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 著《毛詩集釋》《春秋左氏傳集釋》出版

欄目:新書快遞
發布時間:2026-06-01 13: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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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韜 著《毛詩集釋》《春秋左氏傳(chuan) 集釋》出版

 

 

 

書(shu) 名:《毛詩集釋》《春秋左氏傳(chuan) 集釋》

作者:(清)王韜

整理:於(yu) 淑娟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簡介

 

王韜(1828—1897),中國近代最早睜眼看世界的文化巨人之一。學識淵博,著述豐(feng) 富,是近代傑出的思想家、新聞政論家和文學家。撰述的經學著作有《毛詩集釋》《禮記集釋》《春秋左氏傳(chuan) 集釋》《春秋問答》《皇清經解校勘記》《國朝經籍誌》等。

 

整理者簡介

 

於(yu) 淑娟,浙江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香港大學文學院、倫(lun) 敦大學亞(ya) 非學院訪問學者。長期從(cong) 事先秦兩(liang) 漢文學研究、經學研究以及文獻整理工作。在《文學評論》《中華文史論叢(cong) 》《浙江學刊》《讀書(shu) 》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yu) 篇,出版專(zhuan) 著《韓詩外傳(chuan) 研究》、《漢賦與(yu) 漢代辭書(shu) 研究》,古籍整理著作有《白香詞譜》《遊山日記》《山帶閣注楚辭》《楚辭燈》《珊瑚網》等。主持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課題二項,教育部社科基金課題一項,擔任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負責人。

 

 

 

毛詩集釋(全三冊(ce) )

2025年9月出版

298.00元

978-7-5732-1766-0

 

內(nei) 容簡介

 

《毛詩集釋》三十卷,是晚清著名思想家王韜於(yu) 1862年至1863年避居香港期間,為(wei) 幫助英國傳(chuan) 教士理雅各翻譯《詩經》全譯本所作。書(shu) 中廣采清人《詩》學、字學研究成果,辨正今字古字、正字俗字、本字假借字,考辨毛傳(chuan) 、鄭箋衍奪錯亂(luan) ,發凡傳(chuan) 例,所涉星象、日曆兼存西方天文學說,文獻的學術性與(yu) 完整性兼具,為(wei) 清末中國傳(chuan) 統經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次整理以紐約公立圖書(shu) 館所藏稿本為(wei) 底本,施以新式標點,附校記於(yu) 卷後。

 

 

 

紐約公立圖書(shu) 館藏《毛詩集釋》書(shu) 影

 

 

整理幫助(節選)

 

清代是《詩經》學研究的重要時期,在衆多的《詩經》傳(chuan) 統研究著作中,《毛詩集釋》有自己鮮明的學術特點。

 

首先,助譯性質的體(ti) 例及內(nei) 容。《毛詩集釋》共三十卷,開卷即為(wei) 王韜的自序。正文部分除卷一有雜考三條“二南”“周南”“興(xing) 、比、賦”外,其餘(yu) 則都是對經文的考釋。書(shu) 中不附《詩經》全文,也不完全保留序、傳(chuan) ,各條注釋以篇名、詩句及字詞為(wei) 目,前部分注釋內(nei) 容與(yu) 條目名稱多相吻合,後部分則往往有超出條目的注釋內(nei) 容。全書(shu) 采用附經體(ti) 例,首釋題名,再釋經文,篇末或論詩旨,或論諸家之說的優(you) 劣,或以案語陳述己意。這種標立條目的訓釋體(ti) 例,簡明清晰,便於(yu) 查找、閲讀。

 

