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誌琴】士大夫的生活風貌與文化擔當

欄目:快評熱議
發布時間:2015-08-28 12: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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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生活風貌與(yu) 文化擔當

作者:劉誌琴(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中華讀書(shu) 報》2015年7月1日,略有刪減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七月十五日丙子

           耶穌2015年8月28日

 

 

 

一、提出這一命題的緣起

 

2014年的網絡上,流行一句說法:“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這是針對文人痞子化傾(qing) 向而發出的議論,有些學者據此而提出學習(xi) “貴族精神”的問題,這是以正義(yi) 、公正、自尊為(wei) 特征的西方貴族精神為(wei) 參照,慣常是以法國大革命時路易十六皇後為(wei) 例,說的是當皇後走上刑場時,不小心踩到劊子手的腳,皇後依然彬彬有禮地說了聲:“對不起!”從(cong) 容地走向斷頭台,這一例證被不少文章所引用。其實,中國並不缺少這樣的事例,孔子的學生子路,在一次戰爭(zheng) 中喪(sang) 生,臨(lin) 終前最後一個(ge) 動作是把自己的帽子放端正,麵對死亡保持了自己的尊嚴(yan) 。楚漢之爭(zheng) ,項羽兵敗漢江,有機會(hui) 逃生,因為(wei) 無顏見江東(dong) 父老一念,寧可自刎而不去逃生。不論是士大夫的子路,還是貴族項羽,其精神風貌是同樣的,嗣後貴族消失了,士大夫卻代代相沿,所以在認識貴族精神的同時,更應該了解中國的士大夫,他們(men) 的精神風貌和文化擔當。

 

士大夫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精英,現代知識分子的前身,它從(cong) 先秦至清末延續有數千年的曆史,隨著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這一階層已不複存在,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與(yu) 精神風貌仍然為(wei) 現代人所向往,人們(men) 常用“最後的士大夫”來標榜某個(ge) 現代學者,例如人們(men) 在懷念王元化、李慎之的文章中,就不乏這種稱譽,如今又把這一聲譽賦予令人敬重的學者周有光、楊絳,可見士大夫的魅力至今不衰。

 

然而“士大夫”已是遠去的曆史,尤其經過極左思潮的掃蕩,認為(wei) 士大夫們(men) 養(yang) 尊處優(you) ,予以鄙薄,以至對士大夫的生活風貌不甚了了。本文即以晚明士大夫為(wei) 話題,再現知識分子先輩的生活風貌與(yu) 文化擔當。

 

生活風貌是什麽(me) ? 是生活的情感、情緒、好惡和崇尚,是人類精神情緒的體(ti) 現。士大夫往往有優(you) 越的經濟條件,與(yu) 生活在底層的貧民有別,但他們(men) 的追求和崇尚,又超越階級限製,養(yang) 育一代人的文化擔當,展現了士大夫們(men) 的生活理想和追求。

 

明清之際,思想活躍,人才輩出,“性靈說”、“童心說”、“情教說”風動一時,種種離經叛道,追新求異之說,說明這是生機勃發的時代。與(yu) 士大夫們(men) 悠遊歲月最貼近的生活意識,自有一番新的氣象和追求。

 

二、傳(chuan) 統生活觀念中的現代因素

 

生活,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問題。不同的國家、種族和地區的人們(men) ,生活需求相似,都需要吃飽穿暖,而理解各有不同,對於(yu) 什麽(me) 是生活? 古今中外,從(cong) 聖賢哲人到凡夫俗子,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說法。

 

中國古人很早就有“生活”這一用語,最古老的史籍《尚書(shu) 》記述: “‘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1)《孟子》說:“自作其災孽,不可得而生活也。”(2) 東(dong) 漢應邵的《風俗通義(yi) 》記載,秦始皇釋放燕國人質太子丹,使他“可得生活”(3) 。在古人眼中,給犯人流放、釋放人質歸國,或詛咒對手自作孽不得活命,都稱之謂“生活”,這是讓人活下去,使生命繼續存在,因此“生活”與(yu) “活命”是同一意義(yi) ,

 

此種理解乃是統治者的對敵方略,而對馴服的臣民來說,“生活”自有不一樣的說法。《尚書(shu) 注疏》說:“ 化世俗,重養(yang) 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chuan) 》雲(yun) :‘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4) 臣子對皇帝感恩戴德的常用語是:“仰希陛下生活之恩”(5)此“生活”是被“養(yang) 活”的意思,是統治者的恩賜。

 

從(cong) 老百姓方麵理解生活,是淺顯、直白的,生活就是有飯吃,有衣穿,有維持生存的必需品。“民非水火不生活。”(6) “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7) 因此生活在中國的延伸意義(yi) ,又是“謀生”的同義(yi) 詞,如: “寒士欲謀生活,還是讀書(shu) 。”(8)“認媼為(wei) 假母,稍作煙花生活。”(9) 等等。

 

從(cong) 老百姓方麵來理解,是淺顯、直白的。生活就是有飯吃,有衣穿,有維持生存的必需品。民間大俗話說的是中,謀生叫“糊口”,工作叫“飯碗”,以及“幹活”“生計”、“生理”、“做生意”、“做生活”“營生”,種種以勞動求得報酬的術語,都與(yu) “生”或“活”相連,是維持生命的基本保障。

 

