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無敵
    ——儒家的優秀和“儒家政權屢屢敗亡”內因初探
    作者：餘樟法（民間儒者）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4月15日
    
     
    
一
    
    
    
    文明、文化和道德是不同的概念，但三者之間異中有同，關係密切。簡言之，道德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文明的背景。一種文化對道德的認知越中正，道德資源越豐厚，其文化品級越高，所導出來的文明整體上越優秀和強大。
    
    儒家就是這樣一種優秀的文化，所以作為中華文化的主統，締造了中華文明數千年的輝煌。關於中華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曆史成就，可參看東海《儒家共識和中華願景》一文。所謂體用不二，全體大用，儒家“得道體之全”，作用當然就特別大，中華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就是其作用的體現。
    
    儒家是中道政治。“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的，是位，更是道，中道，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簡”《保訓》中，周文王反複強調要求兒子（武王）遵守中道，並以堯舜禹和商湯先祖以中道相傳的故事勉勵之。
    
    中道政治即王道。《尚書·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這是對王道政治的最好描述。
    
    王道政治道德掛帥，以民為本，“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易經》），在正德的前提下，利物之用，厚民之生，達致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人類身心的高度和諧。儒家充滿科學精神，重視物質開發和科技探索，強調開物成務和格物致知，這個物，涵蓋宇宙萬象，包括人類肉體意識一切現象。這樣的政治，這樣的文明，當然是強大的。孟子說仁者無敵，豈虛言哉。
    
    儒家當然不會主動致力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開發，但是，若有“邪惡國家”窮兵黷武，或已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正宗”的現代儒家政府在軍事和科技上自有適當的因應之道，以保持克敵製勝之方和吊民伐罪之力。在政治、製度及科技各個領域與時偕進、因時製宜，是儒家時中原則的必然要求。
     
    
    
二
    
    
    
    或問：既然儒家如此優秀，何以曆史上儒家政權屢屢敗於異族或異端？孟子說仁者無敵，為什麽曆史上儒家仁本政治卻不能無敵於天下？
    
    大哉問！這個問題，不少儒者遇到過，或有不少儒者為之困擾，也有一些儒者給予過解答，但都不夠中肯和全麵。這個問題不解決，“救亡無用、科學無用、治國無用”的“儒家無用論”就難以從根本上得到破斥，國人對儒家就難以起敬起信，儒家複興和弘揚就會平添許多困難和障礙。東海試答如下。
    
    首先，最好的學說，在付諸於政治社會大規模實踐時，理論與實踐都難免不同程度的脫節，儒家也不例外。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政治，理論實踐高度統一，詩書禮樂易諸經，就是他們實踐的結晶和理論的總結。然而，夏商周中晚期，理論與實踐就漸漸脫鉤和背離了。漢唐宋也是這樣，至於元明清，本來就偏離了儒家政治正道，越到後來，儒味越淡，晚期不可收拾，原是意料中事。
    
    崇奉儒家中道的人都是儒者，然有士和君子之差，士相當於準君子。同樣，接受道統指導的政權都是中華政權，然有正偏之別。堯舜禹夏商周漢唐宋皆為中華正統，元明清則為偏統--偏離了儒家中道，相當於準中華，比非中華（夷狄）強得多，但又不夠文明和中華。
    
    “儒家政權屢屢敗於異族或異端”，原因錯綜複雜，但都不在儒家，恰恰相反，最根本的內在原因是，儒家政權自身嚴重偏離乃至違背了儒家正道，徒有儒家之名而脫離儒家之實。主要表現有三：
    
    一是領導層非儒化，君昏臣奸；二是製度層非儒化，禮崩樂壞；三是思想層非儒化，違背了民本原則和王道精神，或流於君本位，或流於族本位。儒家政權的敗亡，往往是各種原因綜合糾結的結果。唯蒙元和滿清政權滅亡的要因是“族本位”，即民族主義，前者為蒙古主義，蒙古族利益至上；後者為滿族主義，滿族利益第一。蒙元和滿清分別亡於朱元璋和孫中山領導的漢民族主義革命，堪稱曆史以牙還牙的因果報應。
    
