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自由行有助平衡兩(liang) 地關(guan) 係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香港《大公報》2015年4月15日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二月廿九日癸亥

           耶穌2015年4月17日

4月13日，中國公安部對深圳居民赴港“一簽多行”政策作出調整，改為(wei) “一周一行”，調控預期是減少約30%的同類旅客。這一政策調整使得深圳居民的“自由行”地緣特權被取消，與(yu) 香港居民之“回鄉(xiang) 證”的權利產(chan) 生較大差距，形成深港之間不對等的簽注政策。盡管港府明確此舉(ju) 是針對水貨客，但深港之間水貨客問題是雙向的，是兩(liang) 邊市場差異帶來的利差自然造成的，此次調整僅(jin) 僅(jin) 針對深圳居民單邊做出，被認為(wei) 是中央、廣東(dong) 和深圳的某種“諒解和配合”（梁振英語）。     

這一單向限製深圳居民的自由行政策調整，表麵上是香港後占中時期反水貨客示威升級的刺激效果，實際上也給了中央調控央港關(guan) 係以重要的切口和壓力測試目標。中央及時因應港府要求收緊自由行，短期內(nei) 可能對深港兩(liang) 地經貿往來與(yu) 民生秩序造成一定衝(chong) 擊，但長遠來看有助於(yu) 香港社會(hui) 理性反思央港關(guan) 係及更緊密經濟人員往來的重要性，也有利於(yu) 內(nei) 地加大關(guan) 稅改革、自貿區建設及開放力度，逐步實現內(nei) 地居民對港消費需求的理性回落和常態化。因此，此次收緊既是對自由行放開以來兩(liang) 地不對稱之供需關(guan) 係矛盾的一種回應，也是設定了一個(ge) 新的壓力測試周期，用蘇錦樑局長的話來說“一年後可見成效”。收緊深圳自由行之後，深圳短期內(nei) 回落到與(yu) 內(nei) 地其他自由行城市大體(ti) 等同的地位，勢必增加香港對更多內(nei) 地自由行城市以及更便利之簽注安排的需求。香港工商業(ye) 界已經表示希望開放更多內(nei) 地自由行城市以配套應對收緊後的壓力和衝(chong) 擊。

“一周一行”仍是測試性政策

公安部此次收緊深圳居民自由行是應港府要求並經過壓力測算做出的，具有政策調整的理性基礎。不過，這一新策並非最終安排，而隻是一種因應央港往來張力與(yu) 衝(chong) 突的測試性政策，未來港府與(yu) 大陸公安部門仍應積極跟進評估新策的具體(ti) 成效與(yu) 配套機製，確保央港關(guan) 係朝著良性互動的積極方向進展。新策已經生效，所帶來的衝(chong) 擊將主要落實於(yu) 深港兩(liang) 地居民身上，而對香港社會(hui) 內(nei) 部的經濟與(yu) 政治生態亦將產(chan) 生重要影響。

對深圳居民而言，既往的旅遊、購物便利甚至於(yu) 非組織化的隱性“水貨客”利益都會(hui) 受到負麵影響，而組織化的水貨集團更會(hui) 遭受嚴(yan) 重打擊，後者正是此次政策調整的初衷。

不過，新策對香港社會(hui) 的衝(chong) 擊亦十分明顯，甚至更為(wei) 突出：第一，內(nei) 地對港貨的需求短期內(nei) 依然保持穩定，而深圳水貨客受到政策性打擊後將嚴(yan) 重減少，導致水貨市場對香港水貨客需求激增，可能將既往的反水貨客矛盾引向香港社會(hui) 族群內(nei) 部；第二，作為(wei) 市場對政策調整的理性反應，深圳水貨客集團將大量雇傭(yong) 香港水貨客以及香港本地水貨客將擴大組織規模，這一市場性“對策”短期未必有明顯效果，但從(cong) 中長期來看勢必逐步抵消單向限製自由行的政策效果；第三，無論具體(ti) 市場反應如何，陸客因香港反水貨客示威的情感傷(shang) 害以及自由行政策的收緊，在一定時期內(nei) 必然減少對港旅遊和購物需求，尋求替代性消費方案，比如赴日韓消費；第四，世界市場對大陸的開放以及大陸消費群體(ti) 的購買(mai) 力構成了世界經濟的重要支柱，香港反水貨客的升級行為(wei) 在總趨勢上與(yu) 香港自身的國際城市定位以及世界經濟的開放性相悖，香港很可能在一年之後重新產(chan) 生對內(nei) 地消費能力的經濟性依賴，倒逼自由行政策再調整；第五，香港工商界及普通民眾(zhong) 將在收緊期間實際體(ti) 驗並反思“反水貨客”行為(wei) 的非理性本質，從(cong) 而對類似激進行為(wei) 從(cong) 抽象同情與(yu) 支持轉向具體(ti) 的抑製和排斥，客觀上有助於(yu) 香港社會(hui) 重新認知和適應已經發生結構性改變和優(you) 勢易位的央港經濟關(guan) 係，還可遠程拉動央港政治關(guan) 係回暖。

