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孔子直通古今是不現實的

——從(cong) 中國政治思想史視野看“儒家憲政”論思潮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第662期  

時間：甲午年閏九月初六

      西曆2014年10月29日

10月13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ti) 學習(xi) 時強調，“我們(men) 要對傳(chuan) 統文化進行科學分析，對有益的東(dong) 西、好的東(dong) 西予以繼承和發揚，對負麵的、不好的東(dong) 西加以抵禦和克服，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盤接受或者全盤拋棄的絕對主義(yi) 態度。”本期“學海觀潮”刊發南開大學教授劉澤華與(yu) 其他幾位學者的對談，就儒家的政治思想與(yu) “儒家憲政”問題發表見解。

對話人：

劉澤華 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張分田 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李憲堂 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林存光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yu) 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劉澤華：十多年來，大陸新儒家異常活躍，而且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值得我們(men) 給予關(guan) 注和重視。他們(men) 在政治上的一個(ge) 根本主張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儒教國家”，實行“儒家憲政”或“儒教憲政”。那麽(me) ，如何看待和評價(jia) 這股思潮？從(cong) 學理和曆史事實的角度來看，儒家政治思想的實質，到底是王權主義(yi) 的還是憲政主義(yi) 的？兩(liang) 者的根本區別在哪裏？大陸新儒家大力鼓吹的“儒家憲政”，蔣慶所宣揚的“為(wei) 民而王”的王道政治，康曉光所宣揚的政治精英壟斷政治權力的“儒士共同體(ti) 專(zhuan) 政”，秋風所宣揚的曆史上的“儒家憲政主義(yi) 傳(chuan) 統”，究竟意味著什麽(me) ？他們(men) 所謂的“儒家憲政”究竟是“儒家憲政”還是“儒家專(zhuan) 政”？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從(cong) 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做一些反省、分析和討論。

儒家政治思想的曆史實質

劉澤華：我先談談儒家政治思想的曆史實質問題。對曆史上儒家政治思想的分析和評價(jia) ，應該堅持一分為(wei) 二的原則，堅持客觀中肯和實事求是的曆史的科學態度與(yu) 立場。我認為(wei) ，在政治上儒家的主流是維護君主專(zhuan) 製體(ti) 製的，但我從(cong) 未全盤否定儒家思想的價(jia) 值。

在曆史上，儒家對“道”的強調，對現實君主的批判，是否會(hui) 導致對君主製度的否定呢？我認為(wei) ，不會(hui) 。從(cong) 思維邏輯上看，這種批判是以一種理想化的君主政治為(wei) 基本前提和尺度的，對君主的品分不是對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的否定，而是從(cong) 更高角度對君主專(zhuan) 製製度進行肯定和論證；無論其批判火力如何之猛，甚至達到否定個(ge) 別君主的地步，但決(jue) 不會(hui) 把人們(men) 引向君主製度的對立麵。

進一步說，儒家政治思維有一個(ge) 根本特點，即它具有一種“陰陽組合結構”的性質。也就是說，儒家一般是在一種“陰陽組合結構”中進行政治思維並闡明其政治理念的。我們(men) 大體(ti) 可以從(cong) 各種錯綜複雜的政治思想觀念的關(guan) 係線索和脈絡中歸納概括出一些結構性的陰陽組合觀念或命題，諸如：天人合一與(yu) 天王合一，聖人與(yu) 聖王，道高於(yu) 君與(yu) 君道同體(ti) ，天下為(wei) 公與(yu) 王有天下，尊君與(yu) 罪君，正統與(yu) 革命，民本與(yu) 君本，人為(wei) 貴與(yu) 貴賤有序，等級與(yu) 均平，納諫與(yu) 獨斷，等等。這些組合性的觀念並不是一種等同的或對稱性的觀念，而是有主有輔，有陰有陽，主輔兩(liang) 方雖然互為(wei) 條件、互相依存、互相滲透，是一種有機的組合關(guan) 係，但主與(yu) 輔兩(liang) 方也是不能轉化、顛倒和錯位的。譬如，君本—民本的組合關(guan) 係，君本以民本為(wei) 基礎，民本以君本為(wei) 歸宿，兩(liang) 者互相依存，膠結在一起，形成一種組合關(guan) 係，但是，君本的主體(ti) 位置是不能變動的。因此，從(cong) “陰陽組合結構”的政治思維特點的角度，我們(men) 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理念的曆史實質，而不至於(yu) 被某些單一觀念或命題的表麵意義(yi) 所迷惑，從(cong) 而失去對其政治思想本質的曆史洞察與(yu) 全麵理解。因此，就其曆史實質來講，我認為(wei) ，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旨是王權主義(yi) ，與(yu) 近代以來旨在限製君主權力的憲政主義(yi) 毫不相幹。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全盤否定儒家思想的價(jia) 值。

