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為(wei) 蒼生起，奔走於(yu) 大地”

作者：馬勇 謝遐齡

來源：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2013年11月

     梁漱溟誕辰120周年紀念：“為(wei) 蒼生起，奔走於(yu) 大地” 

2013年是梁漱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在這個(ge) 非同尋常的時代，梁漱溟的意義(yi) 格外凸顯。紀念梁漱溟，是要繼承他獨立思索的精神，繼承他寧折不彎的士大夫意識，期待更多的知識人像梁漱溟那樣具有世界主義(yi) 的包容胸懷，悲天憫人的情懷，不苟且的做事態度。

■生平

梁漱溟（1893.10-1988.6），原名煥鼎，字壽銘，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hui) 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hui) 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
　　1911年加入同盟會(hui) 京津支部，順天中學畢業(ye) 後任京津同盟會(hui) 機關(guan) 報《民國報》編輯兼記者。
　　1916年任南北統一內(nei) 閣司法總長秘書(shu) 。
　　1917年10月，應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
　　1924年辭離北大，赴山東(dong) 主持曹州中學高中部。
　　1928年任廣州政治分會(hui) 建設委員會(hui) 主席。
　　1929年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並接辦北平《村治月刊》。
　　1931年與(yu) 梁仲華等人在鄒平創辦“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長，倡導鄉(xiang) 村建設運動。
　　抗日戰爭(zheng) 爆發後，任最高國防參議會(hui) 參議員、國民參政會(hui) 參政員。1938年訪問延安。1939年參與(yu) 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誌會(hui) ”，1941年與(yu) 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等商定將該會(hui) 改組為(wei)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並赴香港創辦其機關(guan) 報《光明報》，任社長。
　　香港淪陷後，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幫助下，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務。
　　1946年作為(wei) 民盟的代表參加政協會(hui) 議，是年再訪延安，並以民盟秘書(shu) 長身份，參與(yu) “第三方麵”人士國共調停活動。
　　1947年退出民盟後，創辦勉仁文學院，從(cong) 事講學與(yu) 著述。
　　1950年初應邀來北京，曆任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1980年後相繼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hui) 委員，中國孔子研究會(hui) 顧問，中國文化書(shu) 院院務委員會(hui) 主席，中國文化書(shu) 院發展基金會(hui) 主席等職。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期待更多梁漱溟

中國社科院   馬   勇

紀念梁漱溟，人們(men) 除了紀念一個(ge) 逝去已久的知識人，更是懷有某種對未來的期待，期待當下中國能夠湧現出更多梁漱溟類的人物，為(wei) 中國曆史增加風采。

