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自由主義(yi) 陷阱

作者：慕朵生

來源：新浪曆史首發

             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十七日辛巳

           耶穌2015年5月5日

導語：2015年5月1日，《文史哲》雜誌開展人文“‘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對話”高端論壇。本文是作者在論壇的發言，現授權新浪曆史刊發。作者認為(wei) ，在批評和反抗惡政方麵，自由主義(yi) 者有時比儒家做得還好，但自由主義(yi) 和儒學有著實質性的區別，兩(liang) 者是不可通約的。

論壇現場論壇現場

我翻看了下參會(hui) 人員名單，發現我是唯一一名不專(zhuan) 門從(cong) 事教學科研的人。這樣也好，因為(wei) 作為(wei) 儒學的業(ye) 餘(yu) 愛好者，我就沒有了“學術正確”的壓力，能放開來談幾點粗淺的看法。

十二年前，我從(cong) 一名自由主義(yi) 的鐵杆粉絲(si) ，轉學儒家文化。初期，我曾有個(ge) 想法，即打通儒學和自由主義(yi) 的隔閡，實現兩(liang) 者的匯通。比如，當時我設想，可以“仁義(yi) 為(wei) 體(ti) ，忠恕為(wei) 用”，在“仁本體(ti) ”的原則下，通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道”和“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的“恕道”，分別將伯林等人所說的“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兩(liang) 種自由觀，接引到儒學中來。又比如，我還設想通過把儒學中作為(wei) 德性的“中庸”，發揮為(wei) 德性和理性兼備的“中庸理性”，與(yu)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和羅爾斯的“重疊共識”實現匯通。

但是，隨著我越來越關(guan) 注宗教問題，越來越重視以《春秋公羊傳(chuan) 》為(wei) 代表的今文經學，我慢慢發現而且越來越堅定地認為(wei) ，自由主義(yi) 和儒學有著實質性的區別，兩(liang) 者是不可通約的，自由主義(yi) 對儒學來說，就是一個(ge) 巨大的陷阱，而且在中國也是行不通的。為(wei) 什麽(me) 這樣說呢？大家都知道，自由主義(yi) 有其深厚的曆史淵源，其中一大淵源就是耶教(俗稱“基督教”)。具體(ti) 來說，耶教對自由主義(yi) 形成和發展至少產(chan) 生三大影響：

其一，上帝造人。耶教認為(wei) ，作為(wei) 最高神的“上帝”(即耶和華)創造了人，人人皆為(wei) “上帝”之子。從(cong) “上帝”創造人看，“上帝”對人具有絕對的宰製權，人不可能“超凡入聖”“即凡而聖”，即人與(yu) “上帝”是不平等的，人在“上帝”麵前是不自由的。從(cong) 人人皆為(wei) “上帝”之子看，人與(yu) 人之間是平等的，每個(ge) 人都是自由的。其中，耶教這種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是自由主義(yi) 基本政治價(jia) 值觀的前提性預設和根本性來源，並逐步發展演變為(wei) “天賦人權”理論，如《美國獨立宣言》開宗明義(yi) 提出：“我們(men) 認為(wei) 下麵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men) 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其二，人性罪惡。耶教認為(wei) ，人生而有罪，人性是邪惡的、墮落的——這種“原罪”是“上帝”對人類祖先亞(ya) 當和夏娃偷食“智慧之果”的懲罰。從(cong) 精神信仰角度看，要想去惡從(cong) 善，需要篤信“上帝”，不斷“懺悔”，積極“向善”，終身“贖罪”，從(cong) 而得到“救贖”，進入“天堂”。從(cong) 世俗生活角度看，人性罪惡既然與(yu) 生俱來、不可避免，為(wei) 維持社會(hui) 秩序運轉、實現個(ge) 人自由平等，就應設計一套權利保障製度和權力約束機製。因此，自由主義(yi) 必然強調法治精神，特別是強調權力分工製衡的憲政原則，防止權力的僭越和暴虐。進而言之，自由主義(yi) 認為(wei) 政府、國家乃至整個(ge) 政治，都是一種“必要的惡”，法治憲政雲(yun) 雲(yun) ，都抹不掉“以怨報怨”、“以暴易暴”的底色。

