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窟居筆記》之二十七：

洋儒家貝淡寧來訪陽明精舍

作者：範必萱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月窟居筆記》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十九日辛亥

           耶穌2015年8月3日

2008年8月，雲(yun) 盤山被秋天的金色覆蓋，陽光灑滿陽明精舍的大小院落。月窟居門前的桂花樹蘊藏著星星點點乳黃色花蕾，從(cong) 樹下走過時，我想：今年的花期提前了許多，會(hui) 不會(hui) 有貴客到訪啊！

那天午飯時，蔣先生通知我們(men) ，貝淡寧先生一行近日要來陽明精舍，他讓我們(men) 提前做好接待客人的準備。

我們(men) 都很高興(xing) 。貝淡寧先生的名字我們(men) 經常聽見蔣先生提起，知道他是加拿大籍學者，曾獲加拿大麥克吉爾大學文學學士、牛津大學哲學碩士、牛津大學哲學博士等學位，先後在新加坡、美國、香港等地從(cong) 事教學與(yu) 研究工作。2004年他們(men) 一家遷居北京，現在是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在清華大學，貝淡寧先生的口碑很好。貝淡寧先生在英國讀書(shu) 時，與(yu) 來自中國的女學生宋冰組成了跨國家庭，“貝淡寧”這個(ge) 名字就是夫人為(wei) 他取的，其中蘊涵著中國傳(chuan) 統處世哲學中“淡泊明誌，寧靜致遠”的含義(yi) 。

同行的還有汝清。汝清五年前隨“一耽遊學”來過陽明精舍，以後一直與(yu) 蔣先生保持著聯係。汝清為(wei) 貝淡寧的孩子講授儒家經典，和他們(men) 一家很熟悉。這次貝淡寧先生從(cong) 北京幾經周轉來陽明精舍，汝清是不錯的向導。

遵照蔣先生安排，小吉下午就將樂(le) 道園的三間居室和性天園的何言居打掃得幹幹淨淨。趁著天氣晴朗，我也停下手頭工作，協助小吉將房間裏的被褥床墊搬到院裏翻曬。陳師傅騎著摩托車到修文縣城采購食品去了，傍晚才回來。我看見他的車後掛了一桶純淨水，感到奇怪。陳師傅告訴我，因為(wei) 雲(yun) 盤山的水有水垢，蔣老師擔心貝淡寧先生一家喝不慣，特意從(cong) 城裏買(mai) 來一桶純淨水備用。蔣先生向來對朋友的生活安排總是細心周到，這是他一貫的作風。

26號下午，隨著由遠而近的車鳴聲到來，我們(men) 知道貴客到了。我從(cong) 月窟居跑出來迎接，蔣先生已在大門口等候多時了。

汽車停在精舍門前的草坪上。貝淡寧先生和夫人、孩子從(cong) 車上下來，身後還有汝清。貝先生下車後先用儒家抱拳的傳(chuan) 統方式向蔣先生行了拱手禮，然後又以西方的方式握手問候，並向我們(men) 在場的人點頭問好。他的中文很流利，步履穩健，溫文爾雅。他身旁的宋冰女士身著白色長袖襯衣，休閑褲，運動鞋。宋女士一邊招呼著自己的孩子，一邊走過來和我打招呼。她中等身材，苗條，清秀，說話聲音輕柔，態度謙和。這位在海外留學多年、現任企業(ye) 高管的知識女性，顯得十分端莊大方，樸實無華。

安排好住宿，按照慣例，蔣先生請客人們(men) 到奉元樓繙經閣喝茶。入座之前，蔣先生為(wei) 客人們(men) 講解複夏堂先聖先賢的牌位，介紹陽明精舍周邊的環境。然後，他們(men) 像舊友重逢一樣邊喝茶邊聊天，輕鬆而愉快。

座談結束後，還沒有到開飯時間，貝先生帶著他可愛的兒(er) 子走到我身邊，邀我一起到書(shu) 院的果園去看看。開始我以為(wei) 他怕迷路，要我充當向導，欣然同意了。一路上，貝先生向我詳細了解關(guan) 於(yu) 陽明精舍的建設情況和這些年書(shu) 院生活的情景。他問得很仔細，聽得也很認真。後來我才知道，貝先生是利用空閑時間對書(shu) 院進行實地調查。這在他之後的一篇文章中有所體(ti) 現。