以中國文明作為(wei) 底色

梁漱溟的時代是中國麵臨(lin) 西方刺激最強烈的時候，中國向何處去，始終困擾著梁漱溟那一代人。中國要不要西方化，中國能不能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全盤西化，在亞(ya) 洲全身心地建設一個(ge) “西方國家”，是梁漱溟那代中國知識人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大問題。
　　從(cong) 曆史大視野說，所謂西方化，其實就是西方工業(ye) 革命之後形成的新文化；所謂中國化，就是傳(chuan) 統的中國農(nong) 業(ye) 文明。梁漱溟不認為(wei) 中國有全盤走上西方道路的可能性，他在20世紀年代中晚期“大革命”如火如荼時，就幹脆利落地宣布：第一，他不認為(wei) 中國有走上西方資本主義(yi) 道路的可能，資本主義(yi) 那套東(dong) 西與(yu) 中國社會(hui) 不合；第二，他也不認為(wei) 中國有走上蘇聯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可能性，因為(wei) 蘇聯的那些東(dong) 西不僅(jin) 與(yu) 世界的普遍價(jia) 值相扭曲，也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相悖。梁漱溟強調，中國的未來隻能走出一條屬於(yu) 自己的路，那就是立足於(yu) 傳(chuan) 統，讓傳(chuan) 統走向現代。以中國文明作為(wei) 底色，就像幾百年前容納佛教文化一樣，添加西方因素。
　　梁漱溟不止一次說過，他的生命意義(yi) 就是“為(wei) 孔子說法”，就是為(wei) 保存中國文明而存在。在太平洋戰爭(zheng) 爆發的危急關(guan) 頭，梁漱溟從(cong) 香港撤離的危險時刻，他依然淡然堅信自己“不會(hui) 死”，因為(wei) 他就是中國文明的守護者，為(wei) 中國文明而存在。
　　但是，我們(men) 如果仔細閱讀梁漱溟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直至20世紀晚期有關(guan) 中西文化的全部著作，我們(men) 又很容易發現，梁漱溟並非人們(men) 原來想象的那樣，是一個(ge) 冥頑不化的、狹隘的東(dong) 方文化論者，是一個(ge) 保守的中國文化論者。不是的，梁漱溟的東(dong) 方化、中國化，都是經過充分西方化洗禮之後的東(dong) 方化、中國化，就像西方文明東(dong) 來之前的中國文明，是充分吸納了印度佛教文明之後的中國文明。
　　根據梁漱溟在《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中的看法，西方化，即來自西方的工業(ye) 革命是人類躲不過去的一個(ge) 坎。人類一定要從(cong) 農(nong) 業(ye) 文明邁進工業(ye) 文明。換句話說，工業(ye) 文明是人類的一個(ge) 重要發現，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會(hui) 也不應該拒絕工業(ye) 化的好處。中國的問題在於(yu) ，過去的農(nong) 業(ye) 文明積累太厚，不可能像一些新興(xing) 國家如美國，一切從(cong) 頭開始，從(cong) 零起步。因此，中國的工業(ye) 化道路既不可能走西歐早期資本主義(yi) 國家向外擴張，發展殖民地，開發海外貿易市場的路，也不可能像蘇聯那樣繞開資本主義(yi) 階段，建設什麽(me) 社會(hui) 主義(yi) 。在梁漱溟看來，中國道路的根本是既立足於(yu) 自身，但又要充分包容世界；既立足於(yu) 中國文明的根基，又要充分吸納人類文明的全部精華。中國本位不是排外，不是畫地為(wei) 牢。中國本位就是立足於(yu) 中國文明本身，又充分接納西方。
　　如果仔細體(ti) 會(hui) 梁漱溟在《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中的講述，就應該承認梁漱溟的東(dong) 方主義(yi) 是經過西方化之後的東(dong) 方主義(yi) ，他始終不拒絕西方近代以來所產(chan) 生的科學成就，甚至非常羨慕西方近代所形成的團體(ti) 主義(yi) 。梁漱溟認為(wei) ，在中國文明的基礎上嫁接西方的科學與(yu) 組織，古老的中國文明一定能夠梅開二度，重建輝煌。