重建“儒教政治”沒有可能

劉澤華：這些年有關(guan) 國學、儒學複興(xing) 的討論中，古今直接貫通、甚至古今一體(ti) 論甚為(wei) 時興(xing) 。譬如有人主張建立“儒教”，實行“儒教政治”，這些都是直接打通古今，把古代的思想浩浩蕩蕩一路引向現代社會(hui) 。這些說法涉及學術的公共性問題，不可不辨。

談論一種意識形態首先要關(guan) 注其曆史定位問題。曆史進程中有否階段或形態上的區分，這是個(ge) 大前提。我認為(wei) ，曆史進程中有階段或形態上的區分，至於(yu) 如何區分則是一個(ge) 需另行討論的問題。不管如何，古典儒學（近代以前的儒學）是前現代社會(hui) 中的一種意識形態。具體(ti) 來說，古典儒學具有如下三個(ge) 基本特點：第一，等級人學。很多學人說儒學是“人學”或“成人之學”，我認為(wei) 這種概括不確切，準確地說，應該是“等級人學”。第二，由此引出古典儒學的主旨是君尊臣卑，相應的是倡導“天王聖明”與(yu) 臣民文化。第三，基於(yu) 上述兩(liang) 點，古典儒學的主要功用是帝王之具。因此從(cong) 學理上說，我認為(wei) 不能把古典儒學體(ti) 係全盤移植到現代社會(hui) 。道理很簡單，作為(wei) 一種意識形態的儒學是前現代社會(hui) 的，把它整體(ti) 移過來是反曆史的。

在我看來，前現代的種種思想隻能作為(wei) 一種資源，而不可能成為(wei) 現代社會(hui) 的“根”、“主體(ti) ”、“紐帶”。當然，現在新儒家有諸多“返本開新”、“創造性轉化”等提法，對這些提法我大體(ti) 上讚同，因為(wei) 他們(men) 轉化出來的“新”，多半是現代價(jia) 值，是他們(men) 的“創造”和“開新”的成果。有些人把自己開創的“新”成果說成是古典儒家固有的，這不符合曆史事實。另外，在他們(men) 所說的“新”成果中，一些人把社會(hui) 主義(yi) 排斥在外，這點我也不讚成，因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中有相當豐(feng) 富的現代價(jia) 值。總之，我們(men) 不可低估一些思想家有超越現實的超前性，但思想主體(ti) 不會(hui) 超越他那個(ge) 時代。

現在，有些學人常常把“中華複興(xing) ”、“中華文化複興(xing) ”、“傳(chuan) 統文化”、“儒學複興(xing) ”等概念攪和在一起，互相推導、互相包含、互相置換，尤其是把古典儒學抬到嚇人的高度，這很不適宜，也不符合邏輯。試想，中華文化複興(xing) 怎麽(me) 能與(yu) 儒學複興(xing) 互相置換呢？古典儒學已經成為(wei) 曆史的陳跡，是不可能被全盤“複興(xing) ”的，道理很簡單，因為(wei) 社會(hui) 形態已發生大變化，而我們(men) 是現代環境中的人！即使回到孔子的時代，儒家也在程度不同地發生變形，孔子死，儒分為(wei) 八。其實稍加留意，孔子在世時，其忠貞的弟子就已經分化了！由此也證明，讓孔子直通古今是不現實的，那種意圖在當下全麵“複興(xing) 儒學”、“重建儒教”、實行儒教政治的觀點和主張不僅(jin) 不可能，而且是有害而無益的。

披著新外衣的“偽(wei) 裝”　　

張分田：我認為(wei) ，就本質特征而言，大陸新儒學思潮以“儒家”為(wei) 旗幟，以“儒學”為(wei) 門麵，的確是一種力圖建立“儒教國家”的思潮。從(cong) 其思想特征及學術手法來講，其實我們(men) 可以將其判定為(wei) 是一種當代形式的“偽(wei) 儒學”。