8月28日，宋女士帶著孩子回北京了。當天下午，貝淡寧先生與(yu) 蔣慶先生在繙經閣進行了為(wei) 期三天的討論。他們(men) 的討論涉及的內(nei) 容很多，包括對君子的評判標準、對天道的體(ti) 認、王道政治對權力的分配、儒家是普遍主義(yi) 抑或特殊主義(yi) 、以及儒家對少數民族的態度，等等。討論中主要由貝淡寧先生提問，蔣慶先生主談，楊汝清先生參與(yu) 問答。

蔣先生在討論時闡述了儒家對君子判定的三個(ge) 標準：心性道德、科舉(ju) 製度與(yu) 清流清議，其中還詳細闡述了儒家對官員的選拔製度，即舉(ju) 孝廉。蔣先生認為(wei) “孝”可以作為(wei) 判定君子的一個(ge) 條件，但非主導條件。下麵根據錄音整理的內(nei) 容，將蔣先生與(yu) 貝先生討論的重點摘選如下，以見這次會(hui) 講的主要內(nei) 容。（以下蔣慶先生稱“蔣”，貝淡寧先生稱“貝”，楊汝清先生稱“楊”）。

貝：我想提的問題主要是學生們(men) 經常提到的，他們(men) 問到一些有關(guan) 儒學方麵的，尤其是政治儒學方麵的問題。眾(zhong) 所周知，儒學是一種精英主義(yi) 的哲學，對君子和小人有著區分，有些學生們(men) 對此存在疑問，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這樣的區別？而有些學生們(men) 可能會(hui) 承認有這樣的區別，但問題在於(yu) 如何判定誰是君子，誰是小人？還有儒家要求人們(men) 等待聖人出現，有些學生就會(hui) 問我怎麽(me) 知道誰是聖人呢？回顧曆史，大多數的皇帝都隻是利用儒家，他們(men) 並非儒家真正的信徒，當然我們(men) 也不會(hui) 認為(wei) 這些皇帝是真的聖人。問題的關(guan) 鍵在於(yu) 如果曆史上沒有真的聖人，那麽(me) 現代人如何推知聖人何時出現？即使有聖人出現，又怎樣辨識出他們(men) 呢？

還有的學生有這樣一些問題，比方說，現代人如何確定天的合法性？民主的合法性經過長時間多代人的論證和實踐，已經有了較為(wei) 確定的判斷，但是天的合法性有一點抽象，現代人怎麽(me) 理解天的合法性？

蔣：貝先生把許多問題都提出來，而且每一個(ge) 都需要詳細討論，那麽(me) 我們(men) 就一個(ge) 問題一個(ge) 問題來解決(jue) 。按照貝先生提問題的順序，我們(men) 就先討論君子、小人如何區分的問題吧。

首先，我們(men) 需要認清一個(ge) 事實，在現代社會(hui) 中人們(men) 很難進行君子小人區分的判定。就這一點，可以從(cong) 君子小人區分問題提出的內(nei) 在思想緣由來看。