讓生命延續,以求得生存,是生活的第一要義(yi) ,從(cong) 這意義(yi) 上說古今中外都相同。  然而生存雖是生活的第一要義(yi) ,可這是人類最原始的本能,是活命的最低需求。人是有欲望的生靈,欲望受需求的激勵,不斷提升,當吃飽穿暖的生理要求滿足後,就會(hui) 產(chan) 生安全保障、社會(hui) 交往、情感歸屬和發揮個(ge) 人才能是要求,從(cong) 低級向高級逐步推進。欲望無止境,需求也就無止境,一種欲望滿足後,又向更高級的欲望攀登,欲望不斷,攀登不息,人類文明就是在欲望不斷地滿足和攀登中創造的業(ye) 績。1943年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在《人類動機的理論》中提出人類生活需求的五個(ge) 層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1954年又推出《激勵與(yu) 個(ge) 性》一書(shu) ,進一步提出求知與(yu) 審美的需求,自此人們(men) 將生活的需要概括為(wei) 五個(ge) 或七個(ge) 層次,更多的學者是將後兩(liang) 種歸入自我實現的層次。因此生活需求的五層次論,成為(wei) 當今最能反映人類自由發展的重要學說。

 

人類怎樣才能達到自由發展? 這有賴於(yu) 人們(men) 在謀生之外有更多的時間由自己支配,發展自己的興(xing) 趣和愛好。通常是指“休閑”,這有兩(liang) 種內(nei) 容: 一是休息、娛樂(le) ;二是自行選擇愛好,發展特長,增加智慧和才幹,這看似非物質形態,卻兼有創造物質和精神價(jia) 值的雙重功能。對休閑,文化人是最敏感的階層,他們(men) 都是有產(chan) 有識之士,不愁衣食,不必為(wei) 謀生操勞。讀書(shu) 、休閑是生活的主要內(nei) 容,中外都有相似之處,其中尤以休閑是生活價(jia) 值的關(guan) 鍵所在,中西文明古國各有各的特色。

 

亞(ya) 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shu) 中,把休閑視為(wei) “科學和哲學誕生的基本條件之一。”他創立的學派稱為(wei) “散步學派”,因為(wei) 許多思想的生成,是在散步閑談中撞擊的火花。雅典的文化人多喜歡在野外聚會(hui) ,社會(hui) 交往和爭(zheng) 論也多半在戶外,甚至在喧囂的街市或運動場上都能聽到文人雅士的滔滔雄辯。不僅(jin) 如此,“學校”一詞源於(yu) 希臘文,本意就是休閑,這就是說,學校是一個(ge) 休閑場所,可以自由地追求知識,用現代語言說,這是快樂(le) 閱讀。

 

雖然古希臘思想家把休閑看作學習(xi) 知識的條件,給予高度評價(jia) ,但把休閑作為(wei) 一門學問,以人的休閑方式、休閑心理和休閑觀念為(wei) 研究對象,才有一百多年曆史,馬克思是始創者之一,他高度評價(jia) 休閑的作用,在他筆下“休閑”,又譯為(wei) “自由時間”,即非勞動時自由支配的時間,馬克思預言未來的社會(hui) : “衡量財富的價(jia) 值尺度將由勞動時間轉變為(wei) 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ge) 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又說 :“自由時間,可以支配的時間就是財富本身。”現代瑞典哲學家皮晉爾認為(wei) ,休閑是一種精神狀態,是沉浸在創造過程中的機會(hui) 和能力。美國心理學家凱利認為(wei) ,休閑是人一生中最能持久發展的舞台。毫無疑義(yi) 的是,隨著時代的前進,對休閑的價(jia) 值愈來愈得到重視。這是生命活動的最佳狀態,人類發展自我的必要條件。因此在西方思想史上提倡休閑,享受休閑,高度評價(jia) 休閑作用的思想家不勝枚舉(ju) ,被中國學者忽視的是,明清士大夫對休閑的看法已蘊有現代因素,而在中國思想史著作中幾乎不置一詞,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偏失。

 

休閑,從(cong) 字義(yi) 的象形來看,“休”是人倚木而息;“閑(繁體(ti) 字)”是倚門望月,都表現為(wei) 一種寧靜、安閑的狀態,形象地表現了我們(men) 祖先對休閑的最初認識。在古籍中的用語,也是指非勞動時的休息狀態,如“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wei) 民逑。”(10)“勞農(nong) 夫,以休息之。”(11)“勞而不休,亦將自息。”(12)從(cong) 先秦民歌《詩經》到政治家的高論,都是將休息看成勞動的補充,是恢複勞動力的手段。

 

明人說“休閑”,慣用的語詞為(wei) “清閑”,別小看這一字之差,卻有境界的不同。對“清”字,中國人是情有獨鍾,在漢語詞匯中,許多美好的稱譽,往往是清字當頭: 卓越的才能是清才,誌行高潔的稱清士,儒雅的文章稱清文,廉潔奉公的官員稱清官,純潔的友情為(wei) 清交,還有清秀、清名、清醇、清流等等,凡屬令人敬重的人品、舉(ju) 止,物性、事理,幾乎都要冠上一個(ge) “清”字。休閑以“清”當頭,極大地提升了休閑的品位。

 

明代士大夫從(cong) 對“清閑”的欣賞中,表現出類似古希臘哲學家的價(jia) 值觀:

 

