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共和：一個(ge) 德國哲學家的中國日誌》出版

作者：（德）赫爾曼 • 凱澤林

策劃編輯：史開俊

責任編輯：梁 婧

特約編輯：史開俊

書(shu) 號：978-7-5334-6542-1

出版時間：2015.5

定價(jia) ：32.00元

開本：16

印張：13.75

編輯推薦

一位德國哲學家穿越半個(ge) 中國，他會(hui) 如何看待新舊政權交替之際的中國社會(hui) ；在旅途中，他如何結識清廷的遺老遺少，與(yu) 國學大師辜鴻銘、學貫中西的大儒沈曾植產(chan) 生深刻的友誼；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又是怎樣的一個(ge) 心路曆程……本書(shu) 不僅(jin) 影響當時歐美人士之亞(ya) 洲文化觀，也影響當代新儒家對中西文化的思考。對於(yu) 任何關(guan) 心中西文化的人來說，這都是一本必讀書(shu) 。

內(nei) 容推薦

《一個(ge) 哲學家的旅行日記》成書(shu) 於(yu) 1919年，首版後即引起轟動。該書(shu) 分為(wei) 上下兩(liang) 卷，上卷包括埃及、錫蘭(lan) 、印度等，下卷包括中國、日本、美國等。在這本書(shu) 中，凱澤林以較濃的筆墨敘述了自己在中國的旅行經曆及對中國哲學的認識。《一個(ge) 德國哲學家的中國日誌》即摘取了該書(shu) 下卷第四章《遠東(dong) 行》之中國篇。適值辛亥革命剛剛結束，新舊政權交替之際。大致路徑為(wei) 香港－廣州－澳門－青島－山東(dong) 其他城市－濟南－北京－漢口－長江－上海，即由南至北，再由北至南，最後由上海離開中國，前往日本。

凱澤林初到中國，即感受到了彌漫中國的革命氣息。作為(wei) 出身貴族家庭的保守派人士，他含蓄地表達了自己對革命和共和製度的懷疑，以及對席卷世界的民主革命之風憂心忡忡。

縱觀凱澤林的整個(ge) 中國之行，也是他對中國哲學世界由淺入深、不斷探索的過程。通過他的日記，不難看出他對中國儒學的極度推崇，認為(wei) 中國人的道德水準通常是很高的，值得西方人學習(xi) 。另一方麵，他也對中國過分講求實際的民族性格以及“庸人之氣”提出了批評，值得中國人反思。

作者簡介

赫爾曼•凱澤林（1880－1946），舊譯蓋沙令，德國社會(hui) 哲學家。出生於(yu) 愛沙尼亞(ya) 的世襲伯爵家庭，祖父曾是沙皇亞(ya) 曆山大二世的顧問。在德國受教育，用德語寫(xie) 作，住在巴黎、柏林與(yu) 愛沙尼亞(ya) 的莊園裏，研究哲學與(yu) 地理學，1911年開始他的環球旅行，同年歲末到中國。他首創了一種超越國家、民族、文化的鬆散哲學，兼采眾(zhong) 家之長，化為(wei) 己用。在他看來，哲學並非僅(jin) 僅(jin) 為(wei) 了認知世界，更重要的在於(yu) 人類自身的完善。通過與(yu) 各民族文化的直接接觸和對話，凱澤林逐漸擯棄了歐洲學者慣有的西方中心主義(yi) ，能夠以平等眼光看待非西方文化中的積極部分。在此次旅行的基礎上，他撰寫(xie) 了反映其哲學思想的代表作《一個(ge) 哲學家的旅行日記》。

媒體(ti) 評論

此書(shu) 不僅(jin) 影響當時歐美人士之亞(ya) 洲文化觀，也影響當代新儒家對中西文化的思考。方東(dong) 美在抗戰期間關(guan) 於(yu) 漫談文化問題之演講開宗明義(yi) 就引用凱澤林的話，儒學大師唐君毅稱凱澤林為(wei) “文化哲學中之天才”及“現代歐美哲學界中第一聰明人”。凱澤林可以算是儒家思想在當時之護衛者，也是影響唐君毅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之一。作為(wei) 一名德國哲學家，其文化的深刻見解除了來自不斷地哲學思考外，亦歸功於(yu) 他的世界旅遊體(ti) 驗及身心靈之文化震撼感受。