“儒家憲政”論是“儒家民主”論的一種表述方式，而“儒家民主”論是一些現代學者杜撰的一種前無古人的說法。古代崇儒者力證“儒家尊君”，而現代崇儒者力證“儒家民主”。前者的政論講究“親(qin) 親(qin) 尊尊”、“為(wei) 國以禮”、“複禮歸仁”，旨在維護君主製度、宗法製度、等級製度，因而無論“新”到何種程度，依然不失儒家本色；後者的政論為(wei) “儒學”添加了舶來的“民主”、“憲政”等新外衣，“新”則新矣，卻盡失儒家本色，隻能歸入“偽(wei) 儒學”一類。

大陸新儒學思潮也有一些更為(wei) 貼近儒家本色的政治構想。典型例證莫過於(yu) 蔣慶設計“‘為(wei) 民而王’的政治”，並明確宣稱“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為(wei) 本”；康曉光“反對‘主權在民’原則”，並主張實行“儒士共同體(ti) 專(zhuan) 政”。“專(zhuan) 政”及“不是由民作主”確實是儒家的主張。梁啟超、蕭公權等著名學者很早便提出：儒家政論的最大弊端是沒有“政由民出”的民治、民權理念。在儒家看來，唯有君主有資格名正言順地“專(zhuan) 政”，故“人臣無專(zhuan) 製之義(yi) ”。“君主專(zhuan) 製”，亦即“君為(wei) 政本”及“政由君出”，實乃儒家的核心政治價(jia) 值。隻要認真翻檢一下《十三經注疏》，就會(hui) 發現儒學體(ti) 係壓根便沒有“憲政”的容身之地，《論語》、《孟子》極力維護的權力結構符合現代政治學的“君主專(zhuan) 製”定義(yi) ，就連“天人合一”、“陰陽和合”也旨在論證君主製度、宗法製度、等級製度及與(yu) 之相匹配的“君臣之義(yi) ”出自“自然之理”，乃是“天經地義(yi) ”。但這些與(yu) 大陸新儒家所添加的“民主”、“憲政”又是扞格的，由此可見他們(men) 的進退失據之態。

概言之，如果不能為(wei) 帝製提供全麵係統的理論支撐，儒家經典怎麽(me) 可能被奉為(wei) “帝典”？如果“民貴君輕”不是帝製的統治思想，《孟子》怎麽(me) 可能受到宋、元、明、清皇帝的熱捧，乃至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命題及試卷評判的主要依據？儒學占據官方學說地位長達兩(liang) 千多年，並沒有導出“虛君共和”。顯而易見，“儒家憲政”乃無根之談。

時空錯位的製度構想　

李憲堂：我的基本看法是，儒學與(yu) “憲政”是不可兼容的，因為(wei) 它們(men) 是兩(liang) 套核心價(jia) 值完全不同的製度安排和規則體(ti) 係。

儒學號稱“內(nei) 聖外王之學”，所謂“內(nei) 聖”，實質是先預設了天道秩序的絕對性，然後通過對本性的裁製使人調適、投誠於(yu) 這先在的律令和法則；“外王”不是政治和軍(jun) 事上的征服，而是用“道德”這裝飾性塗料把人間的坎坷與(yu) 縫隙抹平。至於(yu) 儒家禮樂(le) 相成、德刑互補的社會(hui) 治理思想，不過是以類處理為(wei) 前提的“同質化”操作技術。在儒家的政治思想理念中，“道”、“王”、“聖”三位一體(ti) ，成為(wei) 世界一切秩序和意義(yi) 的根源，王權籠罩一切，“憲政”從(cong) 何而求？

也許大陸新儒家會(hui) 爭(zheng) 辯：我們(men) 主張的是中國特色“儒家憲政”，與(yu) 西方的“憲政”不兼容又有什麽(me) 關(guan) 係？對此，我的回答是：作為(wei) 一種製度創新，“儒家憲政”完全有權利自成一體(ti) ，拒絕接受“西方憲政”的價(jia) 值尺度的評判。但遺憾的是，翻遍大陸新儒家的論著，也沒能發現對“儒家憲政”學說的係統性闡釋，更談不上有一個(ge) 完整的“憲政”實施方案，有的隻是根據西方“憲政”的某些要素和名目所做的發揮和想象。

譬如蔣慶所構建的一套具有三重合法性基礎並內(nei) 涵著分權製衡意味的中國式三院製的“儒教憲政製度”，幾乎獲得了大陸新儒家的集體(ti) 認同，可以看作“儒教憲製”的立國綱領。但蔣慶的這套具有濃厚“公羊學”色彩的有關(guan) “儒教憲政”的宏大敘事，究其實卻是對經典儒學的肆意篡改。在儒家傳(chuan) 統裏，權力合法性隻有一個(ge) ，那就是“天”或“天道”。“傳(chuan) 統”所以有意義(yi) 是因為(wei) 它是由最先領悟了天道的聖王開創的，“民心”所以成為(wei) 政治的依據是因為(wei) 它是天意的指示器。儒家由文教載天道，由民心見天意，在邏輯上是圓通的，在操作上是可行的，把“天道”和“地道”與(yu) “人道”分離開來，便割裂了它們(men) 與(yu) 生活現實的筋脈聯係，不可能落實到政治操作層麵發揮作用。

