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複興(xing) 改變世界文明格局

作者：慕朵生

來源：中國儒教網

時間：2014年5月19日

序  言

３月22日至４月１日，國家主席習(xi) 近平訪問荷蘭(lan) 、法國、德國、比利時等歐洲四國，在發表演講或舉(ju) 行會(hui) 談時，不僅(jin) “子曰詩雲(yun) ”征引中國傳(chuan) 統經典，而且身著“中華立領”參加國宴，更多次強調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指出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極大地彰顯了中華文化的自信，表明了中華文化與(yu) 世界多元文化和諧共生的願望。

當前，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日益深入發展，文化愈來愈成為(wei) 一個(ge) 民族最獨特的精神標識，因而也成為(wei) 各國國家治理和國際競爭(zheng) 的優(you) 先戰略方向。長時間、遠距離、寬視界地梳理中華文化的興(xing) 衰榮辱史，既有助於(yu) 我們(men) 把握中華文化偉(wei) 大複興(xing) 的脈搏，也有助於(yu) 我們(men) 了解中華文化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大體(ti) 方位和重要價(jia) 值。

一、中華文化的輝煌曆史與(yu) 深遠影響

何為(wei) “文化”，古今中外眾(zhong) 說紛紜、莫衷一是。按照現代新儒家梁漱溟的說法，“文化就是吾人之生活所依靠一切”。任何一個(ge) 國家和民族，都無往不在文化之中，其所創造的各自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與(yu) 其他民族文化共同構成了絢麗(li) 多彩的人類文明“百花園”，而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體(ti) 的中華文化，就是其中最燦爛、最優(you) 美、最富有魅力的花朵之一。考諸中外學者論述，中華文化具有三大顯著特征：

其一，曆史悠久，連續一貫。比如，梁漱溟說：“曆史上與(yu) 中國文化若後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倫(lun) 、印度、波斯、希臘等，或已夭折，或已轉易，或失其獨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永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至於(yu) 今日巋然獨存。”現代新儒家錢穆則說：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一直是“一個(ge) 人”即中華民族的“長跑”，而西方文化則是“幾個(ge) 人”即多民族的“接力賽”。職是之故，中華文化千百年來一直就是溫潤和涵養(yang) 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從(cong) 未出現過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說的“古希臘”才是西方人“精神故園”的現象。

其二，倫(lun) 理本位，天人合一。中華文化是“倫(lun) 理本位”的文化，人格化、一元論、宰製性“最高神”的西方式宗教觀念比較淡薄，所以會(hui) 出現梁漱溟說“以道德代宗教”，現代新儒家馮(feng) 友蘭(lan) 說“以哲學代宗教”，現代教育家蔡元培說“以美育代宗教”，而英國哲學家羅素則說：中華文化“以孔子倫(lun) 理為(wei) 準則而無宗教”。但是，中華文化亦有其宗教性關(guan) 懷，主張天人合一，強調宇宙和諧，提倡“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職是之故，中華文化在自身以及與(yu) 外部，向無“諸神之爭(zheng) ”即宗教衝(chong) 突，同時缺乏征服自然的強烈衝(chong) 動，從(cong) 未造成人與(yu) 自然的巨大緊張。

其三，愛好和平，反對戰爭(zheng) 。中華文化向來強調“仁者愛人”、“協和萬(wan) 邦”，堅持“止戈為(wei) 武”、“兼愛非攻”，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培育了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性格和傳(chuan) 統，正如德國社會(hui) 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說，中國在“進入曆史時代後，即逐漸成為(wei) 和平文化的世界帝國”。職是之故，中國雖然一直是東(dong) 亞(ya) 地區體(ti) 量最大的國家，但從(cong) 來就不是東(dong) 亞(ya) 地區的霸權中心和戰爭(zheng) 中心，而是禮樂(le) 中心和文化中心。