“讀書(shu) ,最樂(le) 之事,而懶人常以為(wei) 苦;清閑,最樂(le) 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樂(le) 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閑,莫若與(yu) 高士盤桓,文人講論。何也! ‘與(yu) 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shu) 。’既受一夕之樂(le) ,又省十年之苦,便宜不亦多乎? ”(13)

 

“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挨。花落花開,紅顏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yun) 台,功名安在哉! 休想蓬萊,神仙真浪猜。清閑兩(liang) 字錢難買(mai) 。”(14)

 

“‘名利不如閑’,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閑者,不徇利,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閑之中,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生死之故,可以通萬(wan) 物之理。”(15)

 

他們(men) 渺視功名,浮雲(yun) 富貴,把清閑看成人生的最大快樂(le) ,不論是獨坐空庭,或是談學論辯,無拘無礙。可這要有相應的條件,那就是有一個(ge) 清雅的環境,士大夫們(men) 最向往的是,“竹樓數間,負山臨(lin) 水;疏鬆修竹,詰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shu) 萬(wan) 卷其中,長幾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閑日過從(cong) ,坐臥笑談,隨意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敘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yu) 斯極矣! ”這裏有喜逢知己,坐臥談笑的,也有麵壁沉思,自甘孤獨的。無錫園林有一“忘言齋”,懸掛的一聯是: “幾年埋跡在丘樊,一室重關(guan) 可避喧。窗外雲(yun) 峰常滿目,主人終日複何言?”(16)不論是動,是靜,追求的是一種怡然自得的情懷。

 

靜時,不是無所作為(wei) ,“憑虛獨得超然意,萬(wan) 物盡從(cong) 靜裏觀。”這是中國士大夫的思考方式,在明末風動一時,具有啟蒙建樹的李贄自稱“四海閑人”,標榜“閑中無事,好與(yu) 前輩出氣。”(17)前文所引“閑之中,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生死之故,可以通萬(wan) 物之理。”表明中國思想家與(yu) 古羅馬哲人一樣,也是在清閑中思考萬(wan) 物之理,所不同的是思考的內(nei) 容不一樣。在古代西方引起人們(men) 激辯的是世界的本原是水,是火,是氣,還是數? 這是對哲學的探討。而中國士大夫熱衷的是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身閑心不閑,念念不忘進德明理,所以清閑在中國士大夫中,也是一種立身處世的境界。

 

晚明吏治腐敗,黨(dang) 派紛爭(zheng) ,皇帝不上朝,官員不理公務,相互間黨(dang) 同伐異,爭(zheng) 名逐利,從(cong) 中央到地方賣官鬻爵成風,但有一官半職,便貪贓枉法,人們(men) 不堪其擾,形容大小官員搜刮民脂民膏說: “知縣是掃帚,太守是畚鬥,布政是叉袋口,都將是京裏抖。”官僚機構千孔百創,正如萬(wan) 曆首輔方從(cong) 哲所說,國家機構已到了“職業(ye) 盡失,上下解體(ti) ”(18)的地步。士大夫們(men) 自幼接受崇尚名節的教育,眼看朝政的敗壞,有人為(wei) 虎作悵;有人置若罔聞;有人變成假道學;但也有一批修身養(yang) 德之士,在濁浪翻滾的官場中,不願同流合汙,激流勇退。在這種背景中,很容易出現兩(liang) 種人,即隱士和狂人,這在明代形成一道風景線。

 

三、隱逸心態和狂士風骨

 

歸隱,自古以來就是士大夫避世的傳(chuan) 統。孔子說: “隱居以求其誌,行義(yi) 以達其道。”(19)如果不能實現抱負,不如乘竹筏,隱居海上。屈原望天長歎: “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20)每逢亂(luan) 世、衰世,吏治腐敗,政局混亂(luan) 之際,就出現避世思潮,先秦兩(liang) 大哲人也隻能作出或是苟合或是隱居的抉擇。與(yu) 出世不同的是,避世者並非是四大皆空的出家人,他們(men) 有家有室,有入世的追求,有生活情調,往往遭遇宦海風險,疲於(yu) 官場爭(zheng) 鬥,既無回天之力,又不甘隨波逐流,以特立獨行的姿態,躲進小樓成一統,激流勇退,明哲保身。

 

在中國曆史上歸隱之風最盛行的是在魏晉和晚明,這恰恰是在亂(luan) 世之秋和王朝沒落的衰世。明代與(yu) 魏晉相距上千年,時代不同歸隱之道亦有變化。陶淵明一首 :“采菊東(dong) 籬下,悠然見南山。”反映了魏晉時代失意的士大夫向往的是離群索居,不問世事的桃花源,而晚明的隱士卻不必躲進荒山野郊,盡可以居在鬧市為(wei) “市隱”,不離官場為(wei) “吏隱”,不拘行為(wei) 是“心穩”,有人因此專(zhuan) 作《隱說》: “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大不適,如嚴(yan) 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蹤跡混俗,不異眾(zhong) 人,如東(dong) 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為(wei) 江西從(cong) 事,不親(qin) 公務,人稱仕隱。然予觀白樂(le) 天詩雲(yun) : 大隱在朝市,小隱在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21)

 