其三， 政教分離。《耶經》上說，“上帝的事歸上帝，凱撒的事歸凱撒。”這種思想，逐步演變成世俗和神聖、天國和人間彼此分割的 “雙城記”：“上帝之城”由“天使”建立，原則源於(yu) “上帝之法”，通過超驗正義(yi) 治國；“地上之城”受“撒旦”統治，原則基於(yu) 人性罪惡，通過功利幸福治國。到了“文藝複興(xing) ”時代，人們(men) 反對神權壓製，追求身在塵世、作為(wei) 凡人的幸福，繼起的“啟蒙”思想家趁機恢複古希臘的自然法傳(chuan) 統，借鑒古希臘的城邦治理經驗，特別是又提出契約論理論，將社會(hui) 、政府、國家甚至是整個(ge) 政治，都假定為(wei) 人與(yu) 人之間的契約，而不再是實現“上帝”意誌的工具，從(cong) 而將政治重心由“人與(yu) 神”轉移到“人與(yu) 人”，實現了所謂的“政教分離”。就是說，自由主義(yi) 鼓吹的“政教分離”，很大程度上源於(yu) 耶教的“人神”兩(liang) 分、“神聖/世俗”兩(liang) 分的二元論思想。

以上三點表明，即使不能說自由主義(yi) 完全脫胎於(yu) 耶教，也可以說是在很大程度上，特別是在其價(jia) 值觀念、理論預設和製度架構上，主要來源於(yu) 耶教。我認為(wei) ，這種主要源自耶教且帶有西方地域性色彩的自由主義(yi) ，缺乏各種文明普遍認可的基礎，因而不是普世價(jia) 值和普世主義(yi) ，而是一種相對價(jia) 值和相對主義(yi) 。隻不過，它因在一個(ge) 時期以來的相對強勢而占據道德優(you) 越感和製高點，所以自我產(chan) 生自負，使人產(chan) 生誤解，認為(wei) 它是普世主義(yi) 和普世價(jia) 值。但是，它要想拓展疆域，除非將另外一種文明、一個(ge) 國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傳(chuan) 統連根拔起、全盤否定、徹底“耶教化”，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

明乎此，就不難理解為(wei) 什麽(me) 110年前“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men) ，一定要“打倒孔家店”，要“拚命往西走”；就不難理解為(wei) 什麽(me) 至今仍有許多自由主義(yi) 者抱有“啟蒙形態”，不斷批判質疑儒家文化，甚至主動投身耶教的懷抱。這些人，都是激進的或原教旨主義(yi) 的自由主義(yi) 者。他們(men) 的理想與(yu) 路徑，盡管與(yu) 左翼思潮明顯不同，但對中國精神信仰和文化傳(chuan) 統的傷(shang) 害與(yu) 破壞，同出一轍，效果侔等。

當然，既源自耶教“人神”兩(liang) 分二元論思想，同時也基於(yu) 自然法和契約論之上出現的“政教分離”，即自由主義(yi) 政治貌似脫離耶教亦可獨立生存繁衍的現象，使得一些中國自由主義(yi) 者天真地相信，政治是可以建構的，自由主義(yi) 政治是可以脫離一種文明、一個(ge) 國族固有的宗教傳(chuan) 統和文化土壤得以實現和推行的，甚至是與(yu) 之並行不悖、相得益彰的——這是一種溫和的自由主義(yi) 主張。日本、韓國、印度等國族以及台灣地區的政治現狀，都或多或少為(wei) 這種天真的幻想提供了一些可資說道的依據。

事實上，近百年來，不僅(jin) 中國溫和的自由主義(yi) 者做著這種天真的幻想，就連大多數“現代新儒家”也不例外。兩(liang) 者的不同在於(yu) ，溫和的自由主義(yi) 者認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心性之學，與(yu) 自由主義(yi) 政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是可以相得益彰，而“現代新儒家”則主張“內(nei) 聖開出新外王”，亦即由儒家傳(chuan) 統心性之學開出西方式的“民主和科學”——實際上就是開出自由主義(yi) 政治。“現代新儒家”方麵，理論上的典型，是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說”；實踐上的典型，是張君勱先生參與(yu) 1946年版《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和修訂。如今，有人提出“現代新儒家”的“內(nei) 聖開出新外王”課題已在台灣大獲成功，並由此認為(wei) 它是中華文明演進的不二之途！

