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的立製智慧

作者：吳鉤

來源：南方周末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七月十四日乙亥

           耶穌2015年8月30日

宋太祖 （向春/圖）

以“漸進的改良”為(wei) 建立製度之路徑，以“分權與(yu) 製衡”為(wei) 建立製度之宗旨，“自成一王之法”，這便是宋太祖趙匡胤表現出來的立製大智慧。如果與(yu) 明太祖朱元璋的創製立法略作相比，我們(men) 更是可以發現宋太祖的高明。

錢穆先生對“宋學”評價(jia) 甚高，但他對“宋製”卻給出了“差評”，認為(wei) 若從(cong) 政治製度上來看，宋朝是最沒有建樹的一個(ge) 時代：“論中國政治製度，秦漢是一個(ge) 大變動。唐之於(yu) 漢，也是一大變動。但宋之於(yu) 唐，卻不能說有什麽(me) 大變動。一切因循承襲。有變動的，隻是迫於(yu) 時代，迫於(yu) 外麵一切形勢，改頭換麵，添注塗改的在變。”

錢先生進而提出，宋製之所以沿襲唐舊、毫無建樹，“隻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體(ti) ，立意把相權拿歸自己，換言之，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這也罷了。他們(men) 種種措施，自始就不斷有人反對。但因宋初承襲五代積弊，社會(hui) 讀書(shu) 人少，學術中衰，反對的也隻曉得唐製不如此而已，並未能通覽大局，來為(wei) 有宋一代定製創法”。

趙宋立國，確實繼承了前唐舊製。但若說宋朝在政製上全無建樹、立國者缺乏創製之智慧，則未免有失公允。須知趙匡胤“黃袍加身”，從(cong) 後周之手接過來的是一個(ge) 無論政治現狀還是政治製度都混亂(luan) 不堪的爛攤子。

就現實層麵而言，且不說當時北方有大遼國虎視眈眈，周邊尚有後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諸多割據政權，單說趙宋立國之基的中原大地，也是藩鎮擁兵自重，兵變習(xi) 慣性發作，五十年間已經走馬燈一般換了五代王朝：後梁、後唐、後晉、後漢與(yu) 後周。宋太祖在建製上若無過人之智慧，隻怕大宋已成“後宋”，五代湊為(wei) “六代”。

就製度層麵而言，趙宋接手的政製也是如同一團亂(luan) 麻，三省六部舊製、使職差遣製、各路軍(jun) 閥私自設立的私製，交織在一起，良莠莫辨。後世學人總結的“唐宋變革”，在晚唐時已拉開序幕；殘唐五代更是製度亂(luan) 變之時，朱溫建立的後梁，廢除舊唐之繁文縟節，焚毀前朝之《律令格式》，修訂新的律法製度；取而代之的後唐則以恢複唐朝舊製為(wei) 標榜。

當此政製與(yu) 時局均變動不居之際，“黃袍加身”的趙匡胤當如何收拾爛攤子，建立大宋王朝的基本製度？

漸進的改良：官製

擺在趙匡胤麵前的，似乎有兩(liang) 條路徑：

一是完全推倒唐—五代亂(luan) 糟糟的政製，另起爐灶，重新設計一套全新的製度。但即便人有天縱之聖明，也是理性有限，如何可能設計出完美製度？考中西諸史，設計理想製度的衝(chong) 動集中出現於(yu) “軸心時代”，在西方有柏拉圖之《理想圖》，在中國有托名周公創製的《周禮》。《周禮》並非現實製度之匯編，而是先哲基於(yu) 理性想象設計出來的理想製度藍圖。曆史的經驗表明，將人為(wei) 設計之理想製度強行施之現實，必致禍亂(luan) ，新朝王莽仿《周禮》托古改製而天下大亂(luan) ，便是深刻教訓。可知優(you) 良、合宜的製度，並非源於(yu) 完美設計，而是來自傳(chuan) 統的損益演進。

二是因循承襲既有製度，蕭規曹隨。但如前所述，唐—五代之政製雜亂(luan) 無章，為(wei) 亂(luan) 世產(chan) 物，又如何能夠維持長治久安？

趙匡胤選擇了第三條道路：承認既成事實，沿用唐—五代形成的整體(ti) 製度框架，並在內(nei) 部作漸進之改良。

唐朝的經典政治製度為(wei) 《唐六典》。《唐六典》規劃出一個(ge) 整全的國家治理製度體(ti) 係：三省、六部、九寺、五監，權責分明。但中唐之後，這一經典官製已為(wei) 臨(lin) 時差遣所動搖，“省、部、寺、監之官備員而已，無所職掌，別領內(nei) 外任使，而省、部、寺、監別設主判官員額”，比如戶部尚書(shu) 並無執掌戶部之權，而由另一位領有“判戶部事”差遣的官員管理戶部。本官與(yu) 職事發生了分離。趙匡胤立國，官製襲用唐舊，官與(yu) 差遣兩(liang) 套係統並行，“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而差遣以治內(nei) 外之事”。但若僅(jin) 僅(jin) 如此，則不可言太祖有立製之智慧。趙匡胤的高明之處，是運用官與(yu) 差遣相分離的唐朝舊製，巧妙化解了晚唐—五代的積弊。