有關(guan) 隱逸之論,弄出市隱、吏隱、心隱、天隱、地隱、名隱、充隱、通隱、仕隱、中隱種種言論,名目之多遠勝魏晉,這是明代士大夫的創造。著名才子袁宏道一語道破天機:“ 大隱在朝市,何勞避世喧?”“ 山林亦朝市,朝市亦山林。”“市朝無拘管,何處不漁蓑? ”(22)既然在朝在野、為(wei) 官去官都有隱逸之趣,那又何必苦守山村野舍? 隻要心有所屬,哪裏都有深山淨土,不必改變既有的生活,就能隱逸,何樂(le) 而不為(wei) ? 這給士大夫提供了不離世俗而又超脫世俗的依據。明人自認這是“雖脫根塵,實不離根塵。”(23)既向往避世中的超脫境界,又不願忍受避世中的孤獨和寂寞,遂有這種隱世而又戀世,在戀世中以求隱世的方式。因此兩(liang) 棲的“仕隱”備受青睞,這種既出仕又棲隱,似隱非隱的“中隱”在晚明流行開來。

 

避世者往往在繁華的城鎮辟一方清靜的寶地,營建城市山林,如明代著名的市隱園、洽隱園、招隱園、歸田園居等等。那些號稱山人、居士、隱士們(men) ,有的依舊像當官的一樣出入公侯之家,受到權貴的器重,所不同的是由在朝而退至林下,或是優(you) 遊自得,遊戲人生,或是講學結社,詠詩弄文。隻要是抱道忤時,去職歸田的,都標榜為(wei) 清流、隱逸,嘯聚同道,訾議時弊,由此形成一股在野的社會(hui) 力量,甚至成為(wei) 沽名釣譽的捷徑,所以明代的隱逸遠比魏晉的隱士們(men) 要複雜得多。

 

雖然如此,隱逸之風給明代士大夫們(men) 的修心養(yang) 性,澹泊恬淡,提供了一種清閑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灑脫的心境。賦閑的、為(wei) 官的都標榜山林之氣,明人朱國禎評論說:“‘ 朝裏有官做不了,世間有利取不了,架上有書(shu) 讀不了,閑是閑非爭(zheng) 不了,不如頻頻收拾身心好。’此語極有省悟處。”(24)身居雕牆之中,心懷山林之誌。醉心於(yu) 閉門讀經書(shu) ,開門迎佳客,出門尋山水,這就是明人標榜的“三門之樂(le) ”。  最典型的隱士生活,莫如一首《行香子》的描述:“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qin) ? 且陶盡天真,不如歸去,做個(ge) 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yun) 。”(25) 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yun) ,率真而又恬淡的人生態度,對人情世態的洞穿,是隱士們(men) 常有的心態。

 

士大夫逃避現實的另一種辦法就是裝瘋賣傻,這就是《楚辭》所說: “比幹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發而佯狂。”以裝瘋逃避商王暴政,見於(yu) 史籍記載的,箕子算是第一人。明代以佯狂避禍的著名人物當屬蘇州才子唐寅,他出身屠賈,經營肉鋪的家世,論社會(hui) 地位並不高,但他的才氣卻名聞江南。江西寧王朱宸濠坐鎮江西,發展勢力,招攬人才,以重金聘得唐寅為(wei) 座上客,唐寅目睹寧王種種不端,料定必有反誌,一旦事發,殃及自身,禍莫大矣。可這王府進來容易出去難,為(wei) 了擺脫幹係,故意赤身露體(ti) ,弄出種種不堪入目的醜(chou) 態,寧王聞訊,以為(wei) 唐寅不過是一瘋子,立即把他送走。後來寧王果然被法辦,唐寅安然脫身,就得力於(yu) 佯狂的本領。但這畢竟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手段,晚明一代統治失控,管理鬆弛,社會(hui) 氛圍比較寬鬆,士大夫得以有展現自由的空間,無需刻意裝瘋,更多的是恃才傲物的狂士,表現為(wei) 特立獨行的個(ge) 性。

 

在古人心目中“狂”字並無貶意,而是一種風度和個(ge) 性,孔子說:“ 狂者進取”,這是嘉獎,大詩人李白,在唐代被稱為(wei) “飛狂才”,宋人蘇軾說他是“狂士”,所以“狂士”自古就是士大夫誌向高遠,不拘禮法的風格。唐寅就是這樣一名放蕩不羈的狂士,他最恨假道學,聲稱:“ 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wei) 商賈不耕田;閑來就寫(xie) 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ye) 錢。”(26)

 

他不當官、不種田,就靠賣畫為(wei) 生,可他的畫並不輕易出手,常見的是他當街坐在酒樓上自斟自飲,凡有求畫的都得帶酒來,陪他痛飲終日,待到酒興(xing) 正濃,大筆一揮,高山流水、花鳥蟲魚,男女老少,栩栩如生,令人叫絕。因此有“欲得伯虎畫一幅,須費蘭(lan) 陵酒千鍾。”之說。他自詡:“龍虎榜中名第一, 煙花隊裏醉千場。”生性高傲,對權貴不屑一顧,見到花開花落卻悲從(cong) 中來,痛哭失聲。他目空一切,卻對平民有天然的情結,自號“布衣大俠(xia) ”,賦詩作畫,喜用俚語俗詞,他撰有一首勸世歌雲(yun) :“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霜與(yu) 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早白。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27)這首歌把他對人生的洞察和轄達,寫(xie) 得琅琅上口,深得民眾(zhong) 的喜愛。