目 錄

第一章：香港

第二章：廣州

第三章：澳門

第四章：青島

第五章：穿過山東(dong)

第六章：濟南府

第七章：北京

第八章：漢口

第九章：長江之旅

第十章：上海

附錄 北京八月

前言

赫爾曼·凱澤林（1880～1946），舊譯蓋沙令，德國社會(hui) 哲學家。出生於(yu) 愛沙尼亞(ya) 的世襲伯爵家庭，祖父是沙皇亞(ya) 曆山大二世的顧問，祖母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財政大臣之女。從(cong) 小在貴族環境下長大的凱澤林對其家世頗為(wei) 自豪：“我的父親(qin) 是一位典型的俄國貴族”，稱自己生來就具有“征服者和統治者的本性”。

青年時代，凱澤林遊學於(yu) 歐洲各國，博覽群書(shu) ，及至觸及豪斯頓·張伯倫(lun) 的《19世紀的基礎》，開始矢誌攻讀哲學。他首創了一種超越國家、民族、文化的鬆散哲學，兼采眾(zhong) 家之長，化為(wei) 己用。在他看來，哲學並非僅(jin) 僅(jin) 為(wei) 了認知世界，更重要的在於(yu) 人類自身的完善。始於(yu) 1911年的環球旅行是保成其形成鬆散哲學思想的重要契機。通過與(yu) 各民族文化的直接接觸和對話，凱澤林逐漸擯棄了歐洲學者慣有的西方中心主義(yi) ，能夠以平等眼光看待非西方文化中的積極部分。在此次旅行的基礎上，他撰寫(xie) 了反映其哲學思想的代表作《一個(ge) 哲學家的旅行日記》。其他著作包括《世界的結構》（1906年）、《不朽》（1907年）、《個(ge) 性與(yu) 時代精神》（1909年）、《自然哲學緒論》（1910年）、《德國真正的曆史使命》（1919年）、《創造性的認識》（1912年）、《作為(wei) 藝術的哲學》（1922年）等。1946年逝世於(yu) 奧地利因斯布魯克。

《一個(ge) 哲學家的旅行日記》成書(shu) 於(yu) 1919年，首版後即引起轟動。該書(shu) 分為(wei) 上下兩(liang) 卷，上卷包括埃及、錫蘭(lan) 、印度等，下卷包括中國、日本、美國等。1914年，凱澤林將書(shu) 稿第一卷交付出版社付印，第二卷亦已完稿，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遠居俄國的他無法與(yu) 德國出版商取得聯係，便將出版計劃擱置。在一戰進行的4年裏，凱澤林在家潛心修改第二卷，幾乎將其重寫(xie) 了一遍。因此，這部作品並不是單純的旅遊記錄，借用凱澤林自己的話“與(yu) 其說是遊記，不如說是小說”。

在這本書(shu) 中，凱澤林以較濃的筆墨敘述了自己在中國的旅行經曆及對中國哲學的認識。《一個(ge) 德國哲學家的中國遊記》即摘取了該書(shu) 下卷第四章《遠東(dong) 行》之中國篇。

凱澤林想象中國首先應當是一個(ge) 充滿倫(lun) 理和道德、達到完美極致的理想國度。認為(wei) 道義(yi) 和禮儀(yi) 是維持中國社會(hui) 正常運轉的基本力量，中國文化歸根究底是一種倫(lun) 理學或首先是實踐哲學，中國人則是當今世界最高尚、最完美的民族。他對中國的美化和讚譽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並建立了二元對立的模式，將中國作為(wei) 人類精神和希望的代表，而西方則表現出了更多的物質性和頹廢性。在他看來，中國是人類社會(hui) 發展的一種理想模式，而西方社會(hui) 則已千瘡百孔，非動大手術不可。

