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乾學與(yu) 清代禮學轉向

作者：董政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三月廿七日丁亥

          耶穌2026年5月13日

清初經學複興(xing) ，禮學作為(wei) 維係社會(hui) 綱常、規範人倫(lun) 秩序的核心，其價(jia) 值被重新發掘與(yu) 審視。康熙年間，徐乾學承漢唐注疏之傳(chuan) 統，編纂《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開清代禮學研究之新局，不僅(jin) 重新界定禮學的經世價(jia) 值，更奠定清代禮書(shu) 編纂的經典範式，推動禮學說解從(cong) 義(yi) 理向考據的轉向。其治學理念上承顧炎武等清初大儒實學思想，下啟乾嘉樸學考據之風，成為(wei) 清代禮學史上的重要樞紐，對後世禮學研究產(chan) 生深遠影響。

禮學價(jia) 值之重審

有清一代是禮學研究的複興(xing) 時期，《三禮》之中《儀(yi) 禮》專(zhuan) 記儀(yi) 節名物，自元明以來遭儒者冷落，幾近廢而不習(xi) 。顧炎武力矯此弊，以唐石經校勘明北監本《十三經》，指出《儀(yi) 禮》訛脫尤甚於(yu) 諸經，後又見張爾岐《儀(yi) 禮鄭注句讀》，對其精研《禮經》的態度頗為(wei) 激賞。在顧炎武、張爾岐等學者的倡導與(yu) 示範下，沉寂已久的禮學逐漸複蘇，各類考禮之作接踵而至。徐乾學踵武前賢，匯編曆代喪(sang) 葬禮文獻，撰成《讀禮通考》一書(shu) ，重塑禮學之經世價(jia) 值，故劉師培視之為(wei) 清代禮學研究的開端，足見推崇之至。

從(cong) 學術發展脈絡來看，徐乾學撰《讀禮通考》具備深刻的時代與(yu) 學術動因。其一為(wei) 義(yi) 理之學向實學的回歸，清初諸儒雖在學行上仍承襲宋明儒者，但其治學取向已發生根本轉變，逐漸擺脫空疏之風，轉向研經考史的實學路徑，閻若璩、朱彝尊等與(yu) 徐乾學同時代的學者，其治學規模與(yu) 方法已與(yu) 明儒全然不同。其二為(wei) 禮學價(jia) 值的重審與(yu) 倡導，明儒並非完全忽視禮學，但其關(guan) 注點多集中於(yu) 禮儀(yi) 背後的義(yi) 理，正如王汎森所指出的，心學家中雖不乏提倡《家禮》或古禮的例子，但他們(men) 最關(guan) 心的仍是合乎天理的節文，而非具體(ti) 儀(yi) 節。與(yu) 之相反，清儒逐漸意識到，解讀經典必須通過音韻訓詁、典章製度還原曆史語境，禮典蘊含的禮義(yi) ，也需依托具體(ti) 的禮儀(yi) 節文方能彰顯，此種認知直接推動喪(sang) 禮文獻的係統梳理，成為(wei) 《讀禮通考》編纂的重要學術背景。