按照韋伯的理論，中國在這一百年中已經急劇地世俗化了。世俗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沒有先知。就中國而言，也就是現實中沒有聖賢了。因為(wei) 世俗化在政治上的一個(ge) 重要特征就是消除社會(hui) 上的等級，這種消除不僅(jin) 是從(cong) 結構上抹平了等級，而且同時在觀念上通過啟蒙，在人們(men) 的思想中消除了等級。之所以如此，是因為(wei) 現在整個(ge) 教育體(ti) 係中，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給人灌輸啟蒙的思想，教育的內(nei) 容和製度體(ti) 現的都是所謂“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把君子與(yu) 小人、聖賢與(yu) 百姓這樣的等級觀念抹平了，取消了。進而言之，這個(ge) 時代在觀念上沒有給人類中的優(you) 秀人物留下合法存在的空間，在社會(hui) 結構上沒有給人類中的精英人物留下應有的合理地位。因為(wei) 現代人的一些假定和社會(hui) 結構都不承認人與(yu) 人之間存在這種巨大的差距，即在道德上的差距。用儒家的話來說，就是在心性上的巨大差距。即使有的人承認差距的存在，承認在現實生活中，人與(yu) 人之間在道德品質上存在差別，但是他們(men) 也不會(hui) 承認這種差別具有社會(hui) 和政治的含義(yi) ，即是說這種差別在政治上、社會(hui) 上是沒有作用的。而這一點基本上就是啟蒙和自由主義(yi) 的根本思想。自由主義(yi) 根本思想中的一條認為(wei) ：人與(yu) 人之間的道德差別沒有政治意義(yi) 。現代的教育製度，不論中國還是西方，基本都是按照自由主義(yi) 的理念和啟蒙精神的理念來設計的，所以現代人不承認人類中有優(you) 秀人物——在中國稱為(wei) “聖賢”或“君子”、在西方稱為(wei) “先知”或柏拉圖說的“哲學王”——的存在。所以他們(men) 就會(hui) 提出貝先生剛才提的這些問題，而提這些問題的人似乎也感覺到人與(yu) 人之間是不同的，所以就有了如何判定聖凡之別的問題。

總之，這種判定在現代是十分困難的。因為(wei) 現代的基本精神不不僅(jin) 承認這種差別，並且在製度架構上通過民主製度，通過社會(hui) 製度，或者通過教育製度，消除了這種差別。

其次，我們(men) 可以承認一個(ge) 事實，在中國古典時期，君子、小人之別的判定比較容易進行。儒家對此就有幾個(ge) 判定的方法：其一為(wei) 內(nei) 心判定的方法。儒家對孰為(wei) 賢人、君子的判定，大致是依據個(ge) 人的修養(yang) 和內(nei) 心的狀況之差異進行的，一般沒有外在的標準。如陽明先生所說，隻要人呈現了良知，就可以達到聖人的層次了，即良知或者心性呈現出來，就達到儒家所說的“優(you) 入聖域”了。而內(nei) 心的標準，主要是儒家講的“誠”，在判定的時候確實是比較困難的。因為(wei) 人有沒有呈現良知，他人很難用一個(ge) 外在的客觀標準來衡量。孔子曾說“為(wei) 學由己，而由人乎哉”，即個(ge) 人學為(wei) 賢人君子是內(nei) 心的自覺，不是外在的要求。做學問，遵守道德，是一個(ge) 人內(nei) 在生命的事，做到了就是賢人君子。內(nei) 心判定是一個(ge) 很高的標準，能對君子賢人進行判定，但是由於(yu) 沒有外在的客觀標準，所以不容易進行，也容易出現道德作偽(wei) 的情況，容易出現個(ge) 人為(wei) 了功名利祿等外在的東(dong) 西學聖人之學，出現沽名釣譽的情況。針對這種情況，儒家除通過強調“誠”的內(nei) 在工夫外，主要是通過師友之間的相互印證與(yu) 相互評價(jia) 來判定個(ge) 人是否是賢人君子。所以，儒家非常重視師友一倫(lun) 。師友一倫(lun) ，不像父子一倫(lun) 是自然關(guan) 係，也不像君臣一倫(lun) 是政治關(guan) 係，師友一倫(lun) 建立在共同道義(yi) 與(yu) 精神信仰的自由結合上，所以師友之間的相互印證與(yu) 評價(jia) 可以作為(wei) 一種標準來判定孰為(wei) 賢人君子。其實，我們(men) 從(cong) 《論語》的記載中就可以看到這種對賢人君子的評判，所以判定賢人君子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貝：但是問題在於(yu) 如果在一個(ge) 很大的國家之中，這樣的製度很難有體(ti) 現或者說起到作用，這應該隻能存在於(yu) 小群體(ti) 之間。

蔣：確實如此。在中國古代，這個(ge) 判定方法確實在小群體(ti) 之間發揮著作用。如在孔子的時代，孔子和他的學生之間通過這個(ge) 方法對賢人君子進行了判定。到了宋明，陽明先生和他的師友之間也是通過此種方法對賢人君子進行了判定。這在儒家傳(chuan) 統中都有記載。不過，師友之間的判定確實如你所說隻在小群體(ti) 之間發揮作用，不能在更大的群體(ti) ——國家——中發揮作用，而在國家中發揮作用的則是科舉(ju) 考試。