作為(wei) 一個(ge) 德國人，能夠不顧一次大戰之前德國殖民主義(yi) 和帝國主義(yi) 的強大潮流和政治需求，也不顧德國燦爛的文化傳(chuan) 統，而提出文化批判和社會(hui) 批判的要求，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當然，他對東(dong) 方文化和社會(hui) 的推崇名過其實。倘若中國果真如凱澤林所言，曆史上即不會(hui) 有那麽(me) 多次的改朝換代，也不會(hui) 有近代史上的百餘(yu) 年屈辱了。

《一個(ge) 德國哲學家的中國日誌》並非以傳(chuan) 統的日記體(ti) 裁撰寫(xie) ，所有章節均隻根據旅行地點順序粗略排序，並未標明具體(ti) 日期，因此，我們(men) 隻能推算出凱澤林到達中國的日期隻能推算得出約1912年初，適值辛亥革命剛剛結束，新舊政權交替之際。大致路徑為(wei) 香港－廣州－澳門－青島－山東(dong) 其他城市－濟南－北京－漢口－長江－上海，即由南至北，再由北至南，最後由上海離開中國，前往日本。

凱澤林初到中國，即感受到了彌漫中國的革命氣息。作為(wei) 出身貴族家庭的保守派人士，他含蓄地表達了自己對革命和共和製度的懷疑，以及對席卷世界的民主革命之風憂心忡忡。在廣州，作為(wei) 一名精英的知識分子代表，他對充斥廣東(dong) 的商業(ye) 氛圍以及貧乏的精神生活深感失望。在青島，通過德國傳(chuan) 教士衛禮賢的介紹，結識了許多清廷的遺老遺少，對他們(men) 在變革的漩渦中處世不驚深表讚賞。在北京，他結識了國學大師辜鴻銘，兩(liang) 人時常一起遊覽北京名勝，品嚐佳肴，探討中西哲學。在上海，經辜鴻銘介紹，結識了學貫中西的沈曾植，為(wei) 其儒學大師的風範所傾(qing) 迷。十餘(yu) 年後，凱澤林輾轉寄給了沈曾植一張簽名照，以作對當時會(hui) 見的紀念，而此時距沈曾植離世已逾8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期間，凱澤林還於(yu) 尚賢堂2作了此次中國之行的唯一一場公眾(zhong) 演說，題為(wei) 《東(dong) 方與(yu) 西方及其對共同真理之探索》，引起轟動。演說於(yu) 1912年5月2日舉(ju) 行，俄國駐滬領事夫婦、法語學校教師、中國文學社團、新聞媒體(ti) 等各界代表近百人參加。中國紅十字協會(hui) 副會(hui) 長沈敦和主持講座。凱澤林的演說分為(wei) 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西方哲學發展曆程和麵臨(lin) 的窘境，第二部分關(guan) 注東(dong) 方哲學特點，特別是與(yu) 西方哲學互補之處，第三部分指出東(dong) 西方哲學可以互學互鑒，也應成為(wei) 中國今後發展方向。《大陸報》、《申報》、《共和日報》等媒體(ti) 均予報道或轉載，《尚賢堂紀事》還將演說稿全文譯載並印成單行本發行。

縱觀凱澤林的整個(ge) 中國之行，也是他對中國哲學世界由淺入深、不斷探索的過程。通過他的日記，不難看出他對中國儒學的極度推崇，認為(wei) 中國人的道德水準通常是很高的，值得西方人學習(xi) 。另一方麵，他也對中國過分講求實際的民族性格以及“庸人之氣”提出了批評，值得中國人反思。

