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發展的曆史解讀——評郭岱君《台灣往事：台灣經濟改革故事》

作者：田飛龍（北航高研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台灣法律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法治周末》2015年7月2日，略有刪節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十七日己卯

          耶穌2015年7月2日

郭岱君博士是資深的台灣經濟史學者，又有在台擔任重要公職的經曆及接觸胡佛研究院一手史料的便利，其最新論著《台灣往事》就是這些複合背景的共同產(chan) 物。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對台灣經濟從(cong) 1949—1960年代的結構轉型進行了細致入微又鉤玄提要式的解讀，展現了台灣從(cong) 威權政治下的統製經濟向民主政治下的市場經濟轉型的最為(wei) 關(guan) 鍵的政策演變脈絡。當人們(men) 循著岱君博士的台灣改革路線圖重訪舊跡時，定然會(hui) 有超出日常模糊印象與(yu) 理解的“曆史新知”呈現。這也許正是岱君此書(shu) 的價(jia) 值所在。

1949年的台灣可謂百弊叢(cong) 生，所承接的絕不僅(jin) 僅(jin) 是國民黨(dang) 政府從(cong) 大陸搶運來的黃金、白銀、美鈔及文人墨客，還有威權體(ti) 製、腐敗機構和統製經濟。軍(jun) 事、政治和經濟上的全麵失敗使得敗退台灣的國民黨(dang) 統治集團意誌消沉，派係鬥爭(zheng) 更無章法，經濟改革難以突破。外部環境上，美國放棄台灣已然成為(wei) 政策選項，而大陸上解放軍(jun) 的勢如破竹亦使得黨(dang) 國朝野無心長期經略台灣。在此特別窘迫的曆史縫隙中，台灣經濟竟然能夠在十年之內(nei) 完成從(cong) 高度計劃性的統製經濟向高度市場化的自由經濟轉軌，並且就此奠定後續三十年的經濟奇跡基礎及其“亞(ya) 洲四小龍”的地位，不可不謂東(dong) 亞(ya) 戰後“經濟奇跡”的樣板。 

岱君論史之筆觸雖總體(ti) 冷峻客觀，但亦每每透露出對台灣經濟奇跡的稱羨和讚許。《台灣往事》是台灣史更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幅絢麗(li) 燦爛的曆史風景，證明了隻要銳意改革，中華文明脈絡下的任何政黨(dang) 與(yu) 經濟體(ti) 係均可取得舉(ju) 世矚目的經濟乃至於(yu) 政治文明成就。當然，岱君之視野並不局限於(yu) 台灣，在全書(shu) 結尾處同時簡約展望了兩(liang) 岸經濟改革的新前景。《台灣往事》是獻給兩(liang) 岸的共同曆史禮物，也表明經濟現代化的“台灣經驗”是兩(liang) 岸共同曆史財富。

蔣公的“知恥而後勇”

毫無疑問，1949年的台灣在政治上屬於(yu) “光複政治”下的威權統治，不僅(jin) 有著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近距離創傷(shang) ，更有著國民黨(dang) 敗退來台所造成的本省與(yu) 外省族群矛盾以及威權統治更高級別和更近距離的壓製。1945—1949年的光複政治並未給台灣人留下美好印象，如岱君所論，陳儀(yi) 的接收政策與(yu) 統製經濟使得台灣居民產(chan) 權利益受損，公務員大量失業(ye) ，社會(hui) 流動性和活力銳減，通貨膨脹加劇，經濟生產(chan) 不斷下滑。作為(wei) “二二八事件”導火索的煙草緝私衝(chong) 突本身就反映了這種統製經濟的巨大弊端和矛盾。不過，彼時蔣公的注意力聚焦於(yu) 大陸戰事，對台僅(jin) 是有限懷柔，尚未觸及對經濟體(ti) 製的結構性反思與(yu) 調整。一旦決(jue) 意來台經營，蔣公之反思與(yu) 決(jue) 斷就構成了台灣經濟轉型的直接而根本的動力。

岱君充分利用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所藏之蔣公日記，逐一還原了最高政治決(jue) 斷的來龍去脈。蔣公本身是一有著日常反思習(xi) 慣的軍(jun) 人和政治家，“日記”恰恰是進入這位政治人物內(nei) 心世界的絕佳入口。根據日記檔案考察，岱君發現1949年的蔣公對大陸失敗的反思幾乎是每日必做的功課。《台灣往事》歸納了蔣公反思大陸失敗的八大原因：（1）迷信外交，顧此失彼；（2）軍(jun) 事失敗，人無鬥誌；（3）派係傾(qing) 軋，黨(dang) 國分裂；（4）幹部腐化，紀律鬆弛；（5）經濟失敗，金融失策；（6）民主進程，操之過急；（7）本性浮躁，誤黨(dang) 誤國；（8）民生挫敗，信仰斷絕。岱君亦坦言，蔣公之反思側(ce) 重政治、軍(jun) 事與(yu) 個(ge) 人道德層麵，於(yu) 財政經濟麵並不聚焦和深入，這亦是實情。不過，從(cong) 蔣公勇於(yu) 自我反思的“知恥”之舉(ju) ，已可約略推知今後改革上的意誌與(yu) 力度，可謂“後勇”。