由於(yu) 科舉(ju) 考試在全國進行，目的是選拔統治精英，有一套判定統治精英的全國性標準，所以判定賢能的範圍比師友的小群體(ti) 大很多。當然，在中國曆史上，經由科舉(ju) 考試選拔出來的人，並不是人人都是賢人君子，但可以肯定的是惡人小人隻是少數。在宦海沉浮中，一些官場的腐敗難免會(hui) 影響到個(ge) 人，但是在士大夫的群體(ti) 裏，會(hui) 有一個(ge) 自發形成的精神領袖作為(wei) 當時士大夫的最高精神象征，被稱為(wei) “清流”。而清流指的就是堅持道義(yi) ，堅持按儒家所確立的絕對原則來做人、做事、做官的知識分子群體(ti) 。在這樣的群體(ti) 中，個(ge) 體(ti) 之間存在著相互的道德評價(jia) 與(yu) 人品判定。例如在魏晉時代，士大夫會(hui) 以詩來概括他人的品行。這在清流係統中是一種風氣，雖然不是在國家那樣普遍化的層麵上，但在古代，士大夫是國家的治理者，他們(men) 之間形成了評判人物的標準，對於(yu) 判定誰是賢人君子，換言之誰是真正的儒家信徒，還是有著相當廣泛意義(yi) ，不僅(jin) 僅(jin) 限於(yu) 師友之間。

貝：那麽(me) ，這些士大夫的標準在現代的社會(hui) 怎麽(me) 成為(wei) 一個(ge) 普遍化的標準呢？

蔣：有關(guan) 這個(ge) 標準還需要有一些補充。此標準製度化後，科舉(ju) 製度本身也可以作為(wei) 一個(ge) 衡量標準。需要說明的是，我隻是在古代語境下探討這個(ge) 情況。在古代，由於(yu) 科舉(ju) 道路的存在，也可以算是一個(ge) 判定孰為(wei) 君子孰為(wei) 小人的途徑。在民間，一旦有人考中科舉(ju) ，此人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就已經達到了君子的層次。君子有很多評定標準，除了德行以外還有學識學問，而這種學識學問不是今天的中立性學識學問，而是記載聖賢言行的價(jia) 值性學識學問。考中科舉(ju) ，就證明這個(ge) 人在聖賢之學意義(yi) 上的學識學問已經達到一定階段，即已經在聖賢之學的意義(yi) 上進入了君子的層次。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考中科舉(ju) 的人就絕對是聖賢君子，但考中科舉(ju) 無疑是學為(wei) 聖賢君子的一個(ge) 基礎性階梯。我曾讀過錢穆先生晚年時寫(xie) 的回憶他兒(er) 時的文章，談到當時鄉(xiang) 村的風氣就是所有人都非常尊重教書(shu) 先生，尊重考上科舉(ju) 的人，因為(wei) 百姓自認為(wei) 自己隻是普通人，而教書(shu) 先生與(yu) 考上科舉(ju) 的人則是社會(hui) 人群中掌握聖賢之學的最優(you) 秀的人。因為(wei) 一般的百姓隻關(guan) 注自己的個(ge) 人生活，對於(yu) 學問道義(yi) 、國家大事和社會(hui) 教化等重大問題都不太關(guan) 心。在這種情境下，百姓是小人，教書(shu) 先生與(yu) 考上科舉(ju) 的人則是君子，因為(wei) 君子不隻關(guan) 心自己的生活，更要關(guan) 心聖賢之學的學識學問，關(guan) 心教化社會(hui) ，關(guan) 心家國天下的普遍道義(yi) 與(yu) 社會(hui) 政治的治理秩序，等等。

就此而言，科舉(ju) 製也可以作為(wei) 判定君子的一個(ge) 標準，它具有普遍化的特點，適應的範圍非常廣，即凡是考上科舉(ju) 的人就不再是普通百姓，就離開了庶民的階層，進入了“士”——勞心者治人——的階層。值得注意的是，考上科舉(ju) 也不意味著這個(ge) 人就是儒家追求的很高層次的賢人。曆史事實表明，在科舉(ju) 製出現的社會(hui) 中，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判定君子與(yu) 小人（或者說賢人與(yu) 百姓）的作用，故而科舉(ju) 製也可以作為(wei) 一個(ge) 具有普遍化傾(qing) 向的判定君子的標準。