曆史上，中華文化既將中華民族摶成一個(ge) 生生不息的偉(wei) 大民族，又將中國塑造成為(wei) 一個(ge) 廣土眾(zhong) 民的大一統國家，並使中國在領土、種族、政權等現代國家要素的基礎上，複又成為(wei) 一個(ge) 依靠文化和價(jia) 值共識凝聚起來的獨特國家，即“文化中國”。香港學者金耀基指出：“古代中國是一個(ge) 國家，但它不同於(yu) 近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它是一個(ge) 以文化而非種族為(wei) 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ti) ，或者稱之為(wei) ‘文明體(ti) 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有一種獨特的文明秩序。”

同時，中華文化從(cong) 來就不是封閉的、保守的，而是開放和包容的。一方麵，中華文化吸收了大量的外來文化，顯示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寬廣胸襟，形成了博采眾(zhong) 長、兼收並蓄的曆史傳(chuan) 統。如漢唐時期吸收佛教文化、西域文化，宋明時期包容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近代以來接納耶教（俗稱基督教）文化，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體(ti) ，以佛、道文化為(wei) 兩(liang) 翼，以其他外來文化為(wei) 輔助的多元一體(ti) 、和諧共生的文化生態格局——這同樣為(wei) 人類文明史所罕見！

另一方麵，中華文化還很早就輻射至整個(ge) 東(dong) 亞(ya) 和東(dong) 南亞(ya) 地區，塑造了一個(ge) 包括朝鮮、琉球（今衝(chong) 繩群島）、日本、越南等周邊國家在內(nei) 的“東(dong) 亞(ya) 儒家（筷子、漢字）文化圈”，形成了古代世界史上非常獨特的“東(dong) 亞(ya) 秩序”。韓國學者白永瑞指出，“東(dong) 亞(ya) 秩序”以和平為(wei) 主要特征，以貿易為(wei) 重要目的，以禮儀(yi) 為(wei) 交往準則，而日本學者西嶼定生也指出，“東(dong) 亞(ya) 秩序”乃以漢字、儒教、佛教和法律係統四大支柱為(wei) 基礎，絕非歐美學界所理解的以中國為(wei) 權力中心、具有等級特色的“東(dong) 亞(ya) 朝貢秩序”或“中華帝國秩序”。（詳見《中華文化塑造東(dong) 亞(ya) 文化共同體(ti) 》）

此外，從(cong) 2000多年前開始，中華文化就與(yu) 西方文化發生了密切的聯係。中國“四大發明”就是借助著名的“絲(si) 綢之路”傳(chuan) 播至西方世界的，其中指南針使世界地理大發現成為(wei) 可能，造紙術和印刷術推動歐洲學術繁榮與(yu) 思想傳(chuan) 播，火藥幫助歐洲各國軍(jun) 事崛起。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評價(jia) 說：“在中國完成的發明和技術發現，改變了西方文明的發展進程，並因而也確定改變了整個(ge) 世界的發展進程。” （詳見《中華文化推動歐洲現代文明進程》）

中華文化改變世界發展進程還體(ti) 現在思想觀念層麵。從(cong) 13世紀意大利冒險家馬可·波羅開始，西方人就不斷湧入中國，或旅遊，或經商，或傳(chuan) 教，並將見聞心得和中華文化帶回歐洲，在西方掀起了長達400年之久的“中國熱”。其中，中華文化的“人本位”等思想觀念，對歐洲走出“神本位”的黑暗中世紀，迎來資本主義(yi) 發展狂潮，產(chan) 生了巨大而又深遠的影響，並波及“新大陸”美國等國家和地區，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總之，中華文化曆史悠久、思想精湛、價(jia) 值優(you) 美、影響深遠，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wei) 大的文化之一。而且，中華文化的海外傳(chuan) 播同樣具有兩(liang) 大顯著特征：一是多以和平方式，絕少依靠暴力，如著名的“鄭和下西洋”等。二是“有來學，無往教”，而絕少“去往學，去往教”，如日本派“遣唐使”和“學問僧”來華學習(xi) 等事例不勝枚，而中國唐代玄奘西行印度取經和明代朱舜東(dong) 至日本講學的事例，則少之又少。後一特征，導致中華文化包容能力雖強，但主動傳(chuan) 播自身文化的能力較弱，從(cong) 而在近代以來國際競爭(zheng) 日趨激烈的曆史大潮中，逐漸走向沉淪和式微。

