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三個(ge) 層麵與(yu) 三個(ge) 時刻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開放時代》2013年第2期

時間：甲午年臘月十六

           西曆2015年2月4日

“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是一個(ge) 極具挑戰性同時也深富爭(zheng) 議性的命題。以複興(xing) 儒家為(wei) 誌業(ye) 的姚中秋先生在北航首屆知行思想年會(hui) 上首倡這一宏闊的理論主題，其立意可謂深遠，但也可能流於(yu) 文化宣言式的浮泛形式，或者被自由主義(yi) 者識讀為(wei) 嚴(yan) 格的文化保守主義(yi) 論調，如有日本友人觀之，則可能產(chan) 生一種中華帝國主義(yi) 的想象與(yu) 恐懼。如果不是一種孤獨自負的“中國時刻”，而是“世界曆史”脈絡中的中國經驗，則這一命題就將具有豐(feng) 富的討論與(yu) 建構空間，其問題域至少可以鋪陳為(wei) 如下三個(ge) 層次：一是“世界曆史的西方時刻”是如何呈現的，有何經驗與(yu) 智慧結晶；二是現代中國的“大國崛起”在曆史意義(yi) 上如何解釋與(yu) 評價(jia) ；三是作為(wei) 中國文明依托的古典政治的本體(ti) 性構成如何。這三個(ge) 層次的問題是對“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的有效分解與(yu) 支撐，如不能在大體(ti) 上恰當回答這三個(ge) 層麵的問題，則姚中秋先生的這一總體(ti) 命題可能隻是一種文化儒生在民族複興(xing) 背景下的豪邁宣言，而很難構成一種理性化的文明複興(xing) 理論。  

與(yu) 這三個(ge) 層麵大體(ti) 對應，此次思想年會(hui) 上許紀霖教授關(guan) 於(yu) “文明帝國”的討論、馬勇教授關(guan) 於(yu) “中國崛起”的討論以及王焱教授關(guan) 於(yu) “秦漢政製模式”的討論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深化了上述問題的曆史與(yu) 學理維度，但也存在諸多曆史判斷與(yu) 思想定位上的不足，此類不足在學界頗具代表性，值得一一針砭。

一、文明帝國的想象與(yu) 世界曆史的“三個(ge) 時刻”

談論“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離不開對“世界曆史”本身的考察與(yu) 分析。許紀霖教授的“文明帝國論”顯然也是在這一基本理論意識下產(chan) 生的。當然，所謂的“世界曆史”，就近代史而言，主要是“西方曆史”，因此“文明帝國”的也想象必然要借重“世界曆史的西方時刻”，其中又以“德國時刻”和“美國時刻”為(wei) 歐陸與(yu) 英美體(ti) 係各自的典型。

許紀霖教授的主題是：新天下主義(yi) ——中國如何成為(wei) 一個(ge) 文明帝國。對於(yu) 一個(ge) 自由主義(yi) 者而言，“天下”、“主義(yi) ”、“中國”、“文明”、“帝國”之類的話語往往並不是其所青睞與(yu) 喜見的，但許教授將這些頗具民族主義(yi) 與(yu) 保守主義(yi) 色彩的核心話語串聯成自身的獨立命題，且以相當肯定的語氣和耐性展開探討，這多少有些應合了高全喜教授所謂的“自由主義(yi) 的政治成熟”命題。不過我並沒有看到他對中國大國崛起之文明論基礎有完備的思考。他確實提出了複雜化的中國文明帝國的層次化設想，比如一個(ge) 國家幾種製度，但是後來發現他給出的隻是一個(ge) 空白的介紹信，並沒有填寫(xie) 具體(ti) 的內(nei) 容。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我發現關(guan) 於(yu) 文明的概念他是有猶豫的：一方麵他承認2008年之後中國成為(wei) 世界第二這一世界曆史現實，承認需要重新在理論上給出一種宏觀解釋，另一方麵在講到文明構成時似乎又有點按照西方文明的內(nei) 容賦予我們(men) 時代以具體(ti) 價(jia) 值的趨向，總體(ti) 來看他在文明論基礎層麵關(guan) 於(yu) 中西要素如何構成這一根本問題上還沒有形成最後的看法。沒有最後的看法，某種意義(yi) 上反映了許教授的審慎，他並不會(hui) 一下子跳到秋風那樣的非常明確的儒家主張上去，他也不會(hui) 像任劍濤教授那樣對自由主義(yi) 竭力維護的同時還在表麵上自稱儒家。許教授的猶豫也是我一直以來的困惑，就是今天講文明的時候，我們(men) 文明的基礎或者是資源到底是什麽(me) ，它的構成到底是怎樣的。今天的會(hui) 議更像是關(guan) 於(yu) 中國文明複興(xing) 的又一次宣言，而沒有關(guan) 於(yu) 文明真正的構成性的研究。關(guan) 於(yu) 這一點，姚中秋先生可能做的還不夠，許教授的“文明帝國”構想也還不充分。

