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精神與(yu) 中國文化

作者：朱漢民（作者為(wei)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院長、教授）

來源：《原道》25輯，陳明主編，東(dong) 方出版社2014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廿二日甲寅

          耶穌2015年8月6日

中國正在逐步形成一個(ge) 對社會(hui) 起主導作用的精英階層，這個(ge) 精英階層在當代中國社會(hui) 的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文化領域，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當代精英卻往往不能夠得到社會(hui) 民眾(zhong) 的尊敬。在這一背景下，有人提出當代中國精英學習(xi) 西方的貴族精神，認為(wei) 當代中國精英得不到社會(hui) 尊敬，關(guan) 鍵是我們(men) 這批精英缺乏西方的貴族精神。他們(men) 認為(wei) ，當代中國精英就是要像西方貴族一樣，有文化道德教養(yang) 和社會(hui) 擔當意識，有很強的克己自律的要求。

其實，當代中國精英階層特別需要學習(xi) 的，應該是體(ti) 現中華文化特點的“士大夫精神”。當然，士大夫精神的內(nei) 涵非常豐(feng) 富，值得我們(men) 當代精英階層學習(xi) 、繼承的內(nei) 容也非常多，比如說經史子集的豐(feng) 富知識，琴棋書(shu) 畫的高雅情趣，接人待物彬彬有禮等等。但是，這裏重點講“士大夫精神”，因為(wei) 這是支撐士大夫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士大夫精神在不同曆史時期，體(ti) 現士大夫精神的不同追求。但是，士大夫精神是一個(ge) 曆史的建構過程，前代的士大夫特質對後來都有影響。

一、士大夫是什麽(me) 社會(hui) 階層

士大夫階層是中國所特有的。“士大夫”這個(ge) 詞，其實包含兩(liang) 個(ge) 詞：士、大夫。在西周，士、大夫均是指貴族階層。我們(men) 經常講歐洲中世紀是封建製，有一個(ge) 貴族階層。其實中國古代早在夏商周的時候，是一個(ge) 典型的封建製，也形成一個(ge) 貴族階層。這個(ge) 封建製不是我們(men) 後來講的從(cong) 秦到清的社會(hui) 形態，“封建”隻是一種政治製度，即封侯建國。西周社會(hui) 貴族有五部分構成，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西周貴族身份是由他們(men) 的血緣關(guan) 係決(jue) 定的。“士”是西周貴族社會(hui) 中最低的等級，到了戰國時期，士無政治特權而成為(wei) 社會(hui) 中的平民階層，但他們(men) 擁有西周貴族才有的文化知識，後來泛稱民間的讀書(shu) 人為(wei) 士。而戰國時期“大夫”演變為(wei) 官僚體(ti) 係的官職，從(cong) 戰國時期一直延續下來。

西周封建製解體(ti) 以後，管理國家的官員是怎麽(me) 來的？既然不再是靠血緣，就出現了其他的途徑。戰國時代的諸侯形成養(yang) 士的風氣，到戰國時候“士”已經演變為(wei) 平民了，但戰國時候的“士”是擁有文化知識的讀書(shu) 人，這些讀書(shu) 人通過他們(men) 的知識、才能，被選入到官僚體(ti) 係，就變成了所謂“士大夫”。所以在春秋戰國的文獻典籍中，往往有兩(liang) 個(ge) 說法，傳(chuan) 統的說法是“大夫士”，另外一個(ge) 說法是“士大夫”，反過來了，其實反過來是反映了這個(ge) 社會(hui) 階層的一個(ge) 重大變化。“大夫士”強調的是他的血緣關(guan) 係，一講大夫、士，就知道你的貴族身份和血緣關(guan) 係，作為(wei) “大夫士”的貴族，不是靠自己奮鬥，而完全是靠先天的血緣親(qin) 疏關(guan) 係來決(jue) 定一個(ge) 人在這個(ge) 社會(hui) 結構中的地位，決(jue) 定你的政治特權、經濟特權，這就是貴族製度。戰國以後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所謂“士大夫”，士大夫是靠有文化知識、道德修養(yang) 、實際能力而進入官僚體(ti) 係。大家看到，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的社會(hui) 身份大多都是士。士的理想是希望把他們(men) 拜為(wei) 卿相，這樣他們(men) 就成為(wei) 國家的官僚，具有比較高的社會(hui) 地位。所以，“士”到後來成為(wei) 一個(ge) 讀書(shu) 人的泛稱，而“大夫”成為(wei) 官員的泛稱，“士大夫”合起來就是書(shu) 生加官員，“士大夫”翻譯成英文就是“學者—官僚”。除了這兩(liang) 重身份之外，士大夫還有一些特點，傳(chuan) 統社會(hui) 是農(nong) 業(ye) 經濟，士大夫往往也都是占有農(nong) 業(ye) 經濟資源的一個(ge) 群體(ti) ；同時，士大夫往往兼有社會(hui) 教化的職責，他們(men) 在社會(hui) 基層從(cong) 事道德教化相，當於(yu) 西方社會(hui) 的僧侶(lv) 。可見，士大夫作為(wei) 社會(hui) 階層，要承擔很多社會(hui) 職能，僅(jin) 僅(jin) 是“官僚”或“學者”，還遠遠沒有揭示出士大夫的內(nei) 涵和所承擔的社會(hui) 職責。

可見，中國的士大夫和西方的貴族是有非常重要的區別。我不主張講貴族精神，因為(wei) 中國的士大夫在以後的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中，成為(wei) 中國思想文化、精神理念的創造者與(yu) 主導者。應當說，士大夫是經曆由士到大夫的後天奮鬥的平民，他本身是由平民通過努力奮鬥而上升為(wei) 社會(hui) 精英。兩(liang) 千多年來，所有的讀書(shu) 人都可以通過讀書(shu) 、科舉(ju) 考試進入到官僚隊伍，就是由士到大夫的一個(ge) 後天奮鬥的過程，他們(men) 沒有任何先天的經濟、政治特權，他們(men) 隻有靠知識來改變命運，所以他們(men) 往往都有一種崇文精神。西方貴族精神與(yu) 中國士大夫精神也有許多相通的地方，士大夫也是一個(ge) 追求精神修養(yang) 、道德自律性很強的社會(hui) 群體(ti) 。士大夫精神作為(wei) 中國本有的文化傳(chuan) 統，值得我們(men) 深入挖掘。中國古代豐(feng) 富的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其實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達和追求。

二、“士誌於(yu) 道”的士大夫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是士大夫形成時期，這段時期也是士大夫精神的奠定階段。

