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悖論：龐樸與(yu) 80年代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作者：王學典（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教授）

來源：原載於(yu)  《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甲午年七月十一

      西曆2014年8月6日

作為(wei) 一位卓有建樹的學者和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龐樸先生在文獻學、簡帛學、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儒學史乃至天文學史等領域均作出了傑出貢獻。對這些貢獻如何評估，我想，我們(men) 還是應該留給相關(guan) 領域裏的專(zhuan) 家去做，留給學術史家們(men) 去做。這裏，為(wei) 我們(men) 所關(guan) 心的，是這樣一個(ge) 問題：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迄今已走過了三十多年的行程，而20世紀80年代則是這一複興(xing) 曆程的起點。我們(men) 的問題是：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何能在以“反傳(chuan) 統”為(wei) 主流的20世紀80年代邁出複興(xing) 的關(guan) 鍵一步？而龐樸在這一步邁出的過程中起到了怎樣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這就把我們(men) 帶回了時間隧道之中，帶回了上個(ge) 世紀的80年代。

“80年代”在“反傳(chuan) 統”的路上走得比文革還遠

在這裏，首先要對“80年代”這個(ge) 概念作個(ge) 說明和解釋。80年代作為(wei) 一個(ge) 時間概念其實早已被符號化了，就像“五四”被符號化了一樣。換句話說，如同“五四”並不是1919年5月4日這一天的專(zhuan) 指一樣，“80年代”也不是1980年至1989年這十年的特指。被人們(men) 念念不忘的“80年代”實際上涵括“文革”結束至1989年這十多年的時間，指的是當代思想文化史上一個(ge) 非常特殊的時期。對這個(ge) 特殊時期，筆者認為(wei) 用“後文革時代”來概況可能更為(wei) 準確，更具有符號和思想史意義(yi) 。

眾(zhong) 所周知，貫穿“80年代”始終的主流思潮、主導觀念是“新啟蒙”或“反傳(chuan) 統”，而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何能與(yu) “反傳(chuan) 統”的“新啟蒙”同時出場？這一問題非常值得探究，因為(wei) 這一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釋，龐樸等人的貢獻就得不到透徹的說明。在回答這個(ge) 問題之前，我們(men) 得先解決(jue) 另一個(ge) 問題：在“後文革時代”，學界為(wei) 何能繼續延續“文革”的“反傳(chuan) 統”做法，甚至在“反傳(chuan) 統”的路上比“文革”走得還遠？

我們(men) 知道，“文革”是以激烈的“反傳(chuan) 統”開場的，這就是所謂的“破四舊立四新”，所謂的“與(yu) 傳(chuan) 統實行最徹底的決(jue) 裂”，“紅衛兵”甚至跑到曲阜砸了“三孔”，對孔子的仇恨於(yu) 此可見一斑。當年對文物、文化遺跡、古代典籍的破壞，不亞(ya) 於(yu) “焚書(shu) 坑儒”的秦始皇，一場實質是“政治大革命”的運動之所以被冠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稱，就在於(yu) 這場運動發端於(yu) “文化”領域的“反傳(chuan) 統”取向。而且這一“反傳(chuan) 統”取向貫徹“文革”之始終，如同大家都清楚的，這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最後又終結於(yu) 由“批林批孔”所引發的“評法批儒”事件中。以反孔始，以批儒終，“反傳(chuan) 統”就這樣伴隨著“文革”走過了十年的曆程。

按照“物極必反”、“寒來暑往”的邏輯，“反傳(chuan) 統”的“文革”在結束之後，迎來的應該是傳(chuan) 統的複興(xing) 。但事實是，“文革”結束之後，迎來的卻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反傳(chuan) 統”和“新啟蒙”風暴。這一現象是如何發生的呢？