但是，就我個(ge) 人看法，拋開“全盤西化”的激進自由主義(yi) 以及“荊軻刺孔”的偽(wei) 自由主義(yi) 暫且不論，就連溫和的自由主義(yi) 方案，甚至是“現代新儒家”的“內(nei) 聖開出新外王”方案，也是歧出的，錯誤的，危險的，是儒家文化和中華文明的生死劫、不歸路。在此，我想對照前述耶教對自由主義(yi) 的三點影響，談談儒教或儒學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重要影響，借以說明為(wei) 什麽(me) 儒學和自由主義(yi) 是不可通約的，為(wei) 什麽(me) 兩(liang) 者是很難匯通的，為(wei) 什麽(me) 自由主義(yi) 在中國是不可行的。

其一，上天生人。據香港能仁書(shu) 院前院長葉龍先生筆記，錢穆先生最後一次給學生講課，主題是“人由天生”，亦即“上天生人”。我認為(wei) ，賓四先生即使不能說道破了儒家的天機，至少是抓住了儒家的關(guan) 鍵(遺憾的是，賓四先生由此推導出人人平等自由的觀念)。在儒家語境之下，天是個(ge) 有機性、結構性的範疇，不是個(ge) 本質性、整全性的範疇，正如朱子所說：“(天)也有說蒼蒼者，也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理時。”即是說，天或指我們(men) 頭頂上蒼蒼然茫茫然的天空；或指超自然、主宰性、位格化的最高神(即上帝)；或指宇宙客觀規律或精神實體(ti) 。無論如何，天都是一神秘性、神聖性、超越性的存在，而人正是由天所生，所以說儒家經典中多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生德於(yu) 予”“天命之謂性”“天地者生之本也”，等等。所以，“上天生人”是儒家的一個(ge) 核心觀念，天是人的根源性存在，是身心性命的安頓之所，所以每個(ge) 人都應“對越在天”或“對越上帝”。

但是，儒家的“上天生人”，與(yu) 耶教“上帝造人”以及自由主義(yi) “天賦人權”有著很大的不同。首先，盡管“上天生人”，天與(yu) 人之間存在很大的距離(“獲罪於(yu) 天，無所禱也”)，但天、人彼此不是兩(liang) 分的，而是合一的，即通常所說的“天人合一”，或說人是可以“超凡入聖”、“即凡而聖”的。就此論政治，儒家視界中不存在“神聖/世俗”的二元論思想，因而也不存在“政教分離”的傳(chuan) 統(下麵詳論)。其次，盡管“上天生人”，但人與(yu) 天並不是不平等的，人在天麵前並不是不自由的，相反人與(yu) 天、地並為(wei) “三才”，人可參與(yu) 天地化育，董子所謂“天地人乃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yang) 之，人成之”是也。就此論政治，儒家的王道政治，既不單純地強調“主權在天”，亦不單純地強調“主權在地”(特定地域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更不單純地強調“主權在人”，而是強調“王道通三”“王天下有三重”，即理想的政治必須同時具有超越神聖的合法性亦即體(ti) 現天的合法性，具有曆史文化的合法性亦即體(ti) 現地的合法性，具有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亦即體(ti) 現人的合法性(蔣慶)——這與(yu) 自由主義(yi) 單純強調“主權在民”有著實質性的區別。第三，盡管“上天生人”，但並不意味著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相反，人生而就負有無所逃於(yu) 天地之間的責任和義(yi) 務，如“三綱五常”等，而且“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有賢愚之分別、君子與(yu) 小人之分。所以，儒家非常強調責任和義(yi) 務，主張“選賢與(yu) 能”的賢能政治——這與(yu) 西方自由主義(yi) 單純強調“權利”和“民選”等程序性正義(yi) 有著實質性的區別。

