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口冊(ce) 上的中國

作者：吳鉤

來源：新浪博客

時間：2013年10與(yu) 18日

中國的戶籍製度至遲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諸國征戰，人口成為(wei) 最重要的資源，沒有之一。賦稅、夫役、兵丁，皆出於(yu) 人口。秦國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嚴(yan) 密的戶口登記製度，“四境之內(nei) ，丈夫女子，皆有名於(yu) 上，生者著，死者削”。並禁止民眾(zhong) 自由遷徒，“廢逆旅”、“使民無得擅徙”，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介紹信，否則客人與(yu) 店家一塊治罪。通過建立嚴(yan) 密的戶籍製，秦國獲得了強大的財稅汲取能力與(yu) 全民動員能力，在爭(zheng) 霸戰中勝出。秦末，劉邦的軍(jun) 隊攻入鹹陽，諸將忙著搶金銀財寶，搶美女，蕭何則搶先收繳了秦王朝的戶籍檔案，這體(ti) 現了他過人的政治遠見，後來“漢王（劉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也，以（蕭）何具得秦圖書(shu) 也”。

戶籍製度有兩(liang) 個(ge) 最重要的功能：一是保障征稅征役，二是實現社會(hui) 控製。曆代王朝建政之後，首先必做的事情之一便是統計、登記全國人口。

漢代：從(cong) 私民到公民

大漢王朝的某年仲秋（八月），西北，萬(wan) 裏晴空。張掖郡居延縣的縣衙門口，排了長長一大溜人，那是居延縣的居民，按照國家的法令，扶老攜幼，前來縣衙登記戶口，並接受官府的驗查。這個(ge) 過程叫做“案比”。

居延縣西道裏的一名燧長（邊疆哨所所長）徐宗，也夾在人群中。他今年五十歲，家有七口人，家產(chan) （包括住宅、田產(chan) 及耕牛）共值一萬(wan) 三千錢。這些戶籍信息，他必須如實報告衙門，由衙門登記造冊(ce) 。

漢代繼承了秦朝的全民戶口登記製度，將全國的地主、自耕農(nong) 、雇農(nong) 、傭(yong) 工、商人，全部編入國家的戶籍，這叫做“編戶齊民”。國家要求各縣在每一年的仲秋，都要進行“案比”，更造戶籍，戶籍登記的信息包括：戶主姓名、性別、年齡、身份、籍貫、家庭成員的數量、性別及其與(yu) 戶主的關(guan) 係、財產(chan) （包括奴婢數目），等等。然後，縣衙將各戶戶籍造冊(ce) 上報郡國，郡國匯總又上報朝廷，朝廷則設立“計相”與(yu) “戶曹”，管轄全國戶籍。

從(cong) 法律意義(yi) 上說，所謂“編戶齊民”，是指所有編入戶籍的大漢居民，不論東(dong) 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國家的公民（請注意，“公民”一詞，早在先秦時已經出現了，意為(wei) “國家的人”，與(yu) 隸屬於(yu) 貴族的“私民”相對），具有平等的權利與(yu) 義(yi) 務。其中最重要的義(yi) 務是向國家提供賦稅與(yu) 徭役。漢代實行過按家貲多少“算貲”的財產(chan) 稅，但主要還是征收人頭稅，包括“算賦”（向15歲至56歲的成年人征收）、“口賦”（向未成年人征收）和“戶賦”（按戶征收）。另外，每一個(ge) 成年男丁，還必須為(wei) 國家服“正卒”役二年、“戍邊”一年，並在本縣服一個(ge) 月的無償(chang) 勞役。徐宗所擔任的燧長，應該就屬於(yu) “戍邊”的徭役。漢代也限製自由遷徙，人戶要遷移戶籍，須經“鄉(xiang) 嗇夫”批準。脫籍流亡是觸犯法律的。所有賦稅與(yu) 徭役的征收及社會(hui) 控製的實現，都必須有發達的戶籍製度來支持。

