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圖洛書(shu) 的考古學思考

作者：黃錦前（江蘇師範大學語言科學與(yu) 藝術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四月十三日癸卯

          耶穌2026年5月29日

“河圖洛書(shu) ”傳(chuan) 說在河洛地區流傳(chuan) 久遠，主要包括龍馬負圖、神龜獻洛書(shu) 等內(nei) 容，描繪了河圖與(yu) 洛書(shu) 的由來，但河圖洛書(shu) 究竟為(wei) 何物，一直難有定論，而最新的考古成果為(wei) 揭開河圖洛書(shu) 的神秘麵紗提供了契機。

三星堆龜背形網格器之謎

2022年6月，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7號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龜背形網格器，其外部為(wei) 橢圓形網格狀青銅龜殼，分上下兩(liang) 層，一側(ce) 有類似合頁和插銷的開關(guan) ，可將網狀結構的青銅器打開、扣合。青銅網格為(wei) 渾鑄法鑄造而成，整體(ti) 被四框包圍，外麵附有四個(ge) 青銅龍頭把手和兩(liang) 三根青銅飄帶。在橢圓形網格狀青銅龜殼內(nei) ，鎖閉著一塊背部駝起、大小形狀相合的橢圓形玉器，上有黃金和絲(si) 綢殘留物，推測可能刻有符號或者覆蓋絲(si) 綢等。其整體(ti) 形狀略似現在的翻轉式燒烤架。該器造型奇特，迄今出土的器物中未能找到可以參照的依據，因而很難確切知曉其功能，發掘者暫且依據器形稱其為(wei) “龜背形網格器”。

■三星堆出土的龜背形網格器 作者/供圖

這件神秘的器物究竟作何用途呢？《竹書(shu) 紀年》卷上記載：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嶽錫虞舜命。

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皇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洪水既平，歸功於(yu) 舜，將以天下禪之……二月辛醜(chou) 昧明，禮備，至於(yu) 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yun) 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wei) 檢，赤玉為(wei) 柙，泥以黃金，約以青繩。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這件龜背形網格器與(yu) 《竹書(shu) 紀年》中河圖洛書(shu) “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wei) 檢，赤玉為(wei) 柙，泥以黃金，約以青繩”的造型正相吻合。有研究者推測該器實即為(wei) 古史傳(chuan) 說中的“河圖洛書(shu) ”。根據該器的年代、形製特征、文化屬性，結合《竹書(shu) 紀年》等早期文獻的記載，此說不無道理。

河圖洛書(shu) 究竟是圖經地誌，還是氣象和方位圖，或兼二者而有之，暫不作判定。按照我們(men) 現在的知識來理解，河圖洛書(shu) 應係遠古時代人們(men) 對天文和地理知識的概括與(yu) 總結，是按照星象排布出時間、方位和季節的識別係統，並以神話傳(chuan) 說的形式流傳(chuan) 下來，代表上古時期的華夏先民對自然世界的認知水平。這一神話傳(chuan) 說流傳(chuan) 的軌跡，實際上也反映並見證了當時華夏文化流行和傳(chuan) 播的路徑。

龜背形網格器所采用的材質如黃金、青銅、玉、絲(si) 綢皆係當時的珍稀資源，三星堆人將其組合並塑造出這件作品，顯然絕非普通器物，而是寄托了他們(men) 的思維認知、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富有極其深刻的文化內(nei) 涵。破解龜背形網格器之謎，也有助於(yu) 弄清三星堆文明的內(nei) 涵及其本質屬性，了解三星堆人的精神世界。

眾(zhong) 所周知，三星堆文明是夏商時期在四川盆地輝煌發達的古蜀文明，但其自身卻呈現出濃鬱的夏文化特征。考古出土的實物表明，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文明關(guan) 係密切，是中國青銅時代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璋、玉璧、玉琮，與(yu) 二裏頭、殷墟出土玉器幾乎如出一轍，都是用於(yu) 祭祀的禮器，從(cong) 造型和功能上反映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古蜀王國同樣深受中原禮儀(yi) 文化影響。

