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成《詩》

——《詩》早期書(shu) 寫(xie) 與(yu) 經典化

作者：曹建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出土文獻與(yu) 《詩》本早期書(shu) 寫(xie) 及經典化研究”負責人、紹興(xing) 大學魯迅人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三月廿七日丁亥

          耶穌2026年5月13日

《詩》是五經之一，也是中國文化與(yu) 文學的源頭經典。近年來，大量《詩》學文獻出土，為(wei) 研究早期《詩》提供了豐(feng) 富的新材料，並在“孔子刪詩”等傳(chuan) 統《詩經》學論題之外，催生了一些全新的《詩經》學話題，其中學界關(guan) 注較多的是《詩》本早期書(shu) 寫(xie) 及其經典化問題。早期《詩》篇是怎麽(me) 創製的？《詩》本是如何形成的？《詩》有何用？又如何用？《詩》本經曆了怎樣的經典化之旅？出土《詩》類文獻呈現了早期《詩》本豐(feng) 富多彩的文本圖景，為(wei) 學界研究《詩》的早期書(shu) 寫(xie) 及經典價(jia) 值內(nei) 涵構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機。

《詩》篇的創作與(yu) 流傳(chuan)

依據傳(chuan) 統《詩經》學史的觀點，《詩經》中的詩篇大約有三個(ge) 來源。一是傳(chuan) 承舊篇，如正考父校《商頌》之類。二是列士獻詩，雖然大多數的“列士”之名被淹沒於(yu) 曆史長河而不為(wei) 人知，但仍有少數的“詩人”被曆史記載下來，如周公、芮良夫、衛武公等。有的作者隻留下了一個(ge) 模糊的印記，如寺人孟子、家父等。三是遒人采詩，並將采集來的詩獻於(yu) 大師，以供天子觀風俗盛衰之用。不管詩是由何人創製，有一點不容置疑，即《詩》是音樂(le) 文本，其創製及其四言構型都和周代以“樂(le) 懸”為(wei) 主體(ti) 的雅樂(le) 製度密切相關(guan) 。

一般認為(wei) ，每一首詩都和特定的曆史事件相關(guan) ，也都是獨一無二的個(ge) 人創作，尤其是那些有“作者”的詩。這樣的觀點從(cong) 古到今幾乎沒有受到質疑，所以人們(men) 才會(hui) 認真地思考孔子究竟是如何把三千首詩刪減到三百首的。然而，近些年出土的《詩》類文獻正在對這一看法形成衝(chong) 擊，因為(wei) 考古發現了形態各異的《詩》寫(xie) 本，如《唐風·蟋蟀》就分別見於(yu) 安大楚簡、王家嘴楚簡和阜陽漢簡等。這些詩的寫(xie) 本和今本《毛詩》相比較，文字差別較大，但異文的字音大多相同或相近。因此，有學者認為(wei) 這些詩是基於(yu) 套語和主題即興(xing) 創作的，甚至是利用“公共素材庫”隨意拚合出來的，詩的文字、篇章以及章次都可以隨意變動。這樣的觀點會(hui) 淡化、消解詩篇與(yu) 《詩》本的穩定性，削弱《詩》的現實意義(yi) 與(yu) 恒久價(jia) 值，使之成為(wei) 文字遊戲或無意義(yi) 的字詞堆砌與(yu) 隨意拚合，最終也會(hui) 導致《詩》經典價(jia) 值的衰落與(yu) 喪(sang) 失。所以，盡管有許多學者聲稱這種理論對早期中國經典具有強大的解釋力，但其實與(yu) 中國早期經典文本生成的真實情態相去甚遠。其中一個(ge) 重要原因是，《詩》是製度文學，規範性很強，不僅(jin) 涉及“樂(le) 懸”等雅樂(le) 製度，還涉及大師“審詩商”等其他周代樂(le) 官製度，這些都決(jue) 定了《詩》的創製不可能隨意。而基於(yu) 口傳(chuan) 詩學理論的“公共素材庫”或“模塊理論”用於(yu) 解釋民間性文本創製或許是有效的，用來解釋《詩》這樣的製度性文本顯然並不合適。

《詩》本的編撰與(yu) 定型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孔子曾經刪詩，今本《詩經》便是孔子刪詩的結果。學界對傳(chuan) 統《詩經》學術中孔子是否刪詩的問題存在較大的爭(zheng) 議，新近出土的《詩》類文獻則讓相關(guan) 討論更加激烈。

