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闖關(guan) 考驗香港民主品質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中國評論》2015年6月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初三日乙醜(chou)

           耶穌2015年6月18日

聚焦特首普選的此輪香港政改是回歸以來香港民主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其成敗與(yu) 否不僅(jin) 事關(guan) 香港自身的民主化發展，也事關(guan) 始於(yu) 中英談判期間的一國兩(liang) 製及其法律載體(ti) 基本法的治理實驗前景，更關(guan) 乎中國整體(ti) 化的國家建構與(yu) 治理現代化進程。

特區政府於(yu) 4月22日公布了各方關(guan) 注的政改方案，正式邁出“政改五步曲”之第三步，香港政改走向立法會(hui) “闖關(guan) 時刻”，香港普選麵臨(lin) 重大而微妙的曆史機遇。縱觀整體(ti) 方案，在法律上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8·31決(jue) 定的同時，按照“提名放寬，普選從(cong) 簡”的設計原則展開，基本做到了在中央限製性框架下的“充分民主化”。政改問責團隊隨即落區開展宣傳(chuan) 造勢，香港社會(hui) 民意亦呈現持續走強支持“袋住先”的趨勢，而中央政府近期亦頻頻表態支持合法落實特首普選，走出港式民主關(guan) 鍵一步。

民意在香港政治中具有某種獨特的存在方式與(yu) 意義(yi) 。一方麵，民意是唯一的超體(ti) 製因素和力量，是民主政治的始源和基礎，因此博弈各方均不敢明確回避或否決(jue) 民意。另一方麵，博弈各方又巧妙利用現代民調技術和網絡媒體(ti) 調查優(you) 勢頻繁塑造有利於(yu) 自身立場的動態性民意結果。在6·22電子公投及占中前期，民意曾較為(wei) 強烈地支持反對派的政治訴求與(yu) 行動，但在占中運動訴求無望而香港自身之法治與(yu) 經濟秩序日益受損的條件下又轉趨對運動保持距離甚至反對。正是民意的微妙轉向助推了最終清場的順利完成。後占中時期的民意總體(ti) 上反對“流動占中”和更激烈的對抗行動，對中央限製性框架下的“袋住先”漸趨好感，而沒有緊隨反對派中的激進力量共進退。

因此，盡管博弈各方各取其有利的民意結果，但由於(yu) 香港自身的媒體(ti) 自由與(yu) 民調市場的多元化，某一時期就焦點問題的民調結果出入並不顯著，因而此番民意反映出的“袋住先”固然是符合中央“循序漸進”推進香港政改的總意圖，但也首先是香港多數居民對政改闖關(guan) 的一般性態度，反對派需嚴(yan) 肅認真對待。香港居民和反對派精英有著價(jia) 值與(yu) 政治利益的交集，但並不完全認同後者的行動策略，對政改闖關(guan) 與(yu) 2017普選後再優(you) 化亦有著自身的理解與(yu) 接受邏輯。中央和建製派正是注意到民意與(yu) 反對派的立場間歇而逐步引導民意走向穩健理性的軌道。當然，香港主流民意的這一走向並非主要取決(jue) 於(yu) 中央與(yu) 建製派的引導策略，而主要取決(jue) 於(yu) 香港居民牢固的法治觀念和理性務實的精神品格。當然，香港本質上是一個(ge) 商業(ye) 城市，而不是一個(ge) 過度政治化的城市，是一個(ge) 懂得妥協和自我保護而非一味堅持剛性原則不知變通的城市，這是近代香港形成的一個(ge) “大傳(chuan) 統”，政改周期中短暫的激進社運經驗不足以改變這一城市性格與(yu) 傳(chuan) 統。

不過，精英間的政治衝(chong) 突依然嚴(yan) 重並可能對最終的政改闖關(guan) 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央港雙方精英在特首普選議題上的戰略思維與(yu) 取向有著很大出入。對於(yu) 中央而言，自回歸以來的迭次治理危機甚至挫折（典型如2003年23條立法事件和2012年國民教育事件）推高了中央對香港管治權易手的深刻焦慮，從(cong) 而使中央沿著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五部曲程序”解釋以來加強中央主導權的方向進行逐步嚴(yan) 密的憲製性程序建構和實質性政治意誌輸入，預期扭轉治港中的話語權和實質控製權的弱勢形態。對於(yu) 香港反對派而言，對中央及其根植的政治體(ti) 製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是殖民史觀、西方普適價(jia) 值觀及西方幹預策略多重作用的結果，其政治抗爭(zheng) 的主要目標在最強意義(yi) 上一度包含了促進中國民主化的方麵，但在最弱意義(yi) 上則至少保障自身的“高度自治權”，實行“井水不犯河水”式的光榮孤立，這並不必然意味著港獨，但一定意味著拒絕大陸化和大陸體(ti) 製的滲透控製。

