“抗拒”何用？

馬克思史觀就是一種“決(jue) 定論”，錢穆固然極力反對，但馬克思史學不僅(jin) 僅(jin) 行之於(yu) 共產(chan) 國家，也是西方學界一大派，英國的第一流史家如湯普森（E. P. Thompson）與(yu) 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不僅(jin) 用唯物史觀治史有成，而且還是共產(chan) 黨(dang) 員，豈能一筆抹殺？錢穆既不取西方“哲學係統”，戴君又何必以西方哲學名詞與(yu) 概念來解釋錢學。戴說錢穆“偏近於(yu) ‘實在論’（realism）之主張”（91頁），惜僅(jin) 有結論而無論證，錢穆所偏近的“實在論”主張者是柏拉圖、亞(ya) 裏士多德、阿奎那、皮爾士（C. S. Peirce）、摩爾（G. E. Moore），還是懷特海（A. N. Whitehead）？

戴書(shu) 更無必要將錢穆與(yu) 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相牽扯（207、209頁），斷言錢穆的曆史論述，近於(yu) 斯賓格勒（251頁）。斯氏的“文化生物學”（the morphology of culture）比較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八大文化，因各具特有的動能，創造出傑出的成績；然而當大文化以及次文化的創造力衰竭時，就會(hui) 停滯，故此說認為(wei) 文化也是一有機體(ti) ，具有興(xing) 亡的生命周期。文化既然是有機體(ti) ，無可避免地衰亡，一如生物之有生死。斯氏之名著《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既難讀又有爭(zheng) 議，錢老夫子絕無興(xing) 趣閱讀。

戴書(shu) 又指出“錢先生之‘文化生機論’”與(yu) 斯賓格勒的悲觀論不同，認為(wei) “道德意誌力量”可使文化“長久綿延”，似比斯氏高明；然則如何能稱得“文化生機論”？凡生必有死也，應作“文化無機論”才對，然而欲成此“無機說”，即使不能如斯氏之長篇巨製，也不能以寥寥數語帶過。最費解者，戴氏隨後又認為(wei) 錢穆的所謂“文化形態學”“與(yu) 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西方之沒落》一書(shu) 之‘學說性質’相近”（290-291頁），到底“不同”呢，還是“相近”？戴著讚賞錢氏之餘(yu) ，還不忘批評斯氏“缺乏足夠豐(feng) 富之有關(guan) ‘義(yi) 理’之人性論，故於(yu) ‘形態學’（morphology）之曆史論述外，並未深入於(yu) 有關(guan) ‘普世價(jia) 值’應如何建構之問題”（251頁）；此評於(yu) 斯氏名著，顯然未求甚解。

此外，既然“賓四師於(yu) 西方近代之詮釋學，所知未多”（262頁），又何必將錢學詮釋為(wei) “哲學詮釋學”（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240頁）？所謂“中國現代學術”若非輸入之西學，也是借重或仿效西學，胡適與(yu) 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無論在體(ti) 裁上或方法上，都學自西方。而錢穆之誌業(ye) 則在西潮衝(chong) 擊下維護傳(chuan) 統之舊學，與(yu) 胡適輩西化派兩(liang) 不相容。戴君為(wei) 師門說法，卻刻意使用西學詮釋，屢提“哲學係統”、“曆史哲學”、“人類學”、“文化學”，實與(yu) 賓四之學無大幹係，其學之長處在國學。竊以為(wei) 戴書(shu) 若能聚焦於(yu) “錢賓四先生與(yu)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或更有成效；若更能著墨於(yu) 錢穆如何將國學或儒學作“創造性轉化”的業(ye) 績與(yu) 貢獻，則功莫大焉。

尚可一提者，此書(shu) 行文晦澀，未能尊孔聖“詞達而已”之教誨，疑難之句讀不時浮現，又偶有驚人之語，如說“遠古時期亦可能產(chan) 生偉(wei) 大之思想體(ti) 係與(yu) 價(jia) 值觀”（288頁）。又有怪異的杜撰之詞，如“嚴(yan) 格之‘曆史哲學’”（288頁）、“寬鬆定義(yi) 之‘文化學’”（290頁）。又有並不恰當地將編年與(yu) 紀傳(chuan) 視為(wei) “動態之記史”，書(shu) 與(yu) 誌視為(wei) “靜態之記史”（333頁）。至於(yu) 說“錢先生之視曆史之過去非過去，曆史之未來非未來，過去、未來乃相凝合而為(wei) 一大現在”（338-339、344頁）。然則，曆史研究的對象是“現在”而非“過去”，是無史矣！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