當然，麵對香港社會(hui) 一定時期後再次表現出的“放寬”自由行的實際需求，中央與(yu) 深圳等地仍應積極回應，不可反唇相譏。中央必須表現出耐性和智慧，開放胸襟，因勢利導，敏感而有力地抓住香港社會(hui) “人心回歸”的每一個(ge) 契機，漸次積累鞏固央港關(guan) 係中的積極因素。而此次收緊，也是給出充分的時間與(yu) 空間由香港社會(hui) 自身進行壓力體(ti) 驗和理性反思，以便借助香港公民社會(hui) 自身的多元輿論和公共理性催生出一種麵向大陸和中央的“新常態共識”。

香港應避免“被替代”風險

我們(men) 看到，在港府和中央因應後占中反水貨客示威之政策調整同時，中央的一帶一路戰略和亞(ya) 投行框架也在緊鑼密鼓展開。這是經曆改革開放之高度經濟發展與(yu) 政法體(ti) 製之初步理性建構之後，第一次由中國作為(wei) 主體(ti) 來主導和推進的區域性甚至世界性多邊政治經濟框架。這在某種意義(yi) 上直接印證了中國崛起的事實以及中國至少在亞(ya) 洲經濟整合與(yu) 區域安全上的領導角色的強化。目前，即便是尚未完成統一回歸的台灣地區亦在理性評估之後積極爭(zheng) 取加入亞(ya) 投行，作為(wei) 已經回歸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本有著更多的優(you) 勢和機遇充分參與(yu) 和利用這一輪發展機遇，提振香港經濟活力與(yu) 競爭(zheng) 力，使香港全體(ti) 居民公平分享國家改革開放實際成果。

因此，一方麵是因應政改與(yu) 自由行困局，另一方麵是港府密切關(guan) 注和實際加強與(yu) 內(nei) 地的經濟合作以及尋求在一帶一路及亞(ya) 投行框架內(nei) 的經濟機遇。對香港反對派而言，除了部分職業(ye) 政客之外，其內(nei) 心未必沒有糾結：一方麵對內(nei) 地經濟發展及央港經濟一體(ti) 化的互利共贏前景有著內(nei) 在的理解與(yu) 認可，另一方麵在政治利益、核心價(jia) 值觀與(yu) 生活方式上又極力避免“大陸化”。對香港反對派而言，無論是基於(yu) 純粹的政治反對，還是基於(yu) 信息不對稱下的無知，將“大陸化”建構為(wei) 一個(ge) 完全的負麵趨勢，但其內(nei) 心又逐漸感受到一種來自大陸的強勢經濟整合壓力。

甚至包括台灣部分人士在內(nei) ，麵對大陸的實際崛起及自身在地緣上日益內(nei) 卷於(yu) 大陸主導的區域秩序之內(nei) ，支撐其逢中必反及排斥“大陸化”的根本精神動力就隻剩兩(liang) 個(ge) ：第一，望“美”興(xing) 歎，仰望美國重返亞(ya) 太及實際幹預，但無論是兩(liang) 岸關(guan) 係實際發展還是占中運動失敗結果，都證實了當中國通過精致模仿西方及始終堅持自我而實現穩定發展並成就為(wei) 世界主要“列強”之一時，美國的傳(chuan) 統幹預已日漸乏力，而中美關(guan) 係的戰略利益交疊空間不斷擴大，港台在中美關(guan) 係平衡上的分量日見減弱；第二，孤芳自賞，以昔日“亞(ya) 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自詡，以人權與(yu) 民主的普適價(jia) 值觀自衛，以連番社會(hui) 運動和強勢輿論動員自保，卻不願看到昔日經濟奇跡是以中國市場的長期封閉為(wei) 前提的，今日經濟格局遠非昔日可比。

在香港政治上激進和經濟上孤立的轉型時期，包括港人在內(nei) 的多方人士已逐步意識到香港“二線城市化”的風險。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的“50年”是一個(ge) 更長的製度互動演變周期，如果到時香港果真成了“二線城市”，其高度自治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特殊性上還是在彼時的中國民意政治條件下，未必能夠如今日這般穩固。因為(wei) 建構一國具體(ti) 憲製秩序的必然是政治實力結構與(yu) 民意的動態共識。放寬曆史的視角，香港已經到了需要嚴(yan) 肅反思並追問在新三十年裏的“戰略機遇”問題的時刻了。如果香港反對派不能走出當下的政改博弈造成的“過度政治化陷阱”，如果依然沿著望“美”興(xing) 歎和孤芳自賞的精神路線下滑，就必然會(hui) 表現出“港獨”取向，必然逐步經由抽象的“泛民主”意識而過度到與(yu) 中國人民及香港居民共同為(wei) 敵的“社運懸崖”。反對派可以整體(ti) 移民，但全體(ti) 香港居民無法整體(ti) 移民。

