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實踐及其應然取向（胡治洪）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成為一種社會思潮乃至社會運動，大致始於五四運動前後。此前幾十年間，在英、法、德、俄、日等不同程度現代化國家的強力衝擊下，處於前現代的中國在器物、製度、觀念諸層麵逐步敗落，從“天朝上國”迅速淪落到幾乎亡國滅種的悲慘境地。麵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幾代思想精英日益清醒地認識到，因循苟且將不能應付世變之亟，他們先後發起自強運動、變法維新、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循著變器、變製、變道的進路，企圖通過學習現代化的西方而探索救亡圖存並實現國家富強的途徑。但是，所有這些探索，在表現為國際戰爭以及國內政治和思想運動的古今中西複雜矛盾的對抗中，都不很甚至很不成功：自強運動的成果在甲午戰爭中幾乎灰飛煙滅；變法維新短短百日便遭鎮壓；辛亥革命的結局則是南北分裂、軍閥割據、內憂外患、民不聊生；以西化和反傳統為主要內容的新文化運動，在新派知識分子以外的社會各階層中不僅影響甚微，而且往往受到強烈排斥。正是在這種社會曆史背景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給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了新的希望，他們遵循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時代精神，在選擇俄國道路的同時，開始接受並傳播產生於現代西方而又批判現代西方、並且能夠為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變革提供理論和策略的馬克思主義，由此形成社會思潮乃至社會運動。這批中國知識分子也就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

一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俄國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亦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寧主義本質上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理論與策略，[1]因此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也就具有這種特征。按照列寧的闡釋，馬克思主義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其哲學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綜合了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和德國古典哲學的成果，捍衛了前者忠於一切自然科學學說而仇視迷信和偽善行為的思想，並吸收了後者作為一種關於發展的學說的辯證法；曆史唯物主義則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曆史領域中的貫徹，它說明了所有社會意識和政治設施都以經濟製度為基礎，並說明了生產力的發展必將導致從一種社會結構中發展出另一種更高級的結構。根據這種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必然反對一切從精神上奴役被壓迫階級的傳統宗教和道德學說，反對一切為現存體製進行辯護的理論，而肯定客觀存在的有規律運動的物質是宇宙的根本；具體到社會曆史領域，則必然肯定作為物質運動的特殊形式的經濟活動是社會曆史發展的根本，而這一根本的實際載體就是作為生產力之主動要素的勞動者。正是基於這種闡釋，列寧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人類、特別是為工人階級提供了偉大的認識工具，亦即一種具有革命性的唯物辯證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列寧指出，其基石就是通過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製度而建立的剩餘價值學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由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雇傭勞動者（亦即無產階級）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成為占有生產資料的雇主（亦即資本家）的資本；資本積累導致生產擴大和生產率提高；生產擴大和生產率提高進一步打擊一切個體小生產者，使之也淪落為雇傭勞動者，從而為雇主創造更多的剩餘價值。在剩餘價值循環增長的過程中，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私人占有、無產階級貧困化與資本家財富增長、個別企業生產有目的與整個社會競爭無秩序等矛盾日益加劇，其固有的不公正和不合理性質也日益突出，而具有推翻這種不公正和不合理社會的偉大力量的無產階級也隨之被培育出來。十分明顯，列寧所闡發的以剩餘價值學說為基石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直截了當地為變革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理論依據和革命動力。而科學社會主義在列寧那裏則被作為變革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行動綱領，其核心就是教育並組織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通過粉碎支撐不公正和不合理社會的統治階級勢力，從而創造新社會。[2]