“編戶齊民”的出現，乃是中國自封建製進入郡縣製的一大嬗變。在西周封建製下，是不存在全國性戶籍製度的，全民登記戶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為(wei) 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餘(yu) 的大部分土地與(yu) 人口，都分封給無數的諸侯國。而諸侯也是隻保留一小塊封邑，將其餘(yu) 土地分封給各個(ge) 大夫。也就是說，周天子能夠直接控製的土地，隻有狹小的王畿。雖然周朝設有“司民”之官，“掌登萬(wan) 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shu) 於(yu) 版”，但這裏“書(shu) 於(yu) 版”（計入戶籍）的人口，顯然隻是生活於(yu) 王畿的臣民而已。至於(yu) 各諸侯國的人口，周天子是管不著的；同樣道理，各大夫封邑上的人口，諸侯也是管不著的。這樣，經典封建製下的人口，分屬於(yu) 不同層次的貴族（周天子、諸侯與(yu) 大夫），他們(men) 是各級貴族的“私民”，而不是國家的公民。這樣的社會(hui) ，也是一個(ge) 多層次的塔狀社會(hui) 。

先秦封建製瓦解之後，社會(hui) 結構變得扁平化，不再有貴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體(ti) 臣民都成了國家的編戶齊民。這可以看成是時代的進步，因為(wei) 編戶齊民意味著將國民從(cong) 隸屬於(yu) 貴族的人身依附狀態中釋放出來。但同時這也可能是一個(ge) 曆史的陷阱，因為(wei) 失去了貴族這個(ge) 中間階層，國家直接統轄無數的編戶齊民，極容易造成國家對國民的奴役、國民對國家的依附。

當漢王朝的居民徐宗在排隊申報戶口的時候，他應該想不到戶籍製度背後的深刻曆史變遷，但他一定知道，如果他漏報或虛報戶籍信息，則將受到官府的懲罰。兩(liang) 千年後，在中國西北居延等地出土了一批漢簡，其中便有徐宗的戶籍檔案。感謝這批在兩(liang) 千年的風沙中保存下來的文物，讓我們(men) 今日仍有機會(hui) 見識一下漢代戶籍檔案的麵目：

“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戶主兒(er) 子）一人；男同產(chan) （戶主兄弟）二人；女同產(chan) （戶主姐妹）二人。宅一區直三千；田五十畝(mu) ，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

唐代：良民與(yu) 賤民並立

如果徐宗生活在唐朝，那他在申報戶籍信息的時候，還必須接受一道叫做“團貌”的程序。“團貌”，繼承自隋朝的“貌閱”製度，意思是說，縣衙門在居民登記戶籍時，要驗查戶籍上所有人的年貌，以防止有人虛報年齡或假冒殘疾來逃避賦役。驗查無誤之後，便根據年齡大小在戶籍檔案上注明“黃小中丁老”，按唐朝的法律，男女3歲以下為(wei) “黃”，15歲以下為(wei) “小”，20歲以下為(wei) “中”，男性居民21歲以上為(wei) “丁”，60歲為(wei) “老”。成丁即意味著要承擔賦役。

包括“團貌”在內(nei) 的戶籍登記，每三年舉(ju) 行一次。因為(wei) 有了“團貌”的程序，唐代的戶籍檔案通常還記錄有人戶的體(ti) 貌特征，如膚色﹑身高﹑麵部有何特點。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帳殘卷中，就發現不少戶籍資料都注明了諸如“右足跛，耳下小瘤，麵有黑子”之類的文字。古代沒有照像技術，這些對體(ti) 貌特征的描述相當於(yu) 照片，可以防止作偽(wei) ，也可作為(wei) 民戶脫籍逃亡後的追捕線索。這也顯示唐代的戶籍製度已發展得更加嚴(yan) 密了。