士大夫精神傳(chuan) 統來源十分豐(feng) 富，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的學術流派。但是，在這些不同思想來源中，儒家奠定了士大夫精神的基礎，一直居於(yu) 其中的核心地位，具體(ti) 就是孔子“士誌於(yu) 道”的精神。士大夫的誌向、使命是什麽(me) ？孔子講得非常明確，“士誌於(yu) 道”（《論語·裏仁》）。士大夫來到這個(ge) 世界上來，他的人生目標就是道，所以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裏仁》）。為(wei) 什麽(me) 要把道作為(wei) 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基礎？這與(yu) 春秋戰國時代士人的社會(hui) 焦慮與(yu) 文化焦慮有關(guan) 係。士大夫作為(wei) 一個(ge) 精英階層，他天生對這個(ge) 社會(hui) 有責。孔子紛亂(luan) 的世界有非常強的社會(hui) 焦慮，他說：“天下有道，丘不與(yu) 易也。”（《論語·微子》）他認為(wei) 天下無道，社會(hui) 秩序混亂(luan) ，在這樣的情況下，士大夫必須站起來承擔社會(hui) 責任，重建一種好的社會(hui) 秩序。

如何建立一個(ge) 好的社會(hui) 秩序？孔子認為(wei) 必須要恢複西周所創立的禮樂(le) 文明。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le) 壞，禮樂(le) 文化沒有了，大家都不願意遵循禮樂(le) 文化，先聖先賢們(men) 所創造出來的文化禮樂(le) 麵臨(lin) 危機，所以孔子同時感到一種文化焦慮。禮樂(le) 文明就是“天下有道”的世界，孔子希望士大夫重建“天下有道”的文化理想。他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作為(wei) 一個(ge) 士大夫，必須以“道”為(wei) 原則去參與(yu) 社會(hui) 。他提出：“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與(yu) 是，顛沛必與(yu) 是。”（《論語·裏仁》）他認為(wei) 士大夫必須堅持一種文化理想的道，以“道”作為(wei) 自己的神聖目標。

孔子的一些弟子都提出了一些相應的思想，曾子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wei)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他知道“道”實行起來非常難，所以叫任重而道遠，必須堅持下去，死而後已。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士大夫總是要麵臨(lin) 很多問題，但是孟子認為(wei) 作為(wei) 一個(ge) 士大夫應該是一個(ge) 大丈夫，有浩然之氣，這個(ge) 浩然之氣就是一種士大夫精神。陸賈也說：“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wei) 苟容，雖無功於(yu) 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yu) 國家，而舉(ju) 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yu) 世俗，則身孤於(yu) 士眾(zhong) 。”（《新語·辨惑第五》）陸賈認為(wei) ，作為(wei) 君子、作為(wei) 士大夫，就應該是直道而行，盡管堅守道而有屈辱，也不回避它；如果堅持道的人可能會(hui) 身孤於(yu) 世眾(zhong) ，但是仍然不會(hui) 改變自己的信念。這就是由儒者所創立的“士誌於(yu) 道”的士大夫精神。

那麽(me) 這個(ge) “道”究竟是什麽(me) ？這個(ge) “道”是包括文化理想和社會(hui) 理想的一套價(jia) 值體(ti) 係，“道”能夠化解士大夫的社會(hui) 焦慮和文化焦慮。士大夫必須把這套價(jia) 值承擔下來，因為(wei) 他是整個(ge) 社會(hui) 的精英階層。對與(yu) 士大夫來說，能夠構成對他的信仰的最大的挑戰是什麽(me) ？是現實君主的政治權力。士大夫不僅(jin) 是追求知識的學者、追求信仰的聖徒，同時還是一個(ge) 廟堂的官僚。作為(wei) 朝廷的官員，他必須遵守政治秩序，必須服從(cong) 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那麽(me) ，士大夫作為(wei) 一個(ge) 身兼學者與(yu) 官僚為(wei) 一體(ti) 者，他必然麵對兩(liang) 個(ge) 權威。一個(ge) 是精神權威的“道統”，就是他作為(wei) 一個(ge) 士君子，必須堅守從(cong) 孔子的社會(hui) 理想、價(jia) 值理想，他必須要堅持“道”的信仰。但是他作為(wei) 一個(ge) 官僚的士大夫，他必須麵對政治權威的“治統”。士大夫作為(wei) 既從(cong) 事社會(hui) 管理又從(cong) 事文化創造的“學者—官僚”，首先必須麵對精神權威的“道”與(yu) 政治權威的“君”的關(guan) 係。士大夫的一個(ge) 最好的理想，就是道統和治統合一，一位士大夫說：“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在士大夫的文化理想與(yu) 政治理想中，“道統”與(yu) “治統”必須合一。但是在曆史現實中，“道統”和“治統”總是分離的。但是，曆史現實中“道統”與(yu) “治統”往往分離。道統如果沒有治統，士大夫的理想就不會(hui) 成為(wei) 現實，這個(ge) 道是空想，隻是學者觀念或者書(shu) 本裏的東(dong) 西；但是，這個(ge) 治統如果沒有道統的話，天下也會(hui) 亂(luan) ，出現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麵。“道統”與(yu) “治統”的分離會(hui) 導致治統無序、道統孤懸的狀況，對兩(liang) 者均是嚴(yan) 重的傷(shang) 害。一旦“道”與(yu) “君”相衝(chong) 突，士大夫該如何？他應該是“道”的堅定維護者，還是“君”忠實服從(cong) 者？士大夫的回答：“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這是荀子在戰國時期講的，他認為(wei) 士大夫在麵臨(lin) 道和君的衝(chong) 突時，應該是是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所以曆史上有很多士大夫，就是為(wei) 了這種理想的道，而和君權發生衝(chong) 突，導致種種悲劇發生。