二、中華文化的近代沉淪與(yu) 日漸式微

中華文化的輝煌燦爛固無可疑，但其曆史發展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屢經磨難，充滿挫折，如春秋時期的“禮崩樂(le) 壞”，暴秦時期的“焚書(shu) 坑儒”，西晉時期的“五胡亂(luan) 華”，宋末元初的“崖山之後，再無中國”，明末清初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強製性“剃發易服”，等等。但是，中華文化遭遇的最大挫折還是來自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時間內(nei) ，幾近乎墜於(yu) 萬(wan) 劫不複之地。

近代以來，中西雙方接觸曆史的一大特色就是“學生”打“老師”。西方國家進入資本主義(yi) 階段之後，在迅速走向富強的同時，也走上了憑恃堅船利炮進行瘋狂殖民擴張的軍(jun) 國主義(yi) 道路，就連中國這個(ge) 曾為(wei) 其邁向富強貢獻了科技支撐和思想資源的文明古國，也未能幸免於(yu) 難，屢屢遭其欺淩與(yu) 侵略，以至於(yu) 到了瓜分豆剖、亡國滅種的最危險境地，可謂“南夷與(yu) 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與(yu) 此同時，中國、中國人以及中華文化的形象，也在西方人眼中一落千丈，變成了備受汙蔑和嘲弄的對象。比如，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說：“中國是一個(ge) 專(zhuan) 製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德國思想家赫爾德說：“中國人終究是中國人，這個(ge) 民族天生眼睛小、鼻梁矮、額頭低、胡須稀、耳朵大、肚子大。”英國劇作家蕭伯納幹脆宣稱：“中國幾乎沒有什麽(me) 文化可言，因為(wei) 文化是一切可以增進幸福的手段，尤其是增進對自然界的控製——中國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文化。”更有甚者，以德國和沙俄為(wei) 代表的歐洲國家，還將中華民族視為(wei) 劣等民族，蓄意製造和散布“黃禍論”，就連一向以開放和包容著稱的美國，也曾在19世紀末期掀起過一股“排華狂潮”。

當然，近代中國的沒落亦有其內(nei) 在原因，主要是思想僵化保守，既不善於(yu) 學習(xi) ，更不善於(yu) 創新，導致國勢衰落、民族羸弱，成為(wei) 西方列強任意宰割的肥肉。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向中國人提出了三大曆史任務，即“保國、保種、保教”（康有為(wei) ），“保國”就是維護國家統一和獨立，“保種”即延續民族生存和生命，“保教”即守護和傳(chuan) 承中華文化。而其最佳途徑，則莫過於(yu) 在“古今中西”（馮(feng) 友蘭(lan) ）之間，通過“中體(ti) 西用”（張之洞）方式，一方麵堅守中華文化主體(ti) 性，一方麵學習(xi) 西方文化的優(you) 點和長處，化西為(wei) 中，為(wei) 我所用，最終達到“師夷長技以製夷”（魏源）的目的。

晚清以降，中國人的確是在“古今中西”之間痛苦而又焦慮地砥礪前行。如，先是發起“洋務運動”，學習(xi) 西方“器物”長處；後又發起“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學習(xi) 西方“製度”長處；繼又發起“五四新文化運動”，學習(xi) 西方思想文化和價(jia) 值觀念的長處；最終又發起新民主主義(yi) 革命，走上了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四大階段的共同特征，就是在文化層麵上“中體(ti) 西用”逐漸難以為(wei) 繼，西方文化由“和風細雨”演變成“狂風暴雨”，極大衝(chong) 擊了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

