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學何以會(hui) 成為(wei) 宋元以後的儒學主流

作者：王瑞來（四川大學講座教授、日本學習(xi) 院大學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二月初八日己亥

          耶穌2026年3月26日

自南宋以來，迄止近代，從(cong) 廟堂到江湖，儒學以朱子學一統天下。儒學流派眾(zhong) 多，何以是朱子學？從(cong) 宋元變革社會(hui) 轉型的曆史脈絡中考察，以下嚐試給出簡單的回答。

從(cong) 地域而言，朱子學是江南儒學的主幹。承繼這樣的客觀現實，宋元易代之後，沒有遭受戰爭(zheng) 重創的江南，朱子學更為(wei) 發展，成為(wei) 影響統一後全國的學問集散地。特別是元朝後來恢複的科舉(ju) 考試規定以《四書(shu) 》為(wei) 主要內(nei) 容，以朱熹的集注為(wei) 唯一標準，則更使道學的官學地位確固難移。

在南宋中後期的理宗朝，以朱子學為(wei) 中核的道學已經確立了官學的正統地位。淳祐元年（1241），朱熹從(cong) 祀孔廟，朝廷正式規定《四書(shu) 章句集注》作為(wei) 官學和科舉(ju) 的教材。王朝鼎革隻是作為(wei) 曆史演進的自然段，並不反映時代變革的邏輯關(guan) 係。政策的延續性，則反映了超越王朝的帝國同一性。曆史的結果往往由合力構成。以朱子學為(wei) 主的江南儒學之所以能在元代占據官學的正統地位，也是多方麵的合力所致。

一是朱子學自身的因素。產(chan) 生年代久遠的六經或佶屈聱牙，或歧義(yi) 叢(cong) 生，還存在斷編殘簡，又真偽(wei) 難辨。因此，朱熹等宋代理學家在重新詮釋六經的基礎上，將六經的衍生物《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特別抽出，確立了“四書(shu) 學”。這四部經典既保留有六經原旨，又有時代發展，最重要的是四書(shu) 通俗易懂，容易為(wei) 各種文化層次的人接受。對於(yu) 六經與(yu) 四書(shu) 的關(guan) 係，元人胡炳文有個(ge) 很有意思的比喻：“六經，天地也。四書(shu) ，行天之日月也。”並且說：“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這句話也是強調朱熹對四書(shu) 的提倡與(yu) 闡發。四書(shu) 學的確立與(yu) 推廣，讓儒學走出了原始經學狹小的象牙塔，使經學走向理學，二者結合，為(wei) 儒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廣闊空間。

二是源自宋朝的政治遺傳(chuan) 。由於(yu) 朝廷的提倡，大量習(xi) 舉(ju) 業(ye) 的士人都把朱子學作為(wei) 通往仕途的敲門磚，來加以研習(xi) 。宋理宗朝的許月卿就指出過這樣的現象：“嘉定以來，士大夫專(zhuan) 以朱氏之學為(wei) 仕途捷徑。”從(cong) 這條捷徑成功走入仕途的士大夫們(men) ，又成為(wei) 後來士人所效法的榜樣。實惠的利益驅動，首先讓朱子學在產(chan) 生士大夫的士人精英層獲得了廣泛接受。而這樣的接受必然會(hui) 像水波漫延，影響到社會(hui) 的各個(ge) 角落。同時為(wei) 了對應大量的需求，一貫以刊刻科舉(ju) 時文牟利的民間書(shu) 坊也刊刻了大量朱子學的著作，這在客觀上也擴大了朱子學的影響。

三是出於(yu) 朱子學目光向下的通俗普及。以朱子學為(wei) 主的江南儒學，一反艱深煩瑣的經學注疏傳(chuan) 統，以通俗易懂的言傳(chuan) 身教來普及教化。朱熹主張下學上達，學由漸進，當時陸九淵認為(wei) 朱熹一派的做法支離破碎，主張“見性明心，不涉箋注訓詁，而直超於(yu) 高明光大”，但朱熹則“每不然之。以為(wei) 江西之學近乎禪”，其實朱陸異同僅(jin) 僅(jin) 在於(yu) 尋求真理的路徑有別。朱熹的主張針對資質平平的普通人而言，陸九淵則是麵向悟性很高的聰明人。所以朱熹死後，“其徒大盛，其學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說，片言隻字，苟合時好，則可以掇科取士，而象山之學反鬱而不彰”。入學取徑的差異，讓後來很多學者由陸學轉向了朱學。錢穆先生指出，“朱子在經學中，於(yu) 禮特所重視”。在具體(ti) 操作上，比如對鄉(xiang) 飲酒禮，朱熹也做了簡化的改革。錢穆先生又說：“朱子治禮，則以社會(hui) 風教實際應用為(wei) 主。”當然，雖說當時道學顯現出的表象為(wei) 由陸轉朱，其實並不是對陸學的簡單放棄，而是二者融合。按南宋後期劉辰翁的話說，就是“貫徹朱陸”。

四是朱子學整合諸學說的結果。南宋各學派學說之間並非處於(yu) 涇渭分明的狀態，而是通過交往論辯而互相吸收。其中強勢的朱子學則整合了諸如湖湘性學、陸九淵心學以及浙東(dong) 事功之學等各種學說的一些因素，最終成為(wei) 主流，從(cong) 而在元代定於(yu) 一尊。

回溯道學的發展史，各個(ge) 學派當初的確是壁壘森嚴(yan) ，井河難犯。正如《宋元學案》所言，“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陸四君子皆談性命而辟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這種狀況首先由陳亮開始大聲疾呼扭轉，逐漸走向趨同。道學諸學派間的融合貫通，不僅(jin) 體(ti) 現在學問的內(nei) 容上，還反映在學者的師從(cong) 上。比如被《宋元學案》列入“東(dong) 萊門人”的鞏豐(feng) ，就是“學呂氏者也，然亦及學朱氏”。而另一個(ge) 學者孫應時的師承，則為(wei) 陸九淵、朱熹、呂祖謙。一個(ge) 人連起了幾個(ge) 學派，也是折射道學流派非斥而兼容的典型案例。

在朱子學的基礎之上，元儒有著繼往開來的使命感，有針對性地對道學進行了補充和弘揚。比如與(yu) 朱熹同裏的熊禾就認識到具有開創之功的朱熹還有許多學術事業(ye) 尚未來得及做：“謂朱子平生精力，惟在《易》與(yu) 《四書(shu) 》兩(liang) 部，《詩》僅(jin) 完稿，《尚書(shu) 》開端而未及竟，三《禮》雖有《通解》，缺略尚多。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sang) 製》二編，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yi) 而已。”“當吾世不完，則亦愧負師訓矣”。使命感使然，熊禾“因於(yu) 每經取一家之說為(wei) 主，而裒眾(zhong) 說以疏之。剖析異同，多擴先儒所未發”。由此一例，我們(men) 可以概見道學在元代的發展與(yu) 充實。

過去，伴隨著政治中心之所在，儒學的中心也根植於(yu) 中原。然而，北宋的靖康之變，讓政治中心南下，與(yu) 經濟重心合一，共同鑄成了文化中心。而江南的文化中心，在元代全國統一的格局之下，向全國彌散，江南成為(wei) 新的文化源頭。其中以朱子學為(wei) 主的江南儒學也乘文化彌散的大潮終於(yu) 一統天下。而在這一現實所奠定的基礎之上，此後明清時代的承續建構，又讓江南儒學增添了新的內(nei) 容，以朱子學為(wei) 代表的江南儒學，承載著文化的中國，屹立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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