從(cong) 社會(hui) 文化語境來看，宋明以後家禮日漸盛行，居喪(sang) 讀禮的內(nei) 涵與(yu) 功能也發生深刻轉變，由單純的儀(yi) 禮預習(xi) 行為(wei) 演變為(wei) 普遍遵循的社會(hui) 習(xi) 俗。在此背景下，儒家學者不僅(jin) 親(qin) 身踐行，更在居喪(sang) 期間潛心編纂喪(sang) 葬禮書(shu) ，宋代張詵《喪(sang) 服》、沈括《喪(sang) 服後傳(chuan) 》、楊簡《喪(sang) 禮家記》等，皆為(wei) 居喪(sang) 期間的力作。宋代新儒學興(xing) 起之際，佛教生命禮儀(yi) 因契合民間需求深入社會(hui) 各階層，對儒家傳(chuan) 統喪(sang) 禮秩序形成強烈衝(chong) 擊。為(wei) 應對這一文化挑戰，宋儒以重振古禮為(wei) 目標，主動貼合世俗生活需求，編訂通俗化家禮文本、簡化繁複儀(yi) 節流程，推動居喪(sang) 讀禮傳(chuan) 統在民間的普及。降及清初，佛教禮儀(yi) 在民間的影響依舊根深蒂固，不少學者為(wei) 複興(xing) 古禮、抵製佛道禮儀(yi) 對傳(chuan) 統喪(sang) 禮的侵蝕，發起聲勢浩大的“喪(sang) 禮改革運動”。明末呂坤等人已提倡不動鼓樂(le) 、不作佛事、不鬧喪(sang) 請客等革新主張；入清之後，喪(sang) 禮改革成為(wei) 禮教複興(xing) 運動的核心議題，改革矛頭直指佛道生命禮儀(yi) 。清初學者對儒家喪(sang) 禮的極力推崇與(yu) 躬身踐行，不僅(jin) 扭轉了民間喪(sang) 禮佞佛的社會(hui) 風氣，更為(wei) 《讀禮通考》的編纂提供堅實的社會(hui) 文化根基與(yu) 外在學術動力。

禮書(shu) 範式之奠定

徐乾學遠紹漢唐注疏之傳(chuan) 統，近承朱熹《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之體(ti) 例，博采群書(shu) 、考鏡源流，在《讀禮通考》中熔鑄經史、辨章製度，奠定清代禮書(shu) 編纂“以經為(wei) 本、以史證經”的經典範式，為(wei) 乾嘉以降學者研讀、編纂禮書(shu) 提供極大便利，淩曙《儀(yi) 禮禮服通釋》、蔣彤《儀(yi) 禮喪(sang) 服表》、張錫恭《喪(sang) 服鄭氏學》等書(shu) ，在體(ti) 例上對其均有承襲。

自清中期以後，喪(sang) 服研究漸成禮學研究的重心，程瑤田、褚寅亮等人皆有相關(guan) 撰述，其中蔣彤《儀(yi) 禮喪(sang) 服表》即是承襲《讀禮通考》體(ti) 例的代表之作。蔣彤師從(cong) 李兆洛，精於(yu) 禮學，其論禮以喪(sang) 服最為(wei) 精善，《儀(yi) 禮喪(sang) 服表》全書(shu) 分三部分，其一為(wei) 二十餘(yu) 類喪(sang) 服表，每表後附序文述因革始末；其二為(wei) 《喪(sang) 服》經傳(chuan) 注疏及曆代學者說解，附以蔣氏按語；其三為(wei) 仿《通典》之例，考辨《喪(sang) 服》中諸家聚訟條目。該書(shu) 雖以稿本行世，流傳(chuan) 不廣，卻精義(yi) 紛紜。其體(ti) 例、綱目對《讀禮通考》的繼承體(ti) 現於(yu) 兩(liang) 方麵：一是以徐氏《喪(sang) 期表》為(wei) 基礎，將正服、降服、義(yi) 服、加服四種義(yi) 例細化，增加從(cong) 服、報服、申服等類目，綱舉(ju) 目張，便於(yu) 研讀；二是書(shu) 中所附諸條“議”，皆在《讀禮通考》取材基礎上裁剪而成。此外，在內(nei) 容上亦多征引徐乾學說解，如“大夫為(wei) 舊君”條，按《喪(sang) 服》所載，大夫為(wei) 舊君服齊衰三月，蔣氏引據敖繼公、盛世佐、徐乾學、張爾岐等人說解，認為(wei) 諸家之義(yi) 並乖經傳(chuan) ，此處經文所記三舊君之服，“並為(wei) 在國者製，而去國者不與(yu) 焉”。