其二，生之謂性。在孔子那裏，性隻是一個(ge) 描述人性由來的詞匯，即“生之謂性”，性是人的生之才、生之質、生之資，本身不含有實質性規定和道德性評價(jia) ，所謂“性相近也，習(xi) 相遠也”是也——董子“性禾善米”“善待教成”之說，最符合孔子本義(yi) 。孔子之後，儒家人性論“一性開二門”，即孟子“性善論”和荀子“性惡論”，兩(liang) 者共同構成儒家“生之謂性”統一體(ti) 。同時，兩(liang) 者立論雖異，但孟子主張發明本心，保持人性之善、避免生命向惡，而荀子主張通過禮法，對治人性之惡、實現生命向善，可謂百慮一致，殊途同歸，同指向善。“性善論”為(wei) 宋明儒學以及現代新儒學發揚光大，形成曆史悠久的心性儒學，側(ce) 重於(yu) 關(guan) 注個(ge) 體(ti) 的成德成聖，並希望“由修齊而治平”“由內(nei) 聖而外王”；“性惡論”由兩(liang) 漢儒學和國朝蔣慶發揚光大，形成曆史悠久的政治儒學，側(ce) 重於(yu) 關(guan) 注社會(hui) 的改製立法，並希望通過禮樂(le) 教化和政治製度完善人性。所以講儒家人性論，隻有將“性善論”“性惡論”兩(liang) 者結合起來，才能融會(hui) 貫通，體(ti) 用圓如，否則必執一偏，實踐上出現重大失誤。

儒家和耶教及自由主義(yi) 人性論的重大區別在於(yu) ：首先，儒家人性論中的人性，是“生之謂性”，本身不含有善或惡的實質性規定和道德性評價(jia) ；耶教及自由主義(yi) 視界中的人性，本身含有邪惡的、墮落的實質性規定和道德性評價(jia) 。其次，儒家“一性開二門”，既可以在個(ge) 體(ti) 的生命中修生養(yang) 性、祛惡揚善，給人生以正向的激勵，又可以在群體(ti) 的生活中隆禮重法、防惡趨善，給人生以正確的規範——兩(liang) 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但耶教及自由主義(yi) 隻能“一性惡到底”，無論是個(ge) 人生命和群體(ti) 生活，都帶有先天的、不可根除的罪惡，因而隻能通過“以怨報怨”“以暴易暴”的法治憲政措施維持一種低水準、低檔次的人性底線。第三，“現代新儒家”兩(liang) 個(ge) 最大的問題，一是多講性善，少講性惡，隻重“內(nei) 聖”，不重“外王”，認為(wei) 儒家的最大價(jia) 值或唯一價(jia) 值是在心性領域、私人領域發揮作用，不能在政治領域、公共領域發揮作用，從(cong) 而將“外王”大業(ye) 拱手讓給自由主義(yi) ——實際上是割裂了“人性善”和“人性惡”；一是秉持“內(nei) 聖開出新外王”，且認為(wei) “新外王”為(wei) “民主和科學”，從(cong) 而把“外王”引向自由主義(yi) 的歧途——實際上是混淆了“人性善”和“人性惡”。

其三，政教一體(ti) 。前麵提到，儒家“天人合一”和“神聖/世俗”不分的思想，造成儒家沒有“政教分離”的傳(chuan) 統。事實上，儒教向來“以政為(wei) 大”、政治向來“以教為(wei) 先”(“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中華文明向來是“政教一體(ti) 、政在教中、教在政中、政教不分”，根本就不存在政教分分合合的問題——合則兩(liang) 利，分則兩(liang) 傷(shang) 。如果說有所區別的話，那也是在孔子之前，聖王一體(ti) 、君師一體(ti) 、政教一體(ti) ——二帝三王是也；在孔子之後，聖王分離、君師分離，唯以孔子為(wei) 素王、為(wei) 至聖、為(wei) 先師，俗王不與(yu) 焉，但政教一體(ti) 的傳(chuan) 統沒有改變。所以，《春秋》“本天元建五始”“通三統為(wei) 大一統”，皆政教一體(ti) 之論——換成西方的學術術語，就是關(guan) 於(yu) 政治合法性的問題。相反，歐洲-西方文明，先後經曆“政教分離”(古希臘-古羅馬時期)、“政教合一”(歐洲中世紀)、“政教分離”(近現代歐美文明)三大階段。其政教分分合合，既源於(yu) 歐洲-西方文明的間歇性、跳躍性、轉移性發展特色，更源於(yu) 其政治和宗教本來就是“二元論”的“兩(liang) 張皮”，合亦無礙，分亦無傷(shang) 。

