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文明道：唐文治先生《十三經讀本》及其評點劄記探要

作者：鄧國光、歐陽艷華

來源：《中國經學》第37輯，彭林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5年12月

【作者簡介】

鄧國光，1955年香港出生。香港大學中文係哲學博士，澳門大學人文學院榮休教授。主攻思想與(yu) 文論，發表有關(guan) 經學、子學與(yu) 文學的專(zhuan) 書(shu) 和論文逾百篇。著有《摯虞研究》《韓愈文統探微》《中國文化原點新探：以〈三禮〉的祝為(wei) 中心的研究》《聖王之道 : 先秦諸子的經世智慧》《經學義(yi) 理》《文心雕龍文理研究 : 以孔子、屈原為(wei) 樞紐軸心的要義(yi) 》《文章體(ti) 統：中國文體(ti) 學的正變與(yu) 流別》等；輯撰《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第1卷及第2卷 ，整理校釋《唐文治集》四編等。

歐陽豔華，1983年澳門出生。澳門大學哲學博士及博士後研究員。曾任香港樹仁大學中文係助理教授、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兼任教員；專(zhuan) 研經學、《文心雕龍》、詩詞學；發表相關(guan) 研究論文三十餘(yu) 篇，已刊專(zhuan) 著《征聖立言：〈文心雕龍〉體(ti) 道思想研究》；參與(yu) 整理《唐文治集》四編，校訂梁鼎芬、曹元弼輯集《經學文鈔》十五卷等。

【內(nei) 容摘要】

二十世紀前期，先後出現兩(liang) 套非常重要的經教用書(shu) ，繼承「因文明道」的經學教育向度，對治時代問題，開拓了經學的新途徑。

其一是《經學文鈔》十五卷，屬經義(yi) 學總論，梁鼎芬與(yu) 曹元弼兩(liang) 先生編纂於(yu) 晚清張之洞執政時期，體(ti) 製中刻意尊崇經學。是書(shu) 類選曆來史敘、專(zhuan) 文、序跋，透過經義(yi) 自身的發展脈絡，彰顯經學的主導地位，重建學統。

其二是《十三經讀本》二百二十七卷（附錄「評點劄記」四十五卷），屬經典精讀入門。民元蔡元培通盤移植西方學製，與(yu) 張之洞刻意尊經對立，在體(ti) 製上「廢經」。唐文治先生身處於(yu) 此苦難時代，蒿目時艱，奮願發揚文化精神與(yu) 活力，救民於(yu) 水火之中。學製廢經之後，全力推動國文教育，踐行「讀經救國」的教育理念，編纂以文法及大義(yi) 導讀的新型經典讀本，稱爲「新讀本」，培養(yang) 端莊溫厚的心術。經曆漫長鍛煉與(yu) 累積，複編纂全新意義(yi) 的《十三經讀本》（附錄「評點劄記」），匯集導讀提綱、經注、評點於(yu) 一體(ti) ，並收錄自撰「大義(yi) 」六種，乃版本精良，而兼備優(you) 秀評點之經注與(yu) 導讀匯刋本。其通攝明清以來整體(ti) 經學義(yi) 理的學脈，正視日本與(yu) 西方學術，海涵地負，實踐「文以明道」的經教原則，正視文體(ti) 意識，與(yu) 同時期完成的《國文經緯貫通大義(yi) 》相表裏，以端正人心而重樹國格，培養(yang) 胸懷天下而深具文化自信的新時代精神。

從(cong) 《經學文鈔》到《十三經讀本》（附錄「評點劄記」），前者成於(yu) 體(ti) 製中，後者成於(yu) 體(ti) 製外，相輔相成，乃二十世紀經教實踐的軸承，但因時代問題而旁落至今。本文考實《十三經讀本》的編纂與(yu) 及慎重采用善本，經籍評點相結合的型態，足爲今後經學所正視與(yu) 發揚。

【論文目錄】

一、經學「新讀本」與(yu) 「大義(yi) 」編纂曆程

二、《十三經讀本》的編纂曆程與(yu) 體(ti) 統

三、經籍讀本的演變脈絡的考察

四、善本采用與(yu) 其學術價(jia) 值舉(ju) 隅：以《周易》《詩經》爲例

五、《十三經讀本評點劄記》「因文通經」的實踐

六、經籍評點的學術價(jia) 值舉(ju) 隅：推尊方宗誠《論文章本原》辨體(ti) 原則

結論

【關(guan) 鍵詞】

經籍讀本；經籍評點；善本；文以明道；文體(ti)