秦俊峰

2014年4月25日

精彩書(shu) 摘

第二章 廣州

遺憾的是，我來到中國的時機很不合宜：整個(ge) 國家正處在革命風暴的風口浪尖上。或許有人會(hui) 將這一時刻稱為(wei) “偉(wei) 大的時代”，甚至有人還會(hui) 為(wei) “曾經親(qin) 身經曆過”而感慨終生；但對於(yu) 遠見卓識者而言，如此充斥著暴力變革的時代卻是唯恐避之而不及。麵對當前發生的諸多非同尋常的外部事件，絕大多數人失去了內(nei) 心的寧靜：他們(men) 人浮於(yu) 世，完全不是原來的自己，對西方而言也不具有代表性；而一個(ge) 真實的自己卻被完完全全地遮掩了。試問：在那一段恐怖歲月或 “七月革命”3期間發生的暴力事件對於(yu) 那些愛好和平的巴黎市民究竟有何意義(yi) ？完全沒有。他們(men) 隻是群眾(zhong) 運動中的演員，而且僅(jin) 此角色而已。當然，也還是會(hui) 有一些特例，隻有置身於(yu) 這樣的一個(ge) 大時代裏方能彰顯英雄本色的“海燕”，它們(men) “貨真價(jia) 實”，備受追捧，但數量卻要遠遠少於(yu) 人們(men) 的想象。對於(yu) 絕大多數人而言，在特殊情況下的行為(wei) 舉(ju) 止並不具有任何意義(yi) 的代表性。例如，幾乎每一位紳士都會(hui) 在危急關(guan) 頭展現勇氣，幾乎每一位母親(qin) 都會(hui) 在她們(men) 的孩子遭到威脅時挺身而出。特別是在德國，當麵臨(lin) 與(yu) 職業(ye) 相關(guan) 的典型性危險時，如船長在輪船沉沒時，將軍(jun) 在激烈的戰場上，市長在他的城市遭受瘟疫侵襲之際，等等，幾乎每一個(ge) 人都能夠以出色的表現證明自己的克盡職守，忠於(yu) 使命。在這一時刻，這些被視為(wei) 英雄的人物已不再是平日的自己，或是增添了許多陌生，或是仿佛換了個(ge) 新人：他們(men) 不再作為(wei) 個(ge) 體(ti) 而行動，而是作為(wei) 一個(ge) 群體(ti) 的代表；如此典型性的行動常常、甚至太過經常地帶有一種與(yu) “本我”剝離的色彩，正如同斷頭台上的死刑犯在臨(lin) 刑前的滔滔不絕。當然，拿破侖(lun) 卻是與(yu) 眾(zhong) 不同的。他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他的將軍(jun) 們(men) 在重要緊急關(guan) 頭的表現，但這也很容易理解，因為(wei) 他總是要在最緊急關(guan) 頭做出決(jue) 定，所以普通人在他而言可有可無；倘若拿破侖(lun) 多多留意一些普通人的真實存在，或許他會(hui) 做出另樣的判斷。當然，真實的存在不是必須在每天存在的範疇中體(ti) 現出來，不需要像梅特林克4苦心積慮地百般維護，因為(wei) 這樣的一個(ge) 範疇不是必須適應於(yu) 每一個(ge) 人。隻有適宜的範疇才是我們(men) 需要關(guan) 注的，但此類範疇本質上卻不應當是一種特例的狀態。特別是在像中國這樣一個(ge) 長年太平盛世、秩序井然的國度！因此，我根本未曾認真嚴(yan) 肅地看待過發生在中國的這場革命運動。如果我不是大錯特錯的話，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也未曾把這場革命當回事，至少在一個(ge) 歐洲人看來如此。我得到的一種印象是，中國人對這場革命的看法，與(yu) 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對所有曾經發生過的革命的看法別無二致：革命是生物機體(ti) 的危機。在某一個(ge) 特定的發展階段，倘若不使用暴力，生物機體(ti) 無法實現對這一階段的逾越：機體(ti) 會(hui) 生病，會(hui) 發熱，會(hui) 沸騰；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革命有時也是不可避免的（盡管在近現代曆史的重大事件中，帶有革命色彩的事件還不及一半）；特別是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毫無疑問乃是出自內(nei) 部的需要，盡管革命帶來的後果總體(ti) 並不令人愉悅，對於(yu) 法國尤甚；但從(cong) 另一方麵看，雖然舊製度5已經喪(sang) 失了生命力，但卻正是歸因於(yu) 舊製度的頑固不化，離開暴力的途徑，別無他徑可以將其打破。無論如何，此種不可避免的幼稚病並不能被視為(wei) 英雄之舉(ju) 。因此，當我聽到反複稱頌“人民的英雄之舉(ju) ”時，不得不強忍笑顏。此種瘋狂的狀況在中國很難平息下來。不久之後，孫中山將不再被作為(wei) 英雄人物而受到人們(men) 的敬重，人們(men) 或許對他從(cong) 事的革命活動心存感激，但對其個(ge) 人評價(jia) 將會(hui) 僅(jin) 僅(jin) 限於(yu) “一個(ge) 溫順的、即便不是完全沒有危險的理論家”。但是，倘若將孫中山置於(yu) 歐洲，必然是一位響當當的“大英雄”。