由此問題引出我對於(yu) 今天整個(ge) 會(hui) 議主題命名妥當性的反思。我認為(wei) 提“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作為(wei) 一種文化儒生的宣言是可以的，但是作為(wei) 一種可執行的文化戰略是不可行的。我們(men) 知道“時刻”這一概念是有神學思維在裏麵的，必然有信仰的特質，與(yu) “奇跡”、“開端”、“創造”等意象存在密切關(guan) 聯。所以當我們(men) 提“中國時刻”的時候，我們(men) 無論在文明的具體(ti) 內(nei) 容上有何猶豫，但這一提法在儒家那裏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中國”的時刻，就是中國傳(chuan) 統文明本體(ti) 性的表述，並且在裏麵隱藏著新政治儒學的衝(chong) 動，指向的絕對不是港台或海外新儒家式的心性領域或私人道德領域，而是具有明確的公共領域關(guan) 懷與(yu) 憲政意圖。我認為(wei) 提“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不管如何把中國詮釋為(wei) 一個(ge) 文化概念，都很有可能被外界識別為(wei) 是在以民族國家的範式推動中華民族的複興(xing) ，這是一個(ge) 災難性的後果。這方麵是有曆史經驗可供借鑒的，這也就需要進入“世界曆史的西方時刻”去探尋相關(guan) 的經驗、教訓與(yu) 智慧。

我們(men) 知道“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這一文明與(yu) 政治雄心堪比20世紀初的“世界曆史的德國時刻”。作為(wei) 中期現代化國家，德國一直麵對英法和歐美早期現代性所造成的巨大壓力。麵對此種世界曆史結構性壓力以及德意誌民族複興(xing) 的理想，韋伯提出了德意誌民族“政治成熟”的問題，他的關(guan) 於(yu) 社會(hui) 科學價(jia) 值中立的設定也絕對不是為(wei) 了基於(yu) 自由主義(yi) 原則而放棄德意誌民族的實體(ti) 價(jia) 值，而是要在方法上規避價(jia) 值對德意誌民族理性形成的幹擾，促成德意誌民族在理性上的真正成熟，然後才可能具備捍衛德意誌民族實體(ti) 價(jia) 值的自覺意願與(yu) 能力。稍晚一些的德國公法學家施米特則提出了德國崛起中的門羅主義(yi) 問題，要用德意誌的大空間對抗英美的普適價(jia) 值，而門羅主義(yi) 是一個(ge) 地區性概念，不是一個(ge) 世界性概念。２０世紀上半葉的德國一流思想家的全部思考與(yu) 努力，其核心就在於(yu) 如何為(wei) 一個(ge) “世界曆史的德國時刻”做好思想準備。希特勒顯示了某種“德國時刻”，但這一時刻是民族國家範式、法律實證主義(yi) 和嚴(yan) 格的文化保守主義(yi) 聯姻後的整體(ti) 失敗，這一失敗在某種意義(yi) 上構成了科耶夫“新拉丁帝國”的反思性來源以及歐盟的反思性建構。施米特盡管注意到了美國崛起中的門羅主義(yi) 對民族國家範式的超越性意義(yi) ，但卻未能堅持到底，未能發展出一種超脫民族國家主權與(yu) 嚴(yan) 格文化保守主義(yi) 的“文明帝國”，因而未能真正從(cong) 思想上完成德意誌民族的道德救贖與(yu) 現代轉換。我們(men) 今天的文化精英明確提出“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是否可能避免陷入民族國家範式、法律實證主義(yi) 和嚴(yan) 格的文化保守主義(yi) 緊密編織的“德國時刻”的現代性陷阱，是否能夠發展出某種超越“國別時刻”的“地區時刻”，即發展出某種版本的中國的“門羅主義(yi) ”，是值得深思的根本性戰略問題。這一“地區時刻”的不彰已經在挑戰中國的大國崛起與(yu) 國家核心利益了。