    結論：儒家政權敗於異族或異端，內因是自己不夠儒家，如俗話所說，學藝不精，莫怪師傅。有時異族反而更有儒家風範。易言之，君子敗於小人，是自己不夠君子，或君子而不大。（在對等或相近的條件下，君子之大者不至敗於小人盜賊之手。）蔣公敗於毛氏，國黨敗於毛共，內因就在於此。
    
    蔣公雖有君子風範，卻非儒家，更非大儒，仁智勇皆有所不足，為人為政，東倒西歪，時出偏錯。關此，東海有過大量論述，茲不贅。總之，當時的總統若換上王陽明、曾國藩或湯武集團中任何一位，局麵將都不一樣，毛氏將毫無勝算。
    
    “儒家政權屢屢敗亡於異族或異端”，情況多種多樣。中國亡於異族主要有兩次：蒙元和滿清（五胡亂華另論），它們雖為異族，都非異端；明滅元，清滅明，民（國民黨）滅清，從曆史的高度看，是偏統取代偏統，仍屬中華政權的更替。中國亡於異端有兩次，秦時一次，現代一次，不僅亡國，而且亡天下。
    
     
    
三
    
    
    
    公羊家將曆史分為據亂、升平、太平三世。人類文明整體上當然是上升的，隻不過這種上升是螺旋式的，或進一退三，或大繞彎子，從三代到現代，就是一個超大的彎，政治文明進步微小而倒退嚴重。
    
    從“選賢與能”的公天下到“兄終弟及”或“父死子繼”的家天下，是一次大倒退；從封建製家天下到郡縣製家天下，是一次大倒退；從漢唐宋的正統到元明清的偏統，又是大倒退；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倒退的步子更是大得空前，中國轉瞬之間退回了叢林社會據亂世。東海早就指出：
    
    “從三代一直到現在幾千年，我們的政治文明度和道德水平線整體上就是不斷下降的。秦始皇、五胡亂華、唐末藩鎮、元朝清朝異族王朝等都是曆史上幾次政治大倒退、文明大跳水。雖有漢、唐、宋、明等幾次較大的回升，但回升的高度都沒有抵達三代的水平，而且一次不如一次。”（《政治何嚐今勝昔？道德淪喪實空前！》）
    
    某些西哲亦不無見地。法國路伊斯說過：“人類文明在各個領域都獲得了巨大的進步，不斷的日趨完善，然而政治領域卻是個例外。在政治領域中，仍然是欺詐與陰謀詭計在大行其道，人們的權利與自由仍然遭受到蔑視與否定。”
    
    曆史有其局限性。從據亂升向太平的漫長的過程中，文明和愚昧、光明和黑暗之間，仿佛一場拉鋸戰，相互之間各有輸贏。
    
    曆史的局限源於人性的局限。人類深重的惡習，在“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理想實現之前不可能消除，而且常常會趨於嚴重。文明和光明若占上風，本質上就是良知對惡習的戰勝，相反則意味著惡習取勝。經過五四倒孔反儒的文化道德自殘，中國人的惡習越來越嚴重，四九以後集中大爆發，中國遂徹底淪落於愚昧、邪惡和黑暗之中。
    
    儒家對家天下君主製曾經的認同和擁護，就是出於對曆史局限性的尊重。家天下君主製“天然地”不利於民本原則和王道精神的落實，比起“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政治大道差得遠，卻有一定的曆史合理性和民意合法性---在幾千年時間段裏，它曾經得到國民的普遍認同，在某些曆史條件的成熟之前是難以超越的。
    
    秦漢以後儒家王朝，理論與實踐不同程度的脫節，亦可以視為這種局限性的輕度體現。就曆史作橫向比較，儒家指導和締造的、包括精神和物質、政治和科技文明在內的中華文明，整體表現已高於西方。這就夠了。就像麵對所向無敵的蒙古鐵騎，宋朝的抗爭無疑是最持久、堅韌和悲壯的，這就足以證明儒家政治的優秀了。（注意，宋朝的敗亡，與其自身諸多政治失誤和思想誤區密切相關。宋朝雖為中華正統，但中晚期領導層和思想層問題重重。）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