走進農(nong) 村，沉入底層

依據對世界文明趨勢的認知，梁漱溟具有巨大的包容精神，他在討論東(dong) 西文化的時候，沒有陷入非此即彼的尷尬。初讀梁漱溟的文章，或許會(hui) 覺得有一種內(nei) 在緊張，仔細消化，慢慢就能理解他麵對西方文明衝(chong) 擊所悟出的道理。
　　在梁漱溟看來，西方化就是中國如何消化工業(ye) 文明的成就，就是怎樣在中國古老的農(nong) 業(ye) 文明基礎上嫁接一個(ge) 工業(ye) 的、商業(ye) 的文明。在他的概念中，沒有一般的東(dong) 方文明論者麵對西方化的忐忑，他始終不認為(wei) 西方化就是要取代東(dong) 方化、中國化。在梁漱溟的哲學理念中，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零和”，他思考的路徑是，為(wei) 什麽(me) 不能考慮在東(dong) 方化、中國化基礎上“添加”一個(ge) 西方化？
　　所謂中國化，就是農(nong) 業(ye) 文明。農(nong) 業(ye) 文明是中國文明的主題、基調，中國不可能完全放棄農(nong) 業(ye) 文明改從(cong) 工業(ye) 文明，這是中國沒有辦法像日本以及其他國家那樣輕鬆轉身的曆史依據。但在梁漱溟看來，中國農(nong) 業(ye) 文明並不構成接納西方的阻力，近代以來中國農(nong) 業(ye) 破產(chan) 、鄉(xiang) 村凋零、農(nong) 民日趨貧窮，不是西方化的錯，恰恰相反，是中國的農(nong) 業(ye) 文明沒有接納西方，沒有像西方那樣重建鄉(xiang) 村、重振農(nong) 業(ye) ，幫助農(nong) 民。
　　基於(yu) 這樣的認識，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大談中國固有的“立國之道”，以為(wei) 隻有讓中國的政治發展重回鄉(xiang) 土，重視鄉(xiang) 村建設，而不是片麵地發展近代都市、城市，中國才有希望，才能經受住西方化的衝(chong) 擊。中國的農(nong) 村若不能重振，中國的農(nong) 民就依然貧窮。中國的農(nong) 民若依然貧窮，就不可能提升購買(mai) 力。沒有購買(mai) 力，就談不上生活水準的提升。這是一連串的因果鏈，歸結到根本，在梁漱溟看來，就是中國知識人必須走出城市，走到鄉(xiang) 村，沉入底層，幫助、引導中國農(nong) 民建設鄉(xiang) 村。
　　拯救農(nong) 村，是1920年中國知識人的共識。國民黨(dang) 、共產(chan) 黨(dang) ，左中右各色人等幾乎都看到了這一點。然而真正拿出絕大勇氣去從(cong) 事鄉(xiang) 村建設的，還是太少。在這不太多的人中，梁漱溟最值得敬佩。
　　梁漱溟是從(cong) 北京大學出走的人，他那時雖然算不上是北大最重要的知識人，但他隻要堅持下去，就一定會(hui) 在北大形成自己的學術體(ti) 係，從(cong) 事一種書(shu) 齋裏的學問。梁漱溟沒有這樣做，他在1926年義(yi) 無反顧離開北大，投身於(yu) 火熱的現實生活，相繼在廣東(dong) 、河南、山東(dong) 從(cong) 事鄉(xiang) 村建設。一個(ge) 大知識分子，一個(ge) 從(cong) 來沒有農(nong) 村生活經驗的北京人，就這樣真的潛進中國社會(hui) 的最底層。
　　知識分子到農(nong) 村去，是20世紀中國一個(ge) 持續不斷的主題，但我們(men) 今天回望一下那個(ge) 世紀，真正下去的又有幾個(ge) 人？晏陽初在河北開辟了平民教育會(hui) 的試驗基地，黃炎培等人在蘇南有自己的實驗區，金陵農(nong) 學院也有自己的試驗範圍，但真正堅持下去的，其實隻有梁漱溟、晏陽初，其他各家都因各種原因半途而廢。
　　在過去的研究中，大家普遍參照劉少奇當年的一個(ge) 判斷，以為(wei) 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就是改良主義(yi) ，這種改良主義(yi) 沒有堅定的立場，沒有鬥爭(zheng) 的勇氣，因而不可能成功。而曆史恰恰又因為(wei) 全麵抗戰的爆發，梁漱溟在山東(dong) 的試驗不得不中斷，他個(ge) 人和那些鄉(xiang) 村建設同仁，也不得不投身於(yu) 民族解放的鬥爭(zheng) 中。這個(ge) 過程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暗合了劉少奇的判斷，似乎在證明梁漱溟的改良主義(yi) 歸於(yu) 失敗，是曆史必然。
　　其實，從(cong) 今天的觀點看，一個(ge) 沒有獲得充分試驗的主張很難判定為(wei) 失敗。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的主張盡管在當年沒有開花結果，但其思想無疑成為(wei) 後世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的智慧之源。更值得我們(men) 今天感念的是，我們(men) 現在那麽(me) 多由政府“買(mai) 單”的大學生去農(nong) 村“當村官”，製度設計為(wei) 什麽(me) 沒有讓他們(men) 接續先輩未完的事情，建設一個(ge) 美好的鄉(xiang) 村呢？