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實踐，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看到了解決中國救亡圖存以致富強這一迫切問題的可能性。他們相信，基於唯物主義信念而拋棄傳統信仰和倫理道德觀念的羈絆，以發展的觀點否定落後於社會主義的現存體製，通過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手段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就能夠實現國家的內部統一和對外獨立，進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實現國家富強。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首任領袖的陳獨秀說：“什麽先天的形式，什麽良心，什麽直覺，什麽自由意誌，一概都是生活狀況不同的各時代各民族之社會的暗示所鑄而成。……我們相信隻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曆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曆史觀’。”[3]又說：“吾人生產方法除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外，別無他途。資本主義在歐美已經由發達而傾於崩壞了，在中國才開始發達，而他的性質上必然的罪惡也照例扮演出來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4]又說：“無產階級與農民小資產階級結合起來，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對內推翻封建勢力、軍閥、地主、土豪劣紳等的統治，建立革命的民主獨裁製，行向社會主義的建設，以達到全民族政治的經濟的完全解放。”[5]這些論說集中代表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奉。

但是，相信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具有解決中國救亡圖存以致富強這一迫切問題的可能性是一回事，將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則是另一回事。可能性能否轉變為現實性，關鍵在於能否將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與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亦即能否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6]在這一方麵，陳獨秀以其言行給出了否定性答案。他認定以無產階級為主力軍、采取中心城市暴動方式一舉奪取政權的俄國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經典模式，對照當時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十分弱小、廣大農民又非常落後、唯有資產階級的力量相對集中雄厚的情況，斷定當時中國革命隻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其他革命階級參與的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在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的發達而逐漸壯大、且農民隨著農業資本化而形成農業無產階級之後才能進行。[7]基於這種認識，他以領袖身份反複告誡中國共產黨人：“連國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斷然不可懷絲毫速成的妄想”；[8]“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此時尤不可存‘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9]應該說，陳獨秀對於當時中國形勢的分析並非完全不切實際，問題在於他以俄國十月革命模式來衡斷當時中國形勢，由此就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產生了消極影響乃至破壞作用。實際上，在先發現代化國家已經構成世界性資本主義體係的情況下，中國資本主義企圖穩步發展十分艱難；中國的資本主義尚且難以發展，故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的發達而逐漸壯大的前景也就非常渺茫，因此，必待無產階級壯大之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將使這一革命遙遙無期。而且掌握了政權的資產階級必不會容忍一個表現出奪權訴求的階級及其政黨發展，故無產階級毫無防衛地參與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必將斷送無產階級的力量。曆史事實證明了資產階級沒有給無產階級提供發展機會，而是在無產階級開始顯示力量時立刻鎮壓了它，這就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當然，有資料表明，陳獨秀對當時中國形勢的分析以及作出的決斷，是遵循共產國際的指示，[10]這或許可以部分減輕他個人對於大革命失敗的責任，但卻又表明他不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而是按照外國的某些原則來領導中國革命，他的錯誤歸根結底就在於此。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麵給出否定性答案的另一個典型是王明。王明對當時中國形勢並沒有深切了解，所有的主要就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到的一些馬列教條和俄國革命典範，以及共產國際高高在上的指示，以此自封為“百分之百的布爾塞維克”。1930年，他推出《兩條路線底鬥爭——擁護共產國際的正確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反對以李立三為領導的反共產國際的路線》小冊子，[11]秉承共產國際旨意，猛烈攻擊當時中共負責人李立三和瞿秋白，將前者表現為“左”傾盲動主義的路線指為“以‘左’傾詞句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將後者對於前者的糾正指為“對於反列寧主義的立三路線采取了擁護和調和的態度”。以最早最堅決地反對“立三路線”為資本，並依靠共產國際的強力支持，在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從一個普通黨員幹部超遷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又被指定為中共負責人。