實質上，“道統”與(yu) “治統”的分離而導致治統無序的情況，就發生在東(dong) 漢。作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士大夫群體(ti) 出現在曆史上，應該是東(dong) 漢。西漢采用“獨尊儒術”、察舉(ju) 製度，使那些讀書(shu) 人能夠通過儒家經典的學習(xi) 而選拔為(wei) 朝廷官員，就開始形成一個(ge) 士大夫群體(ti) ，官僚隊伍中的儒家士大夫比例越來越高，在國家政治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這樣一個(ge) 士大夫群體(ti) 在東(dong) 漢時期，已經形成為(wei) 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政治勢力。東(dong) 漢王朝中後期，皇帝即位年齡較小，不得不依仗後戚掌權，導致後戚勢力膨脹；而皇帝長大成人欲奪回皇權，更多隻能依靠身邊的宦官集團。從(cong) 而形成曆史上後戚與(yu) 宦官此消彼長、輪流掌權的現象。在東(dong) 漢的時候，就發生了士大夫群體(ti) 和宦官勢力的政治鬥爭(zheng) 。宦官以“黨(dang) 人”的罪名禁錮和誅殺士大夫，故而曆史上稱之為(wei) “黨(dang) 錮之禍”。當時的士大夫在和宦官的鬥爭(zheng) 中，受到宦官的嚴(yan) 厲打擊，然後被流放、甚至殺頭。其中出現了一些有名的士大夫，被叫做名士。這些名士因堅持和維護聖人之道，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被稱之為(wei) 風節名士。東(dong) 漢時期出現的士大夫群體(ti) 和其他的政治勢力對抗，很好的表現了一個(ge) “士誌於(yu) 道”的精神。這個(ge) 精神在東(dong) 漢黨(dang) 錮之禍中體(ti) 現得尤為(wei) 突出。他們(men) 真正踐行了孟子“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的追求，用自己的生命來殉道。尤其在昏君支持宦官的時候，士大夫作為(wei) 一批真正的有文化理想的人，反而受到打擊。然而他們(men) 表現出一種對道德的堅守，敢於(yu) 和黑暗政治勢力抗爭(zheng) 的精神，這就是從(cong) 戰國時代，由儒家奠定的“士誌於(yu) 道”“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的士大夫精神。

二、“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

到魏晉時期，整個(ge) 社會(hui) 發生重大變化，漢末動亂(luan) 、曹魏代漢、司馬氏代曹，原來所謂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三綱五常等道德體(ti) 係、價(jia) 值體(ti) 係麵臨(lin) 崩潰。這個(ge) 時期出現了一種新的士大夫精神，即“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這是一個(ge) 與(yu) 東(dong) 漢及先秦孔孟所講的“士誌於(yu) 道”不太一樣的另外一種士大夫精神。這種精神的最大特點是什麽(me) ？就是他們(men) 不再追求節義(yi) 、追求道德節操。雖然他們(men) 也叫名士，但是他們(men) 不是靠以死抗爭(zheng) 護道來獲得他的聲望和名譽。東(dong) 漢的名士的態度和價(jia) 值觀念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源於(yu) 他們(men) 的另一種精神焦慮，一種對個(ge) 體(ti) 生命的焦慮。前一個(ge) 階段是代表士大夫作為(wei) 一個(ge) 群體(ti) 的精神崛起，而到了魏晉的時候士大夫則是作為(wei) 個(ge) 體(ti) 的精神崛起。這種崛起跟他們(men) 的生命意識、生命焦慮有關(guan) 係。

大家知道，東(dong) 漢到魏晉，佛教也逐步傳(chuan) 進來，為(wei) 什麽(me) 這個(ge) 時候佛教傳(chuan) 得很盛，其實也是跟生命關(guan) 懷有關(guan) 係。佛教就是為(wei) 了化解人的生命焦慮，以彼岸世界的終極追求來實現人生的此在心靈安頓。放眼浩瀚宇宙，人的生命顯得非常短暫，而且短暫的生命中命運無常。所以我們(men) 可以看魏晉很多士大夫留下來的文章、詩歌，往往飽含對生命短促、命運無常的人生感歎。那麽(me) 如何從(cong) 生命焦慮中走出來？如何化解這種生命焦慮？士大夫開始了作為(wei) 一個(ge) 個(ge) 體(ti) 存在的思考和發現。在兩(liang) 漢的時候，士大夫總是把自己看成社會(hui) 結構的君臣父子的社會(hui) 身份，更多地考慮到這種社會(hui) 身份應該承擔的社會(hui) 責任。魏晉時期士大夫更多的是發現、尋找作為(wei) 獨立個(ge) 體(ti) 的價(jia) 值。當然有人質疑這種發現自我的價(jia) 值的精神，是不是還是一種“士大夫精神”？因為(wei) 這可能跟我們(men) 經常討論的士大夫精神不太一樣。

但是我不是這麽(me) 看。因為(wei) 士大夫既是社會(hui) 群體(ti) 存在，同時也是一個(ge) 個(ge) 體(ti) 存在。士大夫的精神追求，既表現為(wei) 代表他作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群體(ti) 的精神追求；同樣也表現為(wei) 一個(ge) 個(ge) 體(ti) 的精神追求。而魏晉士大夫精神的最大特點，就是他們(men) 在定義(yi) 人生價(jia) 值、確立人生目標的時候，回到了個(ge) 體(ti) 生命的原點，這個(ge) 生命的原點就是“自我”。他們(men) 在對萬(wan) 事萬(wan) 物做價(jia) 值判斷的時候，突出了自我在評價(jia) 、選擇價(jia) 值的主體(ti) 地位。

魏晉士大夫思考自我的時候，所謂的“自我”無非是兩(liang) 個(ge) 方麵：我的身體(ti) 和我的心靈，也就是魏晉哲學裏麵經常討論兩(liang) 個(ge) 概念，“形”與(yu) “神”。魏晉思想有一個(ge) 突出特點，就是不再把節義(yi) 作為(wei) 名士的標誌，他們(men) 推崇的價(jia) 值總是與(yu) 個(ge) 體(ti) 的心靈和身形有關(guan) ，包括健康、長壽、性愛、美貌、聰明、智識等等，他們(men) 特別喜歡哲學、喜歡藝術，還喜歡吃藥、喝酒以及山林的自在生活，總之，是魏晉士大夫追求生命和心靈享受的雙重快樂(le) 。在他們(men) 的詩歌和哲學中探討中，他們(men) 經常說人生就幾十年，人是氣化而成，人死就氣散。人在這幾十年如何獲得幸福和快樂(le) ，就成為(wei) 魏晉時期士大夫探究的問題。他們(men) 一個(ge) 方麵表現出對身體(ti) 快樂(le) 的強烈追求。他們(men) 喜歡喝酒，而且他們(men) 經常喝得大醉；喜歡吃藥，那種藥容易使人進入亢奮狀態，以此他們(men) 獲得身體(ti) 的快樂(le) 。另外一個(ge) 方麵，魏晉士大夫也追求精神的快樂(le) ，因為(wei) 身體(ti) 的快樂(le) 非常有限，所以他們(men) 還追求藝術、哲學，他們(men) 寫(xie) 詩、繪畫、嘯歌，以及談論哲學，山林漫遊，這些都是追求精神快樂(le) 。所以，他們(men) 總是在人的身體(ti) 和心靈兩(liang) 者之間尋求人生意義(yi) 和生命的價(jia) 值。