士大夫精神：錚錚鐵骨

當我們(men) 今天紀念梁漱溟的時候，其實大家更懷念的不是他的東(dong) 西文化觀，也不是他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文化的、鄉(xiang) 村建設的理論都容易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推陳出新，新的理論一定比舊的理論更完美、更體(ti) 係。今天的中國知識人之所以格外懷念梁漱溟，其實是在懷念梁漱溟的精神，是梁漱溟士大夫的錚錚鐵骨、浩然正氣。
　　梁漱溟的士大夫精神貫穿於(yu) 其生命的始終，他沒有鄉(xiang) 願，沒有妥協，沒有庸俗的市儈(kuai) 。他自少年時代就不苟言笑，就立誌發憤“做聖人”。這個(ge) 願景深刻影響了梁漱溟的生命進程，因而我們(men) 可以看到梁漱溟在生命的任何階段都不願苟且，不願與(yu) 惡勢力同流合汙，他的高潔人格貫穿始終，是其生命的精彩華章。
　　我們(men) 後來都注意到了梁漱溟1953年與(yu) 毛澤東(dong) 的爭(zheng) 論，而且因為(wei) 這場“不均衡”的爭(zheng) 論，讓梁漱溟此後的生命近乎沉淪。假如不是他的長壽，他根本看不到後來的變化，他與(yu) 毛澤東(dong) 同年，但他就是比毛澤東(dong) 多活了十幾年，使他切身體(ti) 會(hui) 到不苟且、不媚俗、不妥協的意義(yi) 。
　　其實，梁漱溟的這種不苟且、不媚俗、不妥協是一以貫之的。他對共產(chan) 黨(dang) 領袖毛澤東(dong) 如此，對國民黨(dang) 領袖蔣介石同樣如此，他並沒有因為(wei) 蔣介石是抗戰領袖而察言觀色，投桃報李。相反，梁漱溟認為(wei) ，蔣介石居於(yu) 抗戰中國的領袖地位，應該做得更好，不僅(jin) 應該促進國民黨(dang) 的改造，而且應該引領中國的重建，引領中國走上一個(ge) 現代國家。那時國共的衝(chong) 突接二連三爆發，梁漱溟總是站在比較弱勢的中共方麵指責國民黨(dang) ，指責蔣介石沒有負起領導責任。
　　由於(yu) 梁漱溟對蔣介石、國民黨(dang) 的不滿越來越嚴(yan) 重，因而到了抗戰中後期，他和一些中間勢力組織民盟，希望在國共兩(liang) 個(ge) 大黨(dang) 之間尋找一條新路，甚至能夠將民盟、中間勢力漸漸培植成國共兩(liang) 黨(dang) 之外的“第三勢力”。
　　麵對梁漱溟的轉變，蔣介石想盡了各種辦法進行挽留。當梁漱溟悄悄離開重慶，前往香港為(wei) 民盟辦報時，蔣介石通過各種方式婉言相勸，強行阻攔，但都沒有改變梁漱溟的信心。
　　到了香港，梁漱溟也麵臨(lin) 各種各樣的困難，蔣介石派杜月笙專(zhuan) 程勸說梁漱溟回心轉意回到重慶。但是我們(men) 看到，梁漱溟堅守傳(chuan) 統士大夫“道不同不相為(wei) 謀”的大原則，既然在基本價(jia) 值理念上有差距，他就不願屈節，更不願意同流。他寧願與(yu) 蔣介石視同路人，寧願重回鄉(xiang) 村做他的老本行，都不願放棄原則，進行妥協。
　　隨著我們(men) 對梁漱溟的曆史了解更多，理解更多，我們(men) 就會(hui) 漸漸發現，他1953年在眾(zhong) 目睽睽中與(yu) 毛澤東(dong) 頂撞，觸犯“龍顏”，在中國曆史上不多見，在1949年之後的曆史上屬於(yu) 僅(jin) 此一例。但是從(cong) 梁漱溟思想的內(nei) 在理路上說，則是必然，是士大夫情懷的自然展示，沒有雕琢，沒有意外，就像梁漱溟在《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所描述的一種情形，是“生命的自然流暢”。
      紀念梁漱溟，是要繼承他獨立思索的精神，繼承他寧折不彎的士大夫意識，期待更多的知識人像梁漱溟那樣具有世界主義(yi) 的包容胸懷，悲天憫人的情懷，還有不苟且的做事態度，不隨波逐流的鄉(xiang) 願。