這時，他在小冊子中表達的比“立三路線”更加“左”傾的觀點就成為中共的政綱。王明的根本觀點就是，中共必須將列寧、斯大林的論斷以及共產國際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必須將俄國革命道路作為唯一典範。由此，他按照列寧關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論斷，斷言“在現在國際形勢和國內條件的情況之下，中國革命不僅有先於其它主要資本主義或殖民地國家爆發的可能，而且有首先勝利並且保障這一勝利的‘持續’的可能”；他按照斯大林關於革命運動高潮時期黨的策略的論斷，提出在他所謂的“中國革命新高潮日益生長”的形勢下，應該進行政治罷工、政治示威、總罷工，武裝起義等等；他按照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案，強調“中國革命發展有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前途”；他比照俄國革命道路，認定“中國現在階段的革命性質，雖然還未踏進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夜，但卻又已跨過了俄國一九○五到○七年革命的進程”；他將建立農村根據地這種顯然不同於俄國革命的形式納入俄國革命模式，將其視為實現了首先勝利的地域，其任務就是“進而推進與爭取全國範圍內的勝利”。毫無疑問，王明的觀點完全違背當時中國形勢，據此提出的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時必須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實現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進而推進與爭取全國範圍勝利的革命任務根本不可能完成。但是，在1931－1934年王明路線統治時期，他的觀點卻被落實為中共的行動，由此造成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的力量遭到毀滅性打擊，並使各農村根據地紅軍反“圍剿”鬥爭遭到失敗，不得不先後進行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12]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麵作出開創性貢獻的是毛澤東。1921年初，毛澤東先後在新民學會座談會的發言以及致蔡和森的信中明確表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 [13]這表明那時他就已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列寧者。但他從來沒有將馬列主義奉為教條，更沒有亦步亦趨地遵循俄國革命模式，而是以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根據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走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他基於中國存在著非常廣大的農民階級（特指貧農和中農）這一事實，非但不同於俄國革命那樣排斥農民，反而恰恰以由無產階級組織和領導的農民作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這就既保證了無產階級革命性質，又解決了因無產階級過於弱小而致使革命力量不足的問題。與以農民階級作為革命主力軍相應，特別是在城市無產階級革命因統治階級的鎮壓而轉入低潮的時候，他將革命根據地轉入統治階級力量相對薄弱的農村，規劃了一條通過工農武裝鬥爭、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這就既不是將無產階級革命推至遙遙無期的未來，而是當下即予實施，但也不是幻想這一革命能夠一蹴而就，而是充分認識其長期性，這條革命道路顯然也是區別於以中心城市暴動方式一舉奪取政權的俄國革命模式的。他根據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大眾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矛盾，將革命任務確定為繼續完成資產階級尚未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同時強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從而將這一革命的性質規定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隻能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後才能進行，這就使這一革命可能獲得廣大的同盟軍，這種分階段革命的策略當然也是不同於俄國無產階級直接推翻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特別可貴的是，他突破五四人物絕對主義的思維方式，注重對於民族傳統文化的總結與繼承，這不僅使馬克思主義獲得了在中國紮根的深厚文化土壤，而且直接為中國革命提供了豐富的策略智慧。曆史事實證明，毛澤東以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的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是完全正確的，由此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建立了一個民族獨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全民所有（經過社會主義改造階段）的、具有高度組織性和動員效率的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國家體製對外得以有效抵禦侵略、挑釁或威脅，對內得以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在當時形勢和條件下，主要是工業、國防以及國防科技的現代化）建設。重工業體係基礎的建立以及以兩彈一星為標誌的國防科技尖端成就的取得，使中國躋身於世界強國行列，從而解決了中國在西方現代化國家強力衝擊下步入近代以來一直艱難求索的國家強大問題。對於中華民族所有成員來說，在較短的時期，基於不同的政治立場或思想傾向，可能會對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解決國家強大問題的做法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評價；但若從更長的時段著眼，並且超越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的局限，則不能不承認他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乃是對於中華民族複興所作的偉大的階段性貢獻！