身體(ti) 和精神到底哪一個(ge) 重要？這也是他們(men) 經常討論的。他們(men) 不討論三綱五常，而是討論如何“形神相親(qin) ，表裏俱濟”，也就是如何使身體(ti) 快樂(le) ，精神也快樂(le) 。如何才能達到身體(ti) 與(yu) 精神的雙重快樂(le) ？他們(men) 認為(wei) 應該有一個(ge) 依據，這就涉及人的本性是什麽(me) ？人都有人性，孟子講的人性是“惻隱之心”、“辭讓之心”等社會(hui) 道德的人性依據，但是魏晉士大夫講的人性，則是作為(wei) 個(ge) 體(ti) 存在而獲得身體(ti) 快樂(le) 和精神愉悅的人性依據。所以在魏晉士大夫那裏，人性首先是人的身體(ti) 快樂(le) 的一個(ge) 必然性依據。之所以要把魏晉士大夫精神稱之為(wei) “率性自由”，因為(wei) 他們(men) 的“率性”，是如何自由地實現發自於(yu) 個(ge) 體(ti) 自我內(nei) 在的自然之性。大家知道身體(ti) 的快樂(le) 過度，會(hui) 帶來很多負麵的因素：譬如你喝酒喝一點點很快樂(le) ，喝多了會(hui) 頭疼，甚至會(hui) 產(chan) 生肝髒等其他身體(ti) 的毛病。如何節製？應該是依據於(yu) 你的身體(ti) 之“性”。其實，人的各種各樣的情感欲望其實來自於(yu) 你先天的本性，你對本性的自然需求應該滿足到什麽(me) 程度？一個(ge) 方麵你不能壓抑它，壓抑它的話，人的先天情感欲望沒有得到釋放，人的身體(ti) 會(hui) 有病；魏晉名士嵇康就提出“六經以抑引為(wei) 主,人性以縱欲為(wei) 歡”（《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

但是，人的情感欲望也不能太多，縱欲也違背人的本性，會(hui) 使人的身體(ti) 生病。所以，“率性”才是你獲得身體(ti) 快樂(le) 的依據。同時，你的精神快樂(le) 也是來自於(yu) 你的本性，你唱歌的快樂(le) ，你寫(xie) 詩的快樂(le) ，你欣賞音樂(le) 的快樂(le) ，都跟你內(nei) 在的“性”有關(guan) 係。你要達到逍遙之境，這個(ge) 逍遙境界就是最高的精神快樂(le) ，你根據你自身的本性達到逍遙之境，叫做循性、率性、因性。郭象認為(wei) 每個(ge) 人的性是不一樣的，大家都沒有一個(ge) 統一的標準，可能這個(ge) 人是愛聽音樂(le) ，他能在音樂(le) 中感到極度的滿足，但是另一個(ge) 人覺得沒什麽(me) 意思，他更喜歡在大自然中遊玩得到快樂(le) 。每個(ge) 人根據自己的本性得到自己的快樂(le) ，這就是所謂的“率行自由”。魏晉士大夫認為(wei) ，我們(men) 追求快樂(le) 、追求幸福、追求愉悅，應該順著我們(men) 的性，率性而為(wei) 。所以郭象講了一段很有名的話，“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跡之途者，放形骸於(yu) 天地之間，寄精神於(yu) 八方之表”（《莊子集釋•知北遊注》），而這個(ge) 率性是實現形骸和精神的雙重依據，但是由於(yu) 每個(ge) 人有個(ge) 體(ti) 差異，所以每個(ge) 人要各安其所安，實現自己固有的本性，沒有一個(ge) 統一的本性。

這些話裏麵實質上體(ti) 現出非常重要的精神特質，我認為(wei) 就是士大夫精神。過去認為(wei) 天是作為(wei) 一個(ge) 精神的最高權威，我們(men) 要絕對服從(cong) 它。而魏晉士大夫從(cong) 自己的本性中尋找天，這樣他就否認了外在的精神權威，也否認了君主權威，這是士大夫精神的另外一個(ge) 麵向。我認為(wei) 這個(ge) 麵向同樣非常重要，因為(wei) 這種麵向是表達了士大夫的一種非常灑脫、活潑、自在的精神自由，即充分表達了士大夫作為(wei) 一個(ge) 個(ge) 體(ti) 存在的本性，以及士大夫個(ge) 性精神的展開與(yu) 張揚。人不能完全被當做一種社會(hui) 的工具，不能把人看作是巨大機器中的螺絲(si) 釘。換句話說，一個(ge) 有豐(feng) 富精神的士大夫，應該有個(ge) 性精神的展開與(yu) 張揚。因而魏晉士大夫的個(ge) 性精神，確實是中國士大夫精神的一個(ge) 重要方麵。魏晉時期士大夫精神，有一種自尊、高貴、灑脫的內(nei) 在氣質，他們(men) 是非常超脫的，應該說，魏晉時期實質上是士大夫精神獲得了一個(ge) 全麵性、豐(feng) 富性的發展。我認為(wei) 如果沒有魏晉，也就沒有後來的宋明，以及我們(men) 後麵講的聖賢氣象的麵向。魏晉時候士大夫作為(wei) 個(ge) 體(ti) 自我的重新發現，確實是一種精神解放，完成了個(ge) 性化的、精神自由的士大夫精神。這個(ge) 麵向也是值得我們(men) 注意，因為(wei) 這樣一個(ge) 麵向，實質上對士大夫這個(ge) 階層——作為(wei) “學者—官僚”，特別是作為(wei) 文人學者的身份——特別需要這種灑脫、活潑、自在的精神自由和個(ge) 性表達。這種麵向是特別有利於(yu) 文學、藝術、學術、思想的發展，因為(wei) 學術思想也好，文學藝術也好，它恰好需要從(cong) 內(nei) 在的、個(ge) 性化的精神感情出發，充分調動你作為(wei) 個(ge) 體(ti) 的內(nei) 在精神需求和個(ge) 性化情感表達。所以魏晉時候的哲學、經學、宗教、詩歌、繪畫、書(shu) 法這些文化、藝術、學術都非常發達。魏晉時期看起來好像是個(ge) 亂(luan) 世，這些文人學者們(men) 的生活經曆也很艱難，但是正是這個(ge) 士大夫群體(ti) ，創造了在中國曆史上，非常豐(feng) 厚的精神文化財產(chan) 、文化遺產(chan) 。即便我們(men) 今天來讀魏晉時候的學術著作，品味他們(men) 的文學作品，欣賞他們(men) 的書(shu) 法和繪畫，其成就亦是達到了一個(ge) 非常高的境界。這是與(yu) 漢代完全不同的精神文化。看起來漢代的國家好像非常繁榮和強勢，漢代是強盛的帝國，而魏晉是混戰的政局。但是恰好是在魏晉時候發展出了一個(ge) 非常發達的文化、思想、藝術高峰，創造了一批豐(feng) 碩的文化成果。我認為(wei) 這種文化成果的核心，是這種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的表達，我們(men) 必須要看到這一點。