乾隆年間，秦蕙田承襲《讀禮通考》體(ti) 例續成《五禮通考》，依吉、嘉、賓、軍(jun) 、凶五禮排列，考鏡禮製源流，兩(liang) 書(shu) 相互呼應，清晰展現曆朝禮製沿革與(yu) 各家爭(zheng) 論焦點。徐乾學編纂《讀禮通考》時，對以往通禮類著作的缺陷予以修正，朱熹《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雖以《三禮》文獻為(wei) 核心，薈萃諸經傳(chuan) 記，卻對史書(shu) 中材料略而未錄；杜佑《通典》、馬端臨(lin) 《文獻通考》等政書(shu) 雖博采典籍，卻並非專(zhuan) 門言禮，未能對禮製“窮端竟委，詳說反約”。有鑒於(yu) 此，徐氏將經、史材料均納入取材範圍，同時采擇諸子、文集中有關(guan) 喪(sang) 禮的內(nei) 容，如“喪(sang) 儀(yi) 節”一門，以《儀(yi) 禮》相關(guan) 篇目為(wei) 主，其後附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朱子《家禮》等書(shu) 中喪(sang) 禮儀(yi) 節，還按類收錄曆代國恤禮儀(yi) 。秦蕙田編纂《五禮通考》時，亦對此取材原則予以貫徹，遍采正史紀傳(chuan) ，並參校誌書(shu) ，從(cong) 而避免以往政書(shu) 取材掛漏、詳略不均的問題。在內(nei) 容結構上，《讀禮通考》分喪(sang) 期、喪(sang) 服、喪(sang) 儀(yi) 節、葬考、喪(sang) 具、變禮、喪(sang) 製、廟製八門，每門下又細分子目，如“喪(sang) 期”之下分斬衰三年、齊衰三年、大功九月等類目，條理極為(wei) 清晰；《五禮通考》則按五禮劃分，每門之下再分小類、子目，如“吉禮”之下分圜丘祀天、祈穀、大雩等，分目詳密整飭。同時，《讀禮通考》中喪(sang) 期、喪(sang) 服等各門之末皆附《通論》，討論曆代禮製沿革、闡發禮義(yi) ，《五禮通考》卷首《禮經作述源流》與(yu) 《禮製因革》四卷，性質與(yu) 之相同。兩(liang) 書(shu) 各卷之內(nei) 皆附有案語，《讀禮通考》分卷前案語與(yu) 卷中案語，前者通論禮製沿革，後者辨正諸家之說；《五禮通考》除秦氏案語外，還附有方觀承的案語，因方氏曾助其參訂，故並存其說。

禮學說解之轉向

清人考證之學，自顧炎武已肇其端，徐乾學《讀禮通考》征引賅博，考辨精審，於(yu) 曆代聚訟之說多所按斷。其於(yu) 鄭玄、孔穎達、賈公彥等漢唐注疏，不曲為(wei) 盲從(cong) ，時加駁正；於(yu) 宋元以下諸儒之說，亦能擇善而從(cong) 。在禮義(yi) 闡釋層麵，徐氏摒棄宋儒空談義(yi) 理的治學路徑，轉而推崇漢儒的訓詁考據之法，以實證精神辨明禮製源流、考訂名物製度，其闡釋經典的理路，能鮮明體(ti) 現清初禮學由宋入漢的學風轉向。

三年喪(sang) 中的“禫月之辨”是禮學史上聚訟已久的議題，自東(dong) 漢以降，鄭玄、王肅各執一詞，曆代儒生或從(cong) 鄭說，或依王議，圍繞此議題展開諸多討論。按禮書(shu) 所載禫祭有二，一為(wei) 三年喪(sang) 之禫祭，即《士虞禮》所言“三年之喪(sang) ，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一為(wei) 期喪(sang) 之禫祭，即《雜記》所言“期之喪(sang) ，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期喪(sang) 之禫無儀(yi) 節記載，屬變禮範疇。據《三年問》記載，三年之喪(sang) 的喪(sang) 期實為(wei) 二十五月，期年之後一月為(wei) 小祥祭，再期之後一月為(wei) 大祥祭，而禫祭在大祥祭之後。鄭玄與(yu) 王肅的分歧，核心在於(yu) 對“中月而禫”之“中月”的解讀：鄭注認為(wei) “中月”為(wei) 間月，即間隔一月，禫祭在二十七月，是為(wei) “祥禫異月”，此說始於(yu) 西漢戴德，後為(wei) 班固《白虎通》、劉熙《釋名》所承襲；王肅則認為(wei) “中月”為(wei) 月中，禫祭與(yu) 大祥祭同在二十五月，是為(wei) “祥禫同月”，其說多與(yu) 鄭玄立異。

