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的興(xing) 盛與(yu) 方誌學的繁榮

作者：張新民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貴州日報》 2003年9月25日理論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七日辛卯

           耶穌2015年5月15日

中華民族是曆史意識最為(wei) 強烈的民族，也是最善於(yu) 透過曆史智慧來擘劃未來發展前途的民族。中國曆代編纂的史學典籍，可說是汗牛充棟，世界各國罕有其匹。在長期重史、編史的特殊語境下，貴州史學雖發皇較晚，但明代建省以後也逐漸步入了發展的高峰，湧現出一大批體(ti) 裁各異、形式多樣的史學著述，形成了頗有“家族相似”結構性特征的眾(zhong) 多知識學係譜，豐(feng) 富了祖國燦爛輝煌的學術百花園地。其中影響最大也最能代表貴州學術文化成就的史學撰作，當首推地方誌這一特殊的著述類型。明代以來大量史學撰作的湧現固然說明儒家大傳(chuan) 統價(jia) 值已在貴州占據了主導地位，但也未嚐不是以本土學者為(wei) 主體(ti) 的士大夫知識群體(ti) 主動激發民族曆史智慧、認真積累地方性知識的結果！

貴州曆代撰作的史學著述，廣涉紀傳(chuan) 、編年、紀事本末、雜記稗史、政書(shu) 奏議、家傳(chuan) 譜牒等各種體(ti) 裁。與(yu) 紀傳(chuan) 體(ti) 正史有關(guan) 的著述有董芝茂（荔波人）《二十一史考辨》、黃彭年（貴築人）《二十一史提要》、傅昶（貴築人）《三國誌音證》、《十六國方域考》等。屬編年類的有莫友芝（獨山人）《資治通鑒索隱》、趙其愷（桐梓人）《帝王世係考》、胡長鬆（銅仁人）《帝號圖考》。屬史考、史評類的有陳焜（興(xing) 義(yi) 人）《戰國策評議》、宦懋庸（遵義(yi) 人）《讀史記稗言》、但明倫(lun) （廣順人）《讀史管見》、李國材（荔波人）《通鑒論略》、姚大榮（普定人）《馬閣老洗冤錄》等。其中《三國誌音義(yi) 》主要考證古今音義(yi) 的異同，以彌補裴鬆之補綴史實而未及文字音義(yi) 的缺憾。《十六國方域考》力求超越洪亮吉的《十六國疆域誌》，並訂證了《晉書(shu) ·地理誌》的大量錯誤。作者認為(wei) 考證十六國疆域地理，既“不可離《晉誌》，也不可泥《晉誌》”，確實是頗有見識的看法。《馬閣老洗冤錄》是為(wei) 鄉(xiang) 人馬士英辯誣雪冤的著名專(zhuan) 著，同時也是考證南明史實的重要力作。這一類著作大部分撰成於(yu) 清代，在地方典籍文獻中所占比重相對較少，但仍足以表明貴州學者已置身於(yu) 大一統的洪流或語境中，並以古今對話的方式，積極參與(yu) 了全國性學術資源的積累、認知、詮釋與(yu) 建構活動。

當然，數量最多的還是專(zhuan) 記貴州曆代史實或各種重大事件的地域性專(zhuan) 門史籍。這些著述既再現了貴州曆史發展的實際，也透顯出人對曆史的存在性理解，同時還反映了西南邊地文化與(yu) 中原主流文化在長期交往互動的過程中，各個(ge) 方麵都在不斷地消弭邊緣與(yu) 中心的差異而呈現出某種內(nei) 在一致性。如萬(wan) 曆二十六年（1598）播州宣慰使楊應龍舉(ju) 兵反明，乃是當時震動全國朝野的一件曆史性大事。戰役結束之後不久，李化龍便以當事人的身份將各種軍(jun) 機文件匯輯成《平播全書(shu) 》，詳細地記載了戰事過程及相關(guan) 的善後處理。郭子章的《黔中平播始末》則更以紀事本末體(ti) 裁，將戰役過程特別是朝廷用兵原委敘述得清清楚楚。屈大均是著名嶺南大儒，既擅長文學，又熟悉史例，他撰寫(xie) 的《安龍逸史》一書(shu) ，專(zhuan) 記南明永曆帝在貴州史事，目的在於(yu) 表彰忠義(yi) 氣節之士，貶斥邀榮賣降之徒。作者不畏清初文字獄高壓保存南明史事，其持守的價(jia) 值理念正與(yu) 撰寫(xie) 《鮚埼亭集》以表彰民族精神的全祖望類似，而所載各種遺事佚聞又可與(yu) 王船山《永曆實錄》比勘發明，同時也足以顯示：“永曆之時，滇黔實為(wei) 畿輔，各省人文薈萃”（陳垣語）。此外，大量譜牒傳(chuan) 記的出現，也是值得注意的曆史新動向。如宋尚德《貴州宋代世譜》、宋濂《楊氏家傳(chuan) 》、安貴榮《安氏家傳(chuan) 》、唐炯《丁文誠公年譜》、陳田《周漁璜先生年譜》、姚大榮《鄭子尹先生年譜》等，都是較有代表性的撰述。這類著作既反映了貴州土司世代沿襲的情形，也說明文化重心不斷南移並導致人才群體(ti) 興(xing) 盛不替的曆史發展趨勢。換句話說，即不僅(jin) 展現了一個(ge) 豐(feng) 富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的各種細節知識，而且也為(wei) 這個(ge) 曆史傳(chuan) 統貫注了個(ge) 體(ti) 化的靈性生命形式。

