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立正教當然是辟邪教的根本之道

作者：侯小兵（常州市孔子思想研究會(hui) 特約研究員）

來源：作者惠賜

時間：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7月4日

姚選民博士撰文《複立正教辟邪教是根本之道？》（載2014年6月23日《聯合早報·言論》，下稱“姚文”），對杜吹劍先生《複立正教辟邪教是根本之道》（載2014年6月10日《聯合早報·言論》，下稱“杜文”）一文提出了質疑，認為(wei) 杜文是“既不明白中國邪教問題出現的內(nei) 在機理，也誇大了儒家思想的正向社會(hui) 作用”。

姚文認為(wei) ，中國邪教問題的出現，是社會(hui) 轉型過程中，宗教“商品市場”無法提供足夠的宗教“商品”，以滿足民眾(zhong) 的宗教需求；基於(yu) 政治考量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限製了合法宗教滿足民眾(zhong) 宗教需求的能力，是邪教問題成為(wei) 中國社會(hui) 隱患的關(guan) 鍵所在。姚文所言自有道理，但筆者認為(wei) ，這是停留在問題的表層，沒有抓住根本所在。

按姚文的看法，中國邪教問題的產(chan) 生，是因為(wei) “宗教商品”與(yu) 宗教需求間的供求矛盾。因此，他也就順理成章地提出執政當局應“扶持現有合法宗教的正常發展”以應對之。但筆者以為(wei) 姚文忽略了一個(ge) 重要問題：中國社會(hui) 目前的現狀，是因缺乏能被全社會(hui) 普遍認可的基本價(jia) 值而趨於(yu) 分裂。

社會(hui) 若是一所房屋，被各階層所普遍認可的基本價(jia) 值便是地基，隻有夯實地基，才能在其上建築起穩固的房屋。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儒教便起著這樣的基礎作用。隨著近代中國社會(hui) 的轉型，儒教傳(chuan) 統被全麵摧毀，迄今為(wei) 止，再也沒有一種思想或信仰資源能夠取代儒教傳(chuan) 統，向全社會(hui) 提供被普遍認可的基本價(jia) 值——中共的意識形態也隻是起到了暫時性替代功能，並隨著改革開放而逐漸解體(ti) 。近30年中國宗教的迅猛發展，本就是因此引起的“信仰真空”的結果。

在這樣一個(ge) 社會(hui) 中，不先重建基本價(jia) 值，以此基本價(jia) 值為(wei) 根基去消解現存的社會(hui) 分裂因素，卻去支持宗教的發展，恐怕邪教問題沒解決(jue) ，宗教問題卻反而會(hui) 成為(wei) 進一步撕裂國家和社會(hui) 的新威脅。因此，筆者認為(wei) 若能綜合杜文和姚文的意見，一方麵根植於(yu) 中國自身傳(chuan) 統，重建社會(hui) 基本價(jia) 值，另一方麵在此基礎上促進合法宗教的正常發展，明體(ti) 達用，或許是對問題的本末兼治的解決(jue) 方法。

事實上，這也就是傳(chuan) 統中國一種文教（儒教）、多種宗教的格局。曆史經驗表明，這樣的信仰格局，最適於(yu) 保持國家的穩定，並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其他國家屢屢出現的、因宗教衝(chong) 突而引起的種種弊端。一旦此一格局重新建立，目前的宗教信仰政策，也將可以擺脫姚文所批評的“無為(wei) ”式的尷尬狀態，而可真正推動中國宗教信仰的良性發展。

姚文雖然不完全對儒家傳(chuan) 統持否定態度，但明顯是有相當的負麵評價(jia) 及警惕的，因此也就導致其對邪教問題應對中，儒家傳(chuan) 統的作用的評價(jia) 偏低。對傳(chuan) 統的激烈否定態度，是近現代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溫和一些的，也至多在認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已不適應中國的前提下，有限地同意其在如個(ge) 人修養(yang) 等個(ge) 別領域或仍有價(jia) 值。然而，百多年的曆史表明，全麵西化導致中國社會(hui) 的種種不調；而背離傳(chuan) 統的知識精英，仿佛成了“生活在故鄉(xiang) 的異鄉(xiang) 人”，當他們(men) 在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因為(wei) 和傳(chuan) 統的疏隔，似乎總是無法進入問題的內(nei) 在，所提出的解答也就常常似是而非。