作為(wei) 1949年之後的台灣最高統治者，蔣公的反思以及由此而來的黨(dang) 務整頓、機構重組與(yu) 對改革的宏觀支持，使得居於(yu) “執行長”地位的陳誠、居於(yu) “經濟改革總設計師”地位的尹仲容以及其他圍繞其間的技術型官僚能夠有充分的政策設計和推行空間，漸次消解統製經濟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之網，逐步鋪平台灣的高效市場經濟之路。在後續事關(guan) 台灣經濟轉型生死的三次財經大辯論中，蔣公亦表現出一貫的政治支持，避免了改革的倒退。台灣經濟轉型成功，與(yu) 蔣公個(ge) 人的積極反思及與(yu) 改革派的牢固聯盟有著密不可分之關(guan) 係。

一本書(shu) 改變一種命運

不過，盡管上至蔣公，下至陳誠、尹仲容等，皆知曉不改革不行，而且一旦確定改革，意誌堅定，力度不減，然而1950年代初的台灣總體(ti) 上仍然處於(yu) 統製經濟模式之下，公營企業(ye) 占據台灣經濟絕對主導。統治集團在經濟思想上仍然嚴(yan) 格遵奉孫中山三民主義(yi) 的民生主義(yi) ，其核心原則是“節製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在四大家族時代，所謂國家資本主要是官僚資本和家族資本，即便到了台灣，這一格局亦未有大的變動。

在經濟思想未取得突破的條件下，早期改革主要是從(cong) 對大陸失敗的直接反思出發的，聚焦於(yu) 三個(ge) 重要但並非直接經濟相關(guan) 的改革領域：黨(dang) 務改革、土地改革和地方自治。黨(dang) 務改革是為(wei) 了甩掉舊的黨(dang) 國政治架構包袱，以“中央改造委員會(hui) ”統攝權力，輕裝上陣。土地改革是吸取大陸農(nong) 村失敗教訓，以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三個(ge) 階段實現了台灣佃農(nong) 的經濟解放。地方自治既是兌(dui) 現孫中山《建國大綱》中的固有步驟及1947憲法條款，亦是與(yu) 中共展開民主競爭(zheng) 。岱君尤其細致考察了蔣公日記中關(guan) 於(yu) 第一次台中市長普選幹預的插曲，表明威權自我節製對於(yu) 民主轉型的特殊意義(yi) 。

當然，這些基礎性條件十分重要，作為(wei) 經濟改革總設計師的尹仲容先生的曆史功績亦不容忽視。台灣著名政治學家朱雲(yun) 漢教授在本書(shu) 序言中稱尹先生為(wei) 台灣經濟發展頭號功臣。不過，即便是這位銳意改革的經濟幹臣，在經濟思想上亦並非先知先覺。正在台灣經濟改革艱難前行之際，尹仲容與(yu) 蔣碩傑1952年的會(hui) 麵及後者的贈書(shu) 帶來了台灣經濟思想的突破。彼時，尹仲容主持的“生產(chan) 事業(ye) 管理委員會(hui) ”正因職權擴張過大而麵臨(lin) 裁撤風險，如何轉進尚無思路。蔣碩傑是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也是自由經濟學大師哈耶克的入室弟子。蔣碩傑觀察到台灣經濟改革的需要和態勢，有意向主持改革的尹仲容“傳(chuan) 道授業(ye) 解惑”，但初次會(hui) 麵難如預期，不歡而散。蔣碩傑在失望之餘(yu) 還是臨(lin) 別贈送了詹姆斯·米德的《計劃與(yu) 價(jia) 格機製》給尹仲容。奇跡發生了，尹仲容大為(wei) 激賞，從(cong) 此確立自由經濟的根本觀念，並延聘蔣碩傑擔任特別財經顧問。也是在該書(shu) 的啟發下，尹仲容逐步成為(wei) 台灣經濟改革中民營化和自由化的代言人，並實際影響了台灣當局的關(guan) 鍵性經濟決(jue) 策。“尹蔣會(hui) ”成為(wei) 台灣乃至於(yu) 世界經濟學界的一段佳話。