德國哲學家的世界曆史意識及對本民族的政治期許是非常強烈的。黑格爾的《曆史哲學》就是德意誌民族關(guan) 於(yu) “世界曆史的德國時刻”的哲學宣言。他基於(yu) 其客觀唯心主義(yi) 的柏拉圖式的自信，完全不顧生前所處的世界曆史的實際進程，甚至僅(jin) 僅(jin) 以歐洲範圍討論世界精神的顯現問題，比如將馬背上的拿破侖(lun) 視為(wei) 世界精神的顯現，而沒有觀察到發生在美洲大陸的世界曆史現象。最終，哲學上的浪漫與(yu) 政治上的雄心聯手完成了第三帝國關(guan) 於(yu) “世界曆史的德國時刻”的精神準備。然而，這是一種虛幻的世界曆史，是一種臆想的“德國時刻”。

世界曆史的真實過程並非如此，而是通過英美的長期接力呈現出來的。首先是以“日不落帝國”形式呈現出來的“世界曆史的英國時刻”，這是一種殖民帝國的世界模式，這一模式並不完備，因而也未能持久。其次是以１７８７年的聯邦黨(dang) 人主義(yi) 、１８２３年的門羅主義(yi) 和１９１７年的威爾遜主義(yi) 所代表的、綜合了英吉利海峽兩(liang) 岸文明要素的、循著民族國家世界化方向進展的、分別經曆了“民族國家時刻”、“地區時刻”和“世界時刻” 的美帝國，呈現的是一種真正的“文明帝國”與(yu) “世界曆史的美國時刻”。“美國時刻”有著深刻的歐洲根源，在某種意義(yi) 上是歐洲曆史辯證綜合的結果。在此意義(yi) 上，盡管黑格爾關(guan) 於(yu) 德意誌民族的實踐期許落空了，德國時刻並未成為(wei) 真正的世界曆史時刻，但在哲學意義(yi) 上卻並未落空，美國時刻是其更為(wei) 恰當的曆史顯現。美國時刻具體(ti) 而言不是一個(ge) 時刻，而是前後相續的三個(ge) 接力性時刻。這三個(ge) 時刻大體(ti) 應合了現代世界曆史的三個(ge) 頗具擴展性的層次。第一個(ge) 層次是“民族國家時刻”：以博丹—霍布斯的主權理論為(wei) 秩序基礎，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ya) 和約為(wei) 國際法框架，以洛克的自然權利說為(wei) 價(jia) 值內(nei) 核，以1787年憲法為(wei) 載道之肉身，美國革命以其聯邦黨(dang) 人式的“自由選擇”和“深思熟慮”而建構了一個(ge) 相當完備的民族國家，創建了以民族國家為(wei) 載體(ti) 的憲政秩序。1787年憲法是歐洲早期現代曆史的一個(ge) 總結，是秩序思維與(yu) 自由取向的精致結合。與(yu) 此相比，英國的不成文憲法在國家理性層麵稍遜，而法國的雅各賓黨(dang) 人則過於(yu) 激進地追求民主與(yu) 積極自由，因而都難以形成相對完備的現代民族國家。第二個(ge) 層次是“地區時刻”：以美國人對美洲的政治自覺為(wei) 精神前提，以美國總統門羅在1823年的宣言為(wei) 實踐指南，所反映的是美國在初步建成現代民族國家的同時對文明秩序擴展模式的積極想象。這一層次曾經啟發了一百年後的德國思想家施米特，但後者並未堅持到底。如果美國固守1787年的民族國家原則，不將世界曆史的“民族國家時刻”適度擴展為(wei) 一種“地區時刻”，則它就不可能領導美洲並走出美洲，也就不會(hui) 出現後來的作為(wei) 世界帝國的美國。第三個(ge) 層次是“世界時刻”：也就是美國時刻的世界化，使得世界曆史在一個(ge) 相當長時間內(nei) 以美國標準為(wei) 標準，這一層次肇始於(yu) 1890年代末期美國調停各國對華政策時提出的“門戶開放，利益均沾”框架,初步成熟於(yu) 1917年的威爾遜主義(yi) ，這一主義(yi) 包含了民族自決(jue) 、國際聯盟等新世界秩序的核心原則，美國以新世界立法者的姿態按照自己過去的民族國家經驗來拆解傳(chuan) 統世界的主要帝國並塑造新的民族國家，從(cong) 而使得新世界始終在思想與(yu) 戰略的高度低於(yu) 並滯後於(yu) 美國的發展程度。魏瑪德國在某種意義(yi) 上也是美國的這一世界立法行為(wei) 的結果。盡管一戰後的世界格局仍由英法這樣的傳(chuan) 統殖民帝國把持，但這並不能阻止美國關(guan) 於(yu) 新世界立法的有效性，這一有效性在二戰及其戰後秩序的安排上獲得了淋漓盡致的體(ti) 現。可見，如果沒有門羅主義(yi) 和威爾遜主義(yi) 兩(liang) 個(ge) 世紀的接力，美國一直固守在民族國家範圍內(nei) ，它是不可能承載世界曆史，開創“世界曆史的美國時刻”的。