更主要的是，中國人懾於(yu) 西方文明“橫絕天下”，出於(yu) 救國救民的迫切心情，以為(wei) “不破不立”，所以在墜入“拚命往西走”陷阱的同時，也掉入了“激烈反傳(chuan) 統”的怪圈。如，先是發起“打倒孔家店”、“不讀中國書(shu) ”的“五四”式批判，期間曾屢屢出現“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中國文化西來說”、“中國人種西來說”等種種極端荒謬的觀點；繼而發起“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xi) 慣）的“文革”式批判，乃至於(yu) 出現了“焚孔廟，挖孔墳，焚孔府，蕩平孔家店”等令人發指的現象，最終中華文化呈現出“花果飄零”、“遊魂無歸”的全盤崩潰態勢。

“拚命往西走”和“激烈反傳(chuan) 統”導致中華文化漸行漸遠，中國變成了中華文化的“異邦”。早在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就在著名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一文中指出，“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men) 已看不見中國了。”1965年，美國漢學家列文森絕望地指出：“儒家文化將會(hui) 和埃及的木乃伊一樣成為(wei) 博物館裏的古董，不同之處在於(yu) 木乃伊博物館的館長是外國人，而中華文化博物館的館長是中國人而已。”事實上，就連作為(wei) “現代新儒家”的唐君毅先生，也對中華文化的前景信心不足，悲愴地說自己誓做她的“守靈人”。

與(yu) 此同時，同樣受到西方列強侵略及文化滲透的朝鮮、日本、越南等“東(dong) 亞(ya) 儒家文化圈”的國家，也先後主動或被動走上了割裂和拋棄中華文化的曆程，如停止學校讀經，廢除科舉(ju) 製度，禁止使用漢語和漢字等。特別是，日本這個(ge) 深受中華文化恩澤的國家，經過學習(xi) 西方文明的“明治維新”等改革運動後，不僅(jin) “脫亞(ya) 入歐”，而且接連發起侵略朝鮮、中國以及東(dong) 南亞(ya) 地區的戰爭(zheng) ，打破了和諧穩定的“東(dong) 亞(ya) 秩序”，給亞(ya) 洲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總之，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一部國家和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華文化沉淪和式微的曆史。特別是，雖然東(dong) 亞(ya) 地區其他國家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去中國化”，但中國大陸在文化上的“去中國化”最嚴(yan) 重、最徹底。進言之，近代以來，盡管中國在“保國”和“保種”方麵取得巨大成功，但在“保教”即捍衛和傳(chuan) 承中華文化方麵，則敗得一塌糊塗，拋棄了傳(chuan) 統，丟(diu) 掉了根本，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造成了整個(ge) 國家和民族的曆史失憶症和精神分裂症，使中國喪(sang) 失了國家特性和文明自信。

必須指出的是，中華文化近代以來之所以走向沉淪和式微，最根本的原因不在於(yu) 學習(xi) 西方，而在破壞傳(chuan) 統。事實上，舉(ju) 凡由落後而變成世界強國的國家，無不是一方麵學習(xi) 其他文明，一方麵堅守自身傳(chuan) 統，如沙俄的“彼得大帝改革”，日本的“明治維新”等，莫不是如此！

三、中華文化的曲折探索與(yu) 艱難重建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jun) 火燒圓明園。法國大文豪雨果得知消息，怒斥英法殖民者暴行，稱“有一天,兩(liang) 個(ge) 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ge) 強盜洗劫,另一個(ge) 強盜放火”，並指出：“我們(men) 歐洲人是文明人，在我們(men) 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對野蠻人幹了些什麽(me) ？！”的確，近代以來中西文明的不幸遭遇，特別是中華文化的沉淪與(yu) 式微，並不等於(yu) 中華文化是沒有任何價(jia) 值和意義(yi) 的劣等文化。正如持書(shu) 的秀才遇到拿劍的強盜，被其無緣無故暴打一頓，毫無還手之力，若要自強，則既要堅持 “讀書(shu) ”，也要拚命“練劍”，但不必學做強盜!