三、“聖賢氣象”的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如果僅(jin) 僅(jin) 具有“率性自由”的精神，他們(men) 作為(wei) 社會(hui) 精英是有嚴(yan) 重缺陷的。郭象講的“身在廟堂之上，其心在山林之間”，其實這是一種有嚴(yan) 重缺陷的人格分裂。為(wei) 了彌補這種缺陷，士大夫精神到兩(liang) 宋時候發生了一個(ge) 很大的變化，形成聖賢氣象的士大夫精神。

唐宋時期，中國社會(hui) 政治發生了巨大變化。科舉(ju) 製對士大夫階層的形成和發展，產(chan) 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科舉(ju) 製完全不是根據你的任何身份，而是一考定終身，是非常平等的。科舉(ju) 製有一套非常嚴(yan) 密的考試製度，它通過這樣一套製度來選拔讀書(shu) 人進入官僚隊伍。另外，唐宋時候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教育上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譬如，唐宋時期形成的書(shu) 院製度，這是一個(ge) 民間辦學製度。誰願意讀書(shu) 並且讀書(shu) 讀得好，就可以來書(shu) 院學習(xi) ，完全沒有門第觀念。而且，宋代的政治環境很好，皇帝與(yu) 士大夫非常合作。宋代朝廷反思唐末五代藩鎮之弊端，采取重文輕武的政治策略，君主希望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天下不是皇帝一個(ge) 人的，也是全體(ti) 士大夫的。所以宋代士大夫的社會(hui) 責任感也非常強，這種背景下出現了一種新的士大夫精神，叫做聖賢氣象。

什麽(me) 叫聖賢氣象？張載有句名言：“為(wei) 天下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宋代士大夫特別推崇聖賢氣象，一方麵，他們(men) 提出要回到先秦孔孟的“士誌於(yu) 道”，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宋代士大夫重新呼喚一種深切的文化憂患、社會(hui) 憂患。他們(men) 既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又有很博大的社會(hui) 胸襟。張載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認為(wei) 天下老百姓都是我們(men) 的同胞，我們(men) 和天地萬(wan) 物都是同類。所以，他們(men) 有一種很迫切的經世治國的強烈願望，希望社會(hui) 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安泰，使儒家文化、聖賢之道得以傳(chuan) 播。所以，兩(liang) 宋時候的士大夫群體(ti) 就出現了一種心憂天下、名節相高的風氣，這個(ge) 和東(dong) 漢的名士非常像。二程在教授弟子的時候，他解釋什麽(me) 叫聖賢氣象，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樣的士大夫精神顯然是追求以天下為(wei) 己任。

宋代士大夫精神不僅(jin) 僅(jin) 是回到先秦儒家，他們(men) 除了推崇儒家傳(chuan) 統和東(dong) 漢節義(yi) 名士的救時行道、名節相高之外，還追求一種灑落、自得、閑適、安樂(le) 的精神境界，這些特征有點類似魏晉名士追求的率性灑脫；也有些像道家崇尚自然，還類似禪宗追求心靈超脫。所謂的灑落、自得、閑適、安樂(le) ，其實就是一種超脫的精神，一種出世的情懷。儒家追求修齊治平，強調“先天下之憂而憂”，需要背負重大的社會(hui) 責任。如此，士大夫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他們(men) 如何在堅持社會(hui) 的道義(yi) 與(yu) 責任的同時，能夠化解那些因強烈的憂患意識所帶來的心靈的痛苦和精神負擔？就需要魏晉士大夫那種超脫的精神。所以宋明士大夫既追求“先天下之憂而憂”，有“士誌於(yu) 道”的情懷，同時又追求精神逍遙的超脫境界。周敦頤是理學的開山鼻祖，程顥是理學代表人物。周、程皆喜歡探討“孔顏樂(le) 處，所樂(le) 何事”。宋代士大夫經常討論一個(ge) 問題，就是孔顏生活在困境中間，為(wei) 什麽(me) 還會(hui) 快樂(le) ？叫做“尋孔顏樂(le) 處”，所以這個(ge) 孔顏樂(le) 處就成為(wei) 宋明時候士大夫普遍的追求。宋明士大夫所探尋“孔顏樂(le) 處”的實質，就是聖賢氣象中個(ge) 人追求的“自得”現象。宋明士大夫盡管承擔很大的社會(hui) 責任與(yu) 文化責任，但是他們(men) 希望並懂得在世俗中參悟得失、毀譽、生死，實現對得失、毀譽、生死的了然與(yu) 超脫，達成心靈的自由和澄明之境。他們(men) 為(wei) 這種境界尋求曆史的根據，祖述孔顏精神，稱之為(wei) “孔顏樂(le) 處”。程顥常常是“吟風弄月以歸”（《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三《二程集》），邵雍追求“安樂(le) 窩中事事無”（《擊壤集》卷十《安樂(le) 窩中吟》），明代陳獻章追求所謂“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王陽明提出“樂(le) 是心之本體(ti) ”，強調我們(men) 心靈的本體(ti) 是快樂(le) 的，提出“點也雖狂得我情”。這些均和魏晉名士所追求的任性逍遙十分相似。這反映了宋明時期的士大夫，他們(men) 同樣追求超脫的心靈境界，即是一種內(nei) 心深處自覺的快樂(le) 、平和、超然、淡泊、灑然的態度和心境。

聖賢氣象的士大夫精神，其實就是希望能夠既解決(jue) 社會(hui) 的憂患，又解決(jue) 個(ge) 體(ti) 生命的憂患。宋明士大夫既要承擔社會(hui) 責任，在麵臨(lin) “天下無道”的重大問題時，能夠積極參與(yu) 到治國平天下的經世大業(ye) ；又要能夠超脫因社會(hui) 憂患而帶來的精神痛苦，達到一個(ge) 快樂(le) 的境界。故而他們(men) 需要懂得如何超脫外物所累，而實現一個(ge) 心靈自由的自得境界。宋儒對孔顏樂(le) 處非常認同，強調安貧樂(le) 道的精神超越。宋儒胡瑗曾經以《顏子所好何學論》為(wei) 題考學生程頤，而周敦頤就是要二程找一找孔子和顏回為(wei) 什麽(me) 那麽(me) 快樂(le) 。範仲淹告誡張載“儒者自有名教可樂(le) ，何事於(yu) 兵？”（《宋史·道學傳(chuan) 》）這些典型事例表明，宋代士大夫普遍地關(guan) 注化解憂患而獲得的內(nei) 在愉悅。你把這個(ge) 問題搞清楚了，就懂得了什麽(me) 是道學。