上述經由“世界曆史的西方時刻”所探尋出的世界曆史的“三個(ge) 時刻”對我們(men) 思考“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有何啟示呢？我認為(wei) 今天提“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還不如提“世界曆史的東(dong) 亞(ya) 時刻”。因為(wei) 你提中國時刻，首先就不可能把日本有效地整合進來，而在我看來這就像中國足球一樣，如果衝(chong) 不出亞(ya) 洲就走不向世界，衝(chong) 出亞(ya) 洲必須以中日關(guan) 係和解與(yu) 合作作為(wei) 一個(ge) 基軸，形成一個(ge) 關(guan) 於(yu) 東(dong) 亞(ya) 的政治文化與(yu) 文明的想象與(yu) 建構。東(dong) 亞(ya) 都無法整合，然後你派遠洋艦隊去非洲，可能就隻具有軍(jun) 事安全的意義(yi) 或者是對印度形成反包圍的意義(yi) ，以及作為(wei) 戰略資源儲(chu) 備基地的意義(yi) ，但是很難構成一種世界曆史現實化擴展的意義(yi) 。所以就今日中國的戰略定位而言，更準確的概念應該是“世界曆史的東(dong) 亞(ya) 時刻”，而東(dong) 亞(ya) 正是中國以其巨大的體(ti) 量全麵全球化的最基本的一個(ge) 戰略支點，因此中國需要一個(ge) 新門羅主義(yi) ，然後逐漸走向新天下主義(yi) ，不可期待簡單超越區域階段而徑直進行新天下主義(yi) 的想象，過早的想象有可能喪(sang) 失文明擴展的穩健性與(yu) 有效性，成為(wei) 一種文化儒生簡單的信仰式宣言，而不可能成為(wei) 一種可執行的世界大國戰略。

當然，為(wei) 了給中國的新門羅主義(yi) 奠定堅實的政治基礎，中國的“民族國家時刻”還值得進行優(you) 先的建構，這就使得憲政時刻相對於(yu) 所謂的文化時刻具有一定的優(you) 先性。當然，國內(nei) 的憲政主義(yi) 者在視野與(yu) 抱負上要嚴(yan) 重滯後於(yu) 聯邦黨(dang) 人以及門羅主義(yi) 者，而一味追求一個(ge) 單純的自由憲政國家，未能深刻洞察美國的憲政立國隻是其走向世界的必要基礎而非完備形式。美國進入世界曆史的“三個(ge) 時刻”的經驗值得我們(men) 用來認真評估與(yu) 反思今天由文化儒生們(men) 所鼓吹的“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  