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始於(yu) 歐洲列強爭(zheng) 霸，先後卷入30多個(ge) 國家，波及約15億(yi) 人口（占當時全球人口的75%），共導致1000萬(wan) 人喪(sang) 生，2000萬(wan) 人受傷(shang) ，把歐洲變成了一個(ge) 巨大的“絞肉機”，集中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極大地震撼了歐洲思想界。當時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出版《西方的沒落》一書(shu) ，把歐洲人觀念中世界圍繞西歐旋轉的“西方中心論”，稱作是荒謬、自欺欺人的“曆史托勒密體(ti) 係”，認為(wei) 沒有任何理由把西歐這一小塊土地當作堅實的“極”，讓偉(wei) 大的人類曆史和源遠流長的文化，謙遜地繞著這個(ge) “極”旋轉，提出人類必須發動一次“哥白尼式的文明革命”，走出“西方中心論”的沼澤。

中國人同樣對西方文明表現出極大的失望。一戰結束伊始，一度極力宣揚學習(xi) 西方的思想家梁啟超訪問歐洲，親(qin) 眼目睹歐洲各國哀鴻遍野的慘狀，驚愕之餘(yu) 在旅途中寫(xie) 就《歐遊心影錄》一書(shu) ，認為(wei) “科學萬(wan) 能論”和“西方中心論”已然破產(chan) ，提出中國不能再一味戀慕和學習(xi) 西方，而是應從(cong) 價(jia) 值上回歸自身文化傳(chuan) 統，並提出“中國人之自覺”和“中國人對於(yu) 世界文明之大責任”，從(cong) 而在舉(ju) 國拚命往西走、激烈反傳(chuan) 統進入“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高潮的時候，引發了一場思想地震，開啟了中國人反思西方文化和重建中華文化的曆程。

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應梁啟超之約訪華巡講，回國之後撰成多篇訪華觀感，相繼發表，最後結集為(wei) 《中國問題》一書(shu) ，並很快翻譯成中文。羅素既指出了中華文化存在著諸如缺乏科學精神等重要缺陷，更肯定了中華文化的倫(lun) 理本位、和平特征、科舉(ju) 製度等諸多西方文化無法比擬的優(you) 勢，認為(wei) “中國的問題不僅(jin) 是政治獨立的問題，文化獨立同樣重要”，提出“中華文化如果完全屈從(cong) 於(yu) 西方文化將是人類文明史的悲哀”。羅素的上述觀點，同樣對中國思想界重新認識和回歸中華文化傳(chuan) 統，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1924年，印度大文豪泰戈爾訪華也受梁啟超之邀訪華。期間，泰戈爾極力宣揚東(dong) 方文明優(you) 於(yu) 西方文明，熱烈讚美中印友誼，希望兩(liang) 國能振奮起來共同複興(xing) 東(dong) 方文明。雖然泰戈爾受到陳獨秀、魯迅等激烈反傳(chuan) 統代表人物的猛烈抨擊，但卻受到梁啟超、辜鴻銘等傳(chuan) 統派以及胡適等西化派的歡迎與(yu) 讚譽，再次促進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後來，在中印兩(liang) 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印度和中國分別成立了“中印學會(hui) ”，1937年泰戈爾又在印度成立“中國學院”，掀起了兩(liang) 國互相研究彼此文化、共同探討東(dong) 方文明複興(xing) 的熱潮。

在上述因素影響下，以《東(dong) 方》和《學衡》等雜誌為(wei) 中心，以梁啟超、梁漱溟、章士釗、杜亞(ya) 泉、柳詒徵、吳宓等思想家為(wei) 代表，掀起了一股強勁的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其中，梁漱溟於(yu) 1921年出版《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shu) ，比較了西方、中國、印度三大文化，認為(wei) 一味向前奔跑和外在探求的西方文化是人類文明的初級階段，而注重自為(wei) 、調和、持中的中華文化則是人類文明尚未完全到來的高級階段，但人類文明最終則是主張反身向後和不假外求的印度文化的天下。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shu) 雖然論證不夠充分，但卻在中國思想界引發極大關(guan) 注和爭(zheng) 議，特別是從(cong) 人類文明發展方向角度對中華文化給予了高度褒獎，重新肯定了儒家文化的重大價(jia) 值和積極意義(yi) ，成為(wei) 了“現代新儒學”的開山之作。此後，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馮(feng) 友蘭(lan) 、賀麟、錢穆、方東(dong) 美等現代新儒家接踵而起，從(cong) 而使儒家文化再度成為(wei) 中華文化重建的一大中心議題。