唐朝因承創自北魏的均田製，國家要按照戶籍上的丁口向每個(ge) 家庭授田，18歲以上的男丁每人授田100畝(mu) ，其中80畝(mu) 為(wei) “口分田”，受田之人去世之後，則由國家收回；另外20畝(mu) 為(wei) “永業(ye) 田”。口分田與(yu) 永業(ye) 田原則上都不允許自由買(mai) 賣，隻有在戶籍遷移或無力喪(sang) 葬時，才準許出賣永業(ye) 田。女性一般不授田，隻有當戶主時才得授田50畝(mu) ，寡妻妾也可授田30畝(mu) 。商人的授田數量是平民的一半。貴胄與(yu) 官僚則可以擁有從(cong) 200畝(mu) 至100頃的田產(chan) 。獲得了國家授田的百姓，需要為(wei) 國家納稅和服役。唐朝的賦役也屬於(yu) 人頭稅，每丁每年納粟二石，叫做“租”；輸絹二丈，叫做“調”；每年服徭役二十日，若不應役，則按每日三尺絹折納，叫做“庸”，合起來，就是“租庸調”製度。

均田製是一種比較均平的財產(chan) 製度，大體(ti) 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抑製了土地兼並。但農(nong) 民也因此被束縛在土地上，無法自由遷徙。老百姓要出個(ge) 遠門，需向戶籍所在地的官方申請“公驗”（類似於(yu) 通行證），才可以出入關(guan) 津。我們(men) 以為(wei) 長安城可以來去自由，那是浪漫的想象。守城的門卒若放了沒有“公驗”的人入關(guan) ，要被罰服一年苦役。

但唐代戶籍製度跟秦漢時期的最大差異，並不是增加了“團貌”的程序，而是形成了“編戶”與(yu) “非編戶”兩(liang) 個(ge) 不平等的階級，編戶為(wei) 良民（自由民），非編戶為(wei) 賤民（非自由民）。換言之，國家的編戶齊民隻覆蓋一部分人——良民，另一部分人則屬於(yu) 賤民，沒有資格編戶，隻能附籍於(yu) 主家。唐代的賤民主要包括給官府服役的官賤民，如工戶、樂(le) 戶、雜戶；以及依附於(yu) 門閥世族的私賤民，即部曲、奴婢，他們(men) 是屬於(yu) 私人的財產(chan) ，可以像貨物畜產(chan) 一樣交易。

唐代良賤製度源於(yu) 魏晉南北朝的“第二次封建化”：一批士族慢慢演變成壟斷了政治權力、經濟特權與(yu) 社會(hui) 地位的門閥世家，他們(men) 十分重視譜牒的修訂，並隻在豪門中通婚，以保持高貴的血統；而另一批失去土地與(yu) 財產(chan) 的平民，則成了依附於(yu) 門閥的部曲、奴婢，喪(sang) 失了獨立的法律地位。這有點像先秦的貴族與(yu) 私屬的關(guan) 係，不過魏晉以降的“封建”並不是國家建製，而是表現為(wei) 一種社會(hui) 結構。

如果我們(men) 想穿越到唐朝，那請先祈禱：別降生在賤戶之家。

宋代：遷徙的自由

由唐入宋，中國社會(hui) 發生了一場天翻地覆的大變革，拉開中古與(yu) 近世的曆史分期。我們(men) 這裏隻介紹與(yu) 戶籍製度有關(guan) 的變遷：經過五代的廝殺，門閥世族土崩瓦解，消失於(yu) 曆史煙塵之中，原來的部曲也得以擺脫人身依附狀態，獲得良民的身份，納入國家的編戶齊民。即從(cong) 前的賤民，不管是部曲，還是奴婢，到了宋代，基本上都消失了，或者說，都成為(wei) 自由民了。