中央麵對的是回歸以來的迭次治理挫折、香港內(nei) 部強大自足的法治與(yu) 公民社會(hui) 體(ti) 係以及對西方高度開放的政治生態，深感國家大一統與(yu) 安全的隱憂，而香港反對派麵對的是中國國勢上升及其強烈的國家主義(yi) 整合與(yu) 控製趨勢，包括自身在政改議題上主導權與(yu) 競爭(zheng) 機會(hui) 的日益喪(sang) 失。雙方是在一種高度缺乏最基本政治信任與(yu) 合作經驗的條件下展開的、補償(chang) 各自政治挫折感並提升各自政治安全感的對抗與(yu) 博弈。曆時79條的雨傘(san) 運動（Umbrella Movement）盡管沒有根本撼動作為(wei) 特首普選限製性框架的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8·31決(jue) 定，但卻取得了間接而積極的運動成果，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後占中博弈階段反對派的原則立場，尤其是使得反對派傳(chuan) 統精英的任何立場轉換與(yu) 妥協日益受製於(yu) 經過廣場洗禮的內(nei) 部少壯派精英及外部的激進組織與(yu) 青年學生力量。這是香港政改在後占中時期日益陷入僵局，“捆綁否決(jue) ”之立場日益僵化卻難以改變的基本原因。

立場僵化包含了反對派對中央政治立場甚至操守的某種“不信任推定”，比如反對派議員、飯盒會(hui) 召集人梁家傑就反複聲稱“袋住先就是袋一世”，體(ti) 現出對2017之後普選再優(you) 化前景的深切憂慮。但是，以此種憂慮而加固“捆綁否決(jue) ”的政治心理基礎並無助於(yu) 香港政改僵局的打破，也無助於(yu) 香港民主的實際進步。港大陳弘毅教授就認為(wei) 這一提法不符常識。

深層的“不信任推定”一方麵導致反對派不敢做出任何實質性妥協，不敢從(cong) “公民提名”的終極立場後退以便留出政治妥協的必要空間，另一方麵也日益明顯地反映出訴求無望的無力感與(yu) 抗爭(zheng) 路線轉型上的深刻迷茫。後占中時期港大學生會(hui) 退聯事件以及港獨組織化現象可視為(wei) 香港社運轉型的某種試探性動作，但並不為(wei) 主流社會(hui) 所理解和接受，甚至在內(nei) 部亦存在嚴(yan) 重爭(zheng) 議。當然，轉型路徑有爭(zheng) 議，對中央的“不信任推定”卻是共享的，而這種不信任不僅(jin) 是香港社運激進化的根本精神動因，也成為(wei) 中央治港心理中挫折感和不安全感的主要來源。

伴隨中央8·31決(jue) 定及占中運動失敗而來的是香港反對派的一種深切的政治挫折感及由此而來的廣泛不合作、港獨組織化、反水貨客以及日益固化乃至於(yu) 僵化的“否決(jue) 政改”立場。反對派之不合作與(yu) 抗爭(zheng) 的焦點並不在於(yu) 剛剛公布的政改方案，甚至不在於(yu) 第二輪政改谘詢，而始終對準中央的8·31決(jue) 定，認定該決(jue) 定“連落三閘”，在該框架下設計的任何政改方案均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滿足其民主普選理想，因而便籠而統之地被歸入“假普選”之列。同時，反對派的推理邏輯還表現為(wei) ：占中運動失敗已失一局，如果再勉強“袋住先”，則回歸以來香港政治生態中反對派日益走強的政治話語權與(yu) 主導性將被逆轉，建製派與(yu) 中央將獲得更大的政治自信與(yu) 力量來改造香港政局，“高度自治”將嚴(yan) 重矮化。

沿襲這一思路，反對派拒絕了後占中時期中央釋放出的和解信號，多次捆綁投票否決(jue) 的立場。不過，這一集體(ti) 捆綁行為(wei) 在占中運動前後尚可“同仇敵愾”，在特區政府正式公布政改方案且民意日益支持“袋住先”的強大壓力下卻逐漸難以保持攻守同盟。根據近期的政治觀察，反對派議員中頗有溫和理性力量反轉立場的可能性。這一反轉固然有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策略性措施影響，但就內(nei) 在政治理性而言亦可理解。在窮盡社會(hui) 運動與(yu) 議會(hui) 內(nei) 拉布之反對性資源而仍然無法改變政改框架時，捆綁否決(jue) 可以作為(wei) 短期內(nei) 鞏固自身政治團結與(yu) 接力施壓的政治武器，但卻不可能成為(wei) 貫徹到底的一致立場，因為(wei) 從(cong) 反對派自身政治利益及香港民主化整體(ti) 前途而言，一味否決(jue) 並非上策。