現在看來，這一現象由以發生的思維機製在於(yu) ：“文革”在思想文化領域裏頑強“反傳(chuan) 統”的同時，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卻把自己完全“傳(chuan) 統化”了，完全“封建化”了，完全“宗教化”了。政治上，高度集權，不容拂逆，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因發出了一點不同聲音而得不到保護，毫無民主法治可言；經濟上，一切官營官辦，不僅(jin) “鹽鐵官營”，連針頭線腦也官營；文化上，“罷黜百家”，毫無言論自由可言；社會(hui) 生活上，全麵體(ti) 製化，“民間”已不複存在。這種種現象，使得“文革”結束之後，人們(men) 接受了一個(ge) 普遍結論：“文革”是一場“封建大複辟”，是一場“封建蒙昧主義(yi) 運動”。於(yu) 是，在“文革”結束之後，出於(yu) 對“文革”的痛恨和反省，人們(men) 毫不猶豫地舉(ju) 起了“反封建”的旗幟，展開了“清算封建主義(yi) ”的批判運動。在當時，“反封建”和“反文革”是一回事。如果事情僅(jin) 止於(yu) 此，也就和“傳(chuan) 統文化”沒有太大關(guan) 係了。可是兩(liang) 大因素把“反封建”導向了“反傳(chuan) 統”特別是“反傳(chuan) 統文化”。

一是上層出於(yu) 對言論的管擴（控），出於(yu) 對愈演愈烈的“反封建”思潮的擔憂，於(yu) 是阻止了人們(men) 從(cong) 批判封建主義(yi) 的角度來清算“文革”的做法。人們(men) 當時擔憂什麽(me) 呢？因為(wei) 當時理論界已經提出了“封建社會(hui) 主義(yi) ”的概念，主政者擔憂一部分人正在把“反封建主義(yi) ”引向“反社會(hui) 主義(yi) ”。“反自由化”的問題於(yu) 是被強調提出，“反封建”的主張遂被高層擱置。但是，在當時一浪高過一浪的思想解放大潮中，你可以不允許人們(men) “反封建”，但無法阻止人們(men) 反思“文革”的發生。你不準他談現實，他就談曆史；你不準他談政治，他就談文化，你不準談封建，他就談傳(chuan) 統。這樣，從(cong) 1984年起，人們(men) 不約而同地開始集中力量清算“傳(chuan) 統”和“傳(chuan) 統文化”，而在當時的語境中，“反傳(chuan) 統”實際就是“反封建”的別名。一場鋪天蓋地的“文化熱”於(yu) 是不期而至。人們(men) 這時認為(wei) ，“文革”就是“封建思想”亦即“傳(chuan) 統文化”的產(chan) 物，“文革”“是中國幾千年累積下來的封建文化觀念對現代化的拚死抗拒”，“今天人們(men) 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反思，將從(cong) 根本上鏟掉‘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文化基礎”，這場反思是“思想文化領域……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傳(chuan) 統”、“傳(chuan) 統文化”和儒家思想就這樣作為(wei) “封建”的替身和“文革”的影子被推向批判和否定的前台。