我在中國的最初一段時間，不單單是時間上的不合宜，空間上亦是如此：在廣州，生活的表象給人以巨大的壓力，以至於(yu) 心理上似乎根本無法再透過表象而看清本質。如今，公眾(zhong) 的生活對我而言已全無吸引力，因為(wei) 它的形式無法表達出與(yu) 其朝夕相處的靈魂所在，而僅(jin) 能夠體(ti) 現相處的客觀必然性或可能性。因此，單就此點而言，一個(ge) 民族與(yu) 另一個(ge) 民族的交往，乃至人與(yu) 動物的交往，幾乎沒有任何差別。過去，人們(men) 寫(xie) 過很多關(guan) 於(yu) 中國社會(hui) 製度獨特性的作品，但我卻認為(wei) ，中國和歐洲的社會(hui) 製度並無顯著差異；即便前者在事實上可能真的是獨樹一幟，但就內(nei) 在意義(yi) 而言，前者與(yu) 後者的差別微乎其微。在如此一座因其獨特的魅力而聞名於(yu) 世的商業(ye) 大都市裏，我幾乎從(cong) 未有過身處異地的感受。（出於(yu) 反證的目的）我不禁要問，一個(ge) 形而上學的中國人在柏林或法蘭(lan) 克福又能夠學到些什麽(me) ？我想，在大都市的喧囂中，他或許很難感受到此地與(yu) 彼處在精神上的差異。他也許對勤奮和勞作要感受得少一些，而對不安和狂燥要感受得多一些，並很可能由此得出結論，即我們(men) 歐洲人與(yu) 中國人在本性上是一樣的，隻不過在文化層次上要低其一等。