清儒治禮重視漢魏古注，對鄭玄之說多有依從(cong) ，同時秉持無征不信、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對各類材料與(yu) 說解予以甄別考訂，清初學者對“禫月之辨”的探討，便充分體(ti) 現這一特點。顧炎武認為(wei) ，王肅以《三年問》《檀弓》為(wei) 據，鄭氏以《服問》為(wei) 據，二家之說各有所本，且古人祭必卜日，禫祭或卜於(yu) 大祥之月，或間隔一月。汪琬則以《雜記》“親(qin) 喪(sang) 外除，兄弟之喪(sang) 內(nei) 除”為(wei) 據，從(cong) 禮義(yi) 層麵考察，認為(wei) 杖期尚且祥禫間月，三年之喪(sang) 更當如此，故以鄭玄之說為(wei) 長。柴紹炳《禫說》指出，禫祭爭(zheng) 議的關(guan) 鍵在於(yu) 禫服與(yu) 禫祭的區別，《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指大祥後服禫服，《士虞禮》“中月而禫”指禫祭釋去吉服，二者雖皆言“禫”，含義(yi) 卻不同，其說較前人更為(wei) 深入。萬(wan) 斯同則對鄭玄之說提出質疑，認為(wei) 鄭氏主二十七月禫祭本自戴德，卻無漢代施行的實證，且王氏主二十五月，可見當時民間並不行二十七月之製。他還指出，自漢以降本無禫製，鄭、王皆是據典籍申其義(yi) ，而從(cong) 經旨來看，《三年問》《喪(sang) 服小記》的記載與(yu) 二十七月不協，故王說更勝一籌。

徐乾學在前說基礎上，對“禫月之辨”予以全麵深入的辨析，其核心觀點有五：其一，從(cong) 情理與(yu) 喪(sang) 服來看，《士虞禮》與(yu) 戴德《喪(sang) 服變除》的記載並不矛盾，大祥二十五月雖除服，但哀痛未盡、思慕未忘，故間隔一月至二十七月行禫祭，且鄭注以父在為(wei) 母的十五月禫製為(wei) 例，證明三年喪(sang) 亦當祥禫異月；其二，針對王肅“中月”為(wei) “月中”的解讀，徐氏認為(wei) 古人祭必卜日，吉事先近日、凶事先遠日，若禫祭在月中，祥祭卜於(yu) 下旬，便會(hui) 出現禫祭在祥祭之前的情形，於(yu) 禮不合；其三，間月禫祭之製本因父在為(wei) 母，壓於(yu) 父尊不敢終重服而設，五服儀(yi) 節皆依次減殺，不當因斬衰、齊衰而分同月異月；其四，《儀(yi) 禮》所言“再期”“期斷加倍”，皆指大祥而言，並非喪(sang) 事於(yu) 此盡畢，大祥後重服雖釋，卻仍有素縞、麻衣等服飾漸變，變除必至玄端吉祭方止；其五，三年喪(sang) 與(yu) 期喪(sang) 皆有不行禫祭的情形，區別在於(yu) 是否將禫月計算在內(nei) ，三年之喪(sang) 有禫者終於(yu) 二十七月，無禫者終於(yu) 二十五月，去禫而言則皆終於(yu) 二十五月。

綜括而言，徐乾學對“禫月之辨”的探討，能夠匡正前說違失之處，彌合補充其未洽之處，基本厘清此問題之疑難點，其後學者雖間有論說，皆不出其畛域。徐乾學以訓詁考據為(wei) 基礎、以實證精神為(wei) 核心的治學思路與(yu) 理念，不僅(jin) 為(wei) 清代禮學研究確立新的範式，更開乾嘉樸學之先河，推動清代禮學完成由宋入漢的重要轉向，其在清代禮學史上的地位與(yu) 價(jia) 值，也因之愈發凸顯。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