自晚唐—五代以來，中央權威喪(sang) 失，方鎮、武臣控製了一地軍(jun) 政、民政、財政與(yu) 司法大權，此為(wei) 五代禍亂(luan) 之源。建隆二年（961），趙匡胤曾問計謀臣趙普：“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wei) 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趙普說：“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亦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但如何“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也是一個(ge) 問題。

許多人都知道“杯酒釋兵權”的故事，但曆史上是否真的有過這麽(me) 一場戲劇性十足的宴會(hui) ，尚無定論；即使真有“杯酒釋兵權”，也僅(jin) 僅(jin) 是解決(jue) 了侍衛親(qin) 軍(jun) 統官的權力隱患。五代積弊又表現為(wei) 地方節度使權力太重——唐時節度使本為(wei) 使職差遣，後逐漸坐大，成一方諸侯。趙匡胤的策略是繼續保留節度使的建製，“偽(wei) 署並仍舊”，同時又將節度使的差遣性質轉為(wei) 榮銜性質，“節度、承宣、觀察、團練、防禦、刺史，俱無職任，特以為(wei) 武臣遷轉之次序”，朝廷另遣知州、知縣治理地方。知州、知縣均為(wei) 宋朝差遣。於(yu) 是唐—五代遺留下來的節度、觀察諸使，仍得以保持尊貴之地位、優(you) 厚之俸祿，權力卻收歸中央派遣之知州、知縣。

這是太祖對唐—五代製度遺產(chan) 的不動聲色的改造，如此，新舊交替，自然過渡，不用推倒重來，避免了大破大立可能誘發的政治動蕩。

漸進的改良：司法

宋太祖對諸州“馬步院”的改造，更是堪稱中國司法製度上的“神來之筆”。按唐製，各州郡置司法參軍(jun) （或法曹參軍(jun) ），掌一州司法，《唐六典》規定：“法曹、司法參軍(jun) 掌律令格式，鞫獄定刑，督捕盜賊，糾逖奸非之事，……使人知所避而遷善遠罪。”但唐季以降，藩鎮專(zhuan) 權，私設馬步院，遣派親(qin) 信衙校出任馬步都虞侯、馬步判官，以控製地方司法。唐政府的司法參軍(jun) 之司法權，遂被架空。馬步院以武人為(wei) 司法官，立即就成為(wei) 濫用酷刑、恣意殺人之所在，被逮捕入獄之人，“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是非，但雲(yun) 有犯，即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軍(jun) 吏因之為(wei) 奸，嫁禍脅人，不可勝數。”馬步院之設，可謂是五代最黑暗的製度之一。

宋太祖開國，卻沒有一舉(ju) 廢除諸州已普遍設立的馬步院，而是保留下來，並加以改造：首先將其更名為(wei) 司寇院，太宗時又改稱司理院；又選派及第進士取代武人出任司理參軍(jun) ；重新劃定司理參軍(jun) 的權限：“專(zhuan) 於(yu) 推鞫研核情實。”即負責審清刑事被告人的犯罪事實。那麽(me) 原來的司法參軍(jun) 怎麽(me) 辦？宋朝立國者將其權力調整為(wei) “議法斷刑”，即根據司理參軍(jun) 審理清楚的卷宗，檢出刑事被告人所觸犯的法條，供定罪量刑。這便形成了中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鞫讞分司”製度，有點像英美普通法體(ti) 製下，陪審團負責確認犯罪是否屬實，法官負責法律的適用，“事實審”與(yu) “法律審”相分離。

唐—五代的州政府設有州院，是州郡的法院。趙宋立國，也將州院的設置保留了下來，於(yu) 是一州之中便出現了兩(liang) 個(ge) 法院：州院與(yu) 司理院，二院並立。有些大州還分設左右州院、左右司理院，一州有四個(ge) 法院。宋朝州一級的司法係統非常發達，與(yu) 這種複式設置有關(guan) 。但設置複式法院更重要的意義(yi) ，表現在“翻異別勘”的司法製度上。翻異，即翻供；別勘，即重新審理。宋代的刑事被告人在招供之後，乃至在宣判之時，都可以喊冤翻異。一旦翻異，案子便自動進入別勘的複審程序。按要求，翻異必須由不相幹的法官重組法庭別勘，原審法官全部回避。這個(ge) 時候，諸州設置兩(liang) 個(ge) 以上法院的意義(yi) 就顯示出來了：州院翻異的案子，可移交司理院重審；司理院翻異的案子，也可移交州院。