目前出土的早期《詩經》寫(xie) 本，已經公布的有安大《詩》簡，包括今本《詩經》中的六種《風》詩。其文本編排方式，乃至《風》詩類名，都與(yu) 今本《詩經》存在差異。因此有學者認為(wei) 它和季劄所見樂(le) 本不同，也和今本《詩經》不同，是一種新編《詩》本。但綜合寫(xie) 本狀況並結合墓葬文化語境來看，我們(men) 認為(wei) ，安大《詩》簡未必是實用型文本，更可能是出於(yu) 喪(sang) 葬目的而專(zhuan) 門製作的明器性質文本。需要說明的是，這樣的推斷絲(si) 毫不會(hui) 減損安大《詩》簡的價(jia) 值，因為(wei) 它所參考的底本一定是通行的《詩》本。安大《詩》簡中的《周南》《召南》和今本《詩經》幾乎沒有差別，而且安大《詩》簡每一種《風》詩的尾簡都會(hui) 記載篇數和首篇篇名。其中有些信息不準確，如“《魏》九”，實則是10篇，這恰恰說明安大《詩》簡大概是依據了某種底本，所以才會(hui) 發生這種傳(chuan) 抄錯誤。

上博簡《孔子詩論》雖主於(yu) 論《詩》，同時也透露了一些文本信息。比如《風》《小雅》《大雅》《頌》這種分類編排及其順序，討論的近60首詩皆見於(yu) 今本《詩經》，這說明孔門使用的《詩》本與(yu) 今本《詩經》已經高度接近。除此以外，還有即將公布的王家嘴《詩》簡、夏家台《詩》簡。夏家台《詩》簡隻涉及今本《詩經》中的《邶風》，其詩次編排和今本《詩·邶風》異同狀況尚不可知。王家嘴《詩》簡則涵蓋今本《詩經》的十五國風，根據整理者提供的信息，它和今本《詩經》文本差異甚微。王家嘴《詩》簡每首詩都有篇題，有分章標識，如“其二”“其三”之類。每首詩還有對整首詩的總結，如“《燕燕》，六言，四章”，和今本《燕燕》完全相同。這說明先秦時期《詩》不僅(jin) 有寫(xie) 本，而且有基本穩定的文本結構。

秦火之後，《詩》雖還能保持大致穩定的文本結構，但較之先秦《詩》本也有一些變化。根據劉歆、班固等人的敘述，漢儒根據記憶和闡釋需要重新編排了《詩》本。當然，我們(men) 並不清楚漢代《詩》本的全息圖景。以往學者主要依據清人的輯佚成果來研究三家《詩》，但清人輯佚有許多主觀臆斷之處，學術界對此多有批評。所以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人們(men) 會(hui) 利用《毛詩》本推求或替代三家《詩經》本來研究漢代《詩經》學，其論述與(yu) 論斷自然會(hui) 出現誤判。海昏侯墓出土了《毛詩》之外的又一漢代《詩經》全本，為(wei) 研究漢代《詩經》學提供了較為(wei) 堅實的文獻基礎。

海昏侯《詩》本之前，阜陽雙古堆漢墓也出土了《詩》簡，涉及《風》詩和《雅》詩。阜陽《詩》簡應該是比較成熟的《詩》本，它不僅(jin) 有《風》詩名，如“右方鄭風”，並記錄了每一首詩的字數。尤為(wei) 關(guan) 鍵的是，較之目前發現的先秦《詩》本，阜陽《詩》簡包含《雅》詩，這說明阜陽《詩》簡可能是全本。相較於(yu) 阜陽《詩》簡，海昏侯墓出土《詩》簡的價(jia) 值在於(yu) 提供了明確的三家《詩》本。值得關(guan) 注的是，海昏侯《詩》有目錄簡，記載了海昏侯《詩》簡正文的分類、分組以及各組內(nei) 所含詩篇，每一首詩的分章以及每一章的首句。如此詳細的目錄簡在以往的出土文獻中從(cong) 未見過，其具體(ti) 功能尚待進一步研究。根據海昏侯《詩》目錄簡可知，漢代三家《詩經》本篇數和《毛詩》相同，但章數、句數不同。具體(ti) 而言，二者《頌》《大雅》章數、句數基本相同，三家《風》詩句數多於(yu) 《毛詩》，而《小雅》句數比《毛詩》少。在篇目的編排方麵，三家《詩經》與(yu) 《毛詩》不同，這將影響到二者對“正雅”詩篇的認定。

就目前出土文獻所見《詩》本來看，先秦《詩》本已經定型。而上博簡《孔子詩論》表現出對《關(guan) 雎》等4首詩的重點關(guan) 注，說明類似“四始”之類的《詩經》學話語已有雛形。進而說明，《詩》本在先秦已經呈現出意義(yi) 化結構。漢代不同《詩經》學派之間《詩》本雖有差異，但相對於(yu) 同一性來說，其差異性相對較小。這說明它們(men) 有著共同的文本源頭，經學史關(guan) 於(yu) 《詩經》學早期傳(chuan) 承的描述基本合乎史實。

《詩》的多維經典意義(yi)

文本形態的穩定性是經典化的首要條件。而文本形式與(yu) 內(nei) 容的意義(yi) 開啟與(yu) 解釋，才是其能否經典化的根本條件。通常人們(men) 研究某一文本的經典化，也多止步於(yu) 經典，而較少關(guan) 注文本經典化之後的變化。就《詩》而言，其經典化經曆了儀(yi) 典、語典、學典、“經”典等多維動態過程，因此其意義(yi) 多元而開放，內(nei) 涵豐(feng) 富而深邃。