二、損益史觀下的大曆史意識：中國崛起

如果沒有當代中國的“崛起”，“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就不可能成為(wei) 一種現實的理論命題。然而，如何看待當代中國的崛起事實卻牽涉到曆史觀層麵的巨大差異。我認為(wei) 對中國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整體(ti) 評價(jia) 存在兩(liang) 種主導性的曆史觀：一是由國共兩(liang) 黨(dang) 塑造的官方革命史觀，堅持一種線性進化邏輯，對曆史采取一種斷裂與(yu) 虛無的立場；二是由自由主義(yi) 者塑造的民間史觀，對曆史持一種留戀與(yu) 同情，但其曆史態度取決(jue) 於(yu) 其意識形態立場，對當代則秉持一種斷裂與(yu) 虛無的態度。這兩(liang) 種史觀盡管存在對立與(yu) 緊張，但在處理曆史問題上卻存在著共通的 斷裂邏輯，無法融貫地提供一種關(guan) 於(yu) 中國的大曆史敘事，無法完成一種文明連續性的曆史學建構，因而隻能歸於(yu) 一種小曆史觀。馬勇教授的關(guan) 於(yu) “中國崛起”的曆史研究大體(ti) 可以歸入上述的自由主義(yi) 民間史觀行列，盡管其指出了諸多的曆史事實，但無法給出一種損益史觀下的大曆史的解釋框架。

馬勇教授的題目是——大國崛起軌跡：想象與(yu) 真實。他給我們(men) 講述了一個(ge) 由明代以來曆經幾百年的、他認為(wei) 比較真實的中國崛起的曆史，但是可悲的是這個(ge) 曆史到1949年戛然而止。1949年到2012年被他認為(wei) 隻是一種大國崛起的想象，這種想象充滿了虛幻——這樣一種“是古非今”的判斷也為(wei) 諸多學者所分享。

馬勇教授認為(wei) 大國崛起的真實在哪裏呢？在1840年到1949年，甚至更早，最後認為(wei) 在1945年達到了峰值。我對這樣的判斷是保持非常審慎的態度的，因為(wei) 我認為(wei) 以1945年的國民黨(dang) 為(wei) 代表的中國作為(wei) 戰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崛起並不是一個(ge) 曆史真實，而隻是一個(ge) 強國的幻影。 

在1942年開羅會(hui) 議的時候，蔣介石坐在那邊跟斯大林、丘吉爾那樣的世界領袖一起拍照很開心。馬教授甚至提到《世界人權宣言》在序言部分有一點點儒家的文化因素在裏麵，但是這一宣言以及與(yu) 之相配合的雅爾塔體(ti) 係，中國是否有實質性參與(yu) ？因為(wei) 這裏麵甚至出現了出賣中國地緣政治利益的事情，而且後期中國的參與(yu) 實際上是非常弱的。甚至中國家門口的東(dong) 亞(ya) 秩序的重新安排也是由美國與(yu) 蘇聯主導的，中國很難實質性參與(yu) ，比如釣魚島爭(zheng) 端本身就是中國無力參與(yu) 戰後東(dong) 亞(ya) 秩序的體(ti) 現。這表明以美國為(wei) 主導的新的世界格局對二戰之中中國的巨大犧牲在政治上的補償(chang) 是非常有限的，它讓你有一些象征性的出鏡機會(hui) ，然後心理上有極大的滿足，比如成為(wei) 五常之一，比如廢除領事裁判權。但是關(guan) 於(yu) 1945年之後新的世界體(ti) 係如何規劃，甚至東(dong) 亞(ya) 秩序如何規劃，就跟你沒有關(guan) 係了。      