三星堆出土了帶有二裏頭二期、三期文化風格的盉、豆、璋、戈、圭等典型夏文化器物，特別是牙璋作為(wei) 夏代的祭祀禮器，在殷商時期走向衰落，卻在三星堆被完整地保留和傳(chuan) 承下來。三星堆人還用更為(wei) 貴重的銅和金箔鑄造出了全新材質的牙璋，並繼續作為(wei) 祭祀重器使用。三星堆人對牙璋的使用已上升到信仰層麵，超出了一般文化交流或貿易所能帶來的影響，故有學者推測“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夏末商初時，由遷入成都地區的夏遺民，與(yu) 當地土著居民相結合所創造的一種新型文化遺存”。

殷墟甲骨卜辭和周原甲骨文中，屢見“伐蜀”“至蜀”等記載，“蜀”即位於(yu) 今四川盆地的古蜀國，可見殷商王朝對蜀地開發和經略的腳步，從(cong) 來就沒有停止過。據文獻記載，在商末周初之際，遠在西南的蜀人，也跋山涉水，不遠萬(wan) 裏參加周武王伐紂的聯軍(jun) ，可見蜀人和中原王朝的聯係，自始至終也沒有中斷過。

古代文獻中有禹生西羌的傳(chuan) 說（“禹生石紐說”），其實這個(ge) 神話傳(chuan) 說並非真的是說大禹生於(yu) 四川，而是意指當時的巴蜀地區是“禹跡”所至之地，是禹域亦即華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蜀文明是多元一體(ti) 的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研究，三星堆文化的時間跨度等同於(yu) 從(cong) 二裏頭文化二期到商末周初，即公元前1680—前1046年前後，年代明顯晚於(yu) 河圖洛書(shu) 神話傳(chuan) 說誕生的古史傳(chuan) 說時代。

“器以藏禮”，大量帶有中原文化因素的青銅器和玉器等禮器在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集中出現，是華夏文化深入傳(chuan) 播至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的鮮明體(ti) 現，而三星堆龜背形網格器的出土則充分反映了殷商時期古蜀文明對中原文明的深刻認同。

淩家灘玉龜版的真相

1987年6月，在安徽含山淩家灘一座史前時期墓葬中，發現了一組玉龜版（87M4：29、30、35，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玉龜出土時置於(yu) 墓主胸部，圓雕，分為(wei) 背甲和腹甲兩(liang) 部分，在兩(liang) 甲之間，夾置一長方形刻紋玉版。玉版呈片狀，平麵略弧，兩(liang) 端略內(nei) 弧，表麵精整，三側(ce) 磨出榫緣，兩(liang) 短側(ce) 各對鑽5個(ge) 圓孔，長側(ce) 則對鑽9個(ge) 圓孔，但有2個(ge) 圓孔鄰接，可能本是要鑽8個(ge) 圓孔，無榫緣的長側(ce) 兩(liang) 端各對鑽2個(ge) 圓孔。玉版正麵有陰線刻琢的複雜圖紋。在其中心有一小圓，內(nei) 繪八角星形。外套大圓圈，兩(liang) 圓之間以直線分割為(wei) 八等分，每分中有一個(ge) 飾葉脈紋的圭形。大圓圈外有四個(ge) 飾葉脈紋的圭形，指向玉版四角。

■淩家灘出土的玉龜版 作者/供圖

淩家灘玉龜版因其獨特的造型和罕見的圖紋，震驚了當時的學術界，很快引起海內(nei) 外學者積極討論。學者一般認為(wei) 玉龜應係占卜工具，對玉版圖紋的性質也有一些推測。陳久金認為(wei) 其係河圖洛書(shu) 的前身。饒宗頤認為(wei) 其係表示方位與(yu) 數理之間的關(guan) 係，實即河圖洛書(shu) 。李學勤指出，玉龜版的重要性，從(cong) 其在墓中陳放的位置不難看出。玉版上的圖紋如此複雜精細，必然有特殊意義(yi) ，不能以普通的裝飾花紋來說明。玉版同玉龜的結合，更非偶然。玉版上麵的圖紋，任何人一看之下，都會(hui) 聯想到八卦，所體(ti) 現的是中國遠古以來的宇宙觀念。這些看法皆極富啟發性。