綜上所述，在古代社會(hui) ，君子小人之別是很自然的。雖然我們(men) 不能回歸古代的生活場景，親(qin) 眼見證這個(ge) 事實，但是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古書(shu) 中描述的當時的社會(hui) 生活中讀到。老百姓對有儒家學問的人與(yu) 有功名的人都非常敬重，甚至在他們(men) 去世後，老百姓還會(hui) 為(wei) 他修祠堂，紀念他們(men) 。這些都表明，古代老百姓承認聖凡賢愚之別，也認為(wei) 賢人君子應該成為(wei) 大眾(zhong) 道德上的指導者與(yu) 社會(hui) 的治理者。

貝：我認為(wei) 東(dong) 方社會(hui) 跟西方社會(hui) 還是有著一些區別的。在西方國家，沒有人可以說沒受過教育的人不應該有投票的權利，但是在中國大陸，有些人，比方說一些高校的學生，他們(men) 會(hui) 認為(wei) 沒有受到教育的人不應該有選舉(ju) 權。從(cong) 這點看，現代的中國人也還是承認人與(yu) 人之間存在道德教育方麵的差別，他們(men) 的問題是如何判斷誰是君子？誰是百姓？另外的問題是在教育與(yu) 科舉(ju) 方麵存在的這些諸如考上與(yu) 考不上的問題與(yu) 道德有什麽(me) 關(guan) 係？而君子卻是與(yu) 道德相聯係的。

蔣：君子的標準包括道德和學識兩(liang) 個(ge) 方麵，僅(jin) 有道德不足以稱為(wei) 君子，僅(jin) 有學識也不足以稱為(wei) 君子。孔子及其學生認為(wei) ，君子的道德和學養(yang) （或者說教養(yang) ）要結合起來。普通百姓當中也有很多道德崇高的人，比如那些在鄉(xiang) 間的一些沒有很多學識、然而道德和威望都很高的老人，他們(men) 雖然受人尊重，但不能被稱為(wei) 君子，因為(wei) 君子是需要有學養(yang) 的。

貝：我的意思是道德方麵的東(dong) 西是比較難判斷的。

蔣：的確，學養(yang) 方麵相對來說容易判斷，如孔子的學生身通六藝，這一點也可以通過製度化的考試來判斷，科舉(ju) 製的實質就是對這種學養(yang) 判斷的發展。科舉(ju) 考試就是考量儒生對經典的理解能力與(yu) 掌握能力。

當然，最困難的部分就是你說的對道德的判斷。道德對人而言，是內(nei) 在的事情，不好把握，即使確立一些外在的標準，也容易出現問題。如現在政府提出八榮八恥，這個(ge) 標準就不好做到內(nei) 外一致。因為(wei) 它是外在的規範，並非人的內(nei) 心德性。如果某個(ge) 人宣稱他完全做到了八榮八恥，於(yu) 是他就是君子了，這其中可能有著作偽(wei) 的嫌疑。古代也有作偽(wei) 的事例。孝悌力田，是漢代選拔官員的兩(liang) 個(ge) 道德標準。力田容易判斷，因為(wei) 努力耕種田地是可以量化衡量的；而孝悌，是內(nei) 心狀態，很難判斷。個(ge) 人可以表麵上對父母很孝順，但是他是不是真正用心在孝上呢？一般的行為(wei) 可以從(cong) 外麵來觀察判斷，而孝悌的行為(wei) 並不能全然從(cong) 外麵來觀察判斷，要體(ti) 現為(wei) 個(ge) 人內(nei) 心的真誠。因為(wei) 別人看不到人的內(nei) 心，所以可能有人為(wei) 了達到做官的目的而作偽(wei) 。漢代孝悌者是可以做官的，那麽(me) 個(ge) 人就有可能行為(wei) 上孝敬父母，而內(nei) 心卻為(wei) 了做官。所以漢代的民諺諷刺到：“舉(ju) 孝廉，別父居”。