二

但是，毛澤東雖然通過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解決了中國近代以來所麵臨的國家強大問題，他卻未能結合中國新的實際情況，超越某些已經不相適應的馬列理論，以解決中國近代以來、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所麵臨的國家富裕問題。完全否認毛澤東具有發展經濟以致國家富裕的願望，無疑是不符合事實的。實際上，建國伊始，毛澤東就強調“財政經濟工作已成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議程，應該認真研究財政經濟問題”，[14]此後，他在許多指示、講話、論著中又反複強調這一觀點。[15]他甚至主張“大大發展商品生產”。[16]他的目標是“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麵的落後狀態”，[17]這固然是企圖解決國家強大問題，但無疑也是企圖解決國家富裕問題。然而毛澤東的經濟建設思想，除了有唯意誌論的偏頗（如“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之外，特別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限定，這就是從革命戰爭年代沿續下來的階級鬥爭觀點。在1952年的一個批示中，他認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18]這就將和平年代的經濟建設事業納入到構成雙方雖然改變、但矛盾形式基本上一仍其舊的階級鬥爭框架之中。雖然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上提出“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的方針，[19]且不久以後又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宣告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肯定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20]但是，一旦國內外、黨內外出現風吹草動，他便往往以階級分析觀點予以看待，並以階級鬥爭方式予以解決，由此就發生了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1963－1966年的“四清運動”、乃至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隨著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曆史階段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以及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估計得日益嚴重，以致提出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並且最終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經濟建設相應地就日益退居次要的甚至是被否定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於一切經濟事業首先追問姓“社”姓“資”，提出“不為錯誤路線生產”、“寧要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等荒謬口號，乃至批判所謂“唯生產力論”，所有這些就必然耽誤乃至破壞對於國家富裕問題的解決。

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對解決國家富裕問題作出重大貢獻的是鄧小平。1977年7月，鄧小平在生平第三次被打倒之後重新恢複工作。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在此前後直至晚年，他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反反複複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誌用中國語言概括為‘實事求是’四個大字。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21]按照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當時最為嚴重的實際情況就是經濟貧窮、科技落後。他說：“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長時期的破壞，使中國成了貧窮落後的國家。……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科學技術力量很不足，科學技術水平從總體上看要比世界先進國家落後二三十年。”[22]從這一實際出發，根據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標準的曆史唯物主義原理，鄧小平在重新恢複工作前夕，就將發展教育和科技以實現國家現代化作為主要關切，[23]他的這一關切直接促成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自1979年開始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方麵來，由此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工作重點的曆史性轉折。[24]此後，鄧小平將現代化建設進一步明確為經濟建設，[25]將這項工作提到黨的政治路線和國家的中心任務的高度，[26]反複叮嚀“一心一意搞建設”，[27]“發展才是硬道理”，[28]“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誤”，[29]“即使打世界戰爭，打完了還建設”。[30]為了加快經濟建設步伐，鄧小平提出並堅定推行被概括為“改革開放”的一係列政策措施，事實上打破了姓“社”姓“資”的思想和實踐禁區，促使生產力快速發展。與此同時，麵對幹擾經濟建設的各種社會現象，諸如“西單牆”、“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汙染”乃至“六四風波”，鄧小平一麵基於四項基本原則，強調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對之加以堅決遏製，一麵嚴防將這類鬥爭轉變為過去那種耽誤經濟建設的階級鬥爭或政治運動。正是由於始終不渝地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到2000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僅達到、而且大大超過了鄧小平提出的在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基礎上翻兩番的目標，[31]中國的麵貌發生了巨大變化。盡管經濟建設的道路還很長，實現在21世紀前30－50年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再翻兩番以達到中等發達水平的目標還需艱苦奮鬥，因而國家富裕問題還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但是，當今中國畢竟已不再是民不聊生的近代中國，也不再是改革開放以前強大但卻貧窮的社會主義中國，而成為一個迅速成長的經濟巨人。這是“著眼於振興中華民族”[32]的鄧小平繼毛澤東之後對於民族複興作出的又一偉大的階段性貢獻！

三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通過毛澤東、鄧小平運用於中國的具體實際，成功地解決或基本解決了中國近代以來所麵臨的救亡圖存以致富強的迫切問題，因此，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鄧小平的豐功偉績一道，將彪炳史冊，不可抹煞！