宋太祖（包括太宗）對唐—五代官製與(yu) 司法係統的繼承與(yu) 改造，體(ti) 現了宋王朝定製創法的一貫思路：陳陳相因，推陳出新。曾有人跟朱熹說：“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luan) 為(wei) 治。”朱子糾正他：“不然。隻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換成現代的說法，這便是漸進主義(yi) 的改良進路了。

分權與(yu) 製衡（一）

趙宋立製的出發點，固然是為(wei) 革五代兵驕將悍、內(nei) 輕外重之弊，但太祖的眼光並不止於(yu) 此，他曾與(yu) 趙普論事，自言“朕與(yu) 卿定禍亂(luan) 以取天下，所創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太祖有他的長遠目標，那就是確立一套可以維持長治久安的製度。那如何維持長治久安呢？太祖基於(yu) 五代教訓，認為(wei) 首要就是防止任何一方的權力不受控製。

因此，宋太祖對唐—五代舊製的改造，大體(ti) 上都是圍繞“分權與(yu) 製衡”的重心展開。後來太宗繼位，即位詔書(shu) 稱：“先皇帝創業(ye) 垂二十年，事為(wei) 之防，曲為(wei) 之製，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那“事為(wei) 之防，曲為(wei) 之製”八字，道盡太祖立製之精神。

他分置司寇參軍(jun) （司理參軍(jun) ）與(yu) 司法參軍(jun) ，創立“鞫讞分司”之製，立意還是為(wei) 了分權與(yu) 製衡，用宋人的話來說，“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他以文官知諸州而削節度使之權，又複置州通判來製衡知州權力。明清時期的通判隻是知府的副職，分掌糧運、水利、屯田、牧馬、江海防務等事；宋代的通判卻不是知州的副手，更不是知州的屬官，而是與(yu) 知州平行的監察官（兼行政），所以又稱“監州”。知州的政令，須有通判副署同意，方能生效，“知府公事並須長吏、通判簽議連書(shu) ，方許行下”；州政府的所有官員包括知州大人，若被發現不法事，通判有權提出彈劾，“知州有不法者，得舉(ju) 奏之”，“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通判）得刺舉(ju) 以聞”。

君主的權力也被太祖納入製度約束的範圍。且看一事：“太祖即位，嚐令後苑作造熏籠。數日不至，太祖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shu) 省、尚書(shu) 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複依，方下製造，乃進禦。以經曆諸處，行遣至速須數日’。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左右曰：‘可問宰相。’上曰：‘呼趙學究來！’趙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mai) 一熏籠；今為(wei) 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蓋不為(wei) 陛下設，乃為(wei) 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台諫理會(hui) 。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若無熏籠是甚小事也。”

內(nei) 廷要一個(ge) “熏籠”（點燃熏料驅趕蚊蟲的器物），需要經過非常繁複的程序，層層審批，走完這些程序，最快也得幾個(ge) 工作日。其間如果宰相與(yu) 台諫覺得不妥，還可以將申請退回去。宋太祖草莽出身，對這樣的製度開始時還不習(xi) 慣，也想不通：“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mai) 一熏籠；今為(wei) 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但經過宰相趙普的解釋，太祖就明白過來了，廟堂不比民間，民間可以用數十錢買(mai) 一熏籠，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當然需有製度約束，否則後世君主揮霍無度，豈不後患無窮？

分權與(yu) 製衡（二）

宋代最周密的“分權與(yu) 製衡”，體(ti) 現在治理國家的權力構架設計上。南宋陳亮曾在上孝宗皇帝的《中興(xing) 五論》中描述過這個(ge) 層層製衡的權力構架：“自祖宗以來，軍(jun) 國大事，三省議定，麵奏獲旨。差除（人事任命）即以熟狀（宰相意見書(shu) ）進入，獲可，始下中書(shu) 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shu) 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shu) 奉行。有未當者，侍從(cong) 論思之，台諫劾舉(ju) 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ti) ，總權之大綱。端拱於(yu) 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可以看出宋代“分權與(yu) 製衡”製度之縝密周全：君主、宰執、台諫、中書(shu) 舍人、給事中、侍從(cong) ，各有職權，不可相侵。不過若論其大端，則呈現為(wei) 一個(ge) “二權分立”的結構：執政的政府與(yu) 監察政府的台諫兩(liang) 套係統並立，相互製衡。台諫機構之設，由來已久。但漢代的禦史大夫隸屬於(yu) 政府，“唐代的諫官，則是宰相的唇舌”，宋代台諫合流，完全獨立於(yu) 政府，是跟政府平行的獨立機構，與(yu) 政府構成“二權分立”之勢。