關(guan) 於(yu) 馬教授對1949年之後的中國曆史的評價(jia) ，我覺得問題很大。這段曆史在中國繼續崛起的過程中盡管有很多歧路和代價(jia) ，但是我認為(wei) 還是應該加以細致的分辨，而不能一概否定。首先是毛時代和鄧時代的關(guan) 係問題。毛時代本身不是沒有進一步大國崛起的欲望和實踐，他想建立一個(ge) 以毛澤東(dong) 思想為(wei) 主導的世界帝國，甚至要挑戰蘇聯老大哥的地位。1970年代初，毛澤東(dong) 主導的為(wei) 未來世界的布局，尤其是中美關(guan) 係、中日關(guan) 係的重新恢複，實際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重新融入一個(ge) 新的世界體(ti) 係的政治上的前提與(yu) 基礎。沒有這個(ge) 前提和基礎，鄧小平的權威不足以打開這個(ge) 新局麵，改革開放甚至都無法展開。我們(men) 要看到，毛澤東(dong) 的失敗在於(yu) 忽視了世界曆史的“民族國家時刻”，是在簡單跳過憲政時刻的前提下“趕英超美”，以其國際主義(yi) 理想直接與(yu) 美帝國較量的。如此浪漫而激進的舉(ju) 動，自然難免失敗的命運。所以，鄧小平時代實際上重新回到了“民族國家時刻”的軌道上來，我們(men) 今天要積極推動的政改也是朝著這一時刻來的。所以我們(men) 要看到毛時代和鄧時代有差別，但也有勾連。更關(guan) 鍵是，馬教授的這種判斷基本喪(sang) 失了世界體(ti) 係的視角，認為(wei) 1949年的世界隻有自由主義(yi) 的世界，然後按照這一一元化的世界體(ti) 係認知來評價(jia) 中國的走向，這一方法基本上是非曆史的，所得出的基本結論也不會(hui) 可靠。1949年之後的世界至少是二元主義(yi) 的世界，除了自由主義(yi) 世界，還有社會(hui) 主義(yi) 世界，而且是製度性存在著的——這是西方曆經兩(liang) 次世界大戰的大分裂之後形成的世界曆史現實，是西方兩(liang) 種世界主義(yi) 理想的較量，直到冷戰結束才基本完結。而中國在這一世界曆史的狂飆突進中一直在進行各種自主性的戰略選擇，1949年倒向蘇聯，1978年倒向美國，這裏麵包含著豐(feng) 富的戰略智慧。當然，我們(men) 不應否認國民黨(dang) 對於(yu) 現代中國崛起的曆史貢獻，但1945年絕對不是現代中國的峰值，共產(chan) 黨(dang) 在國民黨(dang) 的曆史遺產(chan) 上推動中國進一步崛起。

毛澤東(dong) 時代關(guan) 於(yu) 中國崛起存在某種戰略規劃上的順序倒錯，但鄧小平時代及時進行了戰略性回調，如今躋身世界第二的中國重新麵對著世界曆史的“三個(ge) 時刻”問題：建構完備的現代民族國家；以新門羅主義(yi) 塑造世界曆史的東(dong) 亞(ya) 時刻；以新天下主義(yi) 塑造中國版的世界時刻。這分別是當代中國所麵臨(lin) 的憲政轉型、區域自治和世界大同的問題。如果我們(men) 缺乏一種損益相續的大曆史觀，我們(men) 就無法理性而深刻地評價(jia) 與(yu) 規劃完整意義(yi) 上的“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 

三、儒法一體(ti) 化：中國古典政治文明的本體(ti) 結構            

在儒家建構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敘事框架內(nei) ，法家的地位一直不高。不過，不僅(jin) 漢代的皇帝坦然承認“霸王道雜之”，古代學界亦有“漢承秦製”、“陽儒陰法”的定論，更有美籍日裔學者、“曆史終結論”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將秦製作為(wei) 人類史上現代國家三要素之“國家建設”要素的原型予以肯定。王焱教授講秦漢政製模式，這一點我非常同意，我不太同意姚中秋先生揚漢抑秦的立論。這裏要追究的本質性問題是：中國古典政治文明的本體(ti) 結構到底是什麽(me) ？我覺得是儒法一體(ti) 化，或者說是秦漢政製模式的高級合成版本，是“漢文秦製”式的儒法綜合體(ti) ，這才是秦漢政製模式的本質所在。