宋明士大夫也有社會(hui) 與(yu) 文化的雙重憂患。宋明士大夫作為(wei) 社會(hui) 責任的承擔者，因天下職責所在，肩負憂患，飽受痛苦，他們(men) 需要使自己超脫因社會(hui) 責任所帶來的沉重心理壓力。宋明理學家也有很強的文化憂患，他們(men) 擔心“道”之不行，希望重建道統以弘道。但是另一方麵，宋明士大夫又特別具有對生命的憂患，包括對生死的憂患。他們(men) 總是批判佛教、道教生死觀，認為(wei) 生死乃是常事，佛老自私自利以求超脫生死，故而對生死說不停。

宋代士大夫的聖賢氣象、孔顏樂(le) 處實質上包括兩(liang) 個(ge) 麵向，如果隻片麵強調一個(ge) 麵向，都不是宋明士大夫的聖賢氣象。一方麵，如果你隻有以天下為(wei) 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這隻是一個(ge) 麵向，還不是完整的聖賢氣象。另一方麵，如果你過於(yu) 強調自己的自在、閑適、舒泰，過於(yu) 追求自己的自在超越，那同樣也不是完整的聖賢氣象。宋儒認為(wei) ，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聖人之道包括這兩(liang) 個(ge) 方麵：社會(hui) 責任與(yu) 個(ge) 人自在、憂患意識與(yu) 閑適心態、道義(yi) 情懷與(yu) 灑落胸襟。宋代士大夫既要承擔社會(hui) 責任，同樣還要有心靈的自在；既要有憂患意識，同時還追求閑適的心態；既能夠堅持道義(yi) 的情懷，同時也不能放棄灑落胸襟。

四、“聖賢未有不豪傑”的士大夫精神

下麵講第四個(ge) 階段，“聖賢未有不豪傑”的士大夫精神。宋明時期把個(ge) 人的心靈自得和社會(hui) 責任結合起來，但這僅(jin) 僅(jin) 是一種聖賢境界。聖賢境界特別強調個(ge) 體(ti) 內(nei) 在的道德修養(yang) 與(yu) 精神境界，這種追求更多的是停留在“誌”的層麵。在先秦儒學以周孔並稱，強調憲章文武，其本質即是要求將人的德治與(yu) 功業(ye) 相結合，追求一種內(nei) 聖外王的理想。周文王、周武王既有很高尚的道德修養(yang) ，又有很強的經世能力，故而得到後世推崇。伴隨理學思潮的演變，一些儒者往往片麵強調個(ge) 體(ti) 道德修身而脫離現實，他們(men) 往往沒有管理社會(hui) 的能力，不能創造社會(hui) 功業(ye) ，在社會(hui) 出現危難的時候不能解決(jue) 社會(hui) 實際問題，即所謂“平時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以死報君王”。這種風尚造就了一批脫離實際而空談心性的文人學者，他們(men) 空有聖賢之誌，既不能帶兵打仗，又不能解決(jue) 社會(hui) 現實問題。

所以到了明清之際，一些思想敏銳而深刻的思想家對士大夫精神提出新的要求，就是追求聖賢氣象者必須首先具有豪傑精神。這種提法是過去沒有過的。明清之際的士大夫在反省明朝滅亡的經驗教訓，他們(men) 認為(wei) 隻講聖賢氣象是不夠的，必須要有豪傑精神，才不會(hui) 出現亡國亡天下的慘痛曆史。所以豪傑精神就成為(wei) 明清之際的士大夫奔走呼喊的時代心聲。明清之際士大夫的著名代表人物有王船山、黃宗羲、顧炎武等，他們(men) 都呼喚豪傑精神。我這裏以王船山為(wei) 例，來探討這一時代轉變與(yu) 士大夫精神的重構。王船山認為(wei) 士大夫必須要具備一種智勇雙全、創造功業(ye) 的豪傑精神。他說：“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船山全書(shu) 》第12冊(ce) 《俟解》）。這段話裏麵反映出兩(liang) 個(ge) 重要理念：其一，豪傑是成就聖賢的必要條件，所有的士大夫以後要做聖賢，首先考慮一下你自己是不是豪傑，有沒有經世的能力，有沒有堅強的意誌，有沒有卓越的事功：其二，聖賢人格比豪傑內(nei) 涵更加豐(feng) 富，聖賢包括豪傑。同樣講聖賢氣象，到了王船山這裏，就必須要有經世能力，要有開拓世界的氣魄，特別要能夠創造社會(hui) 功業(ye) 。這是對理學流弊的批判，反映了士大夫精神價(jia) 值的轉型。他們(men) 對過於(yu) 注重心性修養(yang) 而脫離實際社會(hui) 問題解決(jue) 的強烈反思和批判，轉而提倡經世致用思想，體(ti) 現為(wei) 此後的儒林特別強調聖賢兼豪傑的士大夫精神。這個(ge) 轉變很大，這種士大夫精神一直影響到清代中晚期，乃至於(yu) 影響到近代。如晚清倡今文經學的魏源，就是受了王船山的影響。魏源是近代主張經世致用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書(shu) 裏麵也有這樣的話，“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魏源集·默觚上》），體(ti) 現著他對王船山聖賢兼豪傑的士大夫精神的繼承和弘揚。

聖賢兼豪傑的士大夫精神在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這一批湘軍(jun) 將領得到集中的體(ti) 現。湘軍(jun) 將領本身就是一個(ge) 士大夫集團，雖然其士兵都是在湘中地區招募的農(nong) 民，但是其將領都是士大夫。湘軍(jun) 的主要將領基本上是讀書(shu) 人，大部分都是嶽麓書(shu) 院的學生，受過良好的儒家教育，擁有秀才、舉(ju) 人、進士的身份，故而執著地追求聖賢之學。他們(men) 不僅(jin) 僅(jin) 勵誌聖賢人格，也受到經世學風的影響，亦兼有豪傑精神，有堅定的行動毅力和卓越的辦事能力。曾國藩就是一個(ge) 典型，他也說過：“豪俠(xia) 之質，可入於(yu) 聖人之道”（《勸學篇示直隸士子》），這跟宋明時期的理學家的說法不一樣，跟事功學派的說法也不一樣。曾國藩立誌做“聖賢-豪傑”，為(wei) 了突出聖賢與(yu) 豪傑的統一性，他往往把儒家的一些道德理念，即儒家聖賢之道的仁、義(yi) 、禮、智、信，作為(wei) 治軍(jun) 的辦法，努力把聖賢的道德理念與(yu) 豪傑的經世事業(ye) 結合起來。曾國藩的軍(jun) 事思想，是一個(ge) 非常值得思考和深入研究的課題。