在政治以及社會(hui) 領域，中華文化雖然大幅隱退，但並未完全消失。比如，孫中山創建中華民國，並以“三民主義(yi) ”作為(wei) 建國指導思想，但他明確講：“中國有一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餘(yu) 之思想基礎，即承此道統，而發揚光大耳。”同時，民國政治實行“五權分立”，其中考試院和檢察院即從(cong) 中國古代科舉(ju) 、監察等製度演變而來。此外，民國時期雖然廢止學校讀經，但各級各類學校以及全社會(hui) 研究、教授、推廣經典的呼聲和運動此起彼伏，使得中華文化在教育、社會(hui) 等層麵得以少量遺存下來。

然而，中華文化的上述反思和重建，始終沒有占據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未能遏製住中國在文化上的西方化和激進化。同時，民國時期，中國除麵臨(lin) 文化上的“古今中西”困惑之外，還麵臨(lin) 國際上被“東(dong) 夷西狄”（即日本和西方）交相侵略，以及政治上“國共左右”生死對抗的局麵，因而不僅(jin) 最終出現了學者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壓倒啟蒙（即西方化）”，而且中斷了重建中華文化的進程。及至新中國成立，對中華文化的革命性顛覆和製度性批判日趨激烈，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批判一切傳(chuan) 統，使中華文化遭受致命的內(nei) 傷(shang) ，元氣盡失，蕩然無存。

當然，中華文化仍以曲折的方式在人類文明史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比如，1946年《世界人權宣言》起草過程中，人權委員會(hui) 副主席、中國代表張彭春始終堅持宣言要反映人類豐(feng) 富多樣的文化和價(jia) 值觀，建議將儒家的“仁者愛人”這一普世價(jia) 值寫(xie) 進宣言，並將“仁”翻譯成conscience（良心）一詞，為(wei) 各國代表認可，從(cong) 而成就了宣言的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yan) 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men) 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guan) 係的精神相對待。” 但是，這個(ge) 時期中華文化對世界的影響，顯然既不能與(yu) 其曆史上的影響同日而語，更不能與(yu) 其巨大價(jia) 值相提並論——中國已經淪落為(wei) 一個(ge) 微不足道的文化小國！

四、中華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和世界意義(yi)

無論如何，中華文化的沒落，都導致一係列惡果，不僅(jin) 使中國文化荒蕪化、粗鄙化嚴(yan) 重，而且使中國信仰淆亂(luan) 、價(jia) 值混亂(luan) 、精神紊亂(luan) 、社會(hui) 散亂(luan) ，以至於(yu) 國人從(cong) 懷疑鬼神到批判聖賢，從(cong) 顛覆道德到罔顧法律，從(cong) 挑戰人倫(lun) 到蔑視生命，名教覆亡，綱常淪陷，倫(lun) 理失範，風俗丕變，貪官汙吏有之，奸商惡霸有之，圍觀傷(shang) 溺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人將不人，國將不國——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慶幸的是，中國大陸雖然“斯文掃地”，但一批“抱守遺經”的中國學者卻在港台及海外頑強傳(chuan) 承和弘揚儒學，使中華文化得以薪火相傳(chuan) 。1958年，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唐君毅四位海外現代新儒家聯名發表《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反映了中華文化力圖走向世界與(yu) 各大宗教文化平等對話的努力和雄心。同時，就在大陸“文革”如火如荼的時候，台灣則發起“中華文化複興(xing) 運動”，培養(yang) 了大批熟稔中華文化並主張兩(liang) 岸統一的儒家學者。