就此而言，由古及今，在道德上樹立一個(ge) 外在標準的作法是很困難的。強為(wei) 之，確立一個(ge) 硬性的判定君子小人的標準，實踐中出現偽(wei) 善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完全沒有評判標準，也不是這樣。儒家推崇的那些道德標準，如《論語》中的那些道德標準，都是軟性的，是社會(hui) 中自發形成的，是發自人的內(nei) 心的，因而是可以對人進行道德判斷的。但如果是政府規定的道德標準，是硬性的，是純粹外在強加的，因而是不可以對人進行道德判斷的。

楊：我認為(wei) 《感動中國》的例子實際上就是樹立這樣的道德標兵，是可以進行道德評判的。河南的謝延信被認為(wei) 是當代大孝的典型。他獲此殊榮的原因在於(yu) ，剛結婚不久，他的妻子就因病去世了，但是他一直幾十年如一日侍奉嶽父嶽母。

蔣：從(cong) 這一現象來看，如果按照外在的硬性標準，他是達到了，但是實際上並沒有這麽(me) 簡單。儒家的標準不隻是一個(ge) 外在的硬性規定，還有一個(ge) 內(nei) 在的“誠”。

貝：但是，如果要談這些標準的政治意義(yi) ，那麽(me) ，就需要更為(wei) 清楚明確的標準，依此來選拔有道德的人。

蔣：如果需要一個(ge) 非常清楚的標準，進而將其完全製度化，從(cong) 而進行從(cong) 政者的選拔，這還是比較困難的。科舉(ju) 製設計的目的是選拔賢德之人，但由於(yu) 道德難以確定，科舉(ju) 製選拔人才的標準主要集中在儒家經典學識上。但是，從(cong) 曆史來看，科舉(ju) 製選拔人才基本上是成功的，因為(wei) 儒家經典講的都是成就君子之道。雖然不能說科舉(ju) 選拔出來的人都是君子，但縱觀曆史，通過科舉(ju) 製選拔出來的人絕大多數是符合賢德標準的，即是符合君子要求的。某種製度，經由它選出來的人一半以上是符合先前的預期設計，那麽(me) ，這種製度就可以稱為(wei) 成功的製度，科舉(ju) 製就是這樣的製度。

貝：那麽(me) 用科舉(ju) 製度選拔出的人才，再經由士大夫的討論，從(cong) 中就有可能選出最有道德的人。

蔣：可以這樣說。在儒家看來，道德是有層次的，士、賢、聖，是三個(ge) 由低到高的層次。考上科舉(ju) 後進入士大夫行列，即是進入了最低的道德層次，之後則需要努力修身達到“賢”，再努力修身達到“聖”。但是，達到“聖”是非常困難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另外，儒家重個(ge) 人的品行，但這一品行並非一般世俗的品行，如通常談到的“孝”，而是像“仁”、“誠”、“義(yi) ”等君子更應該具備的品行。“孝”是“仁”之本，固然重要，但不即是“仁”。在古代，“孝”涉及的通常是對一般民眾(zhong) 的要求。所以在朱子看來，“孝”屬於(yu) 小學的範圍——即屬於(yu) 所有人做人的基本標準，而不是作為(wei) 士大夫的標準。雖然漢代有以“孝”選官的製度，但科舉(ju) 製度建立後就不再以“孝”作為(wei) 選官的標準了。因為(wei) 士大夫治國平天下，需要有更高層次的德行。當然，，其行為(wei) 與(yu) “孝”的原則是一致的。然而，隻做到“孝”，不足以成為(wei) 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包含了“孝”，但其道德要求比“孝”更高更廣。所以，“孝”的問題，隻是對人的日常行為(wei) 要求，而不是對儒者的高層次要求。

貝：可是，我們(men) 認為(wei) 它是最基本的要求。

蔣：對，它確實是最基本的要求。

楊：“孝”是一個(ge) 士大夫立身的根本，是一個(ge) 起點，一個(ge) 基礎。

蔣：“孝”為(wei) 仁之本，就是這個(ge) 意思。

楊：但是，我認為(wei) 儒家道德理想成就的終點也是孝。《孝經》中記載，“孝之始，孝之終”，“孝”最後能夠達到治國平天下。

蔣：這個(ge) “孝”是擴展之後的孝。

楊：是的，它是擴展之後的孝。孝的根本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其目的是通過立身行道讓自己的名聲發揚光大，與(yu) 此同時通過立身行道也讓自己的父母得到後人的尊崇。如孟子的母親(qin) ，孔子的父親(qin) 就是如此。而這也是“孝”的表現。