除了曾國藩，其實其他湘軍(jun) 將領也是這樣的。郭嵩燾也是湘軍(jun) 的一個(ge) 重要將領，他既推崇聖賢的道德理念，同時又強調要有堅強的氣質。他認為(wei) “聖賢豪傑長處，尤坐一賴字。險阻憂虞，艱苦挫折，都賴得下去。”（《郭嵩燾日記》第2卷）因為(wei) 一個(ge) 士大夫要去開拓事業(ye) ，建功立業(ye) ，必然麵臨(lin) 各種困難和險阻，你要能夠堅持下去，就要能夠“賴”得下去。湘軍(jun) 後來成為(wei) 晚清的一個(ge) 很重要的軍(jun) 事集團、政治集團，其實同樣是一個(ge) 文化集團，是一個(ge) 士大夫集團。許多人認為(wei) 湘軍(jun) 是中國近代軍(jun) 閥的源頭，其實湘軍(jun) 和近代軍(jun) 閥很不一樣，主要在於(yu) 湘軍(jun) 將領的士大夫身份，聖賢兼豪傑是他們(men) 的共同理想追求。

這種追求聖賢兼豪傑的士大夫精神，到了近代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時期，繼續在發揮作用。在西方中世紀後期，貴族仍然有很多政治特權、軍(jun) 事特權，而那些城市市民階級為(wei) 了追求自己的權利，大力倡導平等、自由，從(cong) 而推動了歐洲的近代化進程。但是，中國的近代化正好是一批儒家士大夫來推動的，他們(men) 的思想動機、奮鬥目標不是為(wei) 了獲得自己的經濟權利、政治權利，而是以一種“聖賢-豪傑”的救世情懷和士大夫精神為(wei) 動力，從(cong) 事推動中國近代化的政治變革，以拯救中華民族的命運。他們(men) 以這種“聖賢-豪傑”的士大夫精神和救世情懷為(wei) 動力，積極參加中國的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等近代化運動。這些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往往均是“聖賢—豪傑”精神的倡導者。例如，不僅(jin) 戊戌維新是士大夫群體(ti) 領導的政治改良運動，就是清末新政以後的辛亥革命也是這樣。像孫中山、黃興(xing) 、蔡鍔這樣一批近代著名政治人物，他們(men) 都是有很強的士大夫精神力量，其本質就是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精神的體(ti) 現。辛亥革命的領袖宋教仁，他就說“須極力提倡道德，凡古昔聖賢治學，英雄豪傑之行事，皆當取法之”（《宋教仁日記》）中國近代史上那些推動政治變革、推翻專(zhuan) 製君主統治的恰好是這一批士大夫氣質的知識分子，他們(men) 特別具有傳(chuan) 統士大夫精神。他們(men) 的價(jia) 值理想、道德操守方麵，都能夠體(ti) 現出聖賢人格的追求特點，甚至他們(men) 提出的自由、平等、共和這些政治理念,也是作為(wei) 他們(men) 追求“聖賢-豪傑”的外在目標，實現他們(men) 這些人格理想的手段。中國近代的政治理念，和西方的那些資產(chan) 階級政治理念，有很大區別，應該說，這些區別跟他們(men) 的士大夫身份有關(guan) 係。近代出現的各種社會(hui) 思潮、政治思潮，如戊戌維新、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們(men) ，均表現出對經濟均平、政治平等的“大同”理想，這種相同的思想推崇，和他們(men) 身上具有的士大夫傳(chuan) 統有關(guan) 。另外，近代中國出現那麽(me) 多的科學救國、軍(jun) 事救國、實業(ye) 救國等等，其實也都是一種士大夫精神的體(ti) 現。這和西方的近代思想有非常明顯的差別。

士大夫群體(ti) 有一個(ge) 製度的基礎，就是科舉(ju) 製。平民的讀書(shu) 人，可以通過科舉(ju) 取士，然後成為(wei) 士大夫。一百多年前，科舉(ju) 製度廢除了，作為(wei) 社會(hui) 階層的士大夫不再存在。但是，士大夫精神還作為(wei) 一個(ge) 文化現象而存在。

五、士大夫精神的現代意義(yi)

我們(men) 已經談到，中國當代精英群體(ti) 在精神方麵出現了一些嚴(yan) 重的問題，當代的許多問題均與(yu) 精英階層的精神缺失有很大的關(guan) 係。一方麵，精英階層往往是一個(ge) 社會(hui) 的精神文化的創造者、表達者，他們(men) 對社會(hui) 思潮、社會(hui) 風尚應該說有引導性的作用；另一方麵，由於(yu) 精英階層往往享受更多的政治的資源，文化的資源、經濟方麵的資源，所以他們(men) 應該相應地承擔更大的責任。但是，人們(men) 發現，當代中國出現精英階層的普遍性精神迷失，他們(men) 不能通過人格精神力量、道德表率作用而受到人們(men) 的普遍尊敬，故而不能引導良好的社會(hui) 風氣。許多所謂的政治精英，不是用公共權力來服務人民，而是利用公共權力來滿足個(ge) 人的無窮利欲；許多文化精英，也不是把自己作為(wei) 精神文化的承擔者，而是利用精神文化來達到其他的目的；許多經濟精英更是無精神追求，往往要靠炫耀性消費，來體(ti) 現他自身的價(jia) 值和身份。這樣種種情況，強化了精英階層與(yu) 社會(hui) 大眾(zhong) 的矛盾和對立。

但是，中國精英階層不應該靠西方的貴族精神來挽救，而應該是尋找、複興(xing) 具有中華文化特點的士大夫精神。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更需要複興(xing) 和強調士大夫精神？

首先是基於(yu) 深厚的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士大夫精神傳(chuan) 統一直貫穿中國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過程，對整個(ge) 中華文明的的創造、延續和發展，對當時社會(hui) 秩序的建設，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雖然這種精神傳(chuan) 統在近現代曆史上受到衝(chong) 擊，但仍然體(ti) 現許多優(you) 秀的現代社會(hui) 精英身上。文化傳(chuan) 統總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作為(wei) 中國當代的精英階層，理所應當繼承這一中華優(you) 秀文化傳(chuan) 統。