時移勢異。當今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諸多亟待研究解決的新問題。在此應該指出，國家富強問題依然存在。如上所述，中國的經濟達到中等發達水平還需相當長時期的艱苦奮鬥；而中國的強大也是一個隨著國際政治軍事力量對比以及國內局勢穩定與否而可能多向變化的問題。因此，賦有組織生產、保持穩定、抗禦威脅等職能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體製必須不斷鞏固和加強，當然也必須適當改進；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國家經濟實力的中心任務必須堅定不移地予以推進，當然也必須貫徹科學發展觀。這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此所謂當今中國社會的新問題主要表現為：相當多數國民的文明與道德水準甚為低下以及社會各層對於道德重振的企盼；一般民眾精神方向的迷茫及其對於安身立命的歸宿或終極托付的常道的尋求；彌漫於社會的在溫飽甚至是富足條件下仍然無法排遣的匱乏感以及有識之士對於抑製貪欲的關切；不少人對環境資源肆無忌憚的破壞以及由此引發的重建生態倫理的呼籲；權力腐敗在黨紀政令國法的強大壓力下仍不可遏止地蔓延以及由此產生的在建立權力監督製度的同時增強官員慎獨自律意識的設思；宗教活動日益興盛以及信教者對於具有神聖感和敬畏感的社會氛圍的期望；在台海兩岸關係日趨良性互動的形勢下，如何為兩岸認同一個中國提供彼此接受的共同點；在三千多萬海外華人日益向往以大陸為主體的祖國的情況下，如何為他們營造一個具有最大包容性的精神家園；在中華民族迅速崛起的時代，如何向世界展現一個不同於近代以來不斷變換的、而是具有深刻一貫性的中國形象；在全球競爭的大格局中，如何增強支撐經濟實力的軟實力；麵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企圖通過全球化而全麵同化中國的策略，如何既參與全球化以把握機遇，又保持中華民族的根源性；如此等等。這些問題當然不能說與政治、經濟完全無關，但主要屬於意識問題，特別是道德意識、超越意識和傳統意識的問題。或許將這些問題一概稱為“新問題”並不十分準確，其中有些問題早就存在，隻是在政治、經濟層麵關乎生存的問題更為迫切的時候被暫時掩蓋了而已，一旦生存問題解決或基本解決之後，這些意識層麵的問題便特別凸顯出來。這些問題能否解決，對於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全麵複興，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作用。

馬克思主義是否還可能與當今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解決這些問題呢？應該肯定，馬克思主義是一座內容豐富的思想寶庫，如果加以全麵梳理、深入發掘、重新詮釋，並且進一步與中國本有傳統文化相融，是可能為解決當今中國社會問題提供重要指導的。不過，具體到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某些論斷來說，則與當今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存在著一定距離。例如，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基於唯物主義宇宙觀而排斥超越意識；其唯物史觀以線性進步的觀點看待人類社會曆史，因而基本上否定傳統意識；在道德問題上，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雖然並不一概否定道德，並且還提倡先公後私、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但它卻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之外的與私有觀念相聯係的道德斥為偽善，更不承認有普遍的道德，這樣，它所提倡的道德意識，盡管非常崇高，但在現實中卻往往難以落實。那麽，自1980年代以後在國內學術界逐漸趨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33]對於當今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有無助益呢？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構成十分複雜的思想流派，其中諸多代表人物的觀點傾向頗為歧異，但其比較一致的致思取向則是對於現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或批判，揭示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狀態，以及在資本主義製度的給定條件下由人構成而又包裹著人的日常生活的荒誕，企圖以此啟發大眾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否定意識。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抉發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對於中國或許不無警醒作用，但從現實意義來看，其問題性與當今中國社會甚為膈膜。