淩家灘出土的玉龜版同三星堆出土的龜背形網格器雖材質不盡相同，時代也相差較大，但二者在造型上有很明顯的共性，其基本的形製即是外為(wei) 神龜內(nei) 夾置圖紋玉版。漢代儒士認為(wei) ，“河圖”就是八卦，“洛書(shu) ”就是《尚書(shu) ·洪範》的“九疇”。淩家灘出土玉龜版上的圖案，顯然與(yu) 古史傳(chuan) 說及文獻所述“河圖”頗似，因而學者多認為(wei) 玉版上的圖案就是八卦圖。

淩家灘M4出土的陶片有兩(liang) 個(ge) 熱釋光測定年代結果，分別為(wei) 距今4500±500年與(yu) 4600±400年，所以這座墓明顯晚於(yu) 古史傳(chuan) 說中伏羲氏的年代。據其造型和紋飾特征來看，陳久金、饒宗頤等說自然不無道理。結合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物來看，更可進一步證明陳、饒之說，淩家灘玉龜版即傳(chuan) 說中的“河圖”。

淩家灘遺址位於(yu) 安徽省含山縣銅閘鎮，是長江下遊巢湖流域迄今發現麵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大型中心聚落遺址，年代為(wei) 距今5800—5300年。遺址區內(nei) 發現有人工建造的祭壇、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紅燒土和積石圈等重要遺跡，出土大量精美玉禮器、石器、陶器等珍貴文物，種種跡象皆表明，當時淩家灘社會(hui) 正處於(yu) 文明相對發達時期。

在淩家灘遺址以北約200千米，位於(yu) 安徽蚌埠塗山南麓、淮河東(dong) 岸禹會(hui) 區秦集鎮的禹會(hui) 村遺址，是一處較大的龍山文化時期遺址（麵積約60萬(wan) 平方米），發現有溝槽和圜底坑、火燒堆、方土台、長方形土坑遺跡，出土有陶器、磨石、草木灰、獸(shou) 骨、獸(shou) 牙等。禹會(hui) 村遺址的年代為(wei) 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在公元前2300—前2000年之間，與(yu) 淩家灘遺址恰相銜接。

可見，作為(wei) 中華文明一體(ti) 化進程中的一個(ge) 重要環節和地方類型，淩家灘文化已較為(wei) 發達，當時的淩家灘人精通天地物理之數，出現河圖洛書(shu) 一類的物品，自然也毫不奇怪。淩家灘遺址地處江淮之間，淩家灘文化同中原地區時代相當以及更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傳(chuan) 承發展，考古學者多有論述。起源於(yu) 中原地區的河圖傳(chuan) 說，流傳(chuan) 到江淮地區並為(wei) 當地人所認同和吸納，有足夠的時空條件和內(nei) 在動力。

退一步講，即便淩家灘出土的玉龜版與(yu) 三星堆出土的龜背形網格器並非同一性質的東(dong) 西，但也深刻反映出，在中華文明早期，中原文化的核心要素業(ye) 已深入傳(chuan) 播到江淮地區。玉龜版與(yu) 龜背形網格器的出現都絕非偶然現象，皆係中華文明一體(ti) 化進程中的重要環節。

總之，河圖洛書(shu) 雖係神話傳(chuan) 說，但證以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可證其並非空穴來風。淩家灘出土的玉龜版和三星堆出土的龜背形網格器，以具體(ti) 的實物和圖案，揭開了河圖洛書(shu) 的神秘麵紗，同時也見證了中華文明早期形成和發展過程，是當之無愧的國之瑰寶。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曆史研究院重大曆史問題研究專(zhuan) 項重大招標項目“考古學視野下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形成與(yu) 發展研究”（22VL002）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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