因此，“政教一體(ti) ”是儒家的命脈，政在教在，政滅教亡，反之亦然。所以，暫不說將儒家之政教全盤割裂拋棄的觀點，就是選擇或政或教之一麵來重建儒家，而不是將政教兩(liang) 者統合起來共建儒家，都意味著中華文明的沉淪和衰微，甚至是中華文明的死亡和滅絕。

總之，我認為(wei) ，從(cong) 儒家立場來看，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在本質上是不可通約的，兩(liang) 者是很難打通、匯通的，自由主義(yi) 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所以，就我個(ge) 人而言，無論是在情感上，還是在學理上，都對自由主義(yi) 抱有一種不能釋懷的警惕——它是儒家文化和中華文明的一個(ge) 陷阱。當今大陸儒學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警惕這種陷阱，同時既講“人性善”，又講“人性惡”，既重建心性儒學，又重建政治儒學，特別是要在政治儒學方麵，開出一條立足儒家義(yi) 理、符合儒家傳(chuan) 統、適應時代需求的中國政治之路，實現中國政治的複古更化和撥亂(luan) 反正。

我以上言論的語境是比較特殊的，因為(wei) 當下沒有什麽(me) 儒家文明，也沒有什麽(me) 儒家政治——這使我深感焦慮。就此而言，我曾提出，儒家和自由主義(yi) 者，盡管一直吵得不可開交，實際上卻同是“淪落人”。不過，自由主義(yi) 的很多東(dong) 西，已經開始體(ti) 現在經濟社會(hui) 領域，並開始滲透到政治領域，這點比儒學強。當然，也很難說儒學和自由主義(yi) 是“同路人”，因為(wei) 雙方要抵達的彼岸不一樣。盡管如此，我還是對自由主義(yi) 者抱有很大的敬意，因為(wei) 在批評和反抗惡政方麵，自由主義(yi) 者和儒家一樣俠(xia) 肝義(yi) 膽，甚至有時比儒家做得還好。

最後，我想指出的是，目前儒家境遇似乎開始有些好轉，左”“右”陣營都在向儒家拋橄欖枝。儒家當不偏不倚、執兩(liang) 用中、超越左右，既與(yu) 左右都保持距離，同時也與(yu) 左右進行合作，既克服左右兩(liang) 派的缺點，同時也吸納左右兩(liang) 派的優(you) 點，正本清源，融會(hui) 創新，張大儒家傳(chuan) 統和中華文明。

【附錄：現場對話五條】

1.回應儒家缺乏主體(ti) 自我自覺自由意識，造成當前中國道德滑坡信仰迷失說：這種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嚴(yan) 肅學者不應如是。一人偷牛，左傾(qing) 激進派是也；一人拔樁，右傾(qing) 激進派是也；丟(diu) 牛之人，儒家是也。如今，偷牛拔樁之人不反思自己，反而同聲指責儒家沒有盡好護牛責任，可謂是賊喊捉賊，栽贓陷害！今日中國道德信仰問題，絕非儒家之罪，乃無儒家之罪，乃左右兩(liang) 家之罪！

2.回應儒家具有道德(理性)建構色彩，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導致中國極權起源說：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的確具有建構色彩並對中國極權發軔負有一定的責任。事實上，康有為(wei) 幾乎是中國所有現代思想甚至是後現代思想的策源人之一。但是，傳(chuan) 統儒家講“因革損益”、講“善複古譏易常”，是經驗主義(yi) 、自然主義(yi) 、傳(chuan) 統主義(yi) 的，並非道德建構主義(yi) 或理性建構主義(yi) 的。就此而言，儒家的確與(yu) 哈耶克所講的“自發秩序”有很大的相似性。特別是，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中的激進主義(yi) 思想，並非來自傳(chuan) 統儒家。相反，正是他拋棄了“因革損益”的儒家經驗主義(yi) 傳(chuan) 統，引進和借用了西方線形進化論和空想社會(hui) 主義(yi) 等激進主義(yi) 思想資源，機械地比附和改造儒家傳(chuan) 統“張三世”“小康/大同”學說的結果。由此，中國極權主義(yi) 的源頭，仍是西方激進主義(yi) ，而不是傳(chuan) 統儒家思想。也由此，盲目用西方思想資源改造儒家思想，危害是非常大的——這同樣適用於(yu) 今天試圖用自由主義(yi) 改造儒學的想法。