在經濟思想取得突破的條件下，對民生的理解不再簡單局限於(yu) “國家資本”優(you) 先的僵化教條之下，而是確立了“私人資本”與(yu) 民生福利之間的正相關(guan) 性。這一經濟思想從(cong) 哈耶克那裏曲折轉道其弟子蔣碩傑而影響到台灣改革當局，但基本原理更可追溯到奠定現代自由經濟學基礎的亞(ya) 當·斯密那裏。《國富論》譯名有所偏差，不少研究者已指出應譯為(wei) 《民富論》。市場經濟是更有效率的“藏富於(yu) 民”之道，這是現代經濟的一個(ge) 基礎性共識。然而，在對國父遺教的僵化理解以及黨(dang) 國官僚資本的強力封堵之下，台灣的市場化改革之路從(cong) 思想到政策再到完備的製度架構之轉變，委實不易。

思想的突破隻是第一步，台灣經濟轉型還需要經曆三次重大辯論：第一次辯論的主題是計劃經濟還是自由經濟，結果是民營化取向獲得肯定；第二次辯論的主題是如何推動外匯貿易改革，結果是打破了政府的外貿管製；第三次辯論的主題是如何在外貿改革之後開展綜合改革，以確立更完備的市場經濟製度以及在美援斷絕的條件下形成獨立自主的經濟體(ti) 係，結果是引發了台灣的一場全麵的社會(hui) 革新運動。

米德的書(shu) 不是最經典的自由經濟學著作，但卻是台灣經濟思想突破的催化劑。由此可見曆史進程中觀念解放的特殊作用。

寄望大陸深化改革

《台灣往事》主要是一本經驗分享書(shu) ，作者意圖借助對1949—1960年代台灣經濟轉型成功經驗的曆史鉤沉，鼓舞台灣人民勇於(yu) 麵對當前經濟困頓，從(cong) 曆史中汲取智慧，重新出發。當然，作者亦深切關(guan) 注著大陸經濟改革的進程與(yu) 困難，希望台灣經驗對大陸有所幫助，希望台灣經驗作為(wei) 兩(liang) 岸和平發展的共同曆史財富。

作者貫穿始終且繼續對未來寫(xie) 作開放的核心旨趣在《前言》中清晰列明：第一，為(wei) 什麽(me) 在人類曆史上，隻有部分國家或地區可以從(cong) 計劃經濟轉型為(wei) 高效的市場經濟？第二，究竟是什麽(me) 因素推動了戰後台灣高效市場經濟的建立？第三，台灣為(wei) 什麽(me) 能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大致避免了市場經濟的負麵影響（貪腐、特權、所得分配不均等）？第四，大陸當如何努力才能清除市場經濟的負麵影響，享受高效市場經濟的成果？第一個(ge) 問題是一個(ge) 普遍經濟史的問題，第四個(ge) 問題是本書(shu) 並未正麵觸及的問題或者開放給未來寫(xie) 作的問題，而本書(shu) 的直接貢獻在於(yu) 對第二、三個(ge) 問題的曆史回答，亦即以“台灣經驗”回應經濟史普遍難題及啟發大陸深化改革。

那麽(me) 究竟什麽(me) 是最為(wei) 簡明的台灣經驗呢？作者在最後一章概括為(wei) 八個(ge) 要點：第一，政治領導的決(jue) 心和魄力；第二，財經大辯論使政經領導轉變觀念；第三，政經領導確定自己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第四，才德兼備的技術官僚；第五，雪恥圖存的共同信念；第六，清廉的決(jue) 策當局；第七，傑出的經濟學家；第八，美援及美國顧問的影響。這些經驗高度凝練，既有台灣獨特曆史處境與(yu) 個(ge) 性，也有可與(yu) 大陸甚至其他轉型經濟體(ti) 普遍分享的一般經驗。台灣自身、大陸及其他轉型經濟體(ti) 認知和借鑒台灣曆史經驗時，當有基於(yu) 自身及當代的深思熟慮。

當然，盡管作者高度肯定台灣經濟轉型的曆史性成果，但也並不回避當下困局：“島內(nei) 外政經情勢千變萬(wan) 化......正麵臨(lin) 嚴(yan) 峻的挑戰，生產(chan) 出現停滯現象，急需另一波改革、另一個(ge) 轉型”。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台灣經濟的再轉型於(yu) 內(nei) 部顯然需要繼續發揚市場經濟之自由、平等與(yu) 創造力以及自身民主法治的製度優(you) 勢，於(yu) 外部則需要重思區域經濟體(ti) 係的歸屬和定位，在兩(liang) 岸關(guan) 係新格局下從(cong) 容再出發。如何與(yu) 大陸協同發展，是台灣經濟體(ti) 係麵臨(lin) 的重大挑戰，其應對結果亦必然構成台灣經驗的“有益增量”。岱君之書(shu) 聚焦台灣經濟之曆史轉型經驗，於(yu) 兩(liang) 岸啟發處皆多，若在未來寫(xie) 作中跟進分析兩(liang) 岸經濟互動史及探求台灣經濟體(ti) 係新定位，則必更有斬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