姚中秋先生講的文明秩序的概念過於(yu) 抽象，缺乏一個(ge) 實證的支撐。這種文明是純粹的文明，秩序實際上也是一種理想的秩序，甚至在古代社會(hui) 都不是現實化的主導型秩序。因為(wei) 我們(men) 知道關(guan) 於(yu) 主導型的古典秩序，自秦以後法家治理是有著非常強烈的製度影響及其具體(ti) 成就的，即使漢儒的政治努力也不可能在國家製度層麵體(ti) 係性地顛覆法家秦製的基本架構，而隻能在文明教化與(yu) 社會(hui) 自治層麵盡量伸展並與(yu) 法家的國家治理體(ti) 係形成一種“霸王道雜之”的共治格局。戰國是怎麽(me) 終結的？戰國是法家以法家的形式終結的，沒有戰國的終結就沒有中國古代國家的統一，也就沒有福山所謂的作為(wei) 現代國家第一要素的“國家建設”，其政治成就結晶於(yu) 秦。而後來的漢不過是彌補法家文化與(yu) 社會(hui) 建設層麵的弱點。在某種意義(yi) 上，我認為(wei) 法家的成就在國家，儒家的成就在社會(hui) ，過分張揚某一維度會(hui) 同時遮蔽曆史真實和思維理性。直到今天，我認為(wei) 儒家的主要價(jia) 值還是在於(yu) 倫(lun) 理教化與(yu) 社會(hui) 治理，如果貿然唐突地“覬覦”國家治理層麵，積極競爭(zheng) 憲政空間，可能會(hui) 因失卻分寸而再遭挫折。這個(ge) 時候你專(zhuan) 講儒家的話可能就是一種不完整的想象，想象的本邦，就會(hui) 造成這樣一個(ge) 狀態：沒辦法真正概括出來中國古代憲製結構的精神構成，因為(wei) 在我看來其實中國古代經過三代、春秋戰國到了秦的話是完成了一個(ge) 政治現代性的建構的，漢代補充了文教和文治，隻有秦漢並舉(ju) 、儒法互補才構成了後世我們(men) 所說的具有連續性的中國古典政治文明，如果尊儒貶法的話，我們(men) 將不能理解整個(ge) 的脈絡是怎麽(me) 生成的。因此，談中國古典政治文明的問題，不能抽象地談文明，談某一派的“光榮、偉(wei) 大、正確”，而需要回到完整的古典思想世界與(yu) 政治世界去客觀理性地表達真實的思想與(yu) 製度結構，喪(sang) 失這樣一種結構平衡感會(hui) 造成我們(men) “創造性轉化”中的諸多困境。

隻有這樣認定，才能防止儒家竄犯國家建構領域而造成諸多不是，阻斷儒家曆史上不斷要求“複封建”的曆史逆流，而使儒家回到真正的社會(hui) 領域建功立業(ye) 。另外，社會(hui) 領域絕對不是私人領域，而是公共領域：第一，它是個(ge) 人獲得政治組織化的首要空間；第二，它是國家政治行為(wei) 的基礎，如果沒有社會(hui) 公共領域的建構，現代憲政是無法展開結構性設計的，也難以獲得有效的社會(hui) 基礎。        

四、結語：關(guan) 於(yu) “中國時刻”的基本思想格局

“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是一個(ge) 偉(wei) 大、魅惑而嚴(yan) 肅的命題。對此命題的有效分解與(yu) 深化依然需要某種西方經驗，而經由“美國時刻”所展示出來的世界曆史的“三個(ge) 時刻”（民族國家/地區/世界）可能明顯優(you) 於(yu) “德國時刻”的孤獨經驗（民族國家範式/法律實證主義(yi) /嚴(yan) 格的文化保守主義(yi) ）。此外，這一命題之展開還取決(jue) 於(yu) 我們(men) 是否能夠發展出一種損益史觀下的大曆史意識，賦予“中國崛起”以真正的世界曆史意義(yi) 。最後要回到關(guan) 於(yu) “中國”的本體(ti) 性解釋層麵，這就需要我們(men) 正麵回答中國古典政治文明的本體(ti) 構成問題，在此儒家憲政主義(yi) 可能存在某種忽視國家理性的思想與(yu) 曆史盲點。      

概言之，我認為(wei) “美國時刻”所承載的“三個(ge) 時刻”觀、損益史觀下關(guan) 於(yu) 中國崛起的大曆史解釋以及“漢文秦製”式的儒法一體(ti) 化，是我們(men) 今天嚴(yan) 肅負責地談論“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時需要予以理性體(ti) 認與(yu) 守護的基本思想格局。這一思想格局尚未豐(feng) 滿，也未成為(wei) 共識，但卻是這一主題下深入研討所應伸展的基本方向。   

（原載《開放時代》2013年第2期，係作者在北航首屆知行思想年會(hui) 上的評議發言擴充版，作者係北航高研院講師，法學博士）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