當然，我們(men) 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反傳(chuan) 統”完全是政治主導的結果，更不能因此說，“文革”和“傳(chuan) 統”沒有任何關(guan) 係。事實上，“文革”和“傳(chuan) 統”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從(cong) “反文革”走向“反傳(chuan) 統”，絕非偶然。如同前麵所說，“文革”的總體(ti) 傾(qing) 向是“反傳(chuan) 統”，但是，“文革”並非籠統地反一切“傳(chuan) 統”，為(wei) “文革”所反的“傳(chuan) 統”，僅(jin) 僅(jin) 是正統的“傳(chuan) 統”，主流的“傳(chuan) 統”。換言之，“文革”矛頭所向的“傳(chuan) 統”，主要是“儒學”、“儒家”和所謂的“孔孟之道”。法家的傳(chuan) 統、江湖民間的傳(chuan) 統，則為(wei) “文革”所欣賞、所繼承、所光大。“文革”後期的“評法批儒”是這一點的明證。在“評法批儒”時期，“四人幫”公開明確以“法家”和“法家”繼承人自居，說明“文革”並不籠統地“反傳(chuan) 統”！“文革”最響亮的口號是“造反有理”，而“造反有理”的另一麵是“替天行道”，是“殺去東(dong) 京，奪了鳥位”，而“造反有理”和“替天行道”，則是典型的陳勝吳廣、“綠林赤眉”的傳(chuan) 統，是江湖民間的邊緣傳(chuan) 統，是反秩序反權威乃至反社會(hui) 的傳(chuan) 統。而法家的傳(chuan) 統和民間的傳(chuan) 統有一個(ge) 共同點：都主張殺戮、暴力，反對“溫文爾雅”，反對“溫良恭謙讓”，都放棄了“仁愛”等儒家的基本價(jia) 值，都走向最極端的黑暗政治。所以，“文革”結束之後，當整個(ge) 社會(hui) 走向秩序重建，走向“人權”、“人道”之後，人們(men) 當然也會(hui) 從(cong) “文革”與(yu) “法家學說”的聯係、與(yu) 民間傳(chuan) 統特別是農(nong) 民起義(yi) 的傳(chuan) 統的聯係來反思“文革”；從(cong) “反文革”走向“反傳(chuan) 統”，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總之，“傳(chuan) 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儒家學說”，在受到“文革”的瘋狂打壓之後，又在“文革”之後的十幾年間，繼續承受“反傳(chuan) 統”思潮、“全盤西化”思潮的擠壓和衝(chong) 擊。在此期間，“狂人”的崛起，《河殤》的熱播，“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的流行，“新啟蒙”叢(cong) 書(shu) 的暢銷，共同把“反傳(chuan) 統”思潮推向頂點。而就是在這一背景下，以龐樸、李澤厚和湯一介先生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的“弘揚派”隆重登場，並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反傳(chuan) 統”的80年代贏得了一席之地，從(cong) 而為(wei) 後二十年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奠定了最初的起點，更為(wei) 今天國學複興(xing) 大潮和儒學的重新正統化與(yu) 主流化，立下了汗馬之功。

這就給我們(men) 提出了一個(ge) 問題：“傳(chuan) 統文化”的“弘揚派”為(wei) 什麽(me) 能與(yu) “反傳(chuan) 統”的“新啟蒙”派在“文革”之後的“80年代”同時出場？這也是本次演講的題目“啟蒙的悖論”所指涉的問題。

傳(chuan) 統的弘揚派與(yu) 新啟蒙派同時出場

要回答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還必須回到“文革”結束之初的特定情境之中。這個(ge) 特定情境就是當時整個(ge) 社會(hui) 和上上下下對“文革”的反思和批判。當時人們(men) 反思和批判“文革”是從(cong) 三個(ge) 不同的思想路向上同時進行的，這就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yi) 者的反思、自由主義(yi) 者的反思和文化保守主義(yi) 者的反思。

所謂原教旨馬克思主義(yi) 者的反思，主要是指以政治思想觀念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反思，所謂“思想解放”主要指此。這一反思的指向，是對幾十年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一係列基本理論觀點和基本理論是非的“撥亂(luan) 反正”與(yu) “正本清源”，而“反思”賴以進行的基本依據是馬克思恩格斯相關(guan) 論述的原意。把“文革”期間顛倒了的理論是非再顛倒過來，在一係列重大理論問題如“階級鬥爭(zheng) ”、“人道主義(yi) ”和“異化”等問題上，“告別毛澤東(dong) ，回到馬克思去”，是這一時期周揚、王若水、黎澍、於(yu) 光遠、吳江、李洪林等一批原教旨馬克思主義(yi) 者的主要目的。主要在這一思想流派的努力下，“文革”理論與(yu) 馬克思主義(yi) 之間的關(guan) 係被解構掉了，從(cong) 而在意識形態上宣布了“文革”的非法性。