 

唐伯虎與(yu) 沈周、文征明、祝允明,並稱為(wei) 江南四大才子,名滿全國,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說他們(men) :“ 才情輕豔,傾(qing) 動流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四人中除沈周生活在明中葉,有三人同處晚明時期,祝允明,因生有六指,自號枝山,生性豪放,舉(ju) 止倜儻(tang) ,喜好賭博、聽戲,有時還粉墨登場,所書(shu) 狂草,縱橫揮斥,無拘無束,號稱“明代草書(shu) 第一人”。文征明一生絕口不談道學,他的詩文書(shu) 畫可以隨意贈送他人,而對富貴人家片紙不予,絕不送王府公侯,有的親(qin) 王以珍寶古玩相贈,以求得一紙半字,但見贈禮上門,不屑一顧,原物擲還。

 

張夢晉是又一個(ge) 不問生計的落魄才子,得錢就一醉方休,一日遊虎丘,見有商人在亭中飲酒賦詩,他裝成行乞者討酒,因為(wei) 出言不凡,令人刮目相看,請他吟詩,他揮筆立就,洋洋灑灑近百首,寫(xie) 罷揚長而去,商人驚為(wei) 天人,尋他上座,他又改扮成朱衣金目,作出種種怪誕狀,把人們(men) 嚇一跳。

 

山陰人徐渭,兀傲不群,知文知兵,書(shu) 畫雙絕,是文武兼通的奇才,他善寫(xie) 長聯,一聯多達百字,明人無出其右。可他一生潦倒,自書(shu) :“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shu) 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胸懷丘壑萬(wan) 千,卻難覓施展之地,空懷滿腔抱負,隻落得像凡高一樣自虐,用利斧擊破頭顱,用利錐刺入雙耳,多次自殺,終以自絕而亡。

 

他們(men) 都是一群才情驕人,行為(wei) 怪誕的著名文人,又都以冒犯禮教的放蕩行為(wei) 成為(wei) 明代小說戲曲的話題,在民間不徑而走。家喻戶曉的唐伯虎點秋香,乃是張冠李代,並非真有其事,但在坊間裏巷流傳(chuan) 不息,是因為(wei) 他們(men) 有相似的風流品性,又多是擅長丹青的高手,相當於(yu) 當今的文藝界明星,附會(hui) 種種傳(chuan) 聞逸事,使這類故事長盛不衰。

 

另一種狂士,以深邃的思想打動人心,有的還成為(wei) 世人追隨的偶像。晚明一些離經叛道、標新立異之士,往往都有狂放不羈的性格特征,以異端著稱的啟蒙思想家李贄,自稱“天幸生我大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指責《論語》不過是迂闊門徒、懵懂弟子,有頭無尾、得前遺後的雜記,儒家的經典六經,是聖人的糟糠。他在黃安講學,破天荒地招收女弟子,引起輿論大嘩。講課時見到學生穿戴整齊,不以為(wei) 然,以為(wei) 不如攜歌妓舞女,淺斟低唱。見到弟子擁妓出遊,他為(wei) 之張揚,認為(wei) 這強似與(yu) 道學先生作伴。他削發為(wei) 僧,卻不守戒律,帶著僧侶(lv) ,到寡婦臥室化緣,他把這些女性比作觀音,寫(xie) 成《觀音問》,廣為(wei) 傳(chuan) 布。他渺視君臣為(wei) 倫(lun) 理之大義(yi) ,一生以朋友為(wei) 性命,突出朋友是倫(lun) 理之首。他著書(shu) 題為(wei) 《焚書(shu) 》,表示“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語,恐覽者生怪憾,故名曰《焚書(shu) 》言其當焚而棄之也。”後來取名《藏書(shu) 》,希望他的書(shu) 先禁而後藏。麵對道學家咒罵他是“妖人”、“異端”等種種攻擊,毫不在意,而他對自己的學說充滿信心,一如既往,發布驚世駭俗之論。雖然他的書(shu) 在生前和死後兩(liang) 度被禁,但所有的書(shu) 都被刊印,在民間幾乎人手一冊(ce) ,家傳(chuan) 戶誦,成為(wei) 晚明最熱門的讀物。

 

江南才子馮(feng) 夢龍嘲諷宣揚名教的“教化”為(wei) “叫花”,曆史書(shu) 是“亂(luan) 說話”,“經書(shu) 子史,鬼話也。”自少就愛嬉遊,放浪成性的張岱自述:“ 幸生勝地,鞋 (革+及)間饒有山川;喜作閑人,酒席間隻談風月。”(28)他列舉(ju) 周文王喜好《關(guan) 睢》調情詩;呂尚見色動心,掩麵斬妲已;孔子也有小老婆等等,說明聖人也不能沒有情色,主張把“色膽大如天”貶詞,改成“情膽大如天“的褒詞,匯集民間俚歌俗曲,“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wei) 藥。”提倡建立“情教”。出自中原的著名思想家呂坤,聲稱自己不是道學、不是仙學、不是釋學、不是老莊申韓學,“我隻是我”(29),他的書(shu) 房自號“新吾”,書(shu) 房是“去偽(wei) 齋”,宣稱“舉(ju) 世都是我心”,著意突破道學樊籬。

 