《毛詩集釋》的內(nei) 容豐(feng) 富,訓詁名物、校讎文字、考訂音韻外,還涉及對經文篇章結構的分析,在總結概括各章之義(yi) 的基礎上,對詩旨加以闡釋。與(yu) 傳(chuan) 統經學注疏不同之處在於(yu) ,王韜在撰寫(xie) 時解決(jue) 的是傳(chuan) 教士理雅各的理解難點和困惑,比如理雅各對《詩經》中繁多的動植物不明所指,翻譯時備感困難,《毛詩集釋》的內(nei) 容就體(ti) 現出明顯的側(ce) 重,全書(shu) 最多的條目就是名物訓詁,僅(jin) 動物注釋就有一百多種。再如卷一共有七十八條傳(chuan) 疏,其中四十一條屬於(yu) 名物考釋。這與(yu) 清代重名物考據的學術取向不謀而合,但實際上卻是為(wei) 翻譯而作,正如王韜在前言中自述:“猥承西儒理先生雅各命,佐讎輯之役,獲厠顧問之末……因是聊綴遺聞,冥探往訓,捃取先秦之舊說,搴擇末漢之異言。”曆來傳(chuan) 統學者治經的主要目的是弘揚儒學、闡釋經典、有益政教、立言不朽等,王韜《毛詩集釋》的撰述目的雖然其中也有“柔遠人”的重大意義(yi) ,但主要仍在於(yu) 助譯《中國經典》的現實需要,這直接影響了《毛詩集釋》的體(ti) 例和內(nei) 容。

 

其次,征引繁富,特重清代。《毛詩集釋》以“集釋”體(ti) 解經,體(ti) 例本身就要求匯輯諸家之說,方為(wei) 佳構。《毛詩集釋》征引的書(shu) 籍多達一百六十餘(yu) 種,自先秦典籍至清代諸說,經史子集皆有采摭。其中經部書(shu) 籍最多,僅(jin) 《詩經》類就多達三十餘(yu) 種,《書(shu) 》《禮》《春秋》《易》及小學類共計五十餘(yu) 種。《詩經》類著作中,王韜對清代《詩經》研究成果尤其重視,書(shu) 中征引諸家囊括了王夫之、胡承珙、戴震、陳啓源、馬瑞辰、汪琬、陳奐、段玉裁、阮元、惠周惕、徐璈、焦循、陳壽祺、毛奇齡、汪龍、曾釗、江藩、朱右曾等學者,清代重要的《詩經》研究著作幾無漏遺。清代經學注重考據,尤其是乾嘉時期的學者,因紮實的訓詁考據功力,出現了一批《詩經》學史上的重要著作,如段玉裁《詩經小學》《毛詩故訓傳(chuan) 定本》、馬瑞辰《毛詩傳(chuan) 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chuan) 疏》及胡承珙《毛詩後箋》等。另外,邵晉涵《爾雅正義(yi) 》、王念孫《廣雅疏證》、王引之《經傳(chuan) 釋詞》《經義(yi) 述聞》等小學類著作,在《毛詩集釋》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這種學術選擇背後,隱含著王韜對清代《詩經》研究的高度評價(jia) 和認可,同時也是出於(yu) 助譯的撰述目的。理雅各在《詩經》譯序中闡述了自己的翻譯原則:

 

我的目的是盡我所能地給出一個(ge) 能表現原文本義(yi) 的譯本,不增譯,不意譯。

 

因為(wei) 注重翻譯作品的真實性,所以理雅各采用了直譯法,使譯本盡可能貼近詩作原文,力求保持《詩經》原貌。這就對訓詁、考據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而清代《詩經》學著作的文字訓詁、名物考據水平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據此正可掃除理雅各對字詞、名物、詩句的理解障礙,從(cong) 而完成翻譯《詩經》的任務。同時,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經學角度來看,《毛詩集釋》也具有文化傳(chuan) 承意義(yi) ,為(wei) 《詩經》研究提供了更多參考資料。

 

再次,宗毛依陳,糾鄭排宋。作為(wei) 《毛詩集釋》最主要的閲讀者,理雅各在深入的閲讀後,在《詩經》英譯本序言中明確指出:“(《毛詩集釋》)文中唯一的缺陷就是過分偏重毛氏的觀點。”這一判斷恰中肯綮,《毛詩集釋》自序中,王韜曆數漢以來的《詩經》研究概況,於(yu) 近世之學中特標舉(ju) 推重清代《詩》學中的數種:

 

近始得金壇段氏玉裁《毛詩故訓傳(chuan) 》出,為(wei) 之正其譌脫疑義(yi) ,犂然而明,《詩經小學》旁證曲通。涇胡承珙《毛詩後箋》發揮意藴,而長洲陳奐尤為(wei) 專(zhuan) 門之學。因此吾吳《詩》學大昌,此皆毛氏之功臣也。

 

段玉裁《毛詩故訓傳(chuan) 定本》《詩經小學》、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詩毛氏傳(chuan) 疏》有著共同的學術傾(qing) 向:宗毛崇漢,對西漢之後的經學多不信從(cong) ,以訓詁、考據糾鄭玄、宋儒之謬。王韜對陳奐《詩毛氏傳(chuan) 疏》尤其倚重,正如自序中所說“師資考證,一切以長洲陳氏為(wei) 依歸”。究其原因,《詩毛氏傳(chuan) 疏》考據精深,為(wei) 《詩經》研究集大成之作,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即盛讚其“常能廣采旁征,以證成其義(yi) ,極潔浄而極通貫,真可稱疏家模範”。且陳奐既是王韜同鄉(xiang) ,又為(wei) 父執,故《毛詩集釋》中征引采摭極多,宗毛崇漢的特點非常明顯。比如考據《衛風·碩人》篇“褧衣”一詞時,王韜用陳奐說駁鄭箋之誤;討論《王風·君子於(yu) 役》的詩旨時,用陳啓源說力排朱熹“室家念其君子而作”之說。全書(shu) 中這類例子俯拾皆是,數不勝數。

 

 

 

春秋左氏傳(chuan) 集釋

2025年12月出版

128.00元

978-7-5732-1965-7

 

內(nei) 容簡介

 

《春秋左氏傳(chuan) 集釋》稿本今為(wei) 上海圖書(shu) 館所藏,內(nei) 容僅(jin) 存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襄公、昭公時代,而文公、宣公、成公及定公、哀公時代則一概闕失,為(wei) 殘缺本。該本原為(wei) 王韜幫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之《左傳(chuan) 》而撰,以字詞條目的形式厘析《春秋》經傳(chuan) ,對《左傳(chuan) 》所載之事件、天文、地理考辨精詳。王韜詮釋《左傳(chuan) 》並不專(zhuan) 主杜氏,於(yu) 杜說所不能通者,則據諸家之說為(wei) 折衷,尤為(wei) 偏重清儒各家之解,如惠棟《春秋左傳(chuan) 補注》、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顧亭林《左傳(chuan) 杜注補正》、萬(wan) 斯大《學春秋隨筆》、沈彤《春秋左傳(chuan) 小疏》、馬宗璉《春秋左傳(chuan) 補注》、閻百詩《四書(shu) 釋地》、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等。

 

 

 

上海圖書(shu) 館藏《春秋左氏傳(chuan) 集釋》書(shu) 影

 

整理幫助(節選)

 

《集釋》具有傳(chuan) 統的《春秋》集釋體(ti) 例特征,即按照經傳(chuan) 編年次序,先經後傳(chuan) ,分條立目,逐次排纂所釋條目,並繼以考釋。稿本雖名為(wei) “集釋”,然非對前賢注疏悉數收録,而是擇善而從(cong) ,間有補苴。通常有兩(liang) 種注疏考釋方法,一是對《春秋》經傳(chuan) 內(nei) 容的選注,如《春秋》莊公五年僅(jin) 存“秋,郳犂來來朝”一條,同年餘(yu) 傳(chuan) 皆闕略無釋;《左傳(chuan) 》莊公六年僅(jin) 釋“立衷”及“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句,不及其餘(yu) 。二是對單句字詞的選注,如《左傳(chuan) 》昭公十年載“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cong) 者之衣屨,而反棘焉”,《集釋》隻摘取“而反棘焉”四字,著重考證“棘”地所在。對單句字詞的考釋在《集釋》中比較普遍,尤其是《左傳(chuan) 》記事詳贍,王韜往往僅(jin) 摘抄集釋的字詞而非全句。在分條立目的前提下,根據內(nei) 容和字詞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集釋或補注,簡明扼要,有助於(yu) 理雅各英譯時對經文原文的理解。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王韜所作補釋堪稱稿本之精要。所謂“補釋”,乃是對之前未加集釋的經傳(chuan) 內(nei) 容補加幫助,或是對之前已集釋之條目進一步申解闡釋。