地方誌既是史學敘事結構中一個(ge) 極為(wei) 重要的分支係譜，同時也由於(yu) 區域特點而更具地緣文化特征。明代萬(wan) 曆年間貴州地方誌的修纂即已臻於(yu) 成熟定型，以後不斷發展完善並很快步入了清代高峰鼎盛期，民國年間則明顯出現了由傳(chuan) 統方誌向現代方誌轉型的變化趨勢。僅(jin) 以明代為(wei) 例，就修纂了74部，數量之多，不僅(jin) 遠遠超過了鄰省雲(yun) 南，而且也位居文化大省四川之上，可稱為(wei) 西南三省之第一。其中僅(jin) 省誌就有弘治、嘉靖、萬(wan) 曆、崇禎四部官修之書(shu) ，並另有王佐、王士性、郭子章、黃運昌等六部私撰省誌。清代鄭珍、莫友芝合纂之《遵義(yi) 府誌》，後人更推尊為(wei) 天下府誌第一。鄒漢勳參撰之貴陽、興(xing) 義(yi) 、大定、安順四部府誌，也是“斐然可列著作之林“的上品佳作。任可澄費時三十年主纂之民國《貴州通誌》，至今看來依然是貴州典籍文獻的巨擘。浙江大學遷入貴州以後撰寫(xie) 的《遵義(yi) 新誌》，由於(yu) 兼采自然科學與(yu) 社會(hui) 科學兩(liang) 種方法，更使地方性知識在一種新的範式中獲得了重建，並透露出史學從(cong) 傳(chuan) 統向現代位移的時代新信息。大量地方誌的修纂固然表現了人們(men) 對西南邊疆史地文化的關(guan) 注與(yu) 熱情，但更重要的則是暗示了地方文化主體(ti) 自我意識長期沉睡之後的存在性領悟與(yu) 覺醒。

貴州曆代修纂的地方誌乘，內(nei) 涵的史料特別豐(feng) 富，舉(ju) 凡經濟、農(nong) 業(ye) 、商業(ye) 、民俗、物產(chan) 、礦藏、人物、科學、藝術等無不涉及，可說是地方文化最豐(feng) 富的寶藏，如《師旅》、《武備》可考地方治亂(luan) ，《前事》、《建置》可考政治隆替，《土夷》、《方言》可考民族風俗，《食貨》、《賦稅》可考經濟榮瘁，《人物》、《藝文》可考人文盛衰，《方外》、《風土》可考信仰變遷。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不少學者挖掘整理方誌資料，已出版了一批具有現代學術意味的研究成果，同時也給後人留下了創造性詮釋的廣闊理論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誌大多為(wei) 集體(ti) 編修，離不開省內(nei) 外學者的合作，因此還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廣泛交流。不少外省籍官宦士子發憤搜考黔中文獻，配合地方人士從(cong) 事著述，實可謂為(wei) 貴州文化的功臣。而黔人外出為(wei) 官或受聘入主誌局，也編撰了不少外省誌乘。如周鍾瑄主修的台灣康熙《諸羅縣誌》，至今仍被評價(jia) 為(wei) 台灣縣誌第一。黃彭年曆時十六年纂成光緒《畿輔通誌》，為(wei) 當地有史以來所罕見，可說是全國誌林中的一流佳作。一部分學者還在大傳(chuan) 統文化的影響下，通過修誌及其他學術活動，涵化出一種獨立的批評能力和理論見解，一種不倚附於(yu) 任何權威的人格氣象。從(cong) 實踐與(yu) 理論互動的角度看，地方誌的修纂還推動了方誌學理論的建構與(yu) 發展，概括言之，凡涉方誌學的重大理論問題，貴州學者都有過學理性的討論。這些理論主張雖然仍不夠係統和完整，但相當一部分已超越了狹隘的群體(ti) 觀念或地域界限，表現出強烈的學術求真精神與(yu) 知性探求勇氣，無論在思想史、史學史或方誌學史上都有極為(wei) 重大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值得今人認真以啟導性的批判方式認真加以總結，並在曆史與(yu) 現實交融的生活世界中領悟其意義(yi) ，激發麵向未來的創造性活潑生機。

原刊載《貴州日報》 2003年9月25日理論版，又收入《叩響貴州曆史之門》，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