泰州學派的領軍(jun) 人物王艮別樹一幟,反對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認為(wei) 順應自然,以已欲度人欲,就是順人意應天理的行為(wei) ,他提出“百姓日用即是天理”的思想,自認是大成之學。作《大成歌》說: “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比,開辟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 ”(30)他行為(wei) 怪誕,有時頭戴紙糊的五常冠,身穿上古的寬衣大袍,手持笏板,踱著方步,招搖過市,引得人們(men) 圍觀,他得意地說,這是“過市井啟發愚蒙”。“知我者其惟此行乎! 罪我者其惟此行乎!”料定這一行為(wei) 必在後世引起議論。事實也是這樣,其叛逆性不僅(jin) 冒犯當局,也為(wei) 世俗所不容,致使在他去世後,他的弟子徐樾撰寫(xie) 墓銘時,難以下筆,唯恐“片語不居其要”,一拖就拖了十年。王艮的弟子何心隱,厭棄科舉(ju) ,自費到北京講學,宣講以欲為(wei) 性,公然宣告五倫(lun) 中隻信朋友一倫(lun) 。清初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評論何心隱、顏山農(nong) 、李贄等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對他們(men) 衝(chong) 破名教的勇氣,出奇製勝的思想,傲睨世俗的個(ge) 性作了最好的讚譽,這就是晚明一代狂士的風骨。

 

四、以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為(wei) 擔當

 

明清之際的士大夫們(men) 或有隱逸心態,或有狂士風骨,但當國家危亡關(guan) 頭,又往往以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為(wei) 擔當。有一句經常被人們(men) 引用的古話,典型地表述了士大夫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責任感,那就是“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這句話的始創者是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他在《日知錄》中說:“有亡國,有亡天下, 亡國與(yu) 亡天下奚辨? 曰: 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yi) 充塞而至於(yu) 率獸(shou) 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耳矣。”在這裏國家與(yu) 天下不是同一個(ge) 概念,以天下與(yu) 國家相比,國家比較淡化,亡國是改朝換代,這是君主和當官們(men) 謀劃的事,而仁義(yi) 敗壞,道德淪喪(sang) ,才是百姓義(yi) 不容辭的責任。關(guan) 於(yu) 這點,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對的解釋是: “匹夫有責之說,今人以為(wei) 常談,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經濟之雲(yun) 雲(yun) 。”認為(wei) 保持道德比保持政權更重要,這是以倫(lun) 理為(wei) 本位的國家觀,可見,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乃是文化信念,是對中華文化的擔當。古人追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以平天下為(wei) 最高理想,這不是武力的征服,而是指文化的治理和征服。雖然這是華夏中心主義(yi) ,但卻表現了古人對祖國文化的自信和優(you) 越感,這是封建時代愛國精神的體(ti) 現。

 

然而,盡管士大夫們(men) 對中華文化有充分的自信,但在現實中卻屢遭亡國之痛,尤其在明清之際,士大夫們(men) 身受國破家亡的痛楚,輾轉反側(ce) ,痛定思痛,得出一個(ge) 驚天動地的結論:“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1)由此譜寫(xie) 了中國啟蒙思潮的最強音,其中最傑出的當數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和唐甄的《潛書(shu) 》。

 

這兩(liang) 個(ge) 同時代而從(cong) 未謀麵的思想家,不約而同地對君權至上的弊端提出質疑和抨擊。黃宗羲從(cong) 曆史發展的角度提出君道的失落,致使君主與(yu) 天下人為(wei) 敵:“ 古者以天下為(wei) 主,君為(wei) 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wei) 天下也。今也以君為(wei) 主,天下為(wei) 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wei) 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捕我一人之產(chan) 業(ye) 。曾不慘然。曰(日)我固為(wei) 子孫創業(ye) 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le) ,視為(wei) 當然。曰此而產(chan) 業(ye) 之花息也。然則,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鳴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wei) 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wei) 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yi) 無所逃於(yu) 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chuan) 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wan) 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首鼠,豈天地之大,於(yu) 兆人萬(wan) 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 ”(32) 唐甄提出“勢尊自蔽”的命題說: “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yu) 帝同體(ti) 。公卿大臣罕得進見;變色失容,不敢仰視;跪拜應對,不得比於(yu) 嚴(yan) 家之仆隸。於(yu) 斯之時,雖有善鳴者,不得聞於(yu) 九天;雖有善燭者,不得照於(yu) 九淵。臣日益疏,智日益蔽;伊尹、傅說不能誨,龍逢、比幹不能諫,而國亡矣。.... 豈人之能蔽其耳目哉? 勢尊自蔽也。”(33)這就尖銳地指出,位置愈高,權力愈大,愈容易受到蔽目塞聽,因此,權位至上有可能肇成禍國之源,這不在於(yu) 他人所為(wei) ,而是權力本身造成耳目閉塞的後果,這才有《抑尊》的篇章出世,明確提出抑製權力的主張,這樣深刻地對權力集中之弊的思考,已接近“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現代思想。

 

對於(yu) 怎樣抑製君權,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們(men) 提出過許多設想,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黃宗羲的方案,其要點有三方麵:

 

(一)用加強官僚機構職能的辦法,分散君權的獨攬。

 