 

補釋條目的設置屬於(yu) 隨釋隨補,出現的時間和次數皆無定數,唯一的規律是補釋條目不會(hui) 橫跨兩(liang) 代。以隱公為(wei) 例,隱公十一年間共有七處補釋,第一次出現在隱公元年經傳(chuan) 條目末尾,後五次混雜在隱公二年、四年、十一年經傳(chuan) 條目中,最後一次在十一年條目末尾,總補隱公元年至十一年經傳(chuan) 。補釋內(nei) 容多屬申解補苴,或存異聞,間有匡正前說者。如《左傳(chuan) 》襄公十九年:“齊侯娶於(yu) 魯,曰顔懿姬,無子。其侄鬷聲姬,生光,以為(wei) 大子。”王韜初從(cong) 服虔“顔、鬷皆其母姓”之說,並引《逸周書(shu) ·諡法解》為(wei) 證;然而後出補釋中則謂“顔、鬷乃二姬之氏耳,未必從(cong) 其母姓也”,意在更正前說。

 

王韜對“寤生”多次補釋,且說法不一,可以想見當時理雅各在英譯時頗為(wei) 疑惑和審慎。這從(cong) 理雅各的譯文中可以窺見個(ge) 中消息:“Duke Chwang was born as she was waking from sleep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here is uncertain], which frightened the lady so that she named him Woo-shang(born in waking), and hated him。”[薑氏剛睡醒時生下莊公(此處 文義(yi) 不能確定),這使薑氏受到了驚嚇,所以她給莊公取名為(wei) 寤生(意為(wei) 睡醒時出生),並因此討厭莊公。]或因王韜參酌諸說後的訓釋終未能令理雅各信服,理氏最終采納了杜預的觀 點。但麵對王韜“其生甚易,何至遽驚薑氏”一說,理雅各顯然也無法作出充分的反駁,因此在相應的譯文之後,理雅各坦陳自己對“寤生”的確切含義(yi) 並不能十分確定。由此可見,補釋條目大多針對理雅各在理解經傳(chuan) 過程中的疑難而設,其中往往涉及對理解經文至關(guan) 重要的語句。這些補釋不僅(jin) 記録了王韜與(yu) 理雅各當時所參考的各類注本,也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折射出二人在學術觀點與(yu) 闡釋取向上的一致與(yu) 分歧。

 

清代是《春秋》地理學研究的鼎盛時期,受時代背景影響,加之理雅各對《左傳(chuan) 》古今地望的困惑,王韜《集釋》於(yu) 地理考證用力甚勤。所釋地理條目繁而不雜,多是對上下文理解至關(guan) 重要的地名及險要關(guan) 塞,可謂經傳(chuan) 之肯綮,如《集釋》對《左傳(chuan) 》元年“製”地的解釋,先引《戰國策》中“三家分智氏地”時段規所言“分地必取成皋”及“韓果取鄭”的史實,再引《漢書(shu) ·地理誌》“成皋,故虎牢,亦名製”,列《括地誌》指出成皋現今的屬地,又引《水經注》和《地理通釋》,對其地理位置及地形特點作了詳細的描述,充分體(ti) 現了“製”地難攻易守的地勢及其軍(jun) 事意義(yi) 。武薑為(wei) 共叔段請製,莊公以虢叔死於(yu) 製地為(wei) 辭,王韜結合實際地形特點,認為(wei) 是鄭莊公“故托詞以拒其所請耳”,這對理解經傳(chuan) 的隱含意義(yi) 頗有裨補。