第二是社會(hui) 基礎的原因。士大夫和貴族有一個(ge) 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貴族是靠自己的家族血緣關(guan) 係來獲得社會(hui) 特權，包括經濟特權、政治特權、文化教育特權，而士大夫則是靠自己奮鬥而成為(wei) 社會(hui) 精英，士大夫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而完成從(cong) 平民到精英的轉變。大家說中國存在有一些新的權貴，也是靠家族血緣關(guan) 係來獲得經濟特權、政治特權，這就是新權貴。但是我們(men) 講的社會(hui) 精英不是指這一個(ge) 群體(ti) 。事實上，士大夫作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群體(ti) ，其形成過程和社會(hui) 基礎，與(yu) 我們(men) 今天講的社會(hui) 精英是非常接近的。

其三，從(cong) 現實的需求來看。我認為(wei) 當代中國社會(hui) 正在發生重大轉型，迫切需要社會(hui) 精英能夠發揮更加重要的積極作用，而士大夫精神確實能夠為(wei) 當代中國精英提供思想力量、文化資源。所以我們(men) 倡導士大夫精神，也就是因為(wei) 當代中國精英階層的普遍性精神缺失，他們(men) 特別稀缺人格精神力量、道德表率作用，故而難以受到人們(men) 的普遍尊敬，也不能引導良好的社會(hui) 風氣。

這種士大夫精神的現代意義(yi) 包括下麵幾個(ge) 方麵。

（一）承擔文化使命與(yu) 社會(hui) 責任的精神

士大夫立誌於(yu) 道，就是主動承擔社會(hui) 責任、文化使命。士大夫是由普通的平民奮鬥而來的，他們(men) 的精神動力離不開對社會(hui) 的承擔。他們(men) 提出的“身無半畝(mu) ，心憂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仍然值得中國當代精英敬仰和學習(xi) 的。當代中國實際上麵臨(lin) 很多問題，中國經曆很短的時間而納入到一個(ge) 全球化的體(ti) 係，中國已經由過去相對封閉的國家，變成當代全球化的一個(ge) 大國。與(yu) 此同時，許多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矛盾和問題均同時出現在當代中國。在這種急劇變革的時代，中國集聚了很多重大的矛盾和問題，急需當代中國的社會(hui) 精英來解決(jue) ，故而需要重建主動承擔社會(hui) 責任、文化使命的士大夫精神。當代中國的社會(hui) 精英，無論是在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經濟領域，都對社會(hui) 的影響很大，擁有很多的自然資源、社會(hui) 資源、文化資源，那麽(me) 他們(men) 就要承擔更大的社會(hui) 責任。顯然，中國當代精英不是貴族，他們(men) 與(yu) 傳(chuan) 統士大夫一樣，均是通過奮鬥而獲得對社會(hui) 資源的掌握，因此，他們(men) 應該為(wei) 社會(hui) 、國家、人類承擔更大的責任。

（二）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

魏晉士大夫率性自由，擁有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堅持自己的獨特個(ge) 性、自由思想，並且表達出個(ge) 體(ti) 人格的獨立，決(jue) 不盲從(cong) 外在權威，故而可以做出有創造性的學術思想、文學藝術成就。其實這一點，對當代的知識界、文化界及其各個(ge) 領域的知識文化精英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wei) 魏晉士大夫的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強調決(jue) 不盲從(cong) 外在權威，堅持從(cong) 真實的、主體(ti) 性的自我出發，才能創造出有獨創性的文化成果。當代中國的知識界和文學藝術界的文化精英，尤其值得學習(xi) 魏晉士大夫這種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

（三）既執著又超脫的精神

宋明士大夫追求一種既執著又超脫的精神，士大夫的落腳點是在現實社會(hui) 關(guan) 懷，而他們(men) 向往以出世的情懷做入世的事業(ye) ，最終目標是在入世的事業(ye) 。他們(men) 在承擔救國救民的責任的時候，又追求超脫的精神。這是值得我們(men) 學習(xi) 的。中國當代精英要承擔很多社會(hui) 責任，要有很強的憂患意識、道義(yi) 情懷。但如果隻有社會(hui) 責任，隻有憂患意識，隻有道義(yi) 情懷，就會(hui) 常常處於(yu) 痛苦、煩惱的處境，他們(men) 需要化解這些痛苦、煩惱的不良情緒。如何化解？他們(men) 需要有一種超脫的精神，一種出世的情懷。所以，中國當代精英要需要通過自我的修煉，能夠保持很強的社會(hui) 責任意識和憂患意識的同時，也能夠保持自我個(ge) 體(ti) 的身心自在、平和心境。

（四）既追求理想又關(guan) 懷現實的精神

明清士大夫精神希望將聖賢與(yu) 豪傑結合起來，“聖賢”代表士大夫對社會(hui) 理想、文化理想的追求，“豪傑”代表士大夫對社會(hui) 功業(ye) 、經世能力的追求。士大夫似乎應該是這樣一個(ge) 群體(ti) ：作為(wei) 一個(ge) 文人學者，應該說是有一種超脫現實的文化理想；但是作為(wei) 一個(ge) 官僚或社會(hui) 管理者，他又必須要麵對現實，要有務實的事功追求。可見，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精神，其實也是追求一種把理想和現實結合起來的精神。這一點，特別值得當代中國社會(hui) 精英的學習(xi) ，他們(men) 特別需要追求一種把理想和現實結合起來的精神。我們(men) 常常講的建國後的前30年和後30年，它們(men) 似乎具有這樣的特點：前30年往往是追求很高的理想，不務實，國家搞得非常貧窮；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後30年非常務實，追求功利、財富的成功，但是顯然又過於(yu) 現實、過於(yu) 功利，下一個(ge) 30年應該追求一種把理想和現實結合起來。所以，把理想與(yu) 現實兩(liang) 者結合起來的士大夫精神，應該為(wei) 當代中國精英所迫切需要。這種既務實又有理想的精神追求，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非常寶貴精神財產(chan) 。

上麵講的四個(ge) 方麵，無論是哪個(ge) 階段，他們(men) 遺留的精神文化可以成為(wei) 中國當代社會(hui) 精英的寶貴精神資源，是值得我們(men) 借鑒和學習(xi) 的。今天我們(men) 倡導士大夫精神，實質上也是認為(wei) 中國當代社會(hui) 精英需要繼承和弘揚傳(chuan) 統的士大夫精神。我們(men) 相信，中國的崛起，首先應該是中華文明的崛起，而中華文明的崛起首先需要這種士大夫精神的複興(xing) 。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