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曆史宿命？

——中國抗日戰爭(zheng) 勝利斷想

作者：王 康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甲午年八月十一

             西曆2014年9月4日

        戰爭(zheng) 起源於(yu) 人之思想，故務須於(yu) 人之思想中築起保衛和平之屏障。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組織法（1946）

 一

殺人是極大的罪惡。動用國家武裝力量殺人是極大的國家罪惡。日本國家軍(jun) 隊對中國人的殺戮（1931—1945）是日本對中國犯下的滔天大罪。

這一罪惡已被製止了整整六十年，但它的國家責任和曆史後果並未得到應有清算，它的思想源流和精神譜係更沒有壽終正寢，它們(men) 還在世上徘徊留連，不時分孽出新的變種，——我們(men) 遠遠還沒有在思想上擊敗這一罪惡。

贏得和平不僅(jin) 比贏得戰爭(zheng) 更高尚，而且更艱難。持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和平所累積的文明和幸福，經常在一場似乎突如其來的戰爭(zheng) 中花果飄零，香銷玉殞。如果沒有在思想上戰勝戰爭(zheng) ，和平將變成下一次戰爭(zheng) 到來之前的休止符號。戰爭(zheng) 之所以如影隨形，一個(ge) 宿命般的原因在於(yu) ，戰爭(zheng) 的思想幾乎不可避免地依附著戰爭(zheng) 投降協定被勝利者接受。戰爭(zheng) 的思想深深地植根於(yu) 人類的本性和曆史之中，沒有任何民族享有鏟除戰爭(zheng) 思想根源的豁免權，即使像中國這樣一個(ge) 飽受戰爭(zheng) 之苦的民族也不例外，——事實上，在痛切而嚴(yan) 肅地反思六十年前終結的那場夢魘以及嗣後六十年來的坎陷歧誤時，中國的道路峻急而艱險。

沒有哪個(ge) 民族天生殘忍、邪惡，怙惡不悛，也沒有哪個(ge) 國家絕對無辜，永遠純潔。“戰爭(zheng) ”這一人類最可悲的現象、最恐怖的狂歡、最讓天地蒙羞的“惡之花”，竟然常常以最高尚、最偉(wei) 大、最神聖的名義(yi) ，由最優(you) 秀、最正直、最英勇、最富獻精神和殉道熱情的男女完成。最讓人類困惑不已的是，戰爭(zheng) 的慘烈和毀滅力量總與(yu) 文明的進步和突破正成比。最“優(you) 秀”的民族、最“強大”的國家、最“先進”的文化，總是麵臨(lin) 著最強烈的戰爭(zheng) 誘惑。

我們(men) 不能接受這種陰鬱悲觀的宿命。

 二

人類受同類戕害法則驅遣的曆史已經達到一個(ge) “極點”了。每一個(ge) 時代都是獨一無二的，每一代人都遵循著某種旨意，踐行賦予他們(men) 一生以價(jia) 值和意義(yi) 的天命。然而，沒有哪個(ge) 時代像今天一樣，不但決(jue) 定著一代人的安危禍福，而且承載著無數代人的期許托付，影響著未來若幹代人的生存和前途。極而言之，我們(men) 也許是在浩瀚宇宙中孤寂飄泊了億(yi) 萬(wan) 年的惟一的高等性靈物種無比奇妙、悲愴、綺麗(li) 、漫長命運的最後一批見證人，抑或是這個(ge) 物種盼望已久的黃金時代的第一代幸運兒(er) 。如此沉重的抉擇，有時就在一念之間。

納粹德國的戰爭(zheng) 罪行令人發指，希特勒及其黨(dang) 羽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已成為(wei) 德國民族永難完全洗滌的罪愆和西方文明永遠的汙點。但作為(wei) 戰爭(zheng) 發動和失敗一方的德國，如果要為(wei) 自己辯護（當然不包括希特勒在其遺囑中將戰爭(zheng) 責任歸咎於(yu) “國際猶太人集團及其支持者”那類辯護），並非毫無說辭。

1946年，86歲高齡的弗裏德利希·梅尼克在柏林的廢墟中開始寫(xie) 作德國戰後第一部反思史著《德國的浩劫》。這位對納粹主義(yi) 深惡痛絕的德國曆史主義(yi) 學派奠基人，完全承認德國民族傳(chuan) 統中存在某種“原始的黑暗基礎”，承認德國國家權力的“惡魔”成分，但拒絕承認戰後西方主流思想界的流行觀點：希特勒主義(yi) 及其曆史浩劫，乃是德國近代曆史精神和古典文化的必然產(chan) 物。他在呼籲占領者給予德國普通人以“嚴(yan) 格的公道”和“人性的諒解”，以免“再次把德國造成為(wei) 一個(ge) 為(wei) 害最烈的病灶”同時，尖銳地問道：“世界曆史上一切偉(wei) 大的和富有成果的思想，在它們(men) 曆史的實現過程之中，難道不是有可能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因素同時發展出來嗎？高級的原則和低級的原則、神明的和惡魔的兩(liang) 者，是那麽(me) 難分彼此地互相轉化，——這不正是歌德在他的《神明頌》的頌歌裏詠歎的人類生存的‘永恒的、偉(wei) 大的、鐵的法則’嗎？”這位“從(cong) 一開始就譴責納粹主義(yi) ”的老人指出，法西斯主義(yi) 在德國和歐洲的肆虐，乃是由於(yu) 民族國家利益與(yu) 世界公民理想之間、具有“巨大而深刻的曆史權利”的群眾(zhong) 馬基雅維裏主義(yi) 與(yu) 關(guan) 於(yu) 人類千年福王國正在臨(lin) 近的神聖福音之間的內(nei) 在衝(chong) 突，是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yi) 和法國革命的樂(le) 觀主義(yi) 嚴(yan) 重受挫的代價(jia) ，是十九世紀民族主義(yi) 和社會(hui) 主義(yi) 兩(liang) 大思潮交相激蕩的惡果，是俄國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主義(yi) 、尤其是斯大林主義(yi) 在德國的一種“恐怖反應”，是西方近代文明整體(ti) 危機的產(chan) 物。這位呼籲自己的同胞“在祖國最艱難的時刻”也要保持“尊嚴(yan) 和自信”的德國史學泰鬥，“純粹出於(yu) 高傲和幽默”，隻字不提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刺激和傷(shang) 害，更沒有提及幾乎充斥了歐洲全部曆史和所有國家的可悲傳(chuan) 統：反猶、虐猶、排猶和迫猶。

日本雖與(yu) 德國、意大利同被歸為(wei) “法西斯軸心國”，但在中國人眼裏，日本的罪行要嚴(yan) 重得多。日本的形象是世上醜(chou) 陋、凶殘、野蠻、邪惡的集大成者，“日本鬼子”是天地間侏儒、禽獸(shou) 加魔鬼的化身，日本幾乎成了中國人最厭惡、最仇恨、最鄙夷、最不屑的天敵，日本的侵略，是中國的奇恥大辱，是傷(shang) 天害理、大逆不道的死罪。

三

中國橫亙(gen) 於(yu) 最雄渾的群峰和最浩瀚的海洋之間，與(yu) 地球一樣古老。上蒼賜予的這片神州赤縣盡管曆盡滄桑，但其天縱式的遼闊、威儀(yi) 、尊嚴(yan) 、氣象卻不容世界任何力量觸犯淩截。日本隻是在中國近海悄悄隆起的一串島嶼，從(cong) 來不是可以萌生巨大希望和簇新文明的“新大陸”。神州大陸和蕞爾島國從(cong) 造物主那裏領受的世界份額和使命負荷，乃是天意所在，充滿永恒不變的啟示。

無論日本民族的起源多麽(me) 撲朔迷離，無論徐福率三千童男玉女分乘五十艘樓船東(dong) 渡島國的史載多麽(me) 神秘浪漫，華夏血脈肯定比通古斯人、馬來人、蒙古人更有利於(yu) 日本民族向文明人道的方向嬗變演化。辛辣的曆史反諷是，日本侵華戰爭(zheng) 使得現代中國人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與(yu) 日本有“同文同種”的文化血緣關(guan) 係。

世所共知，數千年間中國獨步東(dong) 亞(ya) ，慷慨大度地將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輸贈日本，並賜給那片孤懸汪洋的島國三個(ge) 佳名：“扶桑”、“東(dong) 瀛”、“日本”，其間寄寓的像想與(yu) 祝福，美好聖潔，不染纖塵。

雙目失明的唐代高僧鑒真和尚六次東(dong) 渡，曆盡艱險，攜帶的不是刀劍槍炮鴉片，而是佛學、中醫、建築、繪畫。這名身披袈裟的文明使者帶給日本的，分明是父母般的仁慈關(guan) 愛，兄長式的提攜扶掖。從(cong) 新石器時代的“繩紋文化”到農(nong) 耕時代的“彌生文化”，從(cong) “大化革新”到“建武中興(xing) ”，從(cong) “尊王攘夷”到“明治維新”，中國的周孔之教、禪宗寶鑒、朱子哲訓、陽明學說幾乎單獨鋪就了日本一千餘(yu) 年文明開化的路途。

 “衣冠唐製度，文物漢宮儀(yi) ”。日本蒙受中華文明恩惠之深，莫過於(yu) 日本天皇製與(yu) 中國的淵源。自公元645年孝德天皇首次改元使用“大化”年號以來，日本天皇年號總計247個(ge) ，全部出自中國典籍，達106部之多。“大化”即取自《尚書(shu) ·大誥》“肆予大化誘我友邦”；日本近代“開國之父”明治天皇年號取自《周易·說卦》“聖人南麵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對侵略戰爭(zheng) 負有重大責任的昭和天皇裕仁，其年號則取自《尚書(shu) ·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

直到現代，日本有識之士都不敢忘懷中國的文明教化之恩。井上清在《日本曆史》中以感戴的心情寫(xie) 道：“日本社會(hui) 就是這樣：恰如嬰兒(er) 追求母乳般貪婪地吸收了中國的先進文明，於(yu) 是從(cong) 野蠻階段，不久進入了文明階段。”吉田茂在其《激蕩的百年史》裏也以慶幸的筆調指出，“中國擁有非常先進的文明，對日本來說，學習(xi) 中國，是一個(ge) 莫大的恩惠”。

在人類文明史上，還沒有哪兩(liang) 個(ge) 民間之間，大與(yu) 小、強與(yu) 弱、文明與(yu) 野蠻，慷慨惠施與(yu) 衷心蒙受，無私饋贈與(yu) 全盤師法之間，有如此清晰、單純、健康而美好的關(guan) 係。

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曾兩(liang) 度發兵渡海，欲“通好”日本，皆因風阻受挫。那是蒙古“韃靼軍(jun) 事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未遂攻伐，與(yu) 中華本色文明無涉。《尚書(shu) ·地理誌下》“樂(le) 浪海中有倭人，分為(wei) 百餘(yu) 國”，純係一個(ge) 地理名詞，不帶絲(si) 毫貶意。至於(yu) 日本南北朝間的武士、浪人、商賈到中國沿海搶掠走私，被中國指為(wei) “倭寇”，倒是名符其實的稱謂。

中國人不持“原罪”說，不在“最後審判”劃分“天堂”和“地獄”，裁定“永生”與(yu) “永劫”，也不在“輪回”與(yu) “涅槃”之間安置生命的歸宿，明定善惡。中國的精神和道德立於(yu) “人生”這一有限而無窮的形下—形上過程，人的拯救與(yu) 受罰全在己身，不待外求。中國看重環繞“人”的“人生”與(yu) “人間”，看重人之為(wei) 人的仁愛、忠信、慈悲、羞惡、惻隱、同情、辭讓、是非……一言以蔽之“人性”，勝過一切。

日本正是在中國最看重、最珍視、最維護的道德大限上，空前冒犯了中國的尊嚴(yan) ，玷汙了中國的榮譽，羞辱了中國的感情，褻(xie) 瀆了中國的靈魂，——全麵地逾越了中國所能承載和忍受的極限，鑄成空前的道德犯罪。

日本侵略中國，首在大逆不道，近乎弑父戳母。

四

若無這一最基本的知罪覺悟，形式上的“親(qin) 善”、“友好”、“和睦”（即使來自中國方麵），任何經貿、“互利”、“雙贏”、“共榮”，任何外交“新思維”、戰略“互動”、聯×抗×，任何罔顧中國這一亙(gen) 古未有的深創巨痛的“方便巧善”、“靈活變通”、“現實主義(yi) ”，都是對中國心靈的蔑視，都無補於(yu) 中日兩(liang) 國不可避免地再次走向對抗。

即使具備比德國還充足的理由，即使中國與(yu) 日本無故無恩，即使中國曾經有負於(yu) 日本，即使按照一般戰爭(zheng) （包括侵略戰爭(zheng) ）的慣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堪稱傷(shang) 天害理的暴行。

一戰以來，為(wei) 防止戰爭(zheng) 對文明和人道的過度毀滅，節製人類自相殘殺的暴烈程度，先後製定了多部國際公法，對侵略性質作出明確的界定，嚴(yan) 格禁止對城市和平民的空中轟炸，限製和禁止使用毒氣，禁止殘殺俘虜，禁止奸淫擄掠，禁止殘殺政府代表及外交人員。日本侵略中國，公然地、全麵地、豪不猶豫地踐踏了所有國際公法，超逾了人類文明所能容忍的底線。