宋朝的戶籍製度也不再將國民區分為(wei) “良民”與(yu) “賤民”，而是根據居城或居鄉(xiang) ，劃為(wei) “坊郭戶”與(yu) “鄉(xiang) 村戶”，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戶口，意味著城市人口的擴張，市民階層已然形成。又根據居民有無不動產(chan) ，劃分“主戶”與(yu) “客戶”，再以家庭財產(chan) 之多寡，將主戶劃為(wei) 不同戶等。宋朝的戶籍檔案叫做“五等丁產(chan) 簿”，每隔三年編造一次，雖然帶著“丁”字，但實際上五等戶的劃分跟各戶人丁數目毫無關(guan) 係，而是以各戶財產(chan) 多少為(wei) 標準。這裏有個(ge) 背景需要交待清楚：中唐之後，均田製已經解體(ti) ，宋朝立國，即承認土地徹底私有的現實，允許產(chan) 權自由流動，不抑兼並，於(yu) 是貧富分化並經常互相轉換。漢朝的那位徐宗，家產(chan) 隻有“一萬(wan) 三千錢”，按宋代的標準，最多隻能混個(ge) “下戶”。當然，如果他辛勤勞作，積累財富，購買(mai) 田地，以後上升為(wei) “上戶”也並非不可能。要知道，“貧富無定勢”，乃是宋代社會(hui) 的一個(ge) 特點。

按財產(chan) 劃分戶等，是出於(yu) 征稅、征役之需。宋朝的稅製，完成了從(cong) 以人頭稅為(wei) 主到以財產(chan) 稅為(wei) 主的轉變——建立在“均產(chan) ”理想上的“租庸調”此時已退出曆史舞台，代之“以貧富為(wei) 差”的“兩(liang) 稅法”，上戶納稅多，下戶納稅少，客戶由於(yu) 沒有田產(chan) ，則不用繳稅。因宋朝實行募兵製（雇傭(yong) 兵），國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隻剩下差役，從(cong) 前的徭役是按人頭攤派的，宋朝則出現了以錢代役的趨勢，並且跟戶等掛鉤，即富戶要承擔更重的服役義(yi) 務。從(cong) 人頭稅演化為(wei) 財產(chan) 稅，正是社會(hui) 從(cong) 中古進入近世的特征。

戶籍對於(yu) 老百姓的人身束縛，也正在減弱中。宋代商品經濟發達（來自商業(ye) 的稅收與(yu) 征榷收入超過了農(nong) 業(ye) 稅，這是史無前例的），寧靜而安定的小農(nong) 社會(hui) 秩序已被打破，農(nong) 民棄耕從(cong) 商的事很常見，如南宋初，嶽州農(nong) 民“自來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戶沒有田產(chan) ，更不會(hui) 被束縛在土地上，“一失撫存，明年必去而之他”，而按宋朝立法，客戶要退佃離開，地主是不可以阻撓的。客戶因其飄浮不定，又被稱為(wei) “浮客”。一些地方，由於(yu) “主戶少而客戶多，往來不定，口尤難記”，連戶口登記都出現困難。城市中的流動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傭(yong) 工、流民，如建康府曾為(wei) “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於(yu) 此，皆無作業(ye) ”。

宋朝的戶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開放性：一個(ge) 人移居到一個(ge) 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獲得當地戶口。今日在京城流浪多年仍未能取得一紙戶籍的“北漂族”，看後會(hui) 不會(hui) 生出幾分“羨慕嫉妒恨”呢？

宋代社會(hui) 因其顯著的開放屬性與(yu) 商業(ye) 屬性，而呈現出遠遠強於(yu) 前代的流動性與(yu) 活力，一位宋朝人感歎說：“古者鄉(xiang) 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xiang) 土，轉徙四方，固不為(wei) 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yu) 古亦輕矣。”

明代：職業(ye) 戶製的建立與(yu) 瓦解

曆史的發展並不總是向前進步，有時也會(hui) 倒退。宋朝時，農(nong) 民拋棄田產(chan) ，外出經商，地方政府提出將這些田產(chan) 收回，而受到戶部的批評和拒絕。也就是說，農(nong) 民的產(chan) 權與(yu) 經商權利，得到朝廷的承認。到了明朝初期，農(nong) 民就沒有這種擇業(ye) 的自由了，朱元璋嚴(yan) 禁農(nong) 人棄耕從(cong) 商，令民專(zhuan) 守田業(ye) ，“市村絕不許有逸夫”，否則，“逸民處死，裏甲四鄰化外之遷”。