我們(men) 看到，就在特區政府公布政改方案的同時，《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媒體(ti) 加緊了對民主黨(dang) 的“批判性團結”，試圖鞏固捆綁否決(jue) 的攻守同盟。這一頗為(wei) 僵化的立場事實上並不符合反對派及香港民主的長遠利益。不過，反對派內(nei) 的溫和理性力量亦需要足夠的理由、智慧和勇氣才能夠部分說服黨(dang) 內(nei) 成員並不惜政治代價(jia) 做出立場反轉。香港政改第三步，最精彩之處不在於(yu) 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既定工作，不在於(yu) 反對派中激進派與(yu) 少壯派的一意孤行，而在於(yu) 決(jue) 定政改方案“生死”的少數反對派議員。民主是多數決(jue) ，但關(guan) 鍵時刻的民主卻取決(jue) 於(yu) 少數人對民意和公共利益的超黨(dang) 派認知與(yu) 追求。

當然，這裏存在兩(liang) 個(ge) 層次的理性計算與(yu) 說服。第一層次是中央和特區政府說服反對派整體(ti) 或部分議員回歸基本法與(yu) 人大決(jue) 定框架，在“合法”軌道內(nei) 讚成政改方案並“循序漸進”地繼續致力於(yu) 香港民主的後續優(you) 化。這一層次的說服工作一直在進行且得到了香港主流民意和少數反對派議員的認同，從(cong) 而構成香港政改闖關(guan) 的一線生機。然而，僅(jin) 僅(jin) 具有第一層次的說服還不充分，還需要第二層次的說服，即反對派陣營內(nei) 部的理性審議與(yu) 反轉。

這需要溫和反對派借助持續走強的主流民意、占中運動的間接成果以及香港民主利益的長期公式來進行智慧而艱難的說服。關(guan) 於(yu) “袋住先”的香港主流民意，近期的政改民調可為(wei) 憑據。在主流民意與(yu) 黨(dang) 派利益發生衝(chong) 突時，溫和反對派有著較大的理由空間展開工作。當然，僅(jin) 僅(jin) 根據民意尚不足以充分說服激進派和少壯派。因為(wei) 反對派整體(ti) 的不合作來自於(yu) 一種深切的政治挫折感，必須對這一挫折感加以可接受的解釋與(yu) 安撫才能夠在政治情感意義(yi) 上取得進展。同時，否決(jue) 與(yu) 否到底哪一種選擇更符合反對派及香港民主長遠利益，也是一個(ge) 可以進行嚴(yan) 格的內(nei) 部理性計算與(yu) 辯論的主題。

對占中與(yu) 反占中運動，盡管中央高調認定是一場”反占中”的勝利，但實際上作為(wei) 一場嚴(yan) 格的公民抗命，該運動盡管沒有取得直接而重大的預期成果，卻為(wei) 香港民主化及香港價(jia) 值爭(zheng) 取到了一定的間接成果。這些成果包括但不限於(yu) ：第一，超常規政治動員完成係統公民教育，為(wei) 後續社會(hui) 運動儲(chu) 備人才與(yu) 經驗；第二，運動中與(yu) 政府首輪對話獲取“繼續民主”（2017之後繼續優(you) 化）承諾；第三，法治價(jia) 值的再確認與(yu) 對內(nei) 地的輸出，即占中違法抗命在司法幹預下退場，顯示香港法治的第一核心價(jia) 值地位，客觀上向內(nei) 地傳(chuan) 遞了“法治是個(ge) 好東(dong) 西”的經驗性事實，有助國家的整體(ti) 法治轉型，從(cong) 而為(wei) 內(nei) 地有序民主化奠定理性基礎；第四，全麵準確理解“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成為(wei) 新課題，這一再教育過程不是單向灌輸，而是雙向互動，預期生成更堅實社會(hui) 共識；第五，暴露“非忠誠反對派"、港獨取向與(yu) 國際幹預依賴症的病理特征，有助於(yu) 香港社會(hui) 反思重建；第六，長遠影響香港政治生態與(yu) 未來立法會(hui) 選舉(ju) 走向。占中是殖民史觀與(yu) 回歸史觀、國家主義(yi) 基本法法理學與(yu) 普通法自由主義(yi) 基本法法理學、香港內(nei) 部管治失衡與(yu) 階層矛盾激化、央港經濟實力對比逆轉與(yu) 大陸化整合壓力等多重矛盾衝(chong) 突的產(chan) 物，其爆發既不是可避免的，又不是不可調理應對的。這是香港回歸以來央港關(guan) 係的一次”最大高燒”,目前處於(yu) 退燒階段，溫和理性力量在快速覺醒並趨於(yu) 主導，而對占中運動間接成果的辯證認知與(yu) 肯定亦可部分說服反對派轉換思路。