德國占領巴黎，除了把納粹旗幟掛上埃菲爾鐵塔，也就在當年法國曾經羞辱德國的貢比臬森林施以報複，讓法國人在那裏簽署投降書(shu) ，此外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屠殺、暴行、強奸。巴黎上流社會(hui) 生活幾乎照常進行，“自由法國”地下抵抗戰士可以很方便、甚至很舒適浪漫地抗擊德國占領軍(jun) 。

日本攻陷南京後宣稱：“占領中國首都是有史以來盛事，皇軍(jun) 在外國首都入城，對於(yu) 解決(jue) 中國事變具有最大價(jia) 值，為(wei) 使中國軍(jun) 民敬仰皇軍(jun) 之威武而歸服之”，決(jue) 定施行“屠城”。最為(wei) 後世怵目驚心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從(cong) 1940年6月到1945年1月之間，平均每天有879人遇害；而在“南京大屠殺”的六個(ge) 星期裏，平均每天有8,794人被殺。日本軍(jun) 隊的南京入城式也許是人類戰爭(zheng) 史上最恐怖的一幕，鬆井石根騎著高頭大馬進入中華門後，滿眼是血肉模糊的中國人屍首。

從(cong) 全麵侵華開始，日本就在中國半壁河山對二萬(wan) 萬(wan) 中國人展開細菌戰：1938、39、40、41、43、44年先後在華北各地投放霍亂(luan) 菌，1940、41、42年先後在浙江寧波、湖南常德、浙贛鐵路播撒鼠疫、霍亂(luan) ，1942年在廣州投放副傷(shang) 寒菌，同年在雲(yun) 南西部大量使用霍亂(luan) 菌和鼠疫菌作戰…，構成“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戰”。日本甚至曾經準備用飛機將300萬(wan) 隻疫鼠同時撒布在亞(ya) 洲各地。

自從(cong) 一戰以來，各國軍(jun) 事當局懾於(yu) 細菌戰的可怖後果，在多個(ge) 國際公約約束下，基本放棄了毒氣彈。即便在怨毒甚深的蘇德之間，無論是德國兵臨(lin) 莫斯科，還是蘇軍(jun) 突入柏林，也沒有大規模發動毒氣戰的記錄。而日本軍(jun) 隊罔顧國際視聽和基本人道，從(cong) 百萬(wan) 大軍(jun) 對峙的會(hui) 戰，到寥寥數名散兵遊勇，從(cong) 八路軍(jun) 遊擊區到國民黨(dang) 正麵戰場，從(cong) 中國正規作戰部隊到躲在地道、防空洞裏的老弱婦孺，一律施放毒氣。日本卻從(cong) 不對美國軍(jun) 隊發動毒氣戰，——非不能也，不能為(wei) 也，不敢為(wei) 也。

天底下最痛苦的是作日本軍(jun) 隊的俘虜。日本大本營總參謀長朝香宮鳩彥1937年12月5日接替鬆井石根為(wei) 上海派遣軍(jun) 司令，發出的第一道蓋有他私人印鑒的命令即是“殺掉所有俘虜”。根據這道命令，約十萬(wan) 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戰俘倒在血泊中。

太平洋戰爭(zheng) 中，日本俘獲132,134名盟軍(jun) ，其中35,756人被虐死亡，死亡率達27%，創下人類俘虜死亡空前絕後的紀錄。

1943年，99名美國海軍(jun) 軍(jun) 航空飛行員被俘，送克愛西林日軍(jun) 海軍(jun) 司令部處刑，由日本軍(jun) 人施行活體(ti) 解剖，若幹屍體(ti) 被日軍(jun) 煮吃。

在馬尼拉、婆羅洲，日本軍(jun) 將盟軍(jun) 俘虜綁在椰子樹上，先刺死，再割下生殖器，並把陰莖塞在死者口中，拍下照片，寄到西方新聞社。幾位受難士兵的母親(qin) 向羅斯福總統哭泣：孩子為(wei) 國殉難，但總不忍看到這種慘劇！

1941年4月17日，中國駐菲律賓馬尼拉總領事楊光注、領事莫介恩、朱少屏、隨習(xi) 領事肖東(dong) 明、楊慶壽、甲種學習(xi) 員王恭瑋、主事盧秉把八人被日軍(jun) 拘捕，身遭嚴(yan) 刑折磨，被日本憲兵秘密押至華僑(qiao) 義(yi) 山殘殺。

雖然沒有明文限製交戰各方消滅敵國領袖，事實上刺殺最高當局的事例史所不斷。但二戰時期，惟有日本反複使用轟炸、暗害、槍擊等各種行徑謀害中國國家元首。將蔣介石遠在寧靜小鎮溪口的發妻炸得血肉橫飛一事，是日本戰爭(zheng) 行為(wei) 最為(wei) 人不恥的一個(ge) 紀錄。

日本軍(jun) 人在侵華戰爭(zheng) 全過程中，用槍刺、刀劈、剖腹、剜心、分屍、釘掛、沉水、火燎、毒室、活埋、強奸、砍頭等人類邪惡獸(shou) 性所能想到所能施行的野蠻方式殘殺暴虐屠戮奸淫中國人。 1939年，溫文爾雅的林語堂在巴黎寫(xie) 道：“自從(cong) 上帝創造人類以來，沒有一個(ge) 民族或者國家曾經像日本對中國那樣以如此之大的規模，將一個(ge) 鄰國的人民無一例外地置於(yu) 一個(ge) 更凶殘、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敗壞的統治之下。曆史上沒有一個(ge) 征服者能比日本更證明自己不適於(yu) 統治別人。”

五

與(yu) 世界各個(ge) 民族一樣，中國有自己的缺陷、過錯、罪責和劣根性，中國的曆史曾經長期被專(zhuan) 製主義(yi) 毒害，中國近代以來確實落伍了。對於(yu) 人性、人道、人權和人的生命的肯定和堅守，鴉片戰爭(zheng) 後的中國人遠遠沒有達到西方文藝複興(xing) 以來那種令人激動、向往的高度，中國要全幅實現自己和人類的理想還有漫長的路程。但是，中國從(cong) 來沒有做一件對不起日本的缺德事，從(cong) 來沒有占領過一寸日本領土，從(cong) 來沒有殘殺過一個(ge) 日本國民，從(cong) 來沒有阻撓日本民族屬於(yu) 自己的正常道路。

日本加諸中國的暴行和傷(shang) 害，卻比中國漫長曆史累積的苦難總和還要深重，比所有西方列強加在中國身上的恥辱和不幸還要巨大。中國承受和消解日本造成的痛苦和恥辱，中國醫治和撫平日本帶來的創傷(shang) 和怨仇，需要漫長的時光和極度的道德磨礪。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如果一個(ge) 政權崩潰了，謂之“亡國”；如果文化、禮俗被消滅了，謂之“亡天下”；在日本侵略之前，中國人還沒有遭遇過“亡種”的滅頂之災。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僅(jin) 徹底踐踏了全部國際公法，大大突破了人類戰爭(zheng) 罪行的邊界，而且空前蹂躪了人類的良知和人道，成為(wei) 中國長久不散的噩夢，地獄般的記憶。

1935年，胡適在《敬告日本國民》一文中，公開要求日本不要再提“親(qin) 善”二字，他直截了當地說，從(cong) 日本人嘴裏說出這兩(liang) 個(ge) 字，無異於(yu) 在精神上侮辱中國。那時日本的主要暴行還沒有降臨(lin) ，那時的胡適還是“低調俱樂(le) 部”成員，被認為(wei) 是中國“理智派”和“溫和派”的代表。

在日本暴行早已大白於(yu) 天下卻遠沒有受到應有的正義(yi) 裁判、更沒有作出像樣的認輸、悔罪和賠償(chang) 的六十年後，再有涵養(yang) 再有氣量再有耐性的中國人，都會(hui) 像胡適七十年前那樣，請日本不要再提“親(qin) 善”二字。

日本應當有最起碼的知性能力，如果不能在它的靈魂深處萌生真誠的謝罪明恥意識，如果不願坦誠麵對中國的痛苦和怨憤，如果真的以為(wei) 六十年的陰差陽錯（包括中國人自己的迷誤），就能逃脫曆史的審判，甚至圖謀再次阻遏中國，那麽(me) 日本將置自己於(yu) 萬(wan) 劫不複的境地。

調查、追究日本的戰爭(zheng) 罪行，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事情，也是一件相對簡單的工作。審視、批判日本的戰爭(zheng) 思想，也許是更為(wei) 艱難、更加重要的曆史責任。如果缺乏基本的洞察力，對日本戰爭(zheng) 思想采取漫畫和孩童式的思維，我們(men) 就不能自稱真正贏得了戰爭(zheng) ，更不能自稱完全贏得了和平。

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五千年未有之大創局”（曾紀澤）、“我支那四千年之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chang) 二百兆以後始也”（梁啟超）。自1840年以來，“西夷”、“西洋”紛至遝來，中國迭遭敗績，喪(sang) 權辱國。但天朝上國雖然內(nei) 憂外患，“大清龍脈”尚存，且有“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道術嚴(yan) 陣以待。孰料堂堂中華竟慘敗於(yu) “一衣帶水”的“蕞爾東(dong) 洋”，一紙《馬關(guan) 條約》，又大大刺激了西方列強“瓜分豆剖”中國的味口，中國真正到了“世界無物抵春愁，合問蒼冥一哭休。四萬(wan) 萬(wan) 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梁啟超）的絕境。

中國的仁人誌士在震驚、悲戚之餘(yu) ，卻異常冷靜、理性地發現了一個(ge) 雖然凶惡貪婪卻充滿活力和進取精神的新日本，一個(ge) 變革圖強的榜樣，一名可資取經求道的老師。

緊接甲午戰敗，從(cong) 1896年起，一反千年傳(chuan) 統，大量中國留學生東(dong) 渡日本，十年後的1906年達到近萬(wan) 人規模，形成二十世紀初世界最大的留學生運動。除了毛澤東(dong) 等極少人外，對二十世紀中國發生過深遠影響的各界精英，幾乎都曾滿懷“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dong) ”（梁啟超）、“大江歌罷掉頭東(dong) ，邃密群科濟世窮”（周恩來）的救國救民誌向東(dong) 渡日本。

在辛亥革命前後十餘(yu) 年，曆史、哲學、政治、軍(jun) 事、經濟、法律、宗教、醫學、藝術、文藝等大量西方近代知識由日文譯為(wei) 漢文，達2,712種，同期譯為(wei) 日文的漢文著作卻不到30本。大量新名詞也由日文譯介到中國：哲學、經濟學、權力、宗旨、義(yi) 務、旨趣、公敵、世界、契約、文憑、衛生、同化、法人、大律師、必要性、具體(ti) 、抽象、手續、繼承、原素、要素、偶素、常素、讓渡、代價(jia) 、親(qin) 屬，債(zhai) 權人、債(zhai) 務人、重婚罪、野蠻、積極、消極、取締、第三者、強製執行、壓力、排外、政治、當事者、權力、義(yi) 務、動員會(hui) 、憲兵、警察、代表、幹部……

絕不僅(jin) 是種族血緣和地緣關(guan) 係，甲午之後，中日兩(liang) 國之間的“親(qin) 善”超乎任何第三國，簡直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許多中國精英不僅(jin) 在日本尋求真理，而且尋求了情愛和姻緣，康有為(wei) 、孫中山、李叔同、吳鼎昌、馮(feng) 自由、殷汝耕、周作人、郭沫若、湯爾和、林長民、宋教仁、蔣百裏、張宗昌等人與(yu) 日本女子結為(wei) 秦晉之好。

最富民族意識的中國精英甚至對日本心懷感激。甲午海戰與(yu) 其說是中國（漢民族為(wei) 主體(ti) 和正統）的恥辱，莫如說是中國的幸事，在排滿反清的誌士眼中，北洋水師的覆滅對推翻滿清統治，實在是天大的好事。中日之間強弱優(you) 劣之勢，完全改觀。

六

1904—05年日本在中國東(dong) 北土地上對沙皇俄國的勝利，對中日兩(liang) 國的影響不亞(ya) 於(yu) 甲午戰爭(zheng) 。1905年9月5日日俄簽訂的《樸茨茅斯和約》（日本獲得庫克島南部和俄國對遼東(dong) 半島的租借權，以及在朝鮮的特殊權益）標誌著東(dong) 亞(ya) 乃至世界曆史的一個(ge) 重要轉折點。破天荒第一次一個(ge) 亞(ya) 洲國家戰勝了一個(ge) 歐洲強國，一個(ge) 亞(ya) 洲新興(xing) 國家戰勝了一個(ge) 古老的歐洲大帝國。“這對於(yu) 整個(ge) 亞(ya) 洲均產(chan) 生了鼓舞人心的影響。它向各殖民地民族的千百萬(wan) 人表明，歐洲的統治並非神聖和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時代以來白人第一次被打敗，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滿了令人激動的希望。從(cong) 這種意義(yi) 上說，日俄戰爭(zheng) 是近代曆史上的一個(ge) 裏程碑，是非歐洲民族充分覺醒的序幕。”①這場戰爭(zheng) 的一個(ge) 結果是，日本迅速形成了自己新的使命意識，而中國的日本觀也發生了不可謂不小的變化。