文獻記載，《詩》之初為(wei) 儀(yi) 式文本，大司樂(le) 教國子與(yu) 大師教瞽矇主要都是為(wei) 了儀(yi) 式表演。作為(wei) 儀(yi) 式表演的口頭程式部分，《詩》的儀(yi) 典功能是固定的。大司樂(le) 教國子有樂(le) 語之教，即“興(xing) 、道、諷、誦、言、語”，這是春秋賦詩興(xing) 起的重要原因。春秋賦詩按照“類”的原則取義(yi) ，豐(feng) 富了《詩》的意義(yi) 內(nei) 涵，《詩》成為(wei) 語典，並獲得“義(yi) 之府”的美譽。

春秋以後，聘問歌詠製度式微，《詩》道也隨之衰落，孟子有“《詩》亡”之歎。孔子及孔門弟子以《詩》為(wei) 教，拯救了《詩》。孔子正樂(le) 刪詩，奠定了《詩》文本的基本形態。與(yu) 此同時，孔子開啟了《詩》多維的闡釋向度，此即《詩》之“興(xing) 觀群怨”說。《詩》“可以興(xing) ”，說《詩》者引譬連類，聞《詩》者感發誌意；“可以觀”，觀人之賢愚不肖，觀俗之盛衰厚薄；“可以群”，進德者群居相切磋，為(wei) 政者和而不同；“可以怨”，進德者怨而不怒，為(wei) 政者可以《詩》為(wei) 諫。然後“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yu) 鳥獸(shou) 草木之名”指向親(qin) 親(qin) 、尊尊，以及為(wei) 己之學。孔子對《詩》的這種多維闡釋，可以取證於(yu) 上博簡《孔子詩論》、簡帛《五行》等出土文獻。如上博簡《孔子詩論》“《蓼莪》有孝誌”，即“邇之事父”；“《雨無正》《節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即“遠之事君”；“《關(guan) 雎》之改”“《螽斯》君子”“《蟋蟀》知難”等，亦即“多識於(yu) 鳥獸(shou) 草木之名”。

“誌”是《詩》學闡釋最核心的關(guan) 鍵詞。在出土文獻中，有較多關(guan) 乎“詩言誌”的材料，如“蔽誌”“詩所以會(hui) 古今之誌”“詩亡隱誌”“物與(yu) 誌”。每一種表述都能打開《詩》學闡釋的新麵向，進一步豐(feng) 富《詩》的內(nei) 涵，並助力《詩》的經典化。這其中上博簡《孔子詩論》“詩亡隱誌”尤其值得關(guan) 注，它既強調身心一體(ti) ，也強調詩與(yu) 真情性之間的關(guan) 係，同時也為(wei) “觀風知政”奠定了哲學基礎，可以看作濃縮版的《毛詩大序》。

孔子說“人而不為(wei)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麵而立也與(yu) ”時，已經賦予了《詩》“準則”意義(yi) 。到了漢代，《詩》從(cong) 經典變成了“經”典，成為(wei) 具有規範意義(yi) 的神聖性經典“卡農(nong) ”。眾(zhong) 所周知，漢代魯、齊、韓三家立於(yu) 學官，但其闡釋到底如何，僅(jin) 有《漢書(shu) ·藝文誌》“漢興(xing) ，魯申公為(wei) 《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wei) 之傳(chuan) 。或取《春秋》，采雜說，鹹非其本義(yi) 。與(yu) 不得已，魯最為(wei) 近之”可供猜想。近出海昏侯《詩》，則提供了更多漢代官方《詩經》學的闡釋信息。關(guan) 於(yu) 文本結構的經學闡釋意義(yi) ，服虔提到漢代三家《詩》也有“風雅正變”之說，海昏侯《詩》本證實了這一點。海昏侯《詩》訓釋《墓門》《賓之初筵》都有傳(chuan) ，這也印證了《漢書(shu) ·藝文誌》“取《春秋》，采雜說”的說法。海昏侯《詩》本每首詩的尾簡都有篇旨解說，如“《桃夭》三章，章四句，凡十二句。說人”。或以為(wei) 類似“說人”的內(nei) 容是《詩》序，但是內(nei) 容太簡單，且大量重複，與(yu) 今本《毛詩序》差異較大，所以能否稱《詩》序還需仔細研究。總之，借助海昏侯《詩》本，我們(men) 可以判斷漢代《詩》雖分四派，其實它們(men) 大同小異，呈現出高度一致性。這說明它們(men) 是同源的，這個(ge) 共同源頭或許就指向孔子刪詩。

總之，《詩》是最具人文情懷與(yu) 精神倫(lun) 理價(jia) 值的中華元典，也是至情至性的天下美文。利用最新出土文獻，尤其是新出簡帛類文獻，我們(men) 得以研究《詩》的早期書(shu) 寫(xie) 及經典意義(yi) 構建，借此探索中華文化本根，展現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