3.回應宜將自由主義(yi) 限定在政治哲學範圍，避免以整全主義(yi) 姿態進行學術對話說：我非常讚同將自由主義(yi) 嚴(yan) 格限定在政治哲學、政治概念、政治領域的觀點，認為(wei) 將其延伸至精神信仰領域是一種嚴(yan) 重的僭越。我也非常讚同儒學和自由主義(yi) 兩(liang) 者的對話，宜避免整全主義(yi) 的姿態，多從(cong) 具體(ti) 學術問題入手——盡管這有時很難做到，因為(wei) 兩(liang) 者背後都有深厚且強大的價(jia) 值、精神預設。我想說的是，在今天，自由主義(yi) 是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民間意識形態，占據學術話語權和製高點，並且具有強大的道德傲慢和知識偏見。當前的學術討論，很多人，包括一些儒家，都在談論儒學蘊藏豐(feng) 富的自由思想，以及儒學如何開出或引入自由主義(yi) ，試圖做所謂的自由主義(yi) 儒家或儒家自由主義(yi) 者。換而言之，很多人都在試圖用“逆格義(yi) ”的方式，亦即用自由主義(yi) 的概念甚至是價(jia) 值論證儒學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我認為(wei) ，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或者說是一個(ge) 大誤區——對儒家儒學儒教而言，這就是一個(ge) “陷阱”。所以，我堅持儒家立場，堅持傳(chuan) 統立場，或者說堅持原教旨主義(yi) 的儒家立場，認為(wei) 自由和自由主義(yi) 本身就是不可欲的，不可行的，並願表明一個(ge) 態度：儒家麵對自由主義(yi) 的挑戰——守土有責！

4.回應儒家方案應該試著提出和推進，左中右各種方案都可以進行自由競爭(zheng) 說：我非常讚同儒家應該試著拋出各種方案，無論是宏觀方案還是微觀方案，無論是政治方案還是社會(hui) 方案，以便與(yu) 各種思潮展開競爭(zheng) 。畢竟，左右兩(liang) 家都嚐試過了，現在也該儒家出場了。但必須看到，儒家在這方麵的能力是很弱的。一方麵，左翼占據意識形態這一得天獨厚的優(you) 勢，右翼則有強大西方經驗作為(wei) 支撐，而儒家建製化的成熟方案，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另一方麵，現在的儒家之中，盡管有很多人，比如在座的一些師長，非常強調儒家憲政的重要性和資源性，但真正拿出一整套儒家憲政方案的，就其理論的自洽性和方案的可操作性而言，到目前為(wei) 止，恐怕隻有不在會(hui) 場的蔣慶先生一人。大家可以不同意他的方案，但目前儒家內(nei) 部缺乏競爭(zheng) 性的方案，與(yu) 外部也缺乏對話性的方案——這是儒家的一個(ge) 很大短板，需要盡快彌補。

5.回應中西方人性論皆善惡相混無大差別，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並非截然對立說：中西人性論的差別需要進行係統嚴(yan) 謹的研究，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異同也要進行深入的稗梳。如果我們(men) 暫且認同中西方人性論皆善惡相混無大差別，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並非截然對立，那它背後至少有兩(liang) 個(ge) 預設或可能，即為(wei) 解決(jue) 中國問題，既可以選擇引進西方現代政教(耶教和自由主義(yi) )資源體(ti) 係，也可以選擇重建中國傳(chuan) 統政教(儒教和王道政治)資源體(ti) 係，因為(wei) 兩(liang) 者在價(jia) 值上是同等的或並行的。作為(wei) 一名儒者，我當然選擇重建中國傳(chuan) 統政教資源體(ti) 係。而且，既然兩(liang) 者在價(jia) 值上是同等的或並行的，那麽(me) 中國完全不必另起爐灶，完全不必拋棄傳(chuan) 統資源體(ti) 係，完全不必引進西方資源體(ti) 係。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