從(cong) 1895年第一次中日戰爭(zheng) 中國戰敗（中間經過1905年日俄戰爭(zheng) ）到1945年第二次中日戰爭(zheng) 日本投降五十年間，日本幾代思想界領袖和國家精英福澤諭吉（1835—1901）、大隈重信（1838—1922）、內(nei) 林鑒三（1861—1930）、內(nei) 藤湖南（1866—1934）、幸德秋水（1871—1911）、宮崎滔天（1871—1922）、內(nei) 田良平（1874—1937）、吉野作造（1878—1933）、橘樸（1881—1945）、北一輝（1886—1955）、芥川龍之介（1892—1927）、尾崎秀實（1901—1944）等人提供了一整套詞語、概念、邏輯、理論和信念。他們(men) 或是執掌國家權力的政治家，或是學貫東(dong) 西的大學者，或是民間法西斯主義(yi) 鼻祖，或是世界革命的狂熱信奉者，或是社會(hui) 主義(yi) 和中國革命的殉道者，他們(men) 更是“日本使命”的揭示人和信奉者。日本民眾(zhong) 和軍(jun) 隊從(cong) 他們(men) 那裏聆聽到的教誨所煥發的力量與(yu) 激情，絲(si) 毫不壓於(yu) 從(cong) 天皇、政客、軍(jun) 閥、外交官和財界巨頭那裏受到的壓力和利誘。

經過三十年維新變法，日本在全世界非西方國家中第一個(ge) 徹底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又在十年之內(nei) 戰勝了最古老最龐大的亞(ya) 洲國家中國和最遼闊最強大的歐洲帝國俄國。日本正如它的名字一樣，象一輪太陽在東(dong) 方升起，被賦予了一個(ge) 神聖而嶄新的使命。

對東(dong) 方，日本是西方文明的引介者；對西方，日本是東(dong) 方文明的代表者。更重要的是，日本還是東(dong) 方的拯救者、西方的挑戰者，並且終將“成功地調和東(dong) 西文明，使世界文化更加醇化，迎來人類之和平，謀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國國民之理想，日本帝國之天職也”（大隈）。

由於(yu) 日本的崛起，世界曆史發生了偏轉。現代文明給所有國家帶來的都不隻是物質形態的改變，在所有因現代化發生變化的國家中，日本的自我意識乃至世界意識的突變，恐怕最為(wei) 劇烈。日本與(yu) 中國之間的“他者認識”更是逆轉得讓人匪夷所思。甲午一戰，“日支關(guan) 係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國與(yu) 代表舊文明之大國之關(guan) 係”。內(nei) 村這位日本近代“絕對非戰主義(yi) ”代表人物認為(wei) ，日本對中國的戰爭(zheng) 是“義(yi) 戰”，正如希臘與(yu) 波斯一樣，日本與(yu) 中國分別代表了“自由與(yu) 壓製，希望與(yu) 回顧，進取與(yu) 退守”，兩(liang) 者不可能“和平共存”，“日、支之衝(chong) 突”不可避免。“如是日本敗北，亞(ya) 細亞(ya) 固有之舊態將使東(dong) 方五億(yi) 生靈沉迷於(yu) 夢中”。

日本絕不能滿足於(yu) 做東(dong) 方的代表。日本的使命首先是“支那及其他黃種人獨立自強之保護者、指導者，是亞(ya) 細亞(ya) 之盟主”。率先提出“黃種人的使命”、堅定主張日本徹底法西斯化的北一輝鮮明地希望日本代表“東(dong) 方之魂”，以與(yu) 西方進行武力鬥爭(zheng) 的“亞(ya) 洲門羅主義(yi) 之盟主”的身份“擊破英國，使土耳其複活，使印度獨立，讓日本之旭日旗給全人類以光芒，…若有必要，應有奪取全地球之遠大抱負，”最終建立一個(ge) “革命之大帝國主義(yi) 、使後世歎賞的黃種人羅馬帝國”。如果這種“世界正義(yi) ”被斥為(wei) “侵略主義(yi) 、軍(jun) 國主義(yi) ，日本則應在全世界無產(chan) 階級之歡呼聲中，將之作為(wei) 黃金之冠，加於(yu) 自己頭上！”

日本大正二年、中國辛亥二年，黑龍會(hui) 主幹內(nei) 田寫(xie) 下《支那論》。“世界之國民中，共性情之惡劣，如支那之國民者稀也。彼等非以自家為(wei) 中心以逞其政權欲之凶漢，則為(wei) 自己私利私福不辭忍受羞恥之險民。彼等無政治之機能，彼等無國民之精神，彼等無敵愾自強之誌氣。主義(yi) 、主張、人道、名分，於(yu) 彼等之間，固無任何之意義(yi) ”。絕不限於(yu) 最早主張“使朝鮮從(cong) 中國之虐政中解放，使滿洲從(cong) 俄國之垂涎之解脫”的內(nei) 田，侮蔑中國為(wei) “畸型之國”，侮蔑一般中國人“平生之職業(ye) 乃打家劫舍，掘墓賭博，既無政府，亦無祖國，既無仁義(yi) ，亦無道德，其理想之所，唯能自己快活則足矣”的“支那觀”，長時間是日本的“主流意識”。

與(yu) 孫中山等中國人有特殊而深入關(guan) 係的“支那學”權威內(nei) 藤也於(yu) 當年寫(xie) 出《支那論》。在這本“完全代替支那人、為(wei) 支那人而考慮”的書(shu) 中，內(nei) 藤咒罵中國民族“不問其法製之美惡，不論其人格之正邪”。如此腐化自私愚昧的國家“於(yu) 何日滅亡一事，早已非問題之所在。今日之支那，實早已滅亡，不過以其殘骸蠢動而已矣。”日本“若真下決(jue) 心欲使支那滅亡，則支那絕無防禦抵抗之理，其他列國，亦無敢有指手劃腳者。…以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對支那之侵略主義(yi) 、軍(jun) 國主義(yi) 一類之議論，完全成不了問題”。

1924年，在中國實地生活了近二十的內(nei) 藤又撰寫(xie) 下《新支那論》。在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十三年後，在發生了“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國共第一次合作之後，這位“深通”中國曆史的“傑出支那學者”仍然斷然否認中國能靠自己力量建設成為(wei) “普通國家”的可能。相反，他以最終裁決(jue) 的口吻宣判了中國的命運：

縱使支那國家滅亡，竊以為(wei) 亦無過分悲哀之理由。若於(yu) 支那民族大局而觀之，所言支那滅亡，絕非侮辱支那之語。若高於(yu) 民族之大局，立於(yu) 世界人類之大處高處觀之，其於(yu) 政治經濟之領域，國家雖瀕於(yu) 滅亡，然其鬱鬱乎文化之大功業(ye) 則是以令人尊敬。與(yu) 此大功業(ye) 相比，國家之滅亡實無足輕重。

日本第一部大型綜合雜誌《大陽》創刊於(yu) 中日開戰之年（1894）。該雜誌連續多年刊載第一流學者的文章，不厭其煩地探討日本與(yu) 中國“國民性”的差異，描摹出大量“中國表象”。

日本早已具備一個(ge) “獨立自主國家”（川崎三郎）的形象：

     第一，有國家獨立的曆史

     第二，國民富於(yu) 勤儉(jian) 尚武的氣象

     第三，國民富於(yu) 廉恥節義(yi) 的精神

     第四，政治家重視公德

     第五，有經濟上的要素

     第六，有兵備上的要素

     第七，有教育上的要素

     第八，有宗教上的要素

     第九，有便利的交通運輸

     第十，不喪(sang) 失文學、工藝、美術、語言上的獨立

與(yu) 此相對應是日本國民的十大特質（賀芳矢一）：

     第一，忠君愛國

     第二，崇敬祖先、重視家譽

     第三，現世、實際

     第四，喜歡草木、熱愛自然

     第五，樂(le) 天灑脫

     第六，淡泊瀟灑

     第七，美麗(li) 纖巧

     第八，清淨潔白

     第九，彬彬有禮

     第十，溫和寬恕

由於(yu) 得天獨厚的條件，“非僅(jin) 東(dong) 洋，放眼世界”，隻有日本擁有強烈、高尚、純正的國家觀念，以致“日本人一聞日本之名，便萌生為(wei) 其而死之感情，而支那國民絕無此種觀念”（中西牛郎）。

曾作為(wei) 日本駐清朝公使助手的藤田劍峰在《太陽》四卷五號上寫(xie) 道：“支那人秉性之惡端業(ye) 已為(wei) 世人所知曉：過於(yu) 自尊，過於(yu) 保守，國家意識淡泊，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嗇，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識趣，兼加注重虛禮，嫻於(yu) 辭令，且一般不厭髒亂(luan) 。”

中國這麽(me) 一個(ge) “野蠻之國、非理之國、醜(chou) 陋之國、墮落之國”有日本這樣一個(ge) “一等國來開化”，實在是它的大幸。總而言之，“如今之計，唯有日本充當先導，以教導彼大國之四億(yi) 萬(wan) 人民。若此，則日本須作老師，作兄長，對方須作小弟、弟子也”。

甚至連中國的自然地理環境也遠比日本低劣醜(chou) 陋。日本著名畫家誌賀重昂在《日本風景論》中形容日本“山川逸美，風景警拔俊秀”，而中國“風景單一雷同，少巨木高樹之幽邃，徒可‘臥遊’而聊以自慰。”

沒有必要再逐個(ge) 征引這些把日本引向了戰爭(zheng) 之路的“思想精粹”。人們(men) 必須正視一個(ge) 事實，無論這些戰爭(zheng) 思想的營造者，還是執行者，其中許多不乏虔誠的佛教徒、熱情的革命家、德行高尚的紳士、視死如歸的理想主義(yi) 者。更不能忽略的是，所有這些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無限荒唐、陰險、可憎的“思想”，不僅(jin) 曾經為(wei) 日本狂熱而真誠地信奉遵循，直到現在還“陰魂不散”，而且得到了同一時期若幹中國人——絕非等閑之輩——的認同、呼應和發揮。

  七

1899年以後，梁啟超先後撰文，論列中國國民性，提出四條特質：“愛國心之薄弱”、“獨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闕”。這名“新民”運動倡導者經過“窮思極想”，推究中國人“風格積弱根源者，舉(ju) 其犖犖大端者”：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為(wei) 我，四曰好偽(wei) ，五曰怯懦，六曰無動。

魯迅曾多次引用美國公理會(hui) 傳(chuan) 教士明恩溥《支那人氣質》一書(shu) ，其中論列中國人“特質”達26條之多，絕大多數與(yu) 日本人的“支那觀”、“中國印象”如出一轍。魯迅影響最大的兩(liang) 篇小說《狂人日記》（1918）、《阿Q正傳(chuan) 》（1921）背後，來自日本的“中國國民性”和“支那特質”何其清晰、純粹。在解剖和抨擊中國人、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hui) 時，魯迅驚世駭俗的絕望比喻“鐵屋子”、“一群昏睡而將死的人”以及將全部中國曆史簡略為(wei) “吃人”二字，又是何等地道的日式白描、何等煉達的日式修辭。——而魯迅近七十年來一直被稱為(wei) “民族魂”、“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jue) 、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國文化革命的偉(wei) 人”、“中國第一個(ge) 聖人”。

孫中山曾把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看成“亞(ya) 洲複興(xing) 的起點”，認為(wei) “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孫中山從(cong) 反滿抗清立場出發，又受到日俄戰爭(zheng) 的影響，曾經特別在《孫文學說》中加進一段案語：“國民黨(dang) 向主聯日者，以彼能發奮為(wei) 雄，變弱小為(wei) 強大，我當親(qin) 之師之，以圖中國之富強”。1905年同盟會(hui) 在東(dong) 京成立，孫中山、黃興(xing) 等所擬政綱中即有“主張中日兩(liang) 國國民的聯合”的條款。此後，宮崎滔天、內(nei) 藤湖南、大隈重信、犬養(yang) 毅、萱野長如、北一輝、平山周、山田良政等日本人士先後長期直接投身中國革命。囿於(yu) 時代局限，孫中山對“日本的使命”、尤其是日本作為(wei) 中國和亞(ya) 洲拯救者的使命缺乏深刻的洞察和足夠的警覺。在與(yu) 日本人士交往的漫長歲月中，孫中山從(cong) 中日之間特殊的關(guan) 係也走到了“大亞(ya) 洲主義(yi) ”。雖然孫中山關(guan) 於(yu) 亞(ya) 洲文化和民族的思想至今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yi) ，不失為(wei) 中國和亞(ya) 洲近代以來最有曆史眼光的思維，但在他逝世前後直到第二次中日戰爭(zheng) 全麵爆發，這一思想卻一度蛻化為(wei) 妨礙中國民族自救的思想藩籬。

1913年2月，孫中山在東(dong) 京兩(liang) 度發表“中日提攜”演說，強調“亞(ya) 細亞(ya) 者為(wei) 亞(ya) 細亞(ya) 人之亞(ya) 細亞(ya) 也，亞(ya) 細亞(ya) 為(wei) 吾人之一家，日本與(yu) 中國則一家中之兄弟也。日本為(wei) 亞(ya) 細亞(ya) 最強之國，中國為(wei) 東(dong) 方最大之國，使此兩(liang) 國能互相提攜，則不獨東(dong) 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維持。……日本與(yu) 中國為(wei) 唇齒之邦，同種同文，縱有些小齟齬，亦須顧全大局。……今日我中華民國既成立，亞(ya) 東(dong) 大局我中國可以負維持之責，毋需日本擔心了。”雖然孫中山因日本與(yu) 袁世凱勾結以及二十一條而對日本產(chan) 生警惕，但他最後一次（1924年11月）在日本發表的演說《大亞(ya) 洲主義(yi) 》，仍然流露出這名偉(wei) 大政治家似乎與(yu) 生俱來的天真。然而，與(yu) 日本隱蔽於(yu) “大亞(ya) 洲主義(yi) ”後麵的陰森前景相比，孫中山的亞(ya) 洲意識畢竟真正代表了亞(ya) 洲人民的正當願望。孫中山這次演說中那段先知般的總結陳詞，仍然回蕩在曆史的天空：