 

王韜的《春秋》地理考證綜考文獻、廣博淹通,善於(yu) 從(cong) 經傳(chuan) 中尋找內(nei) 證,結合春秋史實進行考證。如考證《左傳(chuan) 》隱公五年尹氏采邑時,佐以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尹之事,可見其貫通經傳(chuan) 之功力。又如《春秋》僖公九年“夏,公會(hui) 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yu) 葵丘”條中對葵丘一地的考證,據宰孔所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否定考城葵丘之說,又以宰孔先歸,途遇晉侯的史實否定汾陰葵丘之說,以傳(chuan) 釋傳(chuan) ,令人信服。同時,王韜突破了停留於(yu) 文獻的傳(chuan) 統治學路徑,在考證文獻後往往核之以地圖,具有注重地理實況,輔以合理推論的特點。如對《春秋》桓公十二年“穀丘”一地的考證,麵對曹地、宋地的爭(zheng) 論,王韜沒有盲從(cong) 舊說,而是查驗地圖,發現穀丘今屬地與(yu) 宋歸德府相距並不遠,認為(wei) 兩(liang) 種說法均可通。

 

《春秋》地理學發展至清末已臻成熟,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洪亮吉《春秋左傳(chuan) 詁》、沈欽韓《春秋左氏傳(chuan) 補注》等都對《春秋》經傳(chuan) 作了研精覃思的地理考證,此外更有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等專(zhuan) 著。王韜在廣泛吸收前賢考證成果的基礎上,利用後出優(you) 勢,多加補充、完善,斟酌他說,甚至有所超越。如《春秋》隱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條,關(guan) 於(yu) 薛地文獻記載甚少,清人考論最詳者當推江永《考實》,但也僅(jin) 推斷出薛國或為(wei) 田齊所滅。王韜參考孔疏和江永《考實》,考證出薛國所在,還慮及奚仲遷地的史實(遷地之事見《左傳(chuan) 》定公元年薛宰之說),結合《竹書(shu) 紀年》及《容齋隨筆》,總結薛國曆史並推論出薛為(wei) 齊國所滅當在周顯王四十年後。《集釋》此條博取古今衆說,毫無成見,將《考實》的結論推進一步,表現出兼收並蓄的特點。再如《春秋》閔公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對陽國曆史及其地望,王韜綜考江永、惠棟、馬宗璉諸家之說而能超拔其上,梳理地名的變化,提出更為(wei) 全麵的觀點:“然則陽之立國,始則在今之沂水縣,後則在今之益都縣。齊既遷而旋滅之,其地遂入於(yu) 齊。”這體(ti) 現出《集釋》對清代《春秋》地理學成果的融貫與(yu) 發展。

 

對齊桓、晉文的評騭,集中體(ti) 現了《集釋》的攘夷觀念。傳(chuan) 統尊王論推崇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猶能尊奉天子,並無僭越,與(yu) 晉文公“請隧”“召王”之舉(ju) 對比明顯。《集釋》獨標新義(yi) ,認為(wei) 晉文“請隧”“召王”正顯霸主氣魄,其功更在齊桓之上。如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條,先駁晉侯侵曹伐衛非霸者之大舉(ju) 之說,認為(wei) 此舉(ju) “正所以牽製楚師也”;次辯孔子“譎而不正”之評,終引全祖望語盛讚晉文逐楚之功。《集釋》謂:“及晉文奮起,其規模素定,善審去就。侵曹伐衛,兵威已震,及城濮之役,一戰遂霸,自是楚人束手斂袵,不犯中國者十五年。晉文繼桓之業(ye) ,不旋踵而興(xing) ,可謂盛矣。齊桓死於(yu) 僖之十七年,不踰年而楚與(yu) 中國之盟;晉文死於(yu) 僖之三十二年,直至文公九年,楚方敢伐鄭,其畏晉若此! 故晉之子孫,終春秋之世相繼而霸也。”以攘夷實效為(wei) 衡鑒,故推晉文之功。

 

責任方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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