如果說原教旨馬克思主義(yi) 者從(cong) 政治觀念上解構了“文革”，自由主義(yi) 者們(men) 則試圖從(cong) 製度設計上分析“文革”賴以發生的原因，他們(men) 的方案是“走向西方去”。當年的年輕人，主要是在讀的和剛出校門的大學生、研究生們(men) ，幾乎都是用“自由主義(yi) ”和“現代化”的理論資源來“反文革”和“反傳(chuan) 統”，他們(men) 由此走向了“全盤西化”。而“全盤西化”，在當時看來就是全盤現代化，因為(wei) 當時的人們(men) 認為(wei) ，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全盤西化”是“80年代”一代青年的主流取向。龐樸先生早在1984年就指出：“在那些喜歡考慮問題的青年人中間，許多都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二十多年後，李澤厚多次回憶說：“八十年代”幾乎是“眾(zhong) 口一詞”地“反傳(chuan) 統”和“全盤西化”。“80年代”有四大叢(cong) 書(shu) 編委會(hui) ，其中有兩(liang) 大編委會(hui) 都是主張“全盤西化”的，那就是最有影響的“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和“文化：中國與(yu) 世界”叢(cong) 書(shu) ，而“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的主編金觀濤，則被尊為(wei) “四大青年導師”之一，影響力極一時之盛。在激進“反傳(chuan) 統”和“全盤西化”方麵，當時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稱為(wei) “狂人”的劉曉波及《河殤》編創人員，他們(men) 在否定和批判“傳(chuan) 統文化”上走得最遠。劉曉波當時宣布，“必須徹底埋葬孔孟之道”，隻有“在孔孟之道的廢墟上”才能“建立現代中國文化”，而“傳(chuan) 統文化給予我的隻有絕望和幻滅”，“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早應該成為(wei) “絕戶頭”。《河殤》編創人員也呼應劉曉波說：“傳(chuan) 統文化已經終結。”

由上可知，原教旨馬克思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分別從(cong) 現實和曆史兩(liang) 個(ge) 維度、上層和民間兩(liang) 個(ge) 方向解構了“文革”，並把矛頭指向了“傳(chuan) 統”和“傳(chuan) 統文化”。龐樸等人所進行的“複興(xing) 傳(chuan) 統文化”的努力一開始也同樣納入了“反文革”的統一戰線之中。換句話說，“反傳(chuan) 統”派與(yu) “複興(xing) 傳(chuan) 統”派起初並不是對立的。不僅(jin) 不是對立的，“複興(xing) 傳(chuan) 統”派甚至也是以“新啟蒙”的麵目和身份出現的。這就進入了我們(men) 今天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之中。

“守護傳(chuan) 統”為(wei) 何也能以“反傳(chuan) 統”的“新啟蒙”麵目出現？或者說，“守護傳(chuan) 統”為(wei) 何也能被視為(wei) “啟蒙”？要回答這個(ge) 問題，看來同樣必須首先回到“文革”結束之初的特定情境之中去。