近來亞(ya) 洲國家學歐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ya) 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cong) 今以後對於(yu) 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dong) 方王道的幹城，就在你們(men) 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連沒到過日本、對日本知之不多的毛澤東(dong) ，也一度對日本頗懷佳感。1936年，他對埃德加·斯諾回憶起長沙中學時代一位日本教員教唱的日本歌，他還清楚地記得歌詞：麻雀歌唱，夜鶯跳舞。春天的綠色原野多可愛。石榴花紅，楊柳葉綠，展現出一幅新圖畫。這首歌描繪的正是《樸茨茅斯和約》簽訂後日本舉(ju) 國歡慶春節的情景。毛澤東(dong) 說：“我當時知道並感到日本的美，也從(cong) 這首歌頌日本戰勝俄國的歌曲裏感受到一點她的驕傲和強大。沒有想到還有一個(ge) 野蠻的日本——今天我們(men) 所認識的日本。”

至如汪精衛、周作人、周佛海、陳公博、王克敏、褚民誼等漢奸人士，除了私欲、野心和個(ge) 人恩怨外，更是“日本的使命”、“大亞(ya) 洲主義(yi) ”、“黃種人的天職”和“支那觀”、“中國國民性”、“中國表象”的全盤信奉者。

 “大亞(ya) 細亞(ya) 主義(yi) ”、“大亞(ya) 洲主義(yi) ”、“黃種人的命運和使命”本是人類近代曆史出現的重大思想現象，歐洲工業(ye) 革命、文藝複興(xing) 、啟蒙運動、社會(hui) 政治革命在東(dong) 方引起的巨大反應，一場類似地質年代中造山運動般的文明衝(chong) 突、融合進程，其地震海嘯般激蕩突進的力量和影響，至今猶存。甘地、尼赫魯、凱末爾、真納、沙裏爾、塔魯克等無數亞(ya) 洲人士雖然具有千差萬(wan) 別的種族、宗教、文化、語言、風俗和地理背景，但與(yu) 孫中山、梁啟超、魯迅等中國人一樣，都不僅(jin) 是己身民族、國家獨立事業(ye) 的領導人，也是亞(ya) 洲獨立、解放和強大運動的倡導者、擁戴者和參予者。

西方文明向全球擴張過程中引起的民族意識和身份認同是從(cong) 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貫穿整個(ge) 二十世紀的世界性主題之一，並且早已率先被西方人“解讀”和預見過了。

  八

古希臘水手在橫渡達達尼爾海峽、赤克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遙望東(dong) 方時，曾發明過兩(liang) 個(ge) 極富啟示性的時空概念：亞(ya) 細亞(ya) ，太陽升起之所在；歐羅巴，夕陽西下夜幕降臨(lin) 的一刹那。自從(cong) 荷馬、埃斯庫羅斯和希羅多德關(guan) 於(yu) 特洛伊戰爭(zheng) 的史詩把希臘與(yu) 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後，“歐羅巴”、“亞(ya) 細亞(ya) ”就開始轉意為(wei) 曆史、種族和宗教名詞，成為(wei) 劃分文明與(yu) 野蠻、區隔光明與(yu) 黑暗、代表自由與(yu) 奴役的世界曆史分野。兩(liang) 千年後，黑格爾從(cong) 中獲得靈感，形成他那影響深遠的曆史哲學：東(dong) 方隻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臘與(yu) 羅馬世界知道若幹者自由，惟有日爾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見的詩體(ti) 語言斷定，世界曆史有一個(ge) 神意的絕對起點，那就是亞(ya) 細亞(ya) 。當那輪自然的外界的物質的太陽從(cong) 東(dong) 方升起並在西方沒落時，那輪精神的主觀的自由的太陽也就從(cong) 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種真正高貴神聖永恒的光輝，人類的崇高使命和最終目標從(cong) 此指向西方，而東(dong) 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將長久地籠罩在曆史黑暗地區，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曉時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觀點，東(dong) 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點，在於(yu) 它那周而複始的循環史觀。無論如何改朝換代，治亂(luan) 興(xing) 亡，東(dong) 方都以萬(wan) 變不離其宗的超然與(yu) 孤寂，演繹著一個(ge) “停滯社會(hui) ”的全部符咒。

亞(ya) 裏士多德、孟德斯鳩、亞(ya) 當·斯密、理查德·瓊斯、馬克斯·韋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訝異而矜憫的目光注視著東(dong) 方，斷言亞(ya) 洲總是大帝國的家園，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溫床，暴君的老巢，人類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種奴隸精神統治著亞(ya) 洲，並且從(cong) 來沒有離開過。在亞(ya) 洲大陸全部曆史中，從(cong) 來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跡，隻有規模龐大、聳然而立的專(zhuan) 製帝國。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體(ti) 臣民都是他的奴婢，這種普遍絕對的隸屬依附關(guan) 係，構成了東(dong) 方世界野蠻統治牢不可破的曆史基礎，構成亞(ya) 洲各國始終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平陂往複周期性地震蕩－沉寂的唯一動因，並由此滋生出這個(ge) 曆史未破曉地區的全部精神結構：暴力、謊言、虛偽(wei) 、奸詐、告密、鬼譎、迷信、腐敗、權爭(zheng) 、無道……

至於(yu) 中國，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環繞隔絕這一地理事實，同時象征著它在精神上的封閉、孤立、靜止。一種終古不易的腐朽氣息化解了一切新鮮事物和創造精神。德國曆史學家赫爾德在十八世紀末寫(xie) 下的這段話，可視為(wei) 歐洲對中國的經典評點：幾千年來，中國始終停滯不前。他們(men) 那些關(guan) 於(yu) 道德和法令的教誨總是反反複複，變著腔調在同一個(ge) 話題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頌揚一種孩童式的義(yi) 務。他們(men) 的天文學、音樂(le) 、詩歌、兵法、繪畫和建築與(yu) 千萬(wan) 年前一樣，不過是他們(men) 永恒法令和千古不變的幼稚滑稽的政體(ti) 的孩子。中國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塗著陳腐的香料，描畫著象形文字，包裹著絲(si) 綢，它體(ti) 內(nei) 的血液循環早已停止，猶如冬眠的鱉類，它對一切外來事物都采取敵視、窺測、阻抗的態度，它對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無興(xing) 趣，更不喜歡，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終日沉浸在自我封閉的漫長黑暗之中。

在《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這部純西方式曆史文獻中，馬克思、恩格斯在預言西方資本主義(yi) 必將壽終正寢同時，盛讚“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yu) 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yu) 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jun) 東(dong) 征的遠征……。它使農(nong) 村從(cong) 屬於(yu) 城市，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cong) 屬於(yu) 文明的國家，使農(nong) 業(ye) 民族從(cong) 屬於(yu) 工業(ye) 民族，使東(dong) 方從(cong) 屬於(yu) 西方”。他們(men) 從(cong) 唯物史觀出發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製，是了解整個(ge) 東(dong) 方的一把鑰匙，是東(dong) 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礎。他們(men) 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寫(xie) 道，從(cong) 純粹的人類感情出發，眼看中國宗法製社會(hui) 的崩潰、瓦解，無數勤勞善良無辜的普通百姓既喪(sang) 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喪(sang) 失了世代相傳(chuan) 的謀生手藝，是不會(hui) 無動於(yu) 衷的；但是不應忘記，正是這些田園風味的農(nong) 村和老實巴交的農(nong) 民初看起來怎麽(me) 無害於(yu) 人，卻始終是東(dong) 方專(zhuan) 製統治的牢固根基；它們(men) 使中國人的頭腦局限在狹小的時空中，淪為(wei) 暴政的馴服工具，表現不出任何獨立意誌和任何曆史首創精神。中國這個(ge) “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製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輸的全部教訓都是“因因相襲的愚昧”。作為(wei) “歐洲的直接對立麵”，歐洲文明的“反題”，中國代表著世界上“總體(ti) 反動、總體(ti) 保守的強大堡壘”，乃是“腐朽世界的總代表”。

甚至中國將來的實際結局和出路，馬克思也以悲天憫人的情懷預言過了：“一個(ge) 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yu) 現狀，人為(wei) 地隔絕於(yu) 世界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ge) 帝國必定要在一場殊死的鬥爭(zheng) 中被打垮。”馬克思進一步預見說，西方資本主義(yi) 文明向全球擴張的過程中，曆史之手將通過“中國人最鄰近的敵手——日本——對中國的戰爭(zheng) ，使中國整個(ge) 傳(chuan) 統製度完全崩潰”。而“古老中國的終結”，卻會(hui) 使中國全麵覺醒，並產(chan) 生“全麵的革命”。

在東(dong) 方，一位詩人以其靈心善感的直覺表達了類似的憂慮。1916年，亞(ya) 洲第一個(ge)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泰戈爾在橫濱告誡日本：

日本同時是舊的又是新的。它從(cong) 東(dong) 方繼承了古老的文化遺產(chan) 。日本，這個(ge) 古代東(dong) 方之子，正在為(wei) 它自己爭(zheng) 取一切現代的衣物。在亞(ya) 洲所有國家中，隻有日本擁有這樣的自由；因此，你們(men) 的責任比誰都大，亞(ya) 洲將用你們(men) 的聲音回答歐洲向人類提出的問題。

我們(men) 感謝這個(ge) 日出之國，並且鄭重地要求它記住它需要完成的東(dong) 方使命。它應當將更充實的人性的汁液注入到現代文明的心髒，它應當永不允許現代文明在陰暗的亂(luan) 樹叢(cong) 中受到窒息，而要引導它走向光明和自由。

全世界都在等著觀看這個(ge) 偉(wei) 大的東(dong) 方民族從(cong) 現代手中接受了機會(hui) 和責任以後準備做什麽(me) 。如果單純照抄西方，那麽(me) 它喚起的巨大希望將會(hui) 落空。

向中國和世界發出明確警誡訊號的是約翰·杜威。1919年5月這名美國哲學家在北京公開指出：“在中國，第一感受就是日本的勢力無處不在，這種勢力正在奔向那命定的終點——統治中國的政治與(yu) 產(chan) 業(ye) ，直到最終徹底吞並中國。……如果所有列強都如此畏懼日本，對它的每一個(ge) 要求都給以下滿足。那麽(me) ，中國又有何種辦法來逃避已經給她準備好的厄運呢？這是籠罩中國的絕望信號。”

曆史的天秤明顯地傾(qing) 向日本。無論西方、日本、整個(ge) 亞(ya) 洲甚至中國自己都在承認、等待、接受一場由“中國最鄰近的對手”日本通過一場戰爭(zheng) 來加速中國的“崩潰”和“終結”。這場戰爭(zheng) 不僅(jin) 是勢所必至的，而且代表著正義(yi) 、進步、規律，代表著亞(ya) 細亞(ya) 的意誌、黃種人的前途，代表著吸納了西方、又超越並最終戰勝了西方從(cong) 而建立起史無前例的皇道樂(le) 土帝國的曆史真理。日本正是這一偉(wei) 大“使命”的委任者和執行人。中國存在的全部價(jia) 值就在無條件地服從(cong) 這一使命。中國麵臨(lin) 著前所未有的危亡之局，中國籠罩在似乎難以抵禦的濃黑的、充滿血腥味的巨大宿命陰影之中。

九

中國抗日戰爭(zheng) 及其勝利突破並超逾了這一宿命。

首先是日本，然後幾乎全世界都低估、誤讀、謬待了中國。中國也許不是在為(wei) 偉(wei) 大理想、正義(yi) 事業(ye) 和神聖原則而戰，中國不過是在為(wei) 尊嚴(yan) （麵子）、存亡（活著）而戰。正是為(wei) “最後一口氣”而戰，“在最危險的時候，每個(ge) 人都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為(wei) 最庸常最平凡的“天理人性”而戰的中國，表現出驚天地、泣鬼神的不敗精神，排演著一場不遜於(yu) 任何宗教聖戰的民族解放之戰。

中國百姓，在近一代人時間裏，“凡大河南北，大湖南北，大江南北，並五嶺之間，百越之外，居民之轉徙流離，身家蕩然，而不知其死所者，動以億(yi) 萬(wan) 計。更進而觀淪陷區域之同胞，在綿延歲月之中，當敵人鐵蹄之下，田園不保，廬舍為(wei) 墟，少壯散之，四方老弱，轉於(yu) 溝壑，奸淫掠奪，屠殺焚燒，其身受之慘戚情形，雖人間地獄，不足以喻其萬(wan) 一也！”（蔣兆和）②美國記者白修德、賈安娜在《中國的驚雷》一書(shu) 中多次驚歎，抗戰時期中國人的流亡遷徙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集體(ti) 移民，是遊牧時代以後絕無僅(jin) 有的，整個(ge) 中國都在移動”！