蔣：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孝”是很高層次的標準，“孝”是若幹選拔標準中的一個(ge) 基本標準。

楊： 可是這一點，從(cong) 製度上說，“孝”乃是一個(ge) 很重要的衡量標準。如在古時候，如果某人被認為(wei) 不孝，而且最後得到了證實，此人則不可能被選拔為(wei) 官吏。

蔣：是的，正是這樣。做人的道德都達不到，哪裏達得到做士做官的道德，所以不可能被選拔為(wei) 官吏。因此，我並不否認“孝”是很重要的道德標準，但是，它在儒家的道德標準中，隻是基本標準，而不是最高標準。如“仁”，才是儒家道德的最高標準。而“孝”隻是達到“仁”的基礎，“孝”需要擴充，才能達到“仁”。所以，在選拔統治者時，“仁”比“孝”更需要優(you) 先考慮，因為(wei) 國家畢竟不是完全建立在血緣上的。

8月30日，貝淡寧先生和楊汝清先生離開陽明精舍。

之後，我看到貝淡寧先生一篇關(guan) 於(yu) 這段記憶的文章，題目叫 《儒家書(shu) 院之行》。

他在文章中這樣寫(xie) 道：“在奧運會(hui) 後不久，我到位於(yu) 偏遠的貴州省參觀蔣慶的儒家書(shu) 院。蔣慶是貴州本地人，著有《政治儒學》，這是為(wei) 儒學作為(wei) 現代政治哲學進行辯護的最係統和影響最大的書(shu) 。他的另一本書(shu) 《生命信仰與(yu) 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jia) 值》，探討了儒學對於(yu) 中國政治的意義(yi) 。我稱呼為(wei) ‘蔣老師’的他提出了“三院製”國會(hui) 的建議，即民主選舉(ju) 的議員組成的“庶民院”，根據考試結果選拔錄用的議員組成的“通儒院”，以及主要由政治任命的不同傳(chuan) 統和民族團體(ti) 的代表組成的“國體(ti) 院”。在理想世界，三院將就政策達成一致，但是如果發生衝(chong) 突，蔣老師想讓通儒院擁有最多的否決(jue) 權。”

“我非常渴望在‘自然’環境中拜訪蔣慶。書(shu) 院位於(yu) 一座小山頂上，離貴州省會(hui) 有大約兩(liang) 個(ge) 小時的車程。自然風景確實漂亮，雖然附近的村莊十分貧窮，該地區周圍還零星散布著汙染環境的水泥廠。在彎彎曲曲、坑坑窪窪泥濘道路的盡頭，我們(men) 終於(yu) 來到書(shu) 院的大門口。蔣老師出來迎接我們(men) 一家和楊汝清（教我兒(er) 子儒家經典和善而博學的學者）。”

“蔣老師穿著圓口黑布鞋，明朝風格的寬鬆的衣服，比我穿的皮鞋和半正式西裝更合適。我們(men) 用傳(chuan) 統的中國方式打招呼，拱手抱拳作揖（男人左手在上，女人右手在上），但是接著我們(men) 按西方禮儀(yi) 握手。”

“蔣老師似乎情緒很好。他的助理範老師向我介紹書(shu) 院傳(chuan) 統的庭院風格是蔣老師和他的朋友設計的，書(shu) 院的建設非常麻煩，涉及到承包土地與(yu) 附近農(nong) 民協商等等。在我這個(ge) 外行看來，書(shu) 院氣勢雄偉(wei) 但並不引人注目，似乎和周圍環境非常吻合。客人被安排在不同的房間裏，房間都是按儒家各種理想命名的。到了吃飯時間，做飯師傅就敲鍾提示。蔬菜是由當地農(nong) 民在書(shu) 院的土地上種植的。”