這個(ge) 所謂的特定情境就是“撥亂(luan) 反正”和“思想解放”，而這個(ge) “撥亂(luan) 反正”的對象，對思想史而言，就是“文革”結束前夕的“評法批儒”，就是對所謂“孔孟之道”或“孔孟學說”的完全否定。因此，從(cong) 表層來看，打破禁錮，突破禁區，消解教條，質疑迷信，就是“啟蒙”，因為(wei) 它們(men) 都屬於(yu) “思想解放”的範疇。而弘揚傳(chuan) 統文化，重新評價(jia) 孔子的思想，之所以在當時也部分地具有“新啟蒙”的性質，根據就在於(yu) 他們(men) 的矛頭也指向了“個(ge) 人迷信”。“文革”的總體(ti) 傾(qing) 向既然是“反傳(chuan) 統”，因此，實事求是地分析乃至部分地肯定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在當時也就進入了“反文革”的統一戰線之中，從(cong) 而也就部分地具有了“新啟蒙”的性質。龐樸先生1978年就在《曆史研究》雜誌上發表了重新認識“傳(chuan) 統”和“孔子”的《孔子思想再評價(jia) 》一文，這篇文章在聲討“四人幫”的旗幟下，對孔子思想首次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肯定。這是近三十年來中國大陸正麵評價(jia) 和肯定孔子價(jia) 值的第一聲。台灣官方《陸情月報》以《中共對孔子思想的重新評價(jia) 》為(wei) 題對此文做了摘要，認為(wei) 該文是“當前華派重新評價(jia) 孔子的代表作”。此後不久，龐樸又在新創刊的《中國社會(hui) 科學》上推出《中庸平議》一文，對在“評法批儒”期間備受責難的“中庸之道”，給予全麵的“平反昭雪”，很少保留。而高度肯定“中庸之道”，實際上就是拋棄所謂的“一分為(wei) 二”、拋棄“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拋棄所謂的“鬥爭(zheng) 哲學”，高度肯定儒家和儒家學說。這是一次對“評法批儒”的最大顛倒，這是對“儒學”態度上的最大一次思想解放，同時這也是對“文革”的最深刻的批判。

龐樸與(yu) “新啟蒙派”的分道揚鑣

從(cong) 表層上看，龐樸在“文革”結束之初，似乎也置身於(yu) “新啟蒙”的陣營之中，但從(cong) 實質上看，龐樸其實早已和“反傳(chuan) 統”的“新啟蒙”分道揚鑣了。為(wei) 了透徹回答這個(ge) 問題，讓我們(men) 再一次回到“文革”期間的“反傳(chuan) 統”傾(qing) 向上來。

在對待傳(chuan) 統文化的立場和態度上，如同上文所說，“新啟蒙”好像是“文革”的繼續，而“文革”則被認為(wei) 是“五四”的繼續。實際上，同為(wei) “反傳(chuan) 統”，但“文革”與(yu) “新啟蒙”的“80年代”以及“舊啟蒙”的“五四”完全不同。“五四”和“80年代”實際上是用“現代化”和“自由主義(yi) ”來“反傳(chuan) 統”，所以，這兩(liang) 者的最終指向都是“全盤西化”。而“文革”用以“反傳(chuan) 統”的資源和工具則是“異端文化”。

長期以來，我們(men) 事實上一直生活在兩(liang) 種傳(chuan) 統之中，即正統的主流的傳(chuan) 統和異端的邊緣的傳(chuan) 統。“文革”與(yu) “五四”和“80年代”一樣，都反對主流的傳(chuan) 統，即儒家學說，但“文革”又與(yu) “五四”和“80年代”根本不同，“文革”是用“造反有理主義(yi) ”來“反傳(chuan) 統”，鼓勵、縱容和推崇的是“異端”的“傳(chuan) 統”，並力圖把“異端”正統化和主流化，在一段時間之內(nei) ，“異端”也確實被正統化和主流化了。陳勝吳廣以來造反的農(nong) 民起義(yi) 領袖和打家劫舍的綠林好漢，長期以來被置放在中國曆史的先賢祠中，實在不是偶然的。

龐樸與(yu) “新啟蒙”派在“反文革”的同時，之所以又分道揚鑣，原因就在於(yu) ，“新啟蒙”派是用“自由主義(yi) ”和“現代化理論”來反“文革”，而龐樸等人則是用中國的“正統文化”、“主流文化”來反“文革”，所以他們(men) 走向了“文化保守主義(yi) ”。更進一步地說，龐樸等人所力圖複興(xing) 的“傳(chuan) 統文化”，不是通常意義(yi) 上的、泛泛而論意義(yi) 上的“傳(chuan) 統文化”，而是主流意義(yi) 上的、正統意義(yi) 上的“傳(chuan) 統文化”即“原始儒學”，亦即使中華文化成其為(wei) 中華文化的那個(ge) 特殊的、獨一無二的“內(nei) 核”。這個(ge) “內(nei) 核”，龐樸把它稱作“文化的民族性”。