七十年前，林語堂就悲憤而樂(le) 觀地指出：“中國再生為(wei) 現代民族的曆程，與(yu) 其說是一場喜劇，不如說是一場悲劇。……隻有這時，中國才能真正地發現了自己，隻有地地道道的憤世嫉俗才能拯救得了中國人自己，教會(hui) 他們(men) 如何自立於(yu) 世，他們(men) 發展為(wei) 現代民族的每一步都是由於(yu) 一個(ge) 幻想破滅的痛苦教訓所使然。……即使是曾經隻身維護1933年的塘沽協定的和平主義(yi) 者胡適，也變成了抵抗主義(yi) 者；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也放棄了自己的計劃，以抗日為(wei) 唯一的條件，與(yu) 南京政府聯合起來了。……日本的武裝戰略使得中國變成一個(ge) 完整的國家，使中國團結得像一個(ge) 現代化國家應該團結的那樣眾(zhong) 誌成城。在現代曆史上，中國第一次團結一致地行動起來，像一個(ge) 現代民族那樣同仇敵愾，奮起抵抗。於(yu) 是，在這種血與(yu) 火的洗禮中，一個(ge) 現代中國誕生了。”林語堂這名高度西方化的學者、“舊式經院派學者”（魯迅）以完全不同於(yu) 一味抨擊中國民族劣根性的人士的文字，還在中國抗戰最艱難的1940年，就熱切地謳歌了中國的新民族主義(yi) ：

如果今天我們(men) 看到在外界壓力下，我們(men) 的團結一致變得更加緊密協調；如果我們(men) 看到蔣介石個(ge) 人的死對頭，廣西將軍(jun) 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們(men) 的全部武裝力量和資源都投入到這場戰爭(zheng) 中來，並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和他並肩戰鬥；如果我們(men) 看到共產(chan) 黨(dang) 的將軍(jun) 們(men) 出於(yu) 同樣的愛國動機支持蔣介石；如果我們(men) 看到大、中、小學的學生們(men) 都以各種形式投入了戰鬥；如果我們(men) 看到中國軍(jun) 隊在各條戰線上頑強地抵抗著比自己強大得多的空軍(jun) 、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們(men) 看到後方人民的士氣——約翰·根瑟說這種士氣除了用“magnificent（高漲，宏大）來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個(ge) 詞；如果我們(men) 看到年輕的女大學生們(men) 領著千百個(ge) 由戰爭(zheng) 造成的孤兒(er) 走上了揚子江上的汽船，為(wei) 他們(men) 提供庇護所，而自己卻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們(men) 看到中國的乞丐們(men) 把討來的錢投進獻金台上的錢箱裏作為(wei) 戰爭(zheng) 捐款；如果我們(men) 看到為(wei) 越冬的士兵和難民捐贈九百萬(wan) 件棉背心的號召在幾天內(nei) 就得到全國人民的響應，原定計劃超額完成；如果我們(men) 看到難童們(men) 組織起來的劇團在全國各地巡回演出，以喚起民眾(zhong) 進行抵抗；如果我們(men) 看到中國人民現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們(men) 看到了這些，那末，我們(men) 可以說中國的民族主義(yi) 又成了既成事實，中國已經團起來，有了統一的領導，堅強的決(jue) 心，要共同戰鬥，直到最後的勝利，哪怕這個(ge) 勝利要許多年之後才能到來。

日本侵略中國的核心理論之一是“中國國民性”，日本“進入”中國，是要救億(yi) 兆中國人於(yu) 道德和製度的“倒懸”之中，根本改造中國人腐朽愚昧的國民性。

古老而仁慈的中國性格最厭惡不屑的，就是乖張怪戾，好走極端。中國人由於(yu) 過於(yu) 謙讓、含蓄、善良而善於(yu) 隱忍，以至被人認為(wei) 缺乏精彩，沒有鋒芒。但他們(men) 在行為(wei) 和道德上卻比從(cong) “狂人”到“阿Q”所鎖定的人格世界遠為(wei) 深厚寬廣，並且豐(feng) 富美好得多。中國人無論有多少不足，但永遠拒絕患上日本近代以來最嚴(yan) 重的精神疾病：仇恨和狂妄。

沒有仰仗誰人的啟蒙、呐喊、改造，中國人在同一場戰爭(zheng) 中不僅(jin) 維護了國家尊嚴(yan) ，而且證明了自己的“民族性”、“國民性”，乃是天地間最正常而高尚、樸素而非凡、純潔而偉(wei) 大的道德。

日本的戰略家和思想家們(men) 最沒有料到的是，正是中國這種深藏不露、不輕易示於(yu) 人的“國民性”，變成他們(men) 征服中國進而征服世界不可逾越的萬(wan) 裏長城。

 “死生亦大”。（孔子）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yu) 泰山，或輕於(yu) 鴻毛。”（司馬遷）

 “捐身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杜甫）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我死則同生，我生則國死。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樹國家億(yi) 萬(wan) 年不死之根基。”（孫中山）

中國抗戰軍(jun) 人統稱國民革命軍(jun) 。他們(men) 之間曾是同床異夢的對手，或不共戴天的夙敵，但是他們(men) 甚至勿需前賢往哲的豪言壯語，一句“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古訓就足以讓他們(men) 深明大義(yi) 而同仇敵愾。

中國軍(jun) 隊曾有200餘(yu) 名將領殉國，高居世界各國陣亡將領榜首，一改“一將功成萬(wan) 骨枯”的悲劇傳(chuan) 統。而幾百萬(wan) 穿草鞋、吸旱煙水煙，衣不蔽體(ti) 、食不裹腹的中國士兵，胸懷混沌而堅定的生死觀、忠烈觀、家國觀，“槍口對外”在白山黑水、長城內(nei) 外、大河上下、長江兩(liang) 岸、衡湘大地、滇西緬北，在“我們(men) 生長在這裏”的每一寸土地上，與(yu) 日本軍(jun) 隊展開了22次大型會(hui) 戰，1,117次中型戰役，38,931次小型戰鬥。正是這些“沒有什麽(me) 人注意他們(men) ，更沒有樂(le) 隊或鼓手來鼓舞他們(men) ，沒有女子向他們(men) 擲花或給他們(men) 香煙，連姓名都很少流傳(chuan) 下來的無名戰士們(men) ”（英國女記者阿特麗(li) ）整排、整連、整營、整團、整旅、整師成建製地慷慨赴死，以“舉(ju) 世無雙的忍耐、無可超越的毅力”（美國海軍(jun) 陸戰隊上校卡爾遜）證明自己是具有強烈民族精神和國家榮譽感的軍(jun) 隊。

這就是日本的宿命。每一個(ge) 中國士兵的背後都裸露著他們(men) 被洗劫過的故土，都站著他們(men) 被殺害的白發雙親(qin) ，被蹂躪過的姐妹們(men) 、母親(qin) 們(men) 、妻子們(men) ，還有被燒焦被挑死被開膛破肚的嬰兒(er) 們(men) 。這是這樣一個(ge) 民族，他們(men) 雖然一時還不能在西方文明的衝(chong) 擊麵前回過神來，但仁慈而英勇的美德從(cong) 來沒有從(cong) 他們(men) 心中消失。而一旦敵人無恥地踐踏了他們(men) 的道德底線，他們(men) 便會(hui) 證明自己是最無畏最英勇的戰士。孔子雖然終身教人以聖賢之道、君子之風，但他老人家也說過：“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他的弟子子貢繼承其師對邪惡作了如下判決(jue) ：“惡徼以為(wei) 知者，惡不孫以為(wei) 勇者，惡訐以為(wei) 直者。”

中日戰爭(zheng) 之間優(you) 劣勝敗之分曉，不單在戰場，也在兩(liang) 國精神和文化的較量。在這個(ge) 戰場上，中國具有壓倒性的絕對優(you) 勢。

錢穆有言：“如舜之大孝，而此下遂有百孝圖；如孔子之至聖，而此下遂有儒林傳(chuan) 道學傳(chuan) 。此始是中國人所謂之文化。自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此亦中國人所謂之文化。”揆諸二戰各國，沒有哪個(ge) 國家如中國一樣，有那麽(me) 多的作家、學者、教授、藝術家、詩人、演員、記者，那麽(me) 多泰山北鬥級的鴻儒碩學，那麽(me) 多學貫中西的學問大家，那麽(me) 多風華正茂的才子佳人，投身於(yu) 反抗侵略、奴役、黑暗、野蠻和毀滅的民族解放聖戰之中。八十餘(yu) 所高等院校、八十餘(yu) 萬(wan) 師生顛沛轉徙，跨越千山萬(wan) 水，踏上了孔子以來中國知識文化重心由東(dong) 向西曆史大轉移的烽火征程。中國知識分子素以“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自勵，“挽狂瀾於(yu) 既倒，扶大廈之將傾(qing) ”是他們(men) 世代傳(chuan) 承的天職，“鐵肩擔道義(yi) ，妙手著文萃”是他們(men) 至死不渝的修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是他們(men) 至高的幸福。“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是他們(men) 永恒的誓約。

抗戰軍(jun) 興(xing) ，孫陵、李初犁等發起“投筆從(cong) 戎”運動，郭沫若等六十餘(yu) 名作家簽名響應，誓以血肉之軀與(yu) 日寇“死戰”。

重興(xing) 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弘一法師不顧佛門成法，對弟子慨然發願：“吾人吃的是中華民族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為(wei) 佛子，於(yu) 此時不能共紓國難於(yu) 萬(wan) 一，自揣不如一隻狗子！”自書(shu) “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再加跋語雲(yun) ：“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日本曾抱怨，為(wei) 何中國留英學生皆親(qin) 英，留美學人皆親(qin) 美，留法勤工儉(jian) 學者皆親(qin) 法，惟有留日生絕大多數皆反日？

中國知識文化藝術界在山河破碎、生靈塗炭的抗戰煉獄中，一洗鴉片戰爭(zheng) 、甲午戰爭(zheng) 以來的晦澀柔靡迷亂(luan) 浮囂之氣，直承春秋氣象、漢唐雄風，為(wei) 中國人的道德自立和文化複興(xing) 壘築起鳳凰涅槃式的巍峨高崗，葆育、錘煉、升華了中華民族精神。

中國人第一次全麵刷新了自己的民族國家意識，第一次求得民族的獨立、解放和自由，第一次擺脫了一百多年來的內(nei) 憂外患、兵連禍結的民族危機，第一次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世界的東(dong) 方，——中國終於(yu) 超越了風雨如磐的曆史宿命。

1935年，中國詩人就以《自由神》（施誼詞，呂驥曲）為(wei) 名宣告：

          工農(nong) 商學兵，

         大家一條心，

         不分男女性，

         合力奔前程。

         我們(men) 不要忘了救亡的使命，

         我們(men) 是中國的主人！

         莫依戀你那破碎的家鄉(xiang) ，

         莫珍惜你那空虛的夢想，

         按住你的創傷(shang) ！

         挺起你的胸膛！

         爭(zheng) 回我們(men) 民族的自由、解放！

         穿上意誌的武裝，

         踏上人生的戰場，

         擎起自衛的刀槍，

         製止敵人的猖狂，

         爭(zheng) 回我們(men) 民族的自由、解放！

         中國已經突了它的黑夜茫茫，

         人民已經鍛煉了他的意誌成鋼！

 十

中國在十四個(ge) 年頭5,107天時間裏，以三千五百萬(wan) 生命的傷(shang) 亡代價(jia) 把窮凶極惡的日本軍(jun) 隊驅趕出去，取得了有史以來攸關(guan) 民族存亡和文明續絕的抗日戰爭(zheng) 的偉(wei) 大勝利。這是中國近代反侵略戰爭(zheng) 第一次最慘烈、最悲壯、最英勇、最偉(wei) 大的勝利，是中國洗雪百年晦氣、憂患、恥辱和曆史宿命的民族解放聖戰性質的勝利。中國以其空前的犧牲、卓絕的奮鬥和不可替代的地位，製止了法西斯瘟疫在東(dong) 方的蔓延，為(wei) 全世界反法西斯盟國爭(zheng) 取了至為(wei) 重要的戰略準備、喘息、轉折和反攻的時機。“如果沒有中國，如果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調往其他方麵作戰？他們(men) 將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並且可以一直衝(chong) 向中東(dong) ，和德國舉(ju) 行一個(ge) 大規模夾攻，在近東(dong) 會(hui) 師，把俄國完全隔絕起來，吞並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羅斯福）；“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中國）捆住的時候，我們(men) 才能夠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們(men) 的時候，避免在兩(liang) 線作戰。”（斯大林）。

如果中國妥協投降了，日本將按照傳(chuan) 統的曆史方向，根據陸軍(jun) 而非海軍(jun) 的意圖“北進”，與(yu) 德國夾擊蘇聯；更可能的是，遵循“大東(dong) 亞(ya) 共榮圈”和“黃種人共同意識”，以日本的工業(ye) 實力、技術和軍(jun) 事化程度與(yu) 中國的國土、資源、人力相融合，締造出一個(ge) 令西方白種人顫栗恐懼的黃種人大帝國，其威懾力量將遠遠超過成吉思汗的蒙古鐵蹄，大大刷新曾經讓歐洲人聞之色變的“黃禍”的恐怖紀錄。無論中國戰敗還是投降，都將是人類文明的夢魘。