姚文對邪教問題的看法及對儒家傳(chuan) 統作用的評價(jia) ，多少透露出些此種“異鄉(xiang) 人”的意識。中國要完成社會(hui) 轉型，要實現文化複興(xing) ，知識精英的作用至為(wei) 重要。但知識精英要更積極地發揮作用，恐自身仍需一個(ge) “再中國化”的過程，即在回歸傳(chuan) 統的基礎上，真正內(nei) 在於(yu) 中國社會(hui) 來思考本國的問題，而非削中國現實的“足”，去適西方理論的“履”。

（作者是常州市孔子思想研究會(hui) 特約研究員）

發表於(yu) 新加坡《聯合早報》2014年7月4日

【附錄一】

複立正教以辟邪教是根本之道

作者：杜吹劍（首都師範大學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

時間：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6月10日

發生在山東(dong) 招遠的“五二八”慘案，使邪教問題再次浮出水麵。“全能神”等邪教組織規模之大、信眾(zhong) 之廣，令人咂舌，也宣告中國政府自十幾年前就開始實施的打擊法輪功等邪教的做法，基本無效。今天，中國大陸邪教之所以呈蔓延之勢，與(yu) 政府長期對宗教的性質認識及功能定位有關(guan) ，導致今日嚴(yan) 重後果，教訓慘痛。

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全麵推行無神論教育，對宗教進行負麵宣傳(chuan) ，往往將“宗教迷信”連稱，把宗教與(yu) 科學對立，認為(wei) “求神拜佛”愚昧無知、荒誕可笑，而且不允許黨(dang) 員幹部信教。可是，科學能解決(jue) “生”的問題，但無法回答“死”的疑慮，即科學無法給生命予以價(jia) 值意義(yi) ，不能提升生命至神聖空間。生命無常，精神永恒，信仰問題必須用信仰解決(jue) ，此領域科學無能為(wei) 力。

對科學的迷信即唯科學主義(yi) ，將科學視為(wei) 萬(wan) 能，這種觀點在今日西方已受到質疑，但在當下中國大陸仍大有市場。上世紀20年代，中國曾發生過一場“科學與(yu) 玄學”的論戰，“科學派”自信已戰勝“玄學派”，認為(wei) 科學可以解決(jue) 人生觀問題。此後，“向科學進軍(jun)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an) 力”、“科教興(xing) 國”等口號紛至遝來。即使所謂“科教興(xing) 國”，其中之“教”，也僅(jin) 指知識教育，而非“教化”。有科學無教化，隻見科學不見文化（道德、宗教），不但失之一偏，也是當今宗教政策的認識根源。

基於(yu) 此，認為(wei) 科學必將戰勝宗教，並且，認為(wei) 宗教不具有良性社會(hui) 功能，將其視為(wei) 必將消亡之物。這種觀點，既是“理性的傲慢”，也違背常識且不尊重社會(hui) 現實。如科學昌明之西方歐美諸國，宗教亦並未消失抑或“失敗”，而是仍然在社會(hui) 中發揮著舉(ju) 足輕重、無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宗教具有良性社會(hui) 功能。宗教可讓人的精神有所寄托而不致空虛、失落乃至紊亂(luan) ，個(ge) 體(ti) 得到群體(ti) 幫助而增進對群體(ti) 的認同感，人生的價(jia) 值意義(yi) 得以實現和提升，即讓人有安身立命之所在，故可以起到安頓人心、提升道德、穩定社會(hui) 的作用，具有維持社會(hui) 基礎性秩序的功能，從(cong) 而保證社會(hui) 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這從(cong) 古今中外的社會(hui) 治理實踐，已得到證明。

不僅(jin) 如此，宗教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近代以前，西方曆史是政教合一的，主要是基督教與(yu) 政權的結合。即使在號稱政教分離的今天，歐美諸國仍是高度重視宗教的作用，如英國的聖公會(hui) 就是法律規定的國教，英國政府必須向聖公會(hui) 提供財政支持。希臘憲法明文規定東(dong) 正教是國教，北歐一些國家則以路德宗為(wei) 國教。在亞(ya) 洲的日本，傳(chuan) 統的神道教具有國教性質。佛教在泰國，雖無憲法明文規定，但享有事實上的國教地位。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論述了宗教與(yu) 民主共和製度的關(guan) 係，指出：“專(zhuan) 製製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進行統治，而自由的國家卻不能如此。宗教，在他們(men) 所讚揚的共和製度下，比在他們(men) 所攻擊的君主製度下更為(wei) 需要，而在民主共和製度下，比在其他任何製度下尤為(wei) 需要。當政治紐帶鬆弛而道德紐帶並未加強時，社會(hui) 怎麽(me) 能免於(yu) 崩潰呢？如果一個(ge) 自己做主的民族不服從(cong) 上帝，它能做出什麽(me) 呢？”美國的政治實踐和社會(hui) 現狀，也強有力地佐證了托克維爾的觀點。查爾斯•泰勒亦明確說，美國的憲法就是一個(ge) 隱秘的“教會(hui) ”。