更重要的是，20世紀後半期，日本和“亞(ya) 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韓國、台灣）等“儒家文化圈”內(nei) 國家和地區經濟的迅猛發展，再次向世界展現了中華文化的勃勃生機與(yu) 巨大潛力，同時也打破了馬克斯·韋伯隻有“新教”才能引發資本主義(yi) 和現代文明的“咒語”。與(yu) 此同時，中國大陸也進入改革開放階段，思想日趨活躍，海外新儒家的著作不僅(jin) 得以引進大陸，而且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出現了中華文化“禮失求諸野”和由海外“反哺大陸”的現象。

更令人意外的是，上世紀末以來，中國大陸掀起一股令人振奮的中華文化熱潮。比如，高校普遍開設“國學”課程並爭(zheng) 先恐後設立儒學院。電視台上諸如“百家講壇”式的儒學講座不勝枚舉(ju) 。民間漢服熱、古禮熱、書(shu) 院熱、讀經熱、論語熱、祭孔熱遍地開花，此起彼伏。思想界則出現一股強勁的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有人稱儒學已與(yu) 自由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形成“左中右”三足鼎立的學術格局。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官方也一改批判者的姿態，搖身變成“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忠實傳(chuan) 承者和弘揚者”，越來越強調中華文化的正麵價(jia) 值。特別是，習(xi) 近平主席不僅(jin) 親(qin) 自視察曲阜，而且多次強調 “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feng) 厚滋養(yang)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植根於(yu) 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曆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他還強調：“一個(ge) 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guan) 精氣神的凝聚。我們(men) 要堅定理論自信、道路自信、製度自信，最根本的還要加一個(ge) 文化自信。”以上這些，都被視為(wei) 中國大陸嚐試回歸中華道統的集中體(ti) 現。

種種跡象表明，中華文化在經曆百年沉淪之後，正在開始大踏步走向複蘇，其深刻動因是：其一，按照現代新儒家錢穆觀點，以儒家文化為(wei) 代表的中華文化，是立足人性、人情、人本，麵向生命、生存、生活展開的學問，是人所必有之心和必由之路。因此，具有中華文化遺傳(chuan) 基因的中國人天然就是儒家，隻要環境稍微寬鬆起來，人們(men) 心靈深處的文化基因自然會(hui) 被激活和複蘇。

其二，按照馬克斯·韋伯觀點，現代社會(hui) 裹挾著科技進步、經濟發展以及理性化和世俗化一路狂奔，必然會(hui) 逐漸吞沒優(you) 美而又神聖的傳(chuan) 統信仰，使人們(men) 的精神生命因“祛魅”（去神聖化）而變得支離破碎、枯燥無味、惶恐不安，並最終激起人們(men) 的“複魅”（再神聖化）渴望，亦即重回傳(chuan) 統信仰、重構精神家園的訴求——中華文化正是診治中國“現代文明病”尤其是人性不斷“異化”等問題的良方。

其三，按照由法國藝術家保羅·高更所提出而被全球思想界廣泛認可的觀點，人們(men) 內(nei) 心深處都有一個(ge) 終極性的追問，即“我們(men) 是誰？我們(men) 從(cong) 何處來？我們(men) 到哪裏去？”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的今天，中華文化成為(wei) 中國人與(yu) “他者”進行辨異，進而實現包括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等在內(nei) 的“自我”認同的重要資源。

其四，按照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的觀點，一些落後國家在走向發展振興(xing) 的過程中，前期常以“西方化”促進自身的現代化，後期則常以因經濟成就而找到民族自信，進而“擯棄西方文化”並“伸張自身文化”。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崛起態勢明顯，中國人已經走出“事事不如人”的曆史陰影，重拾中華文化自信是大勢所趨。