為(wei) 了不會(hui) 一無所獲，我暫時將形而上學者排除在外，而將一個(ge) 純粹的觀察者請進上述的情景假設中來。廣州或許是我所經曆的城市中最為(wei) 繁忙的一個(ge) ，這裏幾乎沒有遊手好閑的懶漢。但是最為(wei) 不可思議的是，這些不知疲倦的老黃牛總是能夠勞碌並快樂(le) 著。於(yu) 是我開始理解了為(wei) 什麽(me) 歐洲人易於(yu) 將中國人視作非人類。但凡將中國人與(yu) 猴子相提並論的人，他們(men) 總要思考猴子有異於(yu) 普通動物的獨特之處，即在一張動物的臉上鑲嵌著一雙近似人類、閃爍睿智的大眼睛。因此，凡是長了一雙大智大慧、生動流彩的眼睛的人，一定會(hui) 流露出“猴精猴精”的神采，甚至諸如康德一樣的偉(wei) 人亦不例外。廣州人隻是看上去有些非人類，但沒有給人一種動物的印象。盡管他們(men) 的生存狀況在我們(men) 看來有損於(yu) 人的尊嚴(yan) ，但此種生存完全不是一種原生態，我們(men) 可以看到藏在深處的教育和文化的影子。因此，廣州人的樂(le) 觀精神是實實在在的文化產(chan) 物。那麽(me) ，這座城市又有哪些令人生厭之處？在我而言，委實難以提取不摻雜質的印象。首先，我不認為(wei) 廣州的肮髒和惡臭招人討厭。與(yu) 意大利的髒、臭不同，我卻以為(wei) 這恰恰是中國的獨特風格，甚至是中國獨具一格的魅力。譬如，我已漸漸習(xi) 慣了貝拿勒斯6人身上的令人難以忍受的異味，甚至還有點喜歡上了這種味道。其次，我也不認為(wei) 中國人令人厭惡。恰恰相反，中國人總能夠給外國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在我看來，或許是濃厚的銅臭味和商業(ye) 氣息使得這座城市令人反感。隻要我與(yu) 中國的小生意人相處時間長久，總會(hui) 產(chan) 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但僅(jin) 此一點並不具有決(jue) 定意義(yi) 。思來想去，我終於(yu) 找到了答案：廣州最令我厭惡的是機械式的、失卻靈魂的生活方式。人們(men) 在這座城市裏毫無目的地勞作著，在他們(men) 的身上根本無法找出生意人應當具備的最主要的特征，即大視野下的商業(ye) 活動。他們(men) 隻會(hui) 像勤勞的螞蟻一般不知疲倦地忙碌著。但如果這些“蟻族”——他們(men) 充其量也就是群“螞蟻”——帶著一幅充滿睿智的麵孔，而且毫無疑問地受過良好教育，這就顯得有些令人可怕了。

廣州製薑廠工人

很多人聲稱，廣州是中國的心髒，事實上卻有些言過其實。諸如馬賽或那不勒斯等可以稱作歐洲城市的代表，而廣州卻不足以代表中國。但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廣州卻也代表了中國的另一麵。或許這樣也好，中國的另一麵便栩栩如生地豁然展現在我的眼前，讓我得以窺探中國的全貌。如若不然，麵對中國如此多的美景秀色，我定然會(hui) 迷失雙眼，全然無暇顧及中國的另一麵。無論如何，中國人定然比任何一個(ge) 民族更具有“蟻族”的特性。單論此點，中國人顯然不及我們(men) 。但中國人耐人尋味的民族優(you) 越性也恰恰根植於(yu) 此：即由中華民族最底層構建的強大的社會(hui) 體(ti) 係。在“螞蟻”之下，任何一個(ge) 女工的受教育程度，僅(jin) 以其能力範圍所限，絲(si) 毫不遜色於(yu) 最是高高在上的權貴階層。

如今，我已漸漸適應了廣州的生活。盡管這座城市仍然給我許多負麵的印象，但卻幾乎再也無法對我的精神審視構成任何幹擾。無論如何，這座城市簡直是美奐絕倫(lun) ！所有的裝飾已然達到極致，是我平生未曾見過的！諸如鍍金、木雕和象牙雕等藝術品，其工藝水平之高令人難以置信。即便這裏最蹩腳的手工藝人，似乎也具有極高的藝術品味。倘若我再看到這些非同尋常的小手工藝者是一個(ge) 個(ge) 怎樣冷靜、乏味的人，每一次都使我思緒萬(wan) 千。很顯然，中國的文化對這些個(ge) 體(ti) 而言毫無意義(yi) ，所有工藝的完成純粹是一種例行程序。於(yu) 是我便自然而然地聯想起在形式上僵硬笨拙、顫栗不止的遙遠年代。但我旋即問自己，一切美好的形式在走向沒落之前，是否一定占據過統治地位？當年曾經擁有萊昂納多·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的佛羅倫(lun) 薩，是否必然較走向衰落的佛羅倫(lun) 薩美麗(li) 許多？在一種新的形式產(chan) 生的年代，此種形式尚且可望而不可及。因此，今天的中國或許要較唐朝的中國更加值得一看。

……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