因此，麵對收緊自由行的實際衝(chong) 擊，麵對香港的港獨式的“社運懸崖”，麵對香港可能在新一輪經濟整合中“被替代”的高度風險，真正的香港精英和民意應具備切割自救和從(cong) 善如流的能力。但政治社會(hui) 心理的轉型需要時間和機遇。筆者認為(wei) 此次自由行收緊帶來的壓力測試周期就是一次機遇。

央港關(guan) 係需內(nei) 地更加開放

事實上，無論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初，還是九七回歸之時，內(nei) 地與(yu) 香港都沒有意識到大陸主體(ti) 經濟發展如此之快以及香港相對優(you) 勢喪(sang) 失之速。大陸改革經濟奇跡的要害在於(yu) 政治上的威權主義(yi) 與(yu) 經濟上的實用主義(yi) 的精巧結合。甚至在近些年意識形態領域有所收緊之際，政府主導下的自由化與(yu) 市場化改革進程仍在不斷提速，保障經濟規範發展的法治體(ti) 係亦得到較大進步。如今，經濟體(ti) 量、政治意誌與(yu) 文明抱負共同要求甚至迫使中國實現民族國家與(yu) 新帝國的並軌崛起。這裏的新帝國既不是傳(chuan) 統的領土殖民帝國主義(yi) ，也不是美國式的新殖民或文化殖民帝國主義(yi) ，而是複雜糅合了中華帝國古典之天下主義(yi) 與(yu) 協和萬(wan) 邦理念、社會(hui) 主義(yi) 之國際主義(yi) 以及西方現代性所內(nei) 含的價(jia) 值普遍主義(yi) 的一種新形態，是中國主體(ti) 文明的創造性轉化與(yu) 開放性吸納並不斷普適化和適應國家與(yu) 超國家雙重秩序挑戰的一種新政治文明。

當中國以此種力量展現於(yu) 世界包括港台麵前時，其自身及他者都表現出了極大的不適應。對中國而言，其經濟實力一枝獨秀，而政治與(yu) 文化之類的軟實力尚不匹配，尚不足以取得相對美國文化的比較優(you) 勢及世界性的文化認同。對世界包括港台而言，對大陸異質性的認知在內(nei) 裏仍未擺脫八九定勢思維和東(dong) 方冷戰邏輯，缺乏對後八九與(yu) 後冷戰之中國發展及其現代性內(nei) 涵的時代性把握與(yu) 客觀評價(jia) ，因而甚至無法科學解釋和預測其演進方向與(yu) 速度。基於(yu) 種種誤判、恐懼和理念衝(chong) 突，香港社會(hui) 尤其是反對派才日益訴諸占中抗命與(yu) 反水貨客等激進行為(wei) ，甚至港獨之理念與(yu) 組織化亦有強勢抬頭之勢。

當然，這裏折射出外部沒有很好地跟進理解中國發展，對中國努力建設現代化及成為(wei) 負責任大國的實際成就缺乏“同情的理解”與(yu) 內(nei) 部視角的分析，慣以有色眼鏡與(yu) 思維定勢看人。同時，中國發展中的種種不確定性也確實伴隨其力量成長而增加，從(cong) 政治、經濟、社會(hui) 乃至於(yu) 文化諸層麵均有表現。如何消除這些發展的不確定性既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高層次需求，也是在精神文化意義(yi) 上根本消除外部世界包括港台之疑慮甚至恐懼的治本之策。 

從(cong) 占中運動到反水貨客，我們(men) 的評估應具有雙向思維，一方麵要看到香港反對派非理性與(yu) 功利性的一麵，另一方麵也需要看到內(nei) 地體(ti) 製發展不確定性的一麵。歸根結底，央港關(guan) 係之結構性調整與(yu) 改善，除了訴諸經濟優(you) 惠安排和適應性政策調整，除了強化基本法再教育及便利港人更好認知和理解國家發展之外，尚需要中國整體(ti) 上按照現代性基本要素更加對世界開放，更加自信地容納並建設現代性基礎製度設施，包括更自由的經濟、更自主的社會(hui) 、更獨立的司法、更好記錄的人權保護以及更有效的環境保護與(yu) 可持續發展，甚至要求中國在超國家秩序中更好地承擔國際安全與(yu) 發展的公共品（public goods）提供責任。最好的中國形象應當是：一方麵與(yu) 世界更加相像，一方麵又展現出政治與(yu) 文明意義(yi) 上的自主性價(jia) 值及對世界文化的補充發展意義(yi) 。所謂內(nei) 外兼修，固本開源，形成獲得普遍承認的文化與(yu) 政治體(ti) 係。由於(yu) 香港基本上完整地追隨英國殖民過程完成了整體(ti) 的現代化，因此央港關(guan) 係調整的具體(ti) 成效就絕非一時之功，而是嚴(yan) 格構成了中西文明衝(chong) 突與(yu) 對話及中國文明現代化與(yu) 回歸綜合的檢驗性指標。治理香港，也就是在治理中國自身及其擴展秩序。                    

（原載香港《大公報》2015年4月15日，作者係北航高研院講師，著有《香港政改觀察》）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