在中國曆史上，儒釋道三教合一，是中國文化主體(ti) ，其中儒乃主幹。“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亦為(wei) 曆代政治人物所尊奉。學者蔣慶認為(wei) ，儒教在中國的曆史上有四大功能，除了解決(jue) 社會(hui) 的行為(wei) 規範、生命信仰、情誌慰藉等問題，還解決(jue) 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問題，為(wei) 政治權力確立超越神聖的價(jia) 值基礎與(yu) 曆史文化的價(jia) 值基礎。

中國自近代以來，就進入整體(ti) 性反傳(chuan) 統的思想文化迷局，中國文化的主幹儒家，被徹底打倒，佛、道二教，一度被無情批判，其他民間宗教信仰，亦被當成“封建迷信”予以掃除，整個(ge) 社會(hui) 可謂進入信仰真空狀態，亦為(wei) 邪教的滋生創造了條件。大陸在改革開放前，意識形態具有功能性替代作用，亦掩蓋了問題。時至今日，立國之基缺乏曆史文化合法性的問題逐漸暴露。主幹性文化係統缺位，既是中國文化危機的表征，也是其本質。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邪教快速蔓延，包括外來宗教迅猛發展，其根本原因在於(yu) “正教”不立，傳(chuan) 統主流價(jia) 值信仰體(ti) 係遭到破壞，至今未能扶正。同為(wei) 華人社會(hui) ，在台灣、香港、澳門，法輪功、全能神等邪教全不成氣候，基督徒的比例也沒有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就是本土宗教一直得到了很好地發展，儒、道、佛仍然是民間信仰的主體(ti) ，幾百年來從(cong) 來沒有中斷過。台、港、澳經驗，可為(wei) 大陸借鑒。

總之，信仰問題不能靠科學解決(jue) ，繼續高喊“崇尚科學，遠離邪教”的口號，於(yu) 事無補。精神必須用精神對抗，法律打擊、軍(jun) 警防範無效。科學與(yu) 法律，對解決(jue) 邪教問題，皆是治標不治本。中國大陸現行的宗教政策及其指導理念，需要檢討並盡快調整。扶正傳(chuan) 統信仰，樹立主體(ti) 宗教，是解決(jue) 邪教問題的根本之道。不然，以後的麻煩會(hui) 更大。

（作者是首都師範大學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發表於(yu) 新加坡《聯合早報》2014年6月10日

【附錄二】

複立正教辟邪教是根本之道？

作者：姚選民（湖南省社會(hui) 科學院政治所助理研究員，複旦大學政治學博士)

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

時間：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6月23日

杜吹劍先生在《複立正教辟邪教是根本之道》（載2014年6月10日《聯合早報·言論》，下稱“杜文”）認為(wei) ，邪教問題在當下中國業(ye) 已成為(wei) 了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社會(hui) 問題，其原因主要是中國社會(hui) 遵行了“科學至上”這種不恰當的方式來應對邪教問題，並認為(wei) “複立儒教，扶正傳(chuan) 統信仰，樹立主體(ti) 宗教”，才是解決(jue) 中國邪教問題的根本之道。

“杜文”的確指出了中國社會(hui) 在應對邪教方式上的問題：科學的持續發展，對人們(men) 所困惑的某些現實問題提供了一些更好的解釋，並且直觀性地“削減”了宗教信仰的傳(chuan) 統“領地”；然而，緣於(yu) 探究或回到事情本身的不可能性，科學的發展又同時會(hui) 讓人們(men) 麵臨(lin) 更多的現實問題，百姓也因為(wei) 生活環境的因素很難與(yu) 科學同步，他們(men) 的現實困惑也並未因此減少。因而，有如杜先生所說，科學主要解決(jue) 的是人們(men) “生”的問題，而人們(men) 關(guan) 於(yu) “死”的疑慮等事關(guan) 生命意義(yi) 的信仰問題，科學則陷入了“無用武之地”的窘境，更遑論對邪教問題的解決(jue) 。

然而，“杜文”據此認為(wei) 應通過複辟儒教的方式，來解決(jue) 中國的邪教問題，則是杜先生既不明白中國邪教問題出現的內(nei) 在機理，也誇大了儒家思想的正向社會(hui) 作用。