開創明王朝的朱元璋重建了一個(ge) 以小農(nong) 為(wei) 本的寧靜秩序。體(ti) 現在戶籍製度上，明政府將全國戶口按照職業(ye) 分工，劃為(wei) 民戶、軍(jun) 戶、匠戶等籍，民戶務農(nong) ，並向國家納農(nong) 業(ye) 稅、服徭役；軍(jun) 戶的義(yi) 務是服兵役；匠戶則必須為(wei) 宮廷、官府及官營手工業(ye) 服勞役。各色戶籍世襲職業(ye) ，不容更改，農(nong) 民的子弟世代務農(nong) ，工匠的子孫世代做工，軍(jun) 戶的子孫世代從(cong) 軍(jun) 。

這一職業(ye) 戶製度，繼承自元朝的“諸色戶計”。元人入主中國之後，為(wei) 強化國民對國家的人身依附，設立富有草原特色的“諸色戶計”製度，境內(nei) 居民被劃為(wei) 民戶、軍(jun) 戶、站戶、灶戶、匠戶、儒戶、醫戶、陰陽戶、打捕鷹戶等近百種戶籍，職業(ye) 一經劃定，代代相承，不得隨意變動。“諸色戶計”的本質是“全民服役”，各色職業(ye) 戶均要向官府提供不同的勞役，比之宋代出現的賦役向財產(chan) 稅轉化的近代化趨勢，“諸色戶計”無疑是曆史的逆轉。

朱元璋以明代元，於(yu) 洪武二年下詔：“凡軍(jun) 、民、醫、匠、陰陽諸色人戶，許以原報抄籍為(wei) 定，不得妄行變亂(luan) 。違者治罪。”戶籍登記完全照抄元朝的“諸色戶記”。次年，朱元璋下令進行全國人口普查，登記造冊(ce) ，一冊(ce) 兩(liang) 份，戶籍保存於(yu) 官府，類似於(yu) 今日的戶籍檔案；戶帖交給居民，類似於(yu) 今日的戶口簿。這一戶籍製度還是沿習(xi) 元朝“諸色戶記”，分為(wei) 各色職業(ye) 戶。同時，建立在戶籍製度上的社會(hui) 控製也進一步加強，明政府規定農(nong) 民的活動範圍限於(yu) 戶籍所在地的一裏之間，做到“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任何人離鄉(xiang) 百裏，“即驗文引”；商人外出經商，也必須領取官府頒發的“路引”（類似於(yu) 介紹信），否則按遊民處置，“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商人戶籍所在地的鄰裏被要求務必知道外出經商之人的歸期，若兩(liang) 載不歸，要向官方報告。

明初的戶籍製度，有利於(yu) 建立一種淳樸、安靜、井然的社會(hui) 秩序，但居民的人身被緊緊束縛在戶籍上，不得自由流動，社會(hui) 的活力也因此喪(sang) 失殆盡。直到明代中後期，隨著職業(ye) 戶製度的鬆懈，商品經濟的興(xing) 起，“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社會(hui) 才恢複了兩(liang) 宋時代的開放性、流動性及近代化色彩。

清代時，朝廷宣布“攤丁入畝(mu) ”，戶口不再作為(wei) 征稅的依據。但戶籍製度的社會(hui) 控製功能，還是一直保留著。這裏不展開細述。現在，我們(men) 來回顧一遍從(cong) 秦漢到唐宋再到明清的戶籍製度變遷，將會(hui) 發現，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並非如一些曆史學者所說的，是一個(ge) “超穩定結構”，是一段“停滯”的曆史，而是一直變動不居，曾經自發演進到近代的門口，又陰差陽錯出現倒退。大曆史的得失，也能從(cong) 戶籍製度這個(ge) 小小窗口，略窺一二呢。

刊於(yu) 《國家人文曆史》

責任編輯：李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