他說: “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wei) 天下,非為(wei) 君也;為(wei) 萬(wan) 民,非為(wei) 一姓。”又說:“ 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yu) 臣共曳木之人也。”(34)他強調的是,臣子任職是為(wei) 天下不是為(wei) 君主,治國理政需要君臣共同協力,像抬大木頭一樣此唱彼和,相互配合,用一種近乎平等的觀念來看待君臣關(guan) 係。他痛感君主世襲之弊在於(yu) 皇帝不能進行優(you) 選,但非世襲的宰相是可以選擇的,“天子傳(chuan) 子,宰相不傳(chuan) 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chuan) 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chuan) 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yu) 為(wei) 賢者矣。”為(wei) 了保障最高執政的賢明,主張由可以挑選的宰相與(yu) 皇帝共同議政。他說: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宰相始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他把明朝的衰相,歸罪於(yu) 宰相撤消之故,因此主張恢複宰相製,“凡章奏進呈,六卿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由宰相協取或代行皇帝批文,使皇帝不能獨斷,宰相也不能獨行其事,下麵要設政事堂,“無常員,每日便殿議政。”(35)參與(yu) 議事的成員不設專(zhuan) 職,任用新科進士,並經常更新,每日對國家大事進行評議,使皇帝、宰相、議事堂之間發揮互動作用。在這裏,官員作為(wei) 君主的“分身”參與(yu) 最高決(jue) 策,最大限度地避免朝綱獨攬的弊病。

 

(二)用擴大地方權力的措施,減少中央集權之弊。

 

從(cong) 秦代實行郡縣製以來,就存在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這是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體(ti) 製內(nei) 部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明代是高度集權的王朝,一切利權收歸朝廷,地方事無大小,一切都要聽命於(yu) 朝廷,明朝的滅亡促使人們(men) 思考,過度集權未必能使國運昌盛。黃宗羲從(cong) 曆代興(xing) 亡的考察中得出這一教訓:“ 今封建之事遠矣,因時乘勢,則方鎮可複也。自唐以方鎮亡,天下庸人狃之,遂為(wei) 厲階,然原其本末則不然。當太宗分製節度皆在邊境,不過數府,其帶甲十萬(wan) ,力足以控製寇亂(luan) ,故安祿山、朱 皆憑方鎮而起,乃製亂(luan) 者亦藉方鎮,其後析為(wei) 數十,勢弱兵單,方鎮之兵不足相製,黃巢、朱溫遂決(jue) 裂而無忌,然則唐之所以亡,由方鎮之弱,非由方鎮之強也。是故封建之弊,強弱吞並,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使其疆場之害苦無巳時,欲去兩(liang) 者之弊,使其並行不悖,則沿邊之方鎮乎。”說這有五大好處: “統帥專(zhuan) 一,獨任其咎,思慮自周,戰守自固,以各為(wei) 長子孫之計一也;國家有一警急,嚐竭天下之財,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財自供一方二也;邊鎮之主兵嚐不如客兵,故嚐以調發致亂(luan) ,天啟之奢酋,崇禎之菜圍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餉皆出朝廷,嚐以一方而動四方,既各有專(zhuan) 地,兵食不出於(yu) 外,即一方不寧,他方宴如四也;外有強兵,中朝自然顧忌,山有虎豹,藜藿不采五也。”(36)方鎮是統領一方的軍(jun) 事長官,這“ 一方之財自供一方”, “一方之兵自供一方”的想法,是將中央的財權和軍(jun) 權分派於(yu) 地方,用縮減中央權力、擴大地方權力的辦法,鞏固地方政權,以穩定王朝的統治。

 

(三)提高士大夫的議政意識,實行輿論監督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平民議政的傳(chuan) 統,《左傳(chuan) . 昭公六年》有“作封洫,立謗政”的記載,《管子》有“嘖室之議”,劉向的《新序》說:“ 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韓愈撰寫(xie) 《子產(chan) 不毀鄉(xiang) 校頌》,頌揚子產(chan) 在鄭國執政時,反駁禁議者說: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37) 這都作為(wei) 三代之遺風受到後人的推崇。黃宗羲把士大夫諮議國政,提升為(wei) 是與(yu) 非的價(jia) 值判斷,改變一貫崇奉的皇帝聖明的觀念。提出: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wei) 非是而,公其非是於(yu) 學校。”“學校所以養(yang) 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jin) 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yu) 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並以東(dong) 漢的太學生的學潮為(wei) 例說:“ 東(dong) 漢太學三萬(wan) 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捶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為(wei) 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為(wei) 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yu) 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38) 力求以公共輿論代替天子的獨斷,極大地提高學校的政治地位,調動士大夫的參政意識,對朝政施行監督,這是前朝列代所不能達到的高度。

 

還值得注意的是,在提高平民參政意識的同時,還要求皇帝要以平民意識來對待自己的權位,“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更下者必處天下之下。”(39)唐甄主張“貴為(wei) 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婦處之”。“入則農(nong) 夫,出則天子,內(nei) 則茅屋數櫞,外則錦壤萬(wan) 裏,南麵而臨(lin) 天下,何損於(yu) 天子之尊? ”(40)要求天子與(yu) 平民過同樣的生活,盡管這是理想主義(yi) 的期望,但此種言論出現在三百多年前,無疑是石破天驚之論。

 