更能體(ti) 現“儒家憲政”論者政治麵目的是他們(men) 始終堅持儒士擁有對人民大眾(zhong) 進行教化的絕對權力，而且，他們(men) 要求的不僅(jin) 是教化權，還有統治權。蔣慶鼓吹“聖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權利，曰‘天賦聖權’，而凡人隻有生來接受聖人教化的義(yi) 務”；康曉光蔑棄“主權在民”這一憲政首要原則，要求“政治精英壟斷政治權力”，建立“儒士共同體(ti) ”的“專(zhuan) 政”。從(cong) 中可以看出他們(men) 政治上那種盛氣淩人的傲慢、狹隘與(yu) 偏執，由此而構建的所謂儒家或儒教“憲政”無疑是對弱勢大眾(zhong) 的暴政。

目的是確立“儒士共同體(ti) 專(zhuan) 政”

林存光：接著憲堂對“儒家憲政”論理論謬誤的批評分析，我再補充一些自己的粗淺看法。我認為(wei) ，在“儒家憲政”論者的諸多宏大曆史敘事和政治宏論中，常常自覺不自覺地犯有一些低級的常識性謬誤，不可不辨。所以我更願意從(cong) 常識的角度來審視“儒家憲政”論思潮的問題所在。

所謂的憲政不過就是對政府權力的限製，目的在保障人民所擁有的正當權利。然而，限製不是指一般意義(yi) 上的限製，而是指客觀製度上的根本限製，而根本的製度便是法律。然而，“儒家憲政”論者首先關(guan) 切的不是限製政府或君主權力和保障人民的權利，而是將儒家道統確立為(wei) 憲法這一國家根本大法的根本原則。這一將儒家道統置於(yu) 絕對優(you) 先地位的政治訴求，與(yu) 其說是為(wei) 了保障儒家道統“擁有屬於(yu) 先人的那份主權”，毋寧說是為(wei) 了賦予作為(wei) 儒家道統之當代代表的儒士以絕對的統治權。

在康曉光的“儒家憲政”構想中，也有所謂“權利法案”，似乎也要順應時代的發展潮流而賦予公民一定的政治權利。然而，事實上，他更關(guan) 心的卻是如何確保儒家道統通過由儒家來掌握文化領導權而“有效地控製現實政治過程”，不是由儒家政黨(dang) “作為(wei) 唯一的政黨(dang) 壟斷政府”實行“儒家政黨(dang) 專(zhuan) 政”，就是在儒家政黨(dang) “作為(wei) 競爭(zheng) 性政黨(dang) 通過競選角逐政府控製權”而遭遇失敗的情況下，仍然通過違憲審查的方式來確保“儒家道統的主導地位”。

如果說在康曉光的“儒家憲政”構想中，一會(hui) 兒(er) “不承認人民主權論”，一會(hui) 兒(er) 又“承認民主的價(jia) 值”，雖然自相矛盾，但它主要還是試圖“直接訴諸民意正當性和文化正當性”，建構帶有所謂“理性”色彩的“現代政體(ti) ”，那麽(me) ，蔣慶則試圖建構一種更富有神聖化的非理性色彩的“儒教憲政製度”。在蔣慶的“儒教憲政製度”構想中，需要建立一種中國式的具有現代憲政功能的“議會(hui) 三院製”，它由“庶民院”、“通儒院”和“國體(ti) 院”組成，分別代表著民意、超越（天道）和曆史文化三重合法性。這套構想看上去很完美，具有完備的合法性與(yu) 代表性，但其實，這套製度構想的主要目的是為(wei) 了“複古更化”，就是重新確立儒教獨一至尊的意識形態霸權地位，重新恢複曆史上儒士階級的特權統治地位。表麵上看，三院之間是相互分立而彼此製衡的關(guan) 係，但事實上這套製度構想的根本用意是要以代表超越性的天道聖法的儒士階級和代表曆史文化之國體(ti) 的身份貴族的統治權，來限製代表世俗民意的人民代表的政治權力。由於(yu) 蔣慶所抱持的隻是一種“為(wei) 民而王”的政治理念，既“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為(wei) 本”，因此，在蔣慶的上述製度構想中，隻會(hui) 將庶民院置於(yu) 權力的從(cong) 屬地位，真正處於(yu) 領導地位而掌握國家統治權的必然是通儒院的大佬們(men) ，這與(yu) 康曉光的“儒家憲政”構想旨在確立“儒士共同體(ti) 專(zhuan) 政”並無本質的區別。在他們(men) 的“儒家憲政”或“儒教憲政”構想中，儒家道統為(wei) 最高之原則或依據，所謂的“民意合法性”或“權利法案”雲(yun) 雲(yun) ，不過是一種欺人之談罷了。