有限度地接受西方文化

複旦大學   謝遐齡 

梁漱溟先生是現代中國的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當今思想界諸多流派稱之為(wei) “文化保守主義(yi) 者”，褒貶不一。梁先生學術活躍期（主要在20世紀30至4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hui) 和中國文化經人民革命勝利有了巨大變遷，已非昔日之景，而且國人對西方哲學及其他西方社會(hui) 科學的掌握遠勝於(yu) 那時，以至今日論說有了更銳利的工具。然而梁老的思路和論斷中內(nei) 涵之理仍然屹立不滅，國人當深長思之。我想，對梁老的最好紀念是接著說——沿著他的思路，麵對變化了的、變化著的中國實際，發揮出新意。
　　梁老麵對的問題是文化問題。社會(hui) 發展道路是文化問題，人心修養(yang) 實質上也是文化問題。文化問題源自中西文化相遇並激烈地相互作用，極端說法是堅守本土文化還是全盤西化。爭(zheng) 論的關(guan) 鍵點是：文化是否可能改變？準確的提法是龐雜的文化中是否有難以改變甚至不會(hui) 改變的成分？經過超過一個(ge) 半世紀的爭(zheng) 論，我想，可以作出以下結論：
　　有些文化是可以立即接受的。如鍾表——雖然初期也局限於(yu) 宮庭，同時擔心“奇技淫巧”惑亂(luan) 人心，防止其擴散到民間。衣飾發型等，雖然有關(guan) 意識形態，一旦突破那層薄薄的意識形態束縛，民眾(zhong) 接受幾乎是無障礙的。
　　有些文化經過強力訓練，可以在一個(ge) 看得見的（可以預測的）時期接受。如交通規則。
　　以上兩(liang) 個(ge) 方麵使一些學者和人士形成信念，認為(wei) 時間或長或短，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西化。於(yu) 是問題聚焦為(wei) ：在龐雜的文化堆積中，是否有一些是難以改變甚至可以說是無法改變的成分？梁老的思路是：有。這也是我的回答。
　　要把問題講清楚，我們(men) 必須對文化作分析。梁老對中國社會(hui) 與(yu) 中國文化作了大量描述、分析和判斷。總括地說，文化可分兩(liang) 大方麵，一是文化產(chan) 品，俗稱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製度文明，皆就產(chan) 品而言；另一是意義(yi) 世界，即諸文化產(chan) 品內(nei) 涵的意義(yi) 所構成的係統，它包括一切意義(yi) ，是“決(jue) 定性的”。意義(yi) 世界中的價(jia) 值體(ti) 係較難改變，雖然也在變遷中。多數衝(chong) 突起因於(yu) 價(jia) 值體(ti) 係。手勢、姿勢、音節、語詞……各有其確定意義(yi) ，以及多義(yi) 。但討論文化時，涉及的多為(wei) 價(jia) 值內(nei) 涵。例如男女自由戀愛，古代視為(wei) “淫奔”。由媒人牽線、父母決(jue) 定的，叫作“娶”；當事人自己決(jue) 定的叫“奔”。兩(liang) 種行為(wei) 的性質：娶則為(wei) 妻，奔則為(wei) 妾。當代意義(yi) 完全變了：自由戀愛而結婚獲得高評價(jia) ；且一夫一妻。以前為(wei) “淫奔”的自由戀愛視為(wei) 婚姻必須具備的基礎。
　　對領導的評價(jia) ，原先的標準仁義(yi) 禮智仍然通行，但也在悄悄地變化。目前一部分人士放棄了仁義(yi) 禮智，轉而采取西方社會(hui) 的標準，要求領導平等待人、民主，而且搞不清楚西方社會(hui) 究竟如何實施民主，因而把一係列概念都隨心所欲地解釋、濫用。突出表現在管理紊亂(luan) ：管理應當以照章辦事為(wei) 基本準則。在實施管理時運用民主管理概念，從(cong) 而與(yu) 照章辦事準則相衝(chong) 突，造成紊亂(luan) 。