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如何評估龐先生的貢獻值得探討，但我個(ge) 人認為(wei) ，在龐先生所作的眾(zhong) 多貢獻中，有一點似將具有長久的思想史意義(yi) ，特別值得予以強調，這就是，他對“文化”空間屬性的發現和闡釋。如果說五四時期對中國思想史的貢獻是對“文化”時間屬性的發現的話，整個(ge) “80年代”對中國思想史的貢獻則集中表現在對“文化”空間屬性的發現上。由於(yu) 五四時期的人們(men) 發現和強調了“文化”的時代性，於(yu) 是他們(men) 得出了一係列結論：西方文化是先進的，中國文化是落後的；西方文化是現代的，中國文化是中世紀的；西方文化或西學是新文化或新學，中國文化或中學是舊文化或舊學；西方文化是資本主義(yi) 文化，中國文化是封建文化；西方文化屬於(yu) 工業(ye) 文明，中國文化屬於(yu) 農(nong) 耕文明；如此等等。那麽(me) ，最後的結論隻能是：中國文化已成為(wei) 中國現代化的絆腳石，因此，必須打倒中國文化，打倒孔子孟子，全盤引進西方文化，並用西方文化來全麵置換中國文化。這樣，由於(yu) 發現了“文化”的“時代性”，五四時期的人們(men) 就把東(dong) 西問題歸結為(wei) 古今問題，也就是把文化上的東(dong) 西方之別歸結為(wei) 文化上的古今之異，而古代已經過去，今天正在展開，所以，中國文化隻能走向滅亡。在這一點上，“80年代”主張全盤西化的一代青年與(yu) 五四時期的“新青年”一模一樣。

而文化“空間”屬性的發現，“民族”屬性的發現，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上述觀念。這一重大發現，應主要歸功於(yu) 龐先生。龐樸先生當時大聲疾呼，“文化”不但有“時代屬性”，更有“民族屬性”；“民族屬性”意味著，“文化”絕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超時間、超空間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文化”不是隻有一種“模式”，而是有許許多多的“模式”，而且，每一種“模式”都有自己獨特的價(jia) 值；每一種“文化”都首先是某一地域的“文化”，因此，“文化”的首要屬性是“民族性”，其次才是時代性；中國的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也絕不能西方化。“文化”的“民族屬性”的發現，就這樣為(wei) “傳(chuan) 統”和“傳(chuan) 統文化”的存在與(yu) 持續開辟了最廣闊的前景，提供了根本上的合法性。“五四”發現了“時間”，把東(dong) 西之別判定為(wei) 古今之異，現在，龐樸又發現了“空間”，把古今之異又還原為(wei) 東(dong) 西之別。這是“五四”之後，中國學者對中國思想文化史所作出的最卓越、最傑出的貢獻。這一貢獻直接關(guan) 乎今天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的提出和實現。