邪教問題在當代中國出現，不是因為(wei) 中國缺乏一個(ge) 主體(ti) 宗教，而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hui) 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的宗教“商品市場”無法提供足夠的宗教“商品”，以滿足中國人的宗教需求。1978年改革開放（甚或鴉片戰爭(zheng) ）以來的中國社會(hui) 轉型過於(yu) 劇烈，一些社會(hui) 成員在心理上難以融納這種變化，且對這一變化對於(yu) 自己生存處境的惡化影響（包括直接和間接的），存有某種拒絕理解的“怨恨”情緒。這在客觀上導致整個(ge) 中國社會(hui) 對宗教“商品”存有一種極大的內(nei) 在需求，然當下中國所奉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不能為(wei) 人供應足夠的宗教“商品”。

一方麵的原因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隻針對業(ye) 已長時間存在的合法宗教，沒有給新生宗教留下合法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麵，宗教信仰自由名為(wei) 自由，實際則是讓宗教“自生自滅”。中國沒有為(wei) 合法宗教提供有力的公共政策支持，這些宗教無力為(wei) 芸芸眾(zhong) 生提供足夠的宗教“商品”。這其中當然有政治方麵的考量：扶持宗教發展，因宗教信徒的數量龐大，執政當局擔憂宗教組織最終會(hui) 跟中共爭(zheng) 奪群眾(zhong) 基礎，可謂一種“政治隱患”；明顯打壓合法宗教發展，則擔心宗教組織活動的泛政治化。可以說，“宗教信仰自由”這種不痛不癢的宗教政策，是當下中國邪教問題之所以會(hui) 顯現為(wei) 一種社會(hui) 隱患的關(guan) 鍵所在，不是什麽(me) 中國社會(hui) 缺失一個(ge) 像儒教這樣的“主體(ti) 宗教”。

另一方麵，儒教能解決(jue) 中國的邪教問題嗎？非也。首先，儒教是不是宗教還是一個(ge) 值得探討的話題。“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黨(dang) ”，這是儒者非常珍視的一種人格麵相。儒者群體(ti) 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曆史上形成一種氣象，主要是緣於(yu) 他們(men) 自己深度的內(nei) 省和反觀，進而形成了一種“道”及其儀(yi) 式。然而，若倡導儒道的“儒者”本身還沒有領會(hui) 儒道的“精髓”，反而強烈要求他人遵行儒道及其禮儀(yi) ，此舉(ju) 不僅(jin) 違背了儒道精神，反而會(hui) 將儒道精神的一些負麵性因素放大，比如注重獨修內(nei) 省之“各顧各家”的“小家庭”思想、過分注重倫(lun) 理等級秩序的“臉麵”觀等。

其實，緣於(yu) 儒家思想作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對中華民族幾千年的長時段影響，大家甚至能在邪教成員身上見到幾分“儒者”影子；也就是說，就是那些邪教成員，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儒道精神之負麵性因素的變態支配，比如固執、我行我素、不通人情等。當然，在這裏，筆者不是要將儒教跟邪教畫等號，而要指出的是，邪教問題的出現跟傳(chuan) 統儒道的弱化也確有一定的關(guan) 聯：改革開放以後邪教現象的頻仍，跟市場經濟條件下，傳(chuan) 統儒道中的“溫情脈脈”倫(lun) 理感覺，被不斷地稀釋甚或徹底解構有關(guan) 。當下不少弱勢群體(ti) 或社會(hui) 成員，在市場經濟大潮裹挾下的現實生活中，既得不到類似於(yu) 古時“家族”的及時關(guan) 懷，在麵對一些大的“變故”時也得不到及時的心理撫慰，他們(men) 隻能通過拉他們(men) “入夥(huo) ”的所謂“宗教”組織比如邪教組織，來獲得一些“變態”式的組織關(guan) 愛和心理撫慰。

適度回歸傳(chuan) 統，宏揚業(ye) 已融入中國人“骨髓”的儒道正向精神，確能喚起人們(men) 關(guan) 於(yu) 儒家中國的美好曆史記憶，喚醒中國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者關(guan) 愛精神。但是，將儒家宗教化既不合儒道精神本身，更是沒有了古時的現實條件：與(yu) 其樹立一個(ge) 本來就不存在的宗教——儒教，還不如把僅(jin) 有的一些人力和物力，放在扶持現有合法宗教的正常發展上，放在執政當局與(yu) 宗教組織良好關(guan) 係的互動和建構上。

（作者是湖南省社會(hui) 科學院政治所助理研究員，複旦大學政治學博士）

發表於(yu) 新加坡《聯合早報》2014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