中國雖然獲得了盟國的援助，有像雷鳴遠、魏特琳、白求恩、陳納德、拉貝、庫裏申科等兄弟姐妹式的西方人士使徒般的仁愛與(yu) 友情，但中國也反複領教了盟國政客們(men) 的冷漠、欺侮、勢利和背棄，其間的無奈、心酸、憤懣和絕望有時甚至超過了日本所施加的單純的戰爭(zheng) 災難。中國從(cong) 一個(ge) 四分五裂、遭人淩辱的國家，一舉(ju) 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並躋身世界四強，成為(wei) 聯合國締約國。沒有中國的苦撐和抗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與(yu) 上一次世界大戰一樣，仍舊是舊式的列強之爭(zheng) ，帝國之戰，所有非西方國家走向獨立自主的道路肯定沒有那樣寬廣。——中華民族滿身血汙、衣衫襤褸、步履沉重而堅定地屹立在東(dong) 方，恰似一隻涅槃鳳凰浴火重生。

莎士比亞(ya) 說過，一個(ge) 人所做壞事的影響比他的生命還要長久。中日戰爭(zheng) 結束的一個(ge) 必然結果是，兩(liang) 個(ge) 東(dong) 亞(ya) 民族相互認識的處境和角度及其結論再次發生轉換。

輪到中國以勝利者的身份評判日本了。

日本的殘忍無道最有力地證明了它作為(wei) “代表者”、“拯救者”的“使命”角色已蕩然無存。日本宣稱和實行的“大東(dong) 亞(ya) 聖戰”、“大東(dong) 亞(ya) 共榮圈”、“黃種人的超國家集團”不僅(jin) 是一個(ge) 彌天大謊，而且是一場比西方白人殖民主義(yi) 者加諸亞(ya) 洲各國的苦難更野蠻、暴虐、恐怖的噩夢。日本軍(jun) 人、政客、外交官、財閥在戰爭(zheng) 中的表現，是人類文明史上道德淪喪(sang) 的惡性案例。日本最大的失敗在於(yu) ，它的戰爭(zheng) 罪行向東(dong) 西方都清楚地表明，作為(wei) 亞(ya) 洲第一個(ge) 完成了“現代化”的民族，它的經驗和下場是何等的殘敗、可恥；它那曾經是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亞(ya) 洲各國寄托了太多希望的模式、道路，是何等的畸型、荊棘叢(cong) 生；而它的學者、精英創立的“偉(wei) 大思想”，又是何等的荒誕不經、血腥恐怖！

日本以擅長學習(xi) 、借鑒、摹仿著稱於(yu) 世。作為(wei) 第一個(ge) 實現了工業(ye) 化、擺脫了西方殖民統治甚而躋身西方列強的亞(ya) 洲民族，日本的經驗和成就，日本的教訓和失敗已成為(wei) 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所有非西方國家的共同曆史課題。

日本可以將中國的圍棋、飲茶、插花、書(shu) 法、武術精研細磨，發展到“道”的層級，可以將中國唐代的建築和服飾、宋朝的山水畫和陶瓷完好地保留至今，可以將中國的文字、禪宗和若幹禮儀(yi) 典籍“日本化”，但是對中國文化的精髓和真傳(chuan) 日本始終冥愚不解，中國文明的真精神真生命從(cong) 未真正進入日本的靈魂。日本向中國學習(xi) 的最大失敗在於(yu) ，它擅自將中國文化的核心美德“仁慈”（仁）替換成“忠順”（忠）。無論是為(wei) 日本史家稱道的聖德太子發布的十七條憲法（公元604年）還是明治天皇頒行的《軍(jun) 人賴諭》（公元1882年），日本都將對國家和天皇的絕對忠誠置於(yu) 一切價(jia) 值的首位。在被譽為(wei) “日本的《詩經》”的《萬(wan) 葉集》中，日本中世紀大詩人大伴家持那首“表忠心”的詩曾經激勵了一代又一代日本武士為(wei) 天皇盡忠：

                在海洋裏，我的軀體(ti) 在水中沐浴，

         在陸地上，我的軀體(ti) 與(yu) 叢(cong) 生的青草為(wei) 伴。

         讓我死在我的君主身旁，

         我永遠不會(hui) 感到遺憾！

日本始終未能識別和接納中國在“上帝缺席”的寥闊時空中感受、體(ti) 證、參悟、涵泳、哺育、錘煉出來的生命意識和道德境界，這是日本民族的大不幸

八十年前，辜鴻銘這名中國近代的真正先知曾不厭其煩地提醒日本，由於(yu) 蒙古人的入侵，中國的精神“大部失傳(chuan) 了”，惟有日本保留了“中國文明的精華”。日本掌握了“現代歐洲文明利器”之後，必須“能夠正確地使用文明利器”，必須“有一個(ge) 高尚的道德標準”。“如果日本隻是為(wei) 了保持本國以及從(cong) 中國繼承的民族精神而采用西方現代文明的利器，那麽(me) ，不僅(jin) 不會(hui) 使日本西化，而且也能夠防止中國西化，並最終依靠日本的努力將明治以前日本保存著的純正的中國古代文明帶回給今日的中國。這是曆史賦予日本的使命”。③——日本以自己的昭昭劣跡表明，它不配這一使命。

日本二十世紀初在東(dong) 方的崛起，主要是西方文明刺激和影響的結果。這個(ge) 聲稱“脫亞(ya) 入歐”的國家最終走上窮兵黷武、征服擴張之路，是一個(ge) 東(dong) 方民族精神澹妄迷狂的顯例，也是東(dong) 西方文明美美相違、惡惡交加的可悲顯例。當年的日本不可能聽取辜鴻銘滿懷真誠和期待的呼籲，因為(wei) 它在西方那裏得到的除了“文明利器”之外，還有一套“文明利器”背後的思想體(ti) 係。

日本崛起和災難的源泉和淵藪都來自西方。

1871年12月，“東(dong) 方世界第一次向西方取經的偉(wei) 大征程”從(cong) 日本發軔。遵照明治天皇“敕諭”，日本外務卿岩倉(cang) 具視為(wei) 特派全權大使，木戶孝允、伊滕博文等四人為(wei) 全權副使，組成包括48名皇室貴胄、軍(jun) 界和財界人士以及59名留學生的大型使節團，先後訪問了美、法、比、荷、德、意、奧、瑞士、丹麥、瑞典等歐美國家，考察了政治、軍(jun) 事、外交、法律、經濟。日本精英從(cong) 令他們(men) 目眩的物質技術成就背後，還看到了另一番景象：海外擴張、掠奪殖民地、整軍(jun) 經武、發展國防；他們(men) 還看到了西方流行於(yu) 世的“物力之學”：科學技術主義(yi) 、社會(hui) 進化學說、種族優(you) 越論、曆史決(jue) 定論……；他們(men) 還發現了自己的思想導師：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尼采、馬基雅維裏、克勞塞維茨、霍布斯……

在“日清戰爭(zheng) ”（甲午海戰）和“日華戰爭(zheng) ”（第二次中日戰爭(zheng) ）之間成長起來的日本精英，從(cong) 歐洲先驅那裏觀察和接受的思想比他們(men) 的先輩更具災難性。他們(men) 有機會(hui) 更仔細地研究了歐洲各國的軍(jun) 事工業(ye) ，尤其對後來居上的“歐洲領跑者”德國發生了莫大的興(xing) 趣。他們(men) 朝拜了德國總參謀部，實地考察了它的鋼鐵、蒸汽機、發動機、AV7型坦克、馬克沁機槍、“哥達”式重型轟炸機、“拿騷”級戰列艦以及芥子氣毒氣彈的實驗車間和生產(chan) 流水線。他們(men) 直接目睹了自稱人類文明先驅的歐洲大國的自相殘殺，見證了德意誌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帝國和沙俄帝國的崩潰，他們(men) 為(wei) 自己找到新的精神理論：相對主義(yi) 、虛無主義(yi) 、無政府主義(yi) 、死亡本能理論、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法西斯主義(yi) 和軍(jun) 國主義(yi) 。他們(men) 與(yu) 其前輩一樣，一直在究詰在思忖在嘀咕在謀劃，為(wei) 什麽(me) 歐洲殖民主義(yi) 者可以把成千上萬(wan) 的非洲黑人擄掠到了美洲、可以屠殺印第安人而問心無愧，而日本征服朝鮮、中國就是大逆不道？為(wei) 什麽(me) 英國、法國可以理直氣壯地占領印度、新加坡、香港和印度支那而不受懲罰，而日本統治遠東(dong) 和整個(ge) 亞(ya) 洲就要遭到調查、譴責？為(wei) 什麽(me) 俄羅斯搖身一變而為(wei) 蘇聯，就有權宣稱自己擁有“解放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權力，而日本指揮建立東(dong) 方黃種人帝國推翻西方白種人的全球統治就不可思議？！

 十一

六十年後，西方已經突破了它的曆史宿命，中國、日本當何以往之？

2004年6月6日一天之內(nei) ，諾曼底從(cong) 一個(ge) 曆史－地理名詞變成了一種現代精神、一個(ge) 世界概念。聰明浪漫的法國人像他們(men) 路易十四時代巴黎上流社會(hui) 主持沙龍的貴婦人一樣，把當年德軍(jun) 與(yu) 盟軍(jun) 的廝殺之地變成了當代國際社交的最大客廳，而前者與(yu) 後者曾分別是法國的征服者和解放者。

當盟國二戰老兵胸佩勳章列隊跨過綠茵草坪，當歐洲各國和美俄國家元首並肩閉目為(wei) 和平祈禱，當包括德國陣亡軍(jun) 人在內(nei) 的諾曼底全體(ti) 陣亡將士的白色十字架在陽光下平等而尊嚴(yan) 地接受後世人們(men) 的致意時，在猶他海灘和整個(ge) 歐羅巴降臨(lin) 了一個(ge) 巨大的句號：歐洲自相殘殺的曆史、歐洲作為(wei) 兩(liang) 次世界大戰策源地的曆史，正式宣告終結。

一個(ge) 多月後，一夜之間，阿道夫·希特勒最著名的謀刺者馮(feng) ·斯道芬堡伯爵從(cong) 昔日刺殺德國國家元首的“密謀分子”躋身為(wei) 德國最偉(wei) 大的愛國者之列，而與(yu) 歌德、貝多芬、海涅、托瑪斯·曼等日爾曼英才永遠為(wei) 伍。

從(cong) 開化的希臘人、馬羅人時代以來被稱為(wei) “蠻族世界”的歐洲，被沿著萊茵河、多瑙河修築的羅馬帝國城牆一分為(wei) 二的歐洲，被從(cong) 什切青海到亞(ya) 德裏亞(ya) 海垂降的鐵幕和柏林牆隔離的歐洲，終於(yu) 來到了一個(ge) 曆史分水嶺，在歐共體(ti) 、歐盟、歐洲議會(hui) 、歐元、北約等一係列戰略、政治、軍(jun) 事、經濟整合之後，開始搭建民族、文化和精神價(jia) 值的歐洲屋頂。一個(ge) 曾經分屬不同帝國、基督教、拉丁語、十字軍(jun) 、世俗王權、工業(ye) 革命、殖民體(ti) 係、啟蒙哲學、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法西斯狂潮以及各種體(ti) 係、條約、同盟的歐洲，終於(yu) 一齊來到了新世紀的入口處。

但丁曾希望各國君主服從(cong) 於(yu)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以確保歐洲和平，皮埃爾·杜布瓦主張組成有十五個(ge) 力量均等的國家構成的總理事會(hui) 以仲裁爭(zheng) 端，格勞秀斯認為(wei) 中立國家是基督教世界衝(chong) 突的最佳調解人，威廉·佩恩倡導了“歐洲議會(hui) ”，“歐洲永遠和平方案”的始作俑者是聖彼埃爾修道院院長，讓一雅克·盧梭、伏爾泰都把歐洲共和國的希望托付給對君主進行啟蒙教育，偉(wei) 大的康德在十八世紀末就公布了具有現代意義(yi) 的永久和平構想：歐洲與(yu) 世界和平隻能奠基於(yu) 自由國家（共和國）組成的聯邦之上，近代歐洲社會(hui) 主義(yi) 的先知聖西門伯爵在十九世紀初就指出，要避免戰爭(zheng) 與(yu) 革命的恐怖，必須依靠具有“愛歐洲主義(yi) ”的傑出人物。

當代諾曼底精神的誕生，讓亞(ya) 曆山大、愷撒、拿破侖(lun) 、希特勒、斯大林一類傳(chuan) 統征服者兼獨裁者的“豐(feng) 功偉(wei) 業(ye) ”嘎然而止，讓所有歐洲先知和賢哲的智慧得以繼承，讓理性、良知與(yu) 和解的精神成為(wei) 歐洲的主宰。兩(liang) 次世界大戰的高昂代價(jia) 沒有白白繳付，三千萬(wan) 歐洲亡靈可以瞑目了。

在所有的因素之中，德國的懺悔和新生成為(wei) 歐洲和解並邁向一體(ti) 化的曆史前提。

德國很幸運。在上一個(ge) 四分之一世紀裏，德國經由兩(liang) 次戰爭(zheng) 和一次拙劣的革命所沒有獲得的，卻在下一個(ge) 四分之一世紀裏得到了。

德國的幸運首先是美國占領軍(jun) 給予的：改變希特勒煽動和培植起來的擁護極權主義(yi) 和專(zhuan) 製獨裁的民族傾(qing) 向。七十三歲的阿登納最強烈的理想，正是使第三帝國的暴政成為(wei) 曆史陳跡，最好永遠被埋葬。