為(wei) 了達成上述目的，曆史竟也成了被任意曲解的對象。秋風對“儒家憲政主義(yi) ”傳(chuan) 統的曆史論說即為(wei) 典型。秋風認為(wei) ，儒家的政治義(yi) 理從(cong) 來都是“憲政主義(yi) ”的，中國自漢武帝和董仲舒始便構建形成了一種儒家士大夫與(yu) 皇權共治天下的“憲政主義(yi) ”的政治實踐傳(chuan) 統，直至近百年來，“儒家憲政”仍然是“中國人構建現代國家之正道”，而在今天，儒家道統更應該成為(wei) “現代憲政的價(jia) 值之源”，“以憲法延續、守護道統之理念，乃是唯一可行的立憲之道”。秋風雖然以曆史立論，但其現實歸宿仍然與(yu) 康曉光、蔣慶的“儒家憲政”或“儒教憲政”論構想同歸一致。

顯然，在中國曆史上，專(zhuan) 製君權亦會(hui) 受到這樣那樣的限製，然而，有某種限製是否就意味著便是一種“憲政”或由此形成了一種憲政主義(yi) 傳(chuan) 統，卻是大可質疑的。董仲舒在以天權限製君權的同時，也賦予了君權以天命合法性的絕對專(zhuan) 製權威，儒家士大夫在尋求與(yu) 皇權“共治”的同時不得不首先認同和接受具有君主專(zhuan) 製性質的政治架構，正如秋風自己所承認的，也正是“由於(yu) 政治架構的專(zhuan) 製性質”，“儒士在政治上的努力”事實上都“最終不能不歸於(yu) 失敗”。而曆史地講，所謂的“共治”，事實上決(jue) 不可能是“政權”或“主權”的共有，而隻能是“治權”的分享，主要也不是對君權的限製，而是對君權及其治理能力的擴展與(yu) 提升，說到底，儒家士大夫與(yu) 皇權“共治”的問題，不過是在具有君主專(zhuan) 製性質的政治架構下儒家士大夫對政治治理的參與(yu) 而已。

激進主義(yi) 的文化主張　　

劉澤華：最後，我來總結一下大家的基本看法和觀點：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旨與(yu) 實質是王權主義(yi) 的，而非憲政主義(yi) 的；“儒家憲政”論者所謂的“憲政”，並不是要限製他們(men) 試圖建立的儒家政府的權力，而是要限製人民的主權和參與(yu) 政治的權利，因此，“儒家憲政”論者的真正目的其實不是“憲政”，而是打著憲政的旗號，目的在建立政教合一的“儒教國家”，實行“儒士共同體(ti) ”對人民的專(zhuan) 政統治。正因為(wei) 這樣，我們(men) 也就不難理解“儒家憲政”論者何以要極力主張“複古更化”、“儒化中國”以及以儒教儒學取代馬克思主義(yi) 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且帶有強烈而鮮明的激進冒險主義(yi) 色彩。這種激進冒險主義(yi) 給國家、民族和人民究竟會(hui) 帶來什麽(me) 樣的後果呢？毛澤東(dong) 在《實踐論》中曾提出“反對‘左’翼空談主義(yi) ”的問題，我們(men) 認為(wei) ，“儒家憲政”論者正是當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中的“‘左’翼空談主義(yi) ”者，他們(men) 無視中國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現實需要，無視民心所向和人民的真實意願，隻是一廂情願地把自己的幻想和偏見看作真理，把所謂儒家的理想看作是整個(ge) 國家和民族的意誌，“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因此必然“在行動上表現為(wei) 冒險主義(yi) ”。另外，“儒家憲政”論者表現出一種極度自負和傲慢的心態，他們(men) 的主張一旦落於(yu) 實踐，究竟會(hui) 給我們(men) 的國家和民族、給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事業(ye) 帶來什麽(me) 樣的後果，值得我們(men) 深思。

責任編輯：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