相對於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當今中國社會實際的距離或膈膜，現代以來被批判、拋棄的中國傳統，特別是作為其主流的儒家傳統，卻顯然貼近得多，因而對於解決當今中國社會問題更加有效。孔子繼承上古聖王之道而創立的儒家學說，根本上是一種天人道德學說。[34]儒家學說的這一根本主旨為子思、孟子進一步展開，[35]又被宋明諸儒發揮至極，由此形成為貫穿中國曆史社會的德性傳統。在這一傳統中，人的存在首先被規定為一種道德存在，所謂“仁者人也”。[36]人之為人就在於具有起碼的然而也可能無限擴充的道德意識，即“四端之心”；[37]否則人就不成其為人，因此孟子才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38]人作為道德存在，主要不是由於外在規範的約束，而是由於與生俱來地秉承著德性之天所賦予的天命之性，[39]因而人的道德行為基本上不是受到他律強製的被動行為，而是發自固有道德心性的自律行為，不必說在大庭廣眾之中，即使在最為隱微的環境中，由於深信超越的德性之天即內在於自我心性，因而人也一定會自覺堅守道德底線，此即《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40]也正是由於深信超越的德性之天內在於自我心性，人的道德意識便不僅隻是一種世俗意識，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性，人將神聖地對待一切社會關係，也將神聖地對待一切自然事物，通過純亦不已的工夫而盡己合天，臻於德性之極至，這也就是《中庸》所說的“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41]毫無疑問，在對儒家傳統進行現代轉化的前提下，大力弘揚這一德性傳統，便可能解決當今中國社會道德缺失、精神迷茫、生存焦慮、生態破毀、行險徼幸、無法無天等種種問題，也可能增強整個民族的認同感、凝聚力和根源性；而將一種五千年續續不斷的德性傳統呈現於世界，當然最能夠表明中華民族的特性；這種體現儒家先聖先賢洞見而區別於希臘－希伯來、印度、伊斯蘭諸文明體係的獨特傳統，也正是中國文化強大的軟實力所在。[42]由此就提出了複興中國傳統、特別是儒家傳統的時代要求。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了盡快解決近代以來中國所麵臨的救亡圖存以致富強問題，拋棄中國傳統、特別是溫良恭儉讓的儒家德性傳統的羈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據以進行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確實收到了比較直截了當的功效，使中國在不太長的時期內成為政治和經濟上能夠與其他現代化國家並立的東方大國，這是他們對於中華民族複興作出的偉大貢獻。他們選定的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曆史地看，是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隻是立足當今時代予以反思，應該說對於傳統的否棄存在著偏頗，不僅間接或直接導致了當今中國社會的意識問題，而且使作為人類文明重要一支的源遠流長且輝煌燦爛的中國文化處於幾乎中絕的境況。不過，正如《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所傳唱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根本上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他們主動承擔起中華民族全麵複興的曆史使命，在完成或基本完成國家政治、經濟複興的任務之後，必將致力於傳統文化的複興。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報告中明確表示“我們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良的思想文化傳統”；他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又將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淵源；他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盛讚“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號召全黨全國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形成的偉大民族精神。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也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預言“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必然伴隨著中華文化繁榮興盛”。這些都透露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致力於傳統文化複興的信息。這既是當今中國具體實際的要求，也是中華民族全麵複興的要求。

隨著中國文化的複興，近一個世紀以來對於中國救亡圖存以致富強發揮了巨大積極作用、因而在中國社會和思想領域產生了深刻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應該融入中國文化之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與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同在，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應然取向。而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由於融納了馬克思主義，也將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和時代性格，從而煥發出新的生機。當馬克思主義在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而解決了中國富強問題之後又最終融入中國文化，中華民族才完全走出近代的坎坷而實現全麵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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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載《斯大林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頁。

[2] 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均見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 《〈科學與人生觀〉序》，載吳曉明編選《德賽二先生與社會主義——陳獨秀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228頁。

[4] 《〈共產黨〉月刊短言》，載《德賽二先生與社會主義——陳獨秀文選》，第150頁。

[5] 《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載《德賽二先生與社會主義——陳獨秀文選》，第302頁。