偉(wei) 大的亞(ya) 當·斯密在德國的經濟學傳(chuan) 人艾哈德，創造了“自由市場經濟”，使希特勒的納粹經濟和馬克思的計劃經濟同時遭到決(jue) 定性的失敗，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人民的收益超過了大多數西方國家，帶來了資本主義(yi) “最美好的時光”，一舉(ju) 為(wei) 連續五十年的巨額賠償(chang) 和對東(dong) 德的兼並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希特勒在自殺前曾詛咒德國：如果戰爭(zheng) 失敗，這個(ge) 民族也將滅亡……戰敗就證明這個(ge) 民族是軟弱的民族，未來將屬於(yu) 強大的東(dong) 方民族。

然而，德國創造的最大奇跡卻是精神和道德的複活，民族的新生。

1946年，還在德國“最黑暗的年代”，弗裏德裏希·梅尼克就質問道：一個(ge) 民族如果贏得了全世界，卻喪(sang) 失了自己的靈魂，又有什麽(me) 意義(yi) 呢？梅尼克指出，德國的得救在於(yu) 追溯曆史上曾經給德國帶來光明和希望的“精神與(yu) 力量、人道與(yu) 民族性的內(nei) 在結合那樣一種偉(wei) 大的思想，偉(wei) 大的文化價(jia) 值”，德國的命運取決(jue) 於(yu) “不僅(jin) 有益於(yu) 本民族、也有益於(yu) 人類整體(ti) ”，德國隻有在人道的旗幟下，尤其在天主教會(hui) 和新教的“懺悔教會(hui) ”（BeKennendc Kirche）的旗幟下，在善、神聖、永恒和絕對的“我們(men) 道德生涯中的太陽”之下，才有新生的希望。德國應當重新與(yu) 其他西方民族“接觸”，因為(wei) 德國的需要就是基督教西方的普遍需要。這位無比厭惡納粹主義(yi) 、無比熾愛父親(qin) 德國的曆史學泰鬥，即使在最絕望最孤獨之際，也沒有放棄對德國文化和精神的信念。他堅信，由馬丁·路德、歌德、席勒、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巴哈、莫紮特、貝多芬、舒柏特、勃拉姆斯、荷爾德林、莫裏克、麥耶和裏爾克締造的德國，絕不會(hui) 被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希姆萊的汙濁徹底敗壞。一個(ge) 抒情和深思的、抽象和浪漫的、神聖和人道的、靈心善感和智性彌綸的、世界公民國度（Weltburgertum）的和民族國家的德國，必將取代仇恨的和邪惡的、極權的和獨裁的、狂妄的和戰爭(zheng) 的納粹德國，與(yu) 歐洲和世界重新和解，融為(wei) 一體(ti) 。凡是堅信並沉浸於(yu) 這種理想的德國人，“都會(hui) 在我們(men) 祖國的不幸和山河破碎之時，感受到某種永不破碎的東(dong) 西、某種永不磨滅的德國特色”。

亞(ya) 細亞(ya) 仍然籠罩在舊時代的陰影裏，無奈地信奉著早已式微且日益遭到廣泛置疑的極端民族主義(yi) 和絕對國家主義(yi) ，這兩(liang) 種主義(yi) 正是引發兩(liang) 次世界大戰、繼續誘導當代恐怖主義(yi) 的非理性曆史力量。

昔日東(dong) 亞(ya) 戰場的受害者、侵略者、勝利者、投降者之間，雖然維持著浮表的外交、經貿關(guan) 係，但完全缺少彼此認同並且服膺的價(jia) 值準則和精神取向。1995年，自由俄羅斯在莫斯科主持了紀念二戰五十周年的世界性盛典，歐洲又以諾曼底登陸紀念拉開了紀念二戰六十周年的序幕。再狂熱的“大亞(ya) 細亞(ya) 主義(yi) ”信奉者也不敢奢望，當年東(dong) 亞(ya) 的交戰各方能在任何一片海灘、一個(ge) 半島、一爿廣場上握手言和。

辛辣的曆史反諷是，正是自詡獲得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中國和朝鮮，至今陷於(yu) 難堪的分裂裏，在一種外來的哲學和世界意識裏怒目相向，無法從(cong) 德國統一的啟示裏汲取任何靈感，不由自主地成為(wei) 世界大宗軍(jun) 火昂貴傾(qing) 銷的市場。

東(dong) 、西方曆史最讓人懸心的吊詭在於(yu) ，歐、亞(ya) 兩(liang) 大法西斯瘟床，其病灶並未同時消散。歐羅巴的不幸和有幸都源於(yu) 德國，源於(yu) 它的狂妄和理性，——德國擁有偉(wei) 大的基督教正義(yi) 譜係和人文主義(yi) 傳(chuan) 統，它的迷途知返有其來自。

亞(ya) 細亞(ya) 的不幸曾經源於(yu) 日本，亞(ya) 細亞(ya) 的有幸卻無法來日本。我們(men) 始終沒有一個(ge) 東(dong) 方的德國，在東(dong) 方的全部苦難和罪惡中，我們(men) 始終沒有催迫或鼓勵出一場與(yu) 戰爭(zheng) 罪惡基本對稱的道德懺悔和精神洗禮。

十二

第二次中日戰爭(zheng) 整整過去了一個(ge) 甲子。按中國習(xi) 俗，一個(ge) 甲子結束，其中犖犖大端者理應清點檢視一番，以便從(cong) 曆史中真正汲取教訓、智慧和勇氣，以便重新領受天意，在又一個(ge) 曆史關(guan) 頭看清我們(men) 的來路與(yu) 去向，以便我們(men) 比前人少一些遺恨，少一些宿命。

曆史已經表明，與(yu) 中國抗戰對人類的自由、文明、光明和和平事業(ye) 作出的非凡貢獻相比，曆史給予中國的回報實在太不對稱。最讓中國匪夷所思的是，我們(men) 難於(yu) 逆料、無法抵禦的外來偶然性，再次轉化為(wei) 對中國的不公，中國再次受製於(yu) 一個(ge) 新的宿命。

1945年4月14日，一直為(wei) 簽署《雅爾塔協定》後悔不已、在反法西斯盟國中真正同情、支持中國的富蘭(lan) 克林·羅斯福病逝了。深謀遠慮又欲壑難填的蘇俄人卻根據這一使中國蒙受了最大民族創傷(shang) 的協定，在日本投降兩(liang) 天之前出兵中國東(dong) 北，接受八十萬(wan) 關(guan) 東(dong) 軍(jun) 的投降。1946年2月9日、22日，斯大林和丘吉爾分別發表了措辭強硬的好戰言辭，“冷戰”的鐵幕在亞(ya) 歐大陸同時降下，中國災難性地成為(wei) 這場以蘇美為(wei) 首的東(dong) 西方“冷戰”的最大戰場。

無論因為(wei) 何種坎陷、荒誕、吊詭，走向全麵內(nei) 戰這一急遽轉向乃是中國戰後最大的悲劇。曆史表明，由於(yu) 這一轉向，中國抗日戰爭(zheng) 史詩式的成就和意義(yi) ，幾乎從(cong) 此喪(sang) 失殆盡，中國再次付出難以盡述的沉痛代價(jia) ，再次籠罩在又一次曆史宿命之中。

作為(wei) 亞(ya) 洲第一個(ge) 民主共和國，作為(wei) 世界反法西斯國際統一陣線惟一的非西方大國，中國本來不僅(jin) 已經收回全部民族尊嚴(yan) 和權益，而已經成為(wei) 亞(ya) 洲和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曆史楷模和精神榜樣。中國在戰時最大的外交成就和國際戰略抉擇是與(yu) 美英蘇結為(wei) 盟友。尤其與(yu) 美國的結盟，最充分地顯示了中國縱橫擺闔、遠交近攻的大國智慧。保持、恐固這些抗戰勝利遺產(chan) 的可能轉眼就不複存在了。

中國的土地非但沒有增加一寸（連蘇聯這樣一個(ge) 幅員異常遼闊的國家，在日本投降後才出兵的國家，也在戰後拿走了日本的“北方四島”），中國浴血死戰欲以捍衛的1，140萬(wan) 平方公裏土地——而不是960萬(wan) 平方公裏——卻被蘇俄以“獨立”、“自決(jue) ”名義(yi) 割去了一大塊；尖圖群島、釣魚島迄今被日本占據，由《開羅宣言》、《波茨坦協定》等國際條約一再認定的台灣及澎湖列島主權歸屬中國的曆史事實，非但沒有實現，反而成為(wei) 困擾中國統一、可能再次招致中國人自相殘殺甚至造成亞(ya) 太地區乃至全世界動蕩不寧的戰緣所在。

這一新宿命的另一個(ge) 不幸結果是，直接中斷了中美兩(liang) 國共同占領、製裁、改造和教化日本的珍貴契機和重大責任。取代這一來之不易的契機和責任的，竟然是向對中國虎視了幾個(ge) 世紀、侵占了中國數百萬(wan) 平方公裏土地的蘇俄“一邊倒”。中國從(cong) 此失去以自己不可替代的文明風範教化日本的機緣與(yu) 義(yi) 務，中國從(cong) 此隻能任由一衣帶水的日本按異於(yu) 中國精神的曆史哲學和戰略思想重新崛起。在戰後遠東(dong) 國際軍(jun) 事法庭，在舊金山對日媾和會(hui) 議，以及所有有關(guan) 戰後日本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國主權、安全、利益、感情……）的場合，中國都形單影隻，最後連配角的身份都喪(sang) 失殆盡。

這一新宿命意味著中國抗日戰爭(zheng) 的全部背景、過程、結果和意義(yi) 都必須置於(yu) 另一種世界—曆史尺度之下，予以全然不同的敘述和評價(jia) ；意味著中華民族抗日戰爭(zheng) 的天然神聖性和史詩價(jia) 值將被後起和外來的意識形態加以基本的解構；意味著中國抗日戰爭(zheng) 的全部民族意誌、精神道德基礎、悲壯而偉(wei) 大的曆史曆程、深遠而巨大的世界意義(yi) ，將被另一種說辭取而代之。鑒於(yu) 抗日戰爭(zheng) 在中國數千年曆史、尤其近代以來的極端重要性，鑒於(yu) 這場戰爭(zheng) 對中國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的極端神聖性，截斷、扭曲、變形、塵封抗戰曆史，都無異於(yu) 走向曆史虛無主義(yi) 、民族虛無主義(yi) 和世界虛無主義(yi) ，而中國此後經曆的所有曲折，無不是這三種虛無主義(yi) 的惡果。

於(yu) 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戰爭(zheng) 竟淪為(wei) 黨(dang) 派恩怨和偏見的黯澹時空，甚至成為(wei) 中國人自相貶損、汙蔑、迫害、剿滅的荊棘叢(cong) 生之地。300餘(yu) 萬(wan) 抗日英烈至今沒有瞑目安息之地。1943年建成的湖南南嶽衡山“英烈祠”和“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在五十年代初即作為(wei) “反動遺跡”被鏟除一空，文化大革命又與(yu) 整個(ge) 國家一道遭“浩劫”。一本由武漢軍(jun) 司令部1972年10月編的《曆代中原戰犯記》中寫(xie) 道：“蔣軍(jun) 第三十三集軒軍(jun) 總司令張自忠被日軍(jun) 擊斃。”張自忠不僅(jin) 是中國抗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zheng) 中軍(jun) 階最高的陣亡將領，1940年8月6日，延安各界曾在中央大禮堂為(wei) 張自忠殉國舉(ju) 行隆重追悼大會(hui) ，中共領袖毛澤東(dong) 、朱德、周恩來分別題書(shu) 挽詞：“盡忠報國”、“取義(yi) 成仁”、“為(wei) 國捐軀”。1943年5月16日張將軍(jun) 殉國三周年，周恩來為(wei) 《新華日報》撰寫(xie) 《追悼張藎忱上將》，稱頌“他的英勇堅毅，足為(wei) 全國軍(jun) 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國一役。每讀張上將於(yu) 渡河前親(qin) 致前線將領遺書(shu) ，深覺其忠義(yi) 之誌、壯烈之氣，直可以為(wei) 我國抗戰軍(jun) 人之魂！”

重慶南山一片荒草荒塚(zhong) 中，曾掩埋了近200名為(wei) 國捐軀的中國飛行員，他們(men) 大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華僑(qiao) ，平均年齡不到25歲。他們(men) 的墓碑、棺柩連同殘骸如今早已蕩然無存。該山是重慶著名旅遊景點和泉水雞一條街，成千上萬(wan) 紅男綠女在此咀嚼佳肴，流連風景，幾乎無人光顧那座近在咫尺的“空軍(jun) 墳”。

中國人應當永遠嚴(yan) 詞抗議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我們(men) 也應當捫心自問，我們(men) 的“靖國神社”在哪裏，每當清明時節，年輕一代到哪裏去祭奠他們(men) 的抗日民族先烈？

中國人，應當不斷地譴責日本篡改曆史教科書(shu) ，蒙蔽日本年青一代，我們(men) 也應當自問，那麽(me) ，我們(men) 有一本抗日戰爭(zheng) 的信史嗎？我們(men) 幾十年來表現的抗日戰爭(zheng) 都是真實而客觀，有益於(yu) 中國青年清楚了解中日戰爭(zheng) 並從(cong) 中萌發天然、自豪、高尚的民族主義(yi) 嗎？

當日本二戰老兵劃著太陽旗、身著當年軍(jun) 裝、呲牙咧齒列隊在東(dong) 京大街走過時，當勢力極大的“遺族會(hui) ”頭目被日本青年人用敬愛的目光環繞時，當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上訴一次次敗下陣來時，中國的抗日老戰士和他們(men) 喋血沙場的亡友們(men) 情何以堪？