　　最重要的難點在製度——也是爭(zheng) 議最多的領域。製度之爭(zheng) 議大體(ti) 有三種論證路子。常見的是，從(cong) 人們(men) 實際利益需要及利益訴求開展論證；其次多半是讀書(shu) 人依據某個(ge) 或某些公理開展演繹推理論證；第三是從(cong) 實際可能性開展論證。前兩(liang) 種論證有個(ge) 共同點：都是“應當”。第一種假擎“人民利益高於(yu) 一切”的大旗，是正義(yi) 化身；第二種公理在握，也是正義(yi) 在握。所以一旦交鋒，衝(chong) 突激烈。公名曰正義(yi) ，內(nei) 涵卻全然不同。前者出於(yu) 實利，後者出於(yu) 理念。前者斥後者為(wei) 隻知唱高調的唯心主義(yi) 空談；後者譏前者為(wei) 利欲熏心的現實主義(yi) 。前者斥後者脫離國情、全盤西化、高抬虛妄的普世價(jia) 值；後者揭前者為(wei) 一己私利頑固守舊，取之以普世價(jia) 值，居守時便棄之。似乎未反思：自己上位後，理念背後是否隱藏著實利。
　　第三種論證研究的是可能性。回答：一是人們(men) 訴求的製度能否實現，二是依據國民性可能實行的製度是什麽(me) 樣的。常常有這樣的論法：某種製度之所以不能實現，是因為(wei) 有一小撮人不願其實現而想方設法阻撓所致。於(yu) 是要從(cong) 政治學入手。可是為(wei) 什麽(me) 不換個(ge) 思路：何以這種製度換過幾次“一小撮人”仍然不能實現？是否這種製度在中國社會(hui) 根本不可能實現，或者須有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準備才可能實現；因而須研究其前提，及必須具備哪些條件這前提才可能形成、成熟。於(yu) 是要從(cong) 文化學入手。這種論證、這種研究思路往往被貶為(wei) “保守主義(yi) 的”，實則這才是現實主義(yi) 的。
　　梁老的文化學研究吾歸之於(yu) 第三類，代表作為(wei)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yi) 》。此書(shu) 有兩(liang) 點吾欽佩之至。一曰中國社會(hui) 倫(lun) 理本位，二曰中國社會(hui) 無階級。今就後者申論之。
　　中國社會(hui) 無階級一說，初聞似驚世駭俗，其實語義(yi) 乃“中國社會(hui) 無西方社會(hui) 那樣的階級劃分”，或者“中國社會(hui) 階級劃分不能依生產(chan) 資料所有情況”。毛澤東(dong) 的《中國社會(hui) 各階級分析》一文確實未依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理論按生產(chan) 資料所有情況劃分中國社會(hui) 的階級，而是采取了類似德國社會(hui) 學家馬克斯·韋伯、美國社會(hui) 學家帕森斯的社會(hui) 分層學說。所以，知識分子劃歸資產(chan) 階級或小資產(chan) 階級。這就是說，毛澤東(dong) 的想法與(yu) 梁漱溟先生相當一致。當然，有一定的差異——梁老講無階級；毛澤東(dong) 講有階級，隻不過這所謂有階級實際上是無階級（如果馬列主義(yi) 講的那種階級才算階級的話）。表述上也不同，毛澤東(dong) 的講法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梁老的講法是新儒家。
　　梁老目光如炬、一語中的。我們(men) 今天要做的，隻是論證上再作推進。這就是前麵所說的“接著說”語義(yi) 所在。

（本文為(wei) 作者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路徑與(yu) 方式論壇”上的發言，有刪節）（1384期 第6版）

                                                             責任編輯：李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