說“二權分立”，並不是今人對於(yu) 宋製的穿鑿附會(hui) ，宋朝士大夫已頻頻將台諫官與(yu) 執政官對舉(ju) ，如歐陽修說：“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yu) 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yu) 天子爭(zheng) 是非者，諫官也。”程瑀說：“人君亦何為(wei) 哉？相與(yu) 論道者，台諫也；相與(yu) 行道者，宰執也。天下之理，不過是與(yu) 非；天下之事，不過利與(yu) 害。台諫曰是，宰執曰非，人君察焉：果非也，過在台諫，不在宰執；若以是為(wei) 非，則宰執何所逃罪哉！宰執曰害，台諫曰利，人君察焉：果利也，過在宰執，不在台諫；若以利為(wei) 害，則台諫何所逃罪哉！”

宋代的士大夫顯然有一個(ge) 共識：治理天下的權力應委托給宰相領導的政府；為(wei) 防政府濫權，再將監督政府的權力委托給台諫。君主超然於(yu) 上，居中裁斷，便可垂拱而治。

隻不過太祖時代，國家方草創，開國君主通常又是雄才大略，自然不大可能垂拱而治。但南宋的黃履翁與(yu) 徐鹿卿都認為(wei) ，太祖創製，已立下“二權分立”之大體(ti) 。黃氏在論君主“攬權不必親(qin) 細務”時說，“藝祖豈切切自親(qin) 其末哉？以政事之柄任中書(shu) ，以參貳之職分政權，以台諫之官糾大臣。”徐氏在《上殿奏事第一劄》上說，“祖宗未嚐不以事權付中書(shu) ，而能使臣下無專(zhuan) 製之私者，以有台諫、封駁之司也。”

製度的形成有一個(ge) 發展的過程，到宋仁宗朝，“二權分立”之製才算完成、定型。仁宗朝也因此被宋代士大夫公認為(wei) 政製最優(you) 良的時期，是值得效法的典範。我試舉(ju) 幾例：

蘇轍言：“臣竊見仁宗皇帝在位四十餘(yu) 年，海內(nei) 乂安，近世少比。當時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進退，皆取天下公議，未嚐輒出私意。公議所發，常自台諫，凡台諫所言，即時行下。其言是，則黜宰相，其言妄，則黜台諫。忘己而用人，故賞罰之行，如春生秋殺，人不以為(wei) 怨。終仁宗之世，台諫不敢矯誣，而宰相不敢恣橫，由此術也。”

秦觀言：“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cong) 中出，輒為(wei) 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禦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ju) 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liang) 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yu) 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願（陛下）鑒漢唐之弊，專(zhuan) 取法於(yu) 仁祖，常使兩(liang) 者之勢適平，足以相製，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範純仁言：“臣昔見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cong) 允，而使台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放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yu) 年，不勞而治。”

他們(men) 均異口同聲地申明一個(ge) 道理：政府與(yu) 台諫“二權分立”、君主端拱在上，是本朝祖宗之法，也是優(you) 良製度傳(chuan) 統。治理國家，當用此道。

以“漸進的改良”為(wei) 建立製度之路徑，以“分權與(yu) 製衡”為(wei) 建立製度之宗旨，“自成一王之法”，這便是宋太祖趙匡胤表現出來的立製大智慧。如果與(yu) 明太祖朱元璋的創製立法略作相比，我們(men) 更是可以發現宋太祖的高明。

朱氏立國之後，親(qin) 訂《皇明祖訓》，還警告子孫：“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luan) 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他又廢除宰相製，從(cong) 此君主兼任政府首腦，並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wei) 詳善。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且不說朱元璋的《皇明祖訓》與(yu) 廢宰相製是否真的“至為(wei) 詳善”，其要求後人不得更改的霸道，已是任性得愚蠢，相當於(yu) 堵死了製度演進改良的可能性。黃宗羲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但複置宰相的更化之路，已被朱元璋預先封死。

清承明製，清朝開國者倒是對朱元璋的創製天才讚賞有加。順治曾問大學士範文程、陳名夏等人：“自漢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為(wei) 優(you) ？”陳名夏等人說：“漢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屬賢君。”順治又追問：“此數君者，又孰優(you) ？”陳名夏答道：“唐太宗似過之。”順治說：“朕以為(wei) 曆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對此，我隻能奉上四個(ge) 字：臭味相投。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