最讓中國人痛感世事荒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法紀蕩然無存的“浩劫”裏，中國竟然僅(jin) 僅(jin) 宥於(yu) 時世變異和改善國際外交處境而正式放棄了日本天文數字般的戰爭(zheng) 賠償(chang) 。

放棄戰爭(zheng) 賠償(chang) ，無異於(yu) 放棄對三千萬(wan) 亡靈的祭奠，無異於(yu) 無視四億(yi) 五千萬(wan) 中國人蒙受的十四年奇恥大辱，無異於(yu) 罔顧“殺人償(chang) 命，欠債(zhai) 還錢”這一古老而正義(yi) 的原則；

放棄戰爭(zheng) 賠償(chang) ，無異於(yu) 放棄中國作為(wei) 受害者和勝利者的雙重權利，無異於(yu) 放棄中國理應得到的懺悔、認罪、服輸、敬畏和尊重，無異於(yu) 放棄中國應當能夠施予日本的罰治、改造、教化。

放棄戰爭(zheng) 賠償(chang) ，無異於(yu) 放棄大道、人性，放棄了對善惡是非的追究，無異於(yu) 對戰爭(zheng) 罪責的機會(hui) 主義(yi) 假釋，把人間最莊嚴(yan) 神聖的審判，消解變形成功利與(yu) 謀略的交易。

放棄戰爭(zheng) 賠償(chang) ，必然衍出一個(ge) 可怕的後果：一個(ge) 強大而從(cong) 未洗心革麵的日本重新出現在東(dong) 方。這個(ge) 新日本猶如一場新宿命，又在中國對麵，永遠不會(hui) 挪開。

放棄戰爭(zheng) 賠償(chang) ，決(jue) 不是“不念舊惡”、“以德報怨”偉(wei) 大道德精神的繼承，而是對這種道德的褻(xie) 瀆和濫用。

六十年前，在一艘遣返日本戰俘和僑(qiao) 民的船上，貼有一張公告。沒有要求所有日本人去閱讀，但所有看過這份公告的日本人都產(chan) 生過一種不隻是震動和感激的心情：

       這次日本侵略戰爭(zheng) 結束後，留在中國境內(nei) 的日本軍(jun) 民，雖然隨著戰敗而成為(wei) 戰俘、敵僑(qiao) ，而中國方麵仍然一本傳(chuan) 統的精神，沒有給你們(men) 絲(si) 毫侮辱和危害。你們(men) 想想中國人民由於(yu) 日本侵略中國，八年苦戰的結果，還處在水深火熱中急待拯救的淒慘情形，你們(men) 不能不深深痛苦反省，徹底覺悟！中華民族，由於(yu) 崇高的文化熏陶，隻感到人類是應該同樣的發展，同樣的有生存權利，這是一個(ge) 偉(wei) 大民族固有的德行，她從(cong) 不賣弄小恩小惠、淺薄幼稚的伎倆(lia) ，或是什麽(me) 陰謀詭計。……並不是要你們(men) 對中國感恩，而是要你們(men) 徹底反省，認清過去的錯誤。沒有一個(ge) 殺人以逞任性恣欲的人，或是一個(ge) 專(zhuan) 橫跋扈、強取豪奪來兼並的國家能夠生存於(yu) 世界。這是曆史上無可逃遁的史例。誰違反它，誰便會(hui) 招致失敗和覆亡的教訓。

中國曾經奇跡般地從(cong) 抵禦了“以暴易暴”的邪惡誘惑，沒有取而代之作亞(ya) 洲新盟主的念頭。——曆史並非沒有提供這種機會(hui) 。曾經真正讓世界驚訝、欽佩的，還不是取得了戰爭(zheng) 勝利的武力中國，而是取得了道德勝利的文明中國。在廢墟般的世界上，戰後各國——無論失敗的軸心國還是勝利的同盟國——都在劫後餘(yu) 生的地球上喘息掙紮，都在開始劃分、爭(zheng) 奪新的勢力範圍。勝利者雖然對戰後世界作出了全球安排，——曆史以再快不過的速度證明了那些安排是多麽(me) 脆弱，殘缺不全。惟有中國對日本提出了“不念舊惡”、“以德報怨”的道德原則。中國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新的內(nei) 憂外患紛至遝來之際，優(you) 先將二百餘(yu) 萬(wan) 日本戰俘和僑(qiao) 民禮送回國，中國為(wei) 朝鮮、越南、印度、新加坡等國的獨立與(yu) 美英蘇等白人盟國進行了艱苦的交涉，中國沒有虐待一個(ge) 日本俘虜和投降軍(jun) 人，沒有占領一寸日本國土。中國曾經把日本帶上文明之道，日本又從(cong) 西方那裏接受了毀滅之途。麵對日本的成就，中國從(cong) 無施恩圖報之意，麵對日本的浩劫，中國除了失望、痛心之外，隻有不忍之心，惻隱之心。令人扼腕長歎的是，這惟一可能救助日本脫胎換骨、立地成佛的曆史可能，很快被泛濫而來的新的戰爭(zheng) 思想淹沒了。如果至今還把這一道德看成是當年中國執政當局別有用心的策略，那就全然貶毀了中華民族的曆史胸襟和道德擔當，絲(si) 毫沒有擺脫當年戰爭(zheng) 思想的流毒，在精神上繼續否定中國文明已經走向她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不朽史實。

十三

1947年，卓越的人道主義(yi) 者卡爾·波普就指出，“納粹主義(yi) 和法西斯主義(yi) 被徹底擊敗了，但我們(men) 必須承認，它們(men) 的失敗並不意味著野蠻和殘酷已經失敗。相反，這些可憎的觀念從(cong) 失敗中也得到了某種意義(yi) 上的勝利。我們(men) 不得不承認，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我們(men) 西方世界的道德水準。當今世界甚至存在著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十年更難容忍的暴力和野蠻行為(wei) 。我們(men) 必須承認，我們(men) 的文明可能最終毀於(yu) 希特勒主義(yi) 希望用於(yu) 我們(men) 頭上的那些武器。”

無論如何，我們(men) 還不能宣稱已經在思想上完成戰勝了日本。雖然沒有誰再提出過“大亞(ya) 細亞(ya) 主義(yi) ”、“大東(dong) 亞(ya) 共榮”、“黃種人帝國”一類“使命觀”，沒有誰製造出新的種族理論和國民性優(you) 劣比較，但我們(men) 在抗戰勝利後三十年餘(yu) 年間，曾在自己內(nei) 部公開實行了新的尊卑貴賤身份等級，並且以“偉(wei) 大”、“英明”、“進步”的名義(yi) 把它們(men) 變成“運動”和“製度”。在兩(liang) 代人崇尚暴力和倡導鬥爭(zheng) 的表演中，是否滲透和摻雜著當年日本的思想精英們(men) 幽靈般的宿命呢？我們(men) 在反常而艱難的曆史環境中顯示給世界的，不也有當年導演了戰爭(zheng) 悲劇、煽動起一個(ge) 民族走向深淵的非理性、激進言辭、狂熱和極端思想嗎？

中國人曾經把世界從(cong) 真正的“黃禍”中拯救出來，遏製了日本排斥白種人的變態狂，拖垮和打敗了在東(dong) 西方都惡名昭著的邪惡國家。一個(ge) 像中國這樣一個(ge) 占人類五分之一的龐大國家，又身受了無數的苦難和不公，以她飽受創傷(shang) 的心靈和潛藏的無限力量，如果被某種貌似“偉(wei) 大”實則野蠻、號稱“神聖”實則恐怖的思想所俘虜，那末她所帶來的後果將遠遠超過東(dong) 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將隻是一場真正浩劫的序幕。幸運的是，中國乃是世界上最看重“仁慈”、“信義(yi) ”、“和平”的民族，中國不到萬(wan) 不得已不會(hui) 闖入任何極端，中國對“人性常理”的尊重，確保她永遠不會(hui) 走上瘋狂和毀滅的道路。

第二次中日戰爭(zheng) 給後世最大的啟示之一是，像中國這樣一個(ge) 民族，歸根結蒂，隻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得到拯救。凡是企圖仰仗任何一個(ge) 國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援助、恩賜、讚譽，都幾乎無一例外地讓中國飽嚐失望和挫折。上帝還沒有賜給哪個(ge) 民族以救助中國的神力。一旦中國回到了它的正道，找著了它的力量，複活了它的精神，它就會(hui) 給自己和世界同時帶來福音。也隻有這樣，中國才能遵從(cong) 自己善良、純樸的本性，掃除一切狂熱和野心。

一百多年來，中國向白色、黃色和紅色列強反複求教，結果是創傷(shang) 多於(yu) 友誼，失敗甚於(yu) 成功。這樣一種遭遇，使中國不可能不敏感多慮，恩怨在心。但豁達通脫，慷慨大度始終是中國性格的主要方麵。迄今為(wei) 止，中國一直是在刺激—反應的曆史宿命中被動地存在，曆史從(cong) 來沒有給中國一個(ge) 正麵機會(hui) ，讓中國從(cong) 容自信地遵循自己悠久的理性道德和醇厚的人文精神，以“人者天地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天下一家”的不朽思想正麵遇合西方，為(wei) 人類開出新路。

六十五年前，中央大學藝術係教授、花鳥畫家張書(shu) 旂受國民政府委托，在防空洞裏繪製了“百鴿圖”，中國國家元首蔣中正在上麵書(shu) 寫(xie) 了“信義(yi) 和平”四個(ge) 字。十年之後，西班牙畫家畢加索畫下了那隻著名的鴿子，人類開始以鴿子象征和平。

重溫中華文明古老而偉(wei) 大的傳(chuan) 統，不僅(jin) 對中國，而且對亞(ya) 洲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台灣國民黨(dang) 人終於(yu) 在五十多年的闋隔後，參訪大陸。中國人有權利要求這兩(liang) 個(ge) 在中國二十世紀中承擔了重大民族和曆史責任的政黨(dang) ，真正回到六十年前抗戰勝利時的曆史哲學和民族精神上去。

這一切雖然姍姍來遲，卻畢竟是轉向曆史正道的開始。“中國本身就是一種力量”，曆史期待著中國人在回歸民族本性的同時，更自覺而忠誠地領受天意。

1955年4月11日，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科學家要求廢止戰爭(zheng) 》的宣言上簽名，兩(liang) 天後，這名二十世紀西方世界最偉(wei) 大的宇宙奧秘探尋者、人道主義(yi) 者便溘然長逝。筆者在當年第一次讀到這份宣言時，曾深受震撼。二十多年後再讀，所受啟發如同昨日，而更添一種親(qin) 切熟悉的感念，其中的文字、情懷與(yu) 中國古聖賢“生於(yu) 憂患”、“天下一家”、“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的眼光、心跡，何等的相通：

我們(men) 此刻不是以這個(ge) 或者那個(ge) 國家，這個(ge) 或者那個(ge) 大陸，這種或者那種信仰的成員的資格來講話，而是以人類，以其能否繼續生存已成為(wei) 問題的人類成員資格來講話的。

我們(men) 必須學會(hui) 用新的方法來思考。我們(men) 必須認識到向我們(men) 自己提出的問題，不是要采取什麽(me) 措施使我們(men) 所支持的集團取得軍(jun) 事勝利，因為(wei) 已不再存在這樣的措施；我們(men) 向自己提出的問題應當是：能采取怎樣的措施來製止一場其結局對一切方麵都必然是災難的軍(jun) 事競賽？

最可靠的權威人士都異口同聲地說：核戰爭(zheng) 十分可能使人類走到末日。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憂心忡忡。

我們(men) 中間的大多數人在感情上並不是中立的，但作為(wei) 人類，我們(men) 必須記住，如果東(dong) 方和西方之間爭(zheng) 端的解決(jue) ，對於(yu) 無論是共產(chan) 主義(yi) 者還是反共主義(yi) 者，無論是亞(ya) 洲人還是歐洲人或者美洲人，無論是白種人還是黑種人，都能給以可能的滿足，那末就決(jue) 不可用戰爭(zheng) 去解決(jue) 這些爭(zheng) 端。

作為(wei) 人，我們(men) 向要人類呼籲：記住你們(men) 的人性而忘掉其餘(yu) 。要是你們(men) 能這樣做，展示在麵前的是通向新樂(le) 園的道路；要是你們(men) 不能這樣做，那末擺在你們(men) 麵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險。④

如果中國和日本能夠超越曆史宿命，尤其超越戰爭(zheng) 思想，那麽(me) ，東(dong) 亞(ya) 將迎來一個(ge) 新的世紀，文明和平之光將照臨(lin) 這兩(liang) 個(ge) 一衣帶水、一葦可航的民族。否則，就是新的對抗甚至戰爭(zheng) 的危險。“君子求諸己”，若不能超越日本加諸的老宿命和抗戰勝利後來自蘇俄的新宿命，中國就仍然陷於(yu) 20世紀的陰影中，繼續遠離人類文明主流，遠離自己的真正使命。

 2005年4月5日

重慶望月軒

【注釋】

   ①[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第七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589頁。

   ②蔣兆和：《後流民圖作者自序勝利之日》，人民美術出版社《蔣兆和論藝術》，1994年4月第1版第6頁。

   ③《辜鴻銘文集》，下冊(ce) ，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80—281頁。

   ④《愛國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務印務館1979年10月第1版第340—343頁。

責任編輯：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