“書(shu) 院的中心是一座兩(liang) 層樓的建築，上麵一層主要作為(wei) 討論的會(hui) 議室，蔣老師在下麵一層安置了孔子塑像，同時還供有早期最著名的門徒名字的牌位。這些分開排列的匾是按照儒家的不同流派從(cong) 過去一直延續到現在（公羊學派強調政治改革，心性學派強調自我修養(yang) ）。在“公羊學派”中，我有點吃驚地發現蔣選擇紀念梁濟（譯者注：梁漱溟之父）的牌位，此人在一九一八年以保存中華文化的名義(yi) 自殺而聞名。”

在貝淡寧先生的這篇文章中，還記敘了在書(shu) 院的業(ye) 餘(yu) 時間看書(shu) 、散步、閑談、用餐的情景，他說自己“唯一的遺憾是沒有聽到蔣老師有名的歌聲，也沒有機會(hui) 欣賞他吹簫。”他記述道：“晚飯後，蔣老師饒有興(xing) 致地給我們(men) 講一些有趣的故事，逗得我們(men) 都很開心。有時吃晚飯也喝一點酒，我還親(qin) 自嚐了一口農(nong) 民泡製的蛇酒。”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貝先生喝蛇酒的情形。晚飯後是大家休閑時間，我們(men) 在院子裏聊天。陳師傅從(cong) 屋裏端出一個(ge) 裝著蛇酒的玻璃瓶，小心地往一隻小酒杯裏倒了一點，遞給貝淡寧先生，請他品嚐。貝先生接過酒杯，猶豫了片刻，然後鼓足勇氣喝了一口，便低下頭去。正當大夥(huo) 疑惑不解時，他突然抬起頭來，仰麵朝天，皺緊眉頭指著玻璃瓶裏的那條蛇說：“啊，今晚我會(hui) 不會(hui) 也變成一條青蛇啊？”說完，雙手合在胸前，故意顯出很害怕的樣子！這時，所有在場的人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起來。貝先生自己也笑了。

原來，貝先生竟是如此風趣幽默，難怪網上有文章說清華大學的學生們(men) 都很喜愛他。

貝先生在文章中還寫(xie) 道：“討論階段相對來說嚴(yan) 肅些。蔣老師告訴我書(shu) 院的首要使命是學術傳(chuan) 承。每次上課都錄製成磁帶，一次持續兩(liang) 個(ge) 小時。我吃驚地發現，他們(men) 總是十分嚴(yan) 格地遵守時間限製。”

“蔣老師堅持讓我挑選需要討論的話題，我們(men) 辯論了比如是否可能向全世界推廣儒家價(jia) 值，西方能夠從(cong) 儒學中學到什麽(me) 東(dong) 西等。蔣老師注意到儒家思想的用語經過時間推移後發生很大變化，需要在新形勢下更新。”

貝淡寧先生在文章的後半部分記述了自己在討論中的提問和蔣老師解答的內(nei) 容。

最後，針對現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他這樣寫(xie) 道：“……這就是現狀：龍病了，無法按現在的狀態生存下去。自由民主派想殺死它，從(cong) 毀滅中建造一個(ge) 看似西化的動物：這政治動物看起來要麽(me) 像北歐的（左翼自由派），或者美國的（右翼自由派），我們(men) 不應該過分擔心人口、文化、曆史、教育、經濟發展水平等差異。相反，儒家想給患病的動物喂傳(chuan) 統藥物，當它遠離道德誤入歧途時訓誡它，當它行為(wei) 適當時撫摸和鼓勵它，目標是讓龍恢複到從(cong) 前的樣子：詳和而威嚴(yan) ，它很少伸出爪子，也不怎麽(me) 幹涉動物的生活。”

文章的結尾，貝淡寧先生說：“我還是看好儒家！”

“我還是看好儒家！”這不是一句輕描淡寫(xie) 的語言，而是貝淡寧先生發自肺腑的信念，是他經過多年的探索，尋找並認同的儒家價(jia) 值理念。

在中國的學術圈裏，有越來越多的人稱讚這位洋博士、洋學者、洋教授，在我眼裏，貝淡寧先生更是一位洋儒家！

（2015年3月寫(xie) 於(yu) 合肥靜心齋）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