盡管曆史上並不乏有以天道、禮製、道德限製君權的種種主張,但最終都要求在皇帝的自律中得到落實。黃宗羲、唐甄與(yu) 此不同的是,力圖從(cong) 權力結構的本身,分解出製約君主的力量,從(cong) 對君主的他律中實現“抑尊”的主張,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孟德斯鳩“以權力製約權力”的思想。當世界走向近代化的十六、十七世紀,西方的科技、宗教和新的研究方法經傳(chuan) 教士輸入中國,卻從(cong) 未發現有政治思想的引進。這就是說,這樣接近“以權力製約權力”的言論,是在沒有任何西方政治思想影響下,從(cong) 中國本土萌生的社會(hui) 思潮,這比盧梭、孟德斯鳩幾乎早一個(ge) 世紀,正如梁啟超在上個(ge) 世紀20年代說,在“盧騷(今譯梭)民約論出世前之數十年,有這等議論,不能不算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chan) 品。”(41)這在中國並無資本主義(yi) ,更無工業(ye) 革命的情況下,在思想上卻超越經濟的發展,先期提出限製君權,改革君主製的設想,表現出啟蒙思想的早熟,這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飛躍。

 

然而,政治倫(lun) 理啟蒙又有它難以超越的局限,表現在早期啟蒙思想家的各種方案中找不到新興(xing) 的社會(hui) 力量來製約君權,隻能依靠皇權自身的切割: 宰相與(yu) 天子同議,可宰相是由皇帝取舍,並非民選;士大夫依附皇權的傳(chuan) 統很難使他們(men) 言論獨立,“公其是非於(yu) 學校”必將淪為(wei) 泡影;複方鎮也沒有越出中央和地方是強幹弱枝還是弱幹強枝的傳(chuan) 統格局。同樣是權力製衡,是依靠皇權的自身切割,利用封建官僚體(ti) 係本身行使對皇權的監督,還是實施孟德斯鳩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獨立和相互製衡,使三權分立,主權在民? 這一步之遙,卻相距一個(ge) 時代。

 

然而,不現實的早熟思想,卻以它的先驗性,在後世放出光華。正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題示,“待訪”是對未來的期待,曆史的機緣終於(yu) 等到日後的造訪者,不過不是帝王,而是新一代的維新誌士、革命黨(dang) 人。梁啟超、孫中山都曾翻印、散發這篇名著。梁啟超說:“ 我們(men) 當學生時代,實為(wei) 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xing) 奮劑,我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shu) 的影響最早而最深。”(42)以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的文化擔當,成為(wei) 召喚維新、革命思想的號角,其影響於(yu) 今不衰。

 

【參考文獻】

 

(1)《尚書(shu) 注疏》卷八,《舜典》第二。

 

(2)《孟子注疏》卷三下,公孫醜(chou) 章句上。

 

(3)東(dong) 漢. 應劭:《風俗通義(yi) 》卷二。

 

(4)《尚書(shu) 注疏》卷八,旅獒第七。

 

(5)《後漢書(shu) 》卷七十八。

 

(6) 《孟子》卷十三,盡心上。

 

(7)《漢書(shu) 》卷二十五下。

 

(8) 王永彬:《圍爐夜話》

 

(9) 趙吉士:《海陬冶遊錄》卷中。

 

(10)《詩經. 小雅. 民勞》。

 

(11)《淮南子》卷五“時則訓”。(12)《說苑》卷十六“說叢(cong) ”。

 

(13)明. 李漁:《閑情偶寄》“頤養(yang) 部”。

 

(14)明.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國朝”。

 

(15)明. 謝肇(氵+製):《五雜俎》 卷十三“事部一”。

 

(16)明. 謝肇(氵+製):《五雜俎》卷三十“事部一”

 

(17)明. 陳繼儒:《狂夫之言》卷二

 

(18)明. 李贄:《續焚書(shu) 》卷一“書(shu) 匯”。

 

(19) 《論語.季士》。

 

(20) 《楚辭. 惜誓》

 

(21)明. 都穆《聽雨紀談》“隱說”條。

 

(22)《袁宏道集箋校》卷三,《述懷》。

 

(23)《袁宏道集箋校》卷一一,《與(yu) 仙人論性書(shu) 》。

 

(24)明. 朱國禎:《湧幢小品》卷十七。

 

(25)明. 郎瑛:《七修類稿》卷三十一“詩文類”。

 

(26)《唐伯虎軼事》卷二《唐伯虎全集》,北京中國書(shu) 店,1985年。

 

(27)《唐伯虎軼事》卷三《唐伯虎全集》,北京中國書(shu) 店,1985年。

 

(28) 《馮(feng) 夢龍詩文集. 笑府序》。

 

(29)呂坤《呻吟語》卷一《內(nei) 篇. 禮集. 談道》。

 

(30) 袁承業(ye) :《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二。

 

(31)《明夷待訪錄. 原君》,二老閣刊本。

 

(32)《明夷待訪錄. 原君》,二老閣刊本。

 

(33)《潛書(shu) . 抑尊》。

 

(34)《明夷待訪錄. 原臣》。

 

(35)《明夷待訪錄. 置相》。

 

(36)《明夷待訪錄. 方鎮》。

 

(37)《左傳(chuan) . 襄公三十一年》。

 

(38)《明夷待訪錄. 學校》。

 

(39)《潛書(shu) . 任相》

 

(40)《潛書(shu) . 去奴》。

 

(41)《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46頁,北京中國書(shu) 店,1985年。

 

(42)《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47頁。

 

責任編輯:葛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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