再退一步，算一算政改否決(jue) 與(yu) 不否決(jue) 的民主利益。如果按照既定捆綁立場否決(jue) ，其長期危害是根本性的：第一，2017年無法實現特首普選，2012年方案自動且無限期適用，政改遭遇徹底失敗，沒有贏家；第二，與(yu) 特首普選實行程序捆綁的2020立法會(hui) 普選無限期擱置，香港民主化進程整體(ti) 停滯；第三，否決(jue) 不能有效補償(chang) 反對派政治挫折感，反而激化其采取更加過激的對抗行動甚至港獨實際行動，倒逼中央進一步收緊香港民主化空間；第四，主流民意可能產(chan) 生激烈政治反彈，將政改失敗歸責於(yu) 反對派整體(ti) ，從(cong) 而造成反對派政治利益和選民基本盤嚴(yan) 重流失；第五，整個(ge) 香港社會(hui) 被裹挾進“過度政治化陷阱”，其國際商業(ye) 大都市的法治精神與(yu) 溫和理性氣質遭受壓抑，很可能在新一輪全球經濟競爭(zheng) 中落伍而淪為(wei) 二線城市。相反，如溫和反對派議員智慧而勇敢地展開積極說服與(yu) 立場反轉工作，則必為(wei) 香港民主救星而載入史冊(ce) ，不僅(jin) 有效回避了上述否決(jue) 條件下的種種根本危害，亦可為(wei) 香港爭(zheng) 取到2017之後的民主優(you) 化前景。在反對派逐漸遠離廣場、回歸理性與(yu) 香港民主本位時，捆綁否決(jue) 的根本缺陷就很明顯了。

這就凸顯了此次政改闖關(guan) 對香港整體(ti) 民主化的樞紐性意義(yi) 。如果反對派因僵化理解“不信任推定”而堅持“捆綁否決(jue) ”，則特首普選和後續的立法會(hui) 普選均告停滯，這一率性行為(wei) 固然有力狙擊了中央和建製派主導香港政治的總意圖，但也是“殺敵三千，自損八百”，甚至冒著站到民意對立麵的巨大政治風險，得不償(chang) 失。即便是為(wei) 了政治基本利益的自保和實際支持香港民主進步，反對派亦應當理智而勇敢地超越“不信任推定”，先行收獲有限的民主成果，在香港民主政治中先行引入直接而生動的500萬(wan) 選票力量，以此作為(wei) 2017之後再優(you) 化的更優(you) 越基礎。而且，如果反對派理智反轉，2017之後再優(you) 化的政治責任便重新被推給中央，若中央遲遲不能兌(dui) 現承諾，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亦給香港反對派以更大的政治資本和發展空間。反對派內(nei) 部一定會(hui) 日益清晰地分化出是否接受現方案的兩(liang) 種意見，由此也會(hui) 導致闖關(guan) 投票後兩(liang) 種不同的民主抗爭(zheng) 一路：其一，袋住先，2017參選並接力監督中央兌(dui) 現再優(you) 化承諾，為(wei) 香港青年世代而不僅(jin) 僅(jin) 是自己爭(zheng) 取更寬普選框架；其二，剛性“捆綁否決(jue) ”，完全攤牌，徹底決(jue) 裂，接著帶領社運激進力量甚至港獨勢力展開無限製的升級抗爭(zheng) 甚至暴力對抗。兩(liang) 種投票選擇，兩(liang) 種民主化命運，實實在在考驗著香港反對派的政治智慧，也考驗著香港民主的理性品質。

未來兩(liang) 三個(ge) 月一定是各方勢力聚焦角逐政改方案的最緊張時刻。過，還是不過，對香港民主乃至於(yu) 香港長期願景而言，茲(zi) 事體(ti) 大。政改闖關(guan) 嚴(yan) 格考驗著香港反對派的政治智慧與(yu) 勇氣。希望固然在於(yu) 官方和主流民意的聯合期許與(yu) 壓力，但溫和反對派議員的理性反轉工作似乎更為(wei) 關(guan) 鍵。我們(men) 拭目以待並預祝香港民主成功邁出這一艱難而重大的一步，開啟中國民主化的“普選之窗”。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