[6] 以筆者管見，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致包含四個方麵的意義：其一是理論上的中國化，意指經典著作的翻譯、介紹、解說，以及運用中國文化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格義或闡發；其二是思想上的中國化，意指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轉化為觀察和分析中國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其三是實踐上的中國化，意指參照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其四是文化上的中國化，意指將馬克思主義融入中國文化之中，使之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四個方麵實際上是相互聯係滲透的，因此這種劃分也隻是相對的。本文主要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後兩個方麵的意義展開論述。

[7] 參見《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載《德賽二先生與社會主義——陳獨秀文選》。

[8] 《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載《德賽二先生與社會主義——陳獨秀文選》，第230頁。

[9] 《致中共中央常委諸同誌信》（一），載《德賽二先生與社會主義——陳獨秀文選》，第312頁。

[10] 參見《中國共產黨對於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致中共中央常委諸同誌信》（二），載《德賽二先生與社會主義——陳獨秀文選》。

[11] 這本小冊子於1931年在上海首次出版；次年在莫斯科出第二版，從此更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1940年在延安出第三版。本文引述這本小冊子的內容，依據延安解放社1940年版。

[12] 王明於1931年10月赴莫斯科，在共產國際任職，至1937年11月才回延安，此間並未直接領導中共的工作。但他在赴莫斯科之前，指定由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思想傾向十分接近的博古總負責。博古在總負責期間忠實執行了王明路線，直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才被終止。

[13] 《毛澤東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頁。

[14] 《關於土地改革和財經工作》，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

[15] 例見《省以上各級黨委必須經常討論財經工作》、《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革命的轉變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等。前三篇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後一篇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16] 《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頁。

[17] 《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頁。

[18] 《現階段國內的主要矛盾》，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231頁。

[19]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14頁。

[20]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21] 《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載《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頁。

[22]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載《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0頁。

[23] 參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載《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24] 參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載《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25] 參見《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載《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26] 參見《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載《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27] 《一心一意搞建設》，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頁。

[28]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7頁。

[29] 《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載《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0頁。

[30]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31] 1980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460元，2000年為7078元。見《中國統計年鑒－200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頁。

[32] 《振興中華民族》，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7頁。

[33] 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與被毛澤東確定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大相徑庭，毋寧說，西方馬克思主義恰恰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動，是曾經被指斥為“修正主義”的流派和思潮。當今中國一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鑒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已不適合中國現實，轉而尋求以西方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現實，作為學術研究或理論探討，這當然是可以的，但其中有些人卻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籠統納入馬克思主義招牌之下，使之也儼然成為當今中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這便不免有魚目混珠之嫌。由於本文論述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曆史實踐，因此本文本來可以不涉及與這種曆史實踐無關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隻是為了在更寬泛的視域中考察馬克思主義是否還能夠解決當今中國的問題，故而對之稍加論析。

[34] 參見拙作《帛書〈易傳〉天人道德觀發覆——對孔子天人道德思想及其承傳影響之檢討》，載台灣《世界中國哲學學報》第2期， 2001年1月。

[35] 參見拙作《〈中庸〉新詮》，載《齊魯學刊》2007年第4期。

[36]《禮記正義•中庸》，載《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29頁。

[37]《孟子注疏•公孫醜上》，載《十三經注疏》下冊，第2691頁。

[38]《孟子注疏•離婁下》，載《十三經注疏》下冊，第2727頁。

[39]“天命之謂性”，見《禮記正義•中庸》，載《十三經注疏》下冊，第1625頁。

[40]《禮記正義•中庸》，載《十三經注疏》下冊，第1625頁。

[41]《禮記正義•中庸》，載《十三經注疏》下冊，第1632頁。

[42] 參見拙作《儒學價值與當今世界》，載《求是學刊》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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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實踐及其應然取向（胡治洪）

胡治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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