其五，兩(liang) 岸政治內(nei) 耗稍息，但文化競爭(zheng) 愈烈。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不僅(jin) 親(qin) 自參加祭孔大典，而且提出台灣要做“中華文化領航者”的倡議。大陸絕不會(hui) 也不應將此道德優(you) 越感拱手相讓。而兩(liang) 岸共同致力於(yu) 複興(xing) 中華文化，無疑有助於(yu) 打造一個(ge) 具有雙方最大共識的“文化中國”，進而推動兩(liang) 岸朝著國家統一的方向邁進。

此外，當今人類文明發展呈現出兩(liang) 大態勢：其一，世界各國都想在全球化進程中保持自己的優(you) 勢，打上自己的烙印，因此以文化和價(jia) 值觀為(wei) 核心的軟實力競爭(zheng) 日趨激烈；其二，全球軟實力競爭(zheng) 格局是西方文化一枝獨秀，原因是曆史上西方文化借助暴力殖民和海外移民取得先發優(you) 勢，結果是造成全球語言、文化、價(jia) 值觀多樣性的消失，使全球文化出現單一化、同質化趨勢，進而導致人類文明“百花園”的枯萎與(yu) 凋零——“一枝獨秀不是春，萬(wan) 紫千紅春滿園。”（詳見《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軟實力之爭(zheng) 》）

麵對愈演愈烈的文化競爭(zheng) 態勢和“西強我弱”的文化競爭(zheng) 格局，中華文化要麽(me) 坐以待斃被西方文化侵蝕與(yu) 同化，要麽(me) 奮發圖強實現文化自信和自覺，一方麵是使中華文化再度成中國的主體(ti) 性文化，一方麵推動中華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參與(yu) 多元文化交鋒、交流、交融，既吸收其他文化有益資源，又為(wei) 人類文明發展貢獻自己獨特的思想資源。

事實上，早在1993年，世界宗教大會(hui) 《全球倫(lun) 理宣言》就將“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確定為(wei) 人類倫(lun) 理的“黃金原則”。宣言主要起草者漢斯·昆指出，儒教這一原則及其仁愛精神，超越其他各宗教文化的分歧，對人類文明有普遍意義(yi) 。未來，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的思維模式、仁者愛人的普世價(jia) 值、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等等，都將成為(wei) 人類文明發展不可或缺的寶貴精神財富。正如1988年7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巴黎集會(hui) 時所說：“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結  語

習(xi) 近平主席指出，“經過鴉片戰爭(zheng) 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鬥，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men) 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目標，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ge) 目標。”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和民族特性，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雖未必以中華文化的複興(xing) 為(wei) 基本前提，但必會(hui) 將之貫穿於(yu) 全過程，並以之為(wei) 最高標誌和最終歸宿。

但是，中華文化複興(xing) 雖然前景光明，但亦麵臨(lin) 諸多掣肘和挑戰。比如，如何打破百餘(yu) 年來形成的“反傳(chuan) 統的傳(chuan) 統”，如何走出國人尤其是知識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特別是如何推動馬克思和孔夫子由過去的“水火不容”轉變成今後的“握手言和”。這些重大文化命題，都不是一蹴而就可以解決(jue) 的。正如現代新儒家唐君毅所言：文化就像一個(ge) 花瓶，打碎花瓶要比陶鑄花瓶容易得多，而一旦打碎，若想將花瓶重新拚接起來，則會(hui) 困難得多。

然而，天不變道亦不變，中華文化乃天命所歸，必將在迎接種種困難和挑戰的過程中，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早在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將中國曆史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即“中國之中國”（上世史）、“亞(ya) 洲之中國”（中世史）、“世界之中國”（近世史）。按照中華文化之傳(chuan) 播和影響分，“中國之中國”對應中華文化形塑“文化中國”；“亞(ya) 洲之中國”塑造東(dong) 亞(ya) “儒家文化圈”，而未來“世界之中國”，亦即中華文化傳(chuan) 播並影響全世界，與(yu) 其他文化交流互鑒、彼此融合、和諧共生，從(cong) 而在更大範圍、更深層次地改變世界文明的格局。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