正是鑒於(yu) 這一點，筆者始終認為(wei) ，龐樸是“80年代”文化熱的靈魂人物。但與(yu) 此同時，筆者也必須指出，正是因為(wei) 如此，龐樸在“80年代”事實上也頗遭冷落。如果與(yu) 李澤厚作個(ge) 比較的話，此點可能看得更清楚。龐和李都是“80年代”學界家喻戶曉的風雲(yun) 人物，但龐始終絕沒達到李澤厚那種如日中天的程度，他的影響力事實上一直處在李澤厚之下，不僅(jin) 處在李澤厚之下，他也處在嚴(yan) 家其、金觀濤和包遵信之下，因為(wei) 這三個(ge) 人與(yu) 李澤厚一起被時人尊為(wei) “四大青年導師”。其故安在？原因就在於(yu) ：與(yu) 上述四人不同，龐樸對“全盤西化”思潮始終持一種保留態度、乃至批評態度。如同上文所說，“80年代”壓倒一切的社會(hui) 思潮是“全盤西化”，這時誰力主“全盤西化”和“全盤反傳(chuan) 統”，誰就更能贏得追捧、喝彩和歡呼。李澤厚當時雖然並不是一個(ge) 激烈“反傳(chuan) 統”派和“全盤西化”派，但細細分析，他與(yu) 龐樸的差異還是比較明顯的：在對待“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和立場上，李僅(jin) 僅(jin) 存有“溫情”和“敬意”，而龐則基本上是認同和讚賞；對“全盤西化”思潮，龐保持了相當距離，李則委婉地通過主張“西體(ti) 中用”表達了對這一思潮的欣賞和親(qin) 近；在對“文革”與(yu) “封建複辟”的關(guan) 係的判斷上，李是完全接受，並從(cong) 而高高舉(ju) 起“反封建”的旗幟，龐則明確表示不讚成這一判斷，尤其反對把“反文革”引向“反傳(chuan) 統”；等等。所以，李受到青年學生的歡迎，龐則相對地被冷落，絕非偶然。這是文化保守主義(yi) 在“80年代”不可抗拒的命運！

經過30年的風雲(yun) 激蕩，時至今日，在“80年代”的諸多主義(yi) 之中，隻有龐樸扛大旗的文化保守主義(yi) 得以在今天發揚壯大，乃至成為(wei) 國家的戰略選擇，從(cong) 而為(wei) 民族的複興(xing) 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精神支柱，這足以說明龐樸先生的英明和遠見卓識。以龐樸為(wei) 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yi) ”，在“80年代”的努力，事實上構成了中國正統文化亦即儒學複興(xing) 的一個(ge) 環節，一個(ge) 不可或缺的環節。他們(men) 是中國正統文化延續的功臣，他們(men) 的貢獻可能無法與(yu) 韓愈、朱熹等儒學中興(xing) 巨子相提並論，但他們(men) 可以當之無愧地置身於(yu) 20世紀新儒家的行列之中。

重回聖殿：儒學的未來與(yu) 國家的複興(xing)

最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80年代”結束之後，“文化保守主義(yi) ”並未立即進入通行無阻的康莊大道。“文化激進主義(yi) ”和“全盤西化”思潮，在“八九”年被強力終止，這雖然有利於(yu) “文化保守主義(yi) ”，於(yu) 是有日漸強勁的“國學”複興(xing) 的呼聲，但這實際上仍限於(yu) 民間，上層雖然不再擔心“全盤西化”了，卻仍在擔心日漸興(xing) 起的儒學熱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爭(zheng) 奪話語權，所以，儒學的複興(xing) 仍步履維艱。儒學複興(xing) 全新局麵的到來，源於(yu) 習(xi) 近平主政之後的一係列關(guan) 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講話。這一係列講話表明，習(xi) 實際上是以中國正統文化的傳(chuan) 承者自居，或者說，他已把自己置身於(yu) 正統文化傳(chuan) 承序列之中。特別是習(xi) 2013年11月26日在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講話，更是意義(yi) 非凡。如果說鄧小平的南巡解決(jue) 了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對立問題，那麽(me) ，習(xi) 近平的曲阜之行則解決(jue) 了意識形態領域內(nei) 姓馬與(yu) 姓孔的對立問題。在習(xi) 近平這裏，二者實際上並不對立並不矛盾，可以並行不悖，分途發展。習(xi) 近平的講話更重要的是意味著，在主流意識形態的聖殿上，儒學重又找到了失去了近一個(ge) 世紀的位置。這樣，儒學大繁榮、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最大障礙也就被排除了。“文化保守主義(yi) ”者的春天終於(yu) 到來了！

我想，這大概是龐樸先生一生最希望看到的局麵了！這也是海內(nei) 外絕大多數華人最希望看到的局麵！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