民國初興(xing) ，一九一二年底，教育部正式推行廢止讀經之新學校政策。唐文治先生盱衡時代，深明問題在於(yu) 人心，非可委咎於(yu) 經學或先賢，故奮起斯時，對治時代心疾，推動國文與(yu) 經教，不遺餘(yu) 力。一九一二年底，編撰經學典籍讀本與(yu) 大義(yi) ，定名「新讀本」，期盼學校教育一方麵與(yu) 時俱進，同時能維持基本的經學教育。其《自訂年譜》展示奮發經過，乃據以闡明其所編纂《十三經讀本》的曆程。

一九一三年冬，編成《論語大義(yi) 》二十卷，「采用朱注，別下己意爲小注，取簡單以便初學。又探先聖精意，作《大義(yi) 》二十篇。（自注：此後刪改數次，乃成「定本」。）」是其「大義(yi) 」爲題名諸書(shu) ，同時附以批評與(yu) 圈點，皆以孔子思想端正經義(yi) 與(yu) 學術宗旨，因顧及學子學習(xi) 心理進程，所以簡潔爲主，引導入門。教育本位的導向，一直爲唐先生以後編纂諸經讀本的基本原則。

一九一四年春，「爲諸生講《易》，采用《程傳(chuan) 》，並項平甫先生《周易玩辭》《禦纂周易折中》及近代《易》師說。擬編《周易大義(yi) 》，先作《易微言》三篇，寄曹叔彥譜弟指正。」同年冬，編《孟子大義(yi) 》，「仿《論語大義(yi) 》體(ti) 例，采用朱注，兼采張南軒先生《孟子說》。餘(yu) 別爲傳(chuan) 義(yi) ，以《穀梁》釋經法行之，頗有古致。每篇後各附《大義(yi) 》一篇。」也同時附以批評與(yu) 圈點，至翌年冬成，先生頗自信說：「有能讀此書(shu) 者，或可救世道於(yu) 萬(wan) 一也。」這是出自眞誠、正麵而樂(le) 觀的文化建設信念，自信所編《大義(yi) 》發揮端正人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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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讀本》書(shu) 影

民國十三年吳江施肇曾醒園本

一九一六年冬，編《大學大義(yi) 》成，「用鄭注本，參以朱注及劉蕺山、孫夏峯、李二曲諸先生說。」翌年冬，編《中庸大義(yi) 》成，「如《大學大義(yi) 》例，惟鄭注本以『君子之道費而隱』屬於(yu) 《索隱行怪章》；又末章分節多舛誤，不及朱注，特糾正之。又作『提綱』，推及於(yu) 天人，本原於(yu) 誠孝，自謂稍有功於(yu) 世道也。」亦附以批評與(yu) 圈點，引導精讀。《中庸提綱》推揚知本之方，從(cong) 天人之際的生息互動，終歸誠敬的倫(lun) 理自覺，推揚儒家的生命教育。

進入民國後十年之間，其時日本明治學風披汎，【1】影響甚大。先生本來精通朱子學，深明其時動輒否定朱子的躁動根源，堅持實踐經救，先後成《政治學大義(yi) 》《論語大義(yi) 》《孟子大義(yi) 》《中庸大義(yi) 》《大學大義(yi) 》《孝經大義(yi) 》《洪範大義(yi) 》，開發經教基礎。《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孝經》五種皆以「新讀本」題名，標之以「新」，以其內(nei) 容之新，見諸「大義(yi) 」，麵向世界，正視時代之訴求；題爲「新讀本」，每篇各專(zhuan) 撰「大義(yi) 」，申說經義(yi) 宗旨，不事繁冗，評點劄記之深具學術價(jia) 值，非泛泛文字評點而已。

唐先生累積十餘(yu) 年的經驗，遂更進一步整合，構思編纂全新《十三經讀本》，以期爲新時代經學建設提供完整基礎。一九一八年冬，唐先生整理編集過去所撰新讀本凡例，補撰內(nei) 容，成《十三經提綱》，續作《易微言》二篇，翌年冬書(shu) 成，為(wei) 編纂《十三經讀本》之準備。《十三經提綱》目的在「開示初學讀經門徑，後人得此，當不至畏難中止矣」【2】，教育宗旨非常明確。

一九二零年十月，堅辭「上海交通部工業(ye) 專(zhuan) 門學校」校長。十二月，施肇曾聘請先生籌辦「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先生赴任，明定講學宗旨：

吾國情勢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極，此時爲學，必當以「正人心，救民命」爲惟一主旨，務望諸生勉爲聖賢豪傑；其次，亦當爲鄉(xiang) 黨(dang) 自好之士，預儲(chu) 地坊自治之才。惟冀有如羅忠節、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於(yu) 其間，他日救吾國吾民，是區區平日之誌願也。【3】

其中念念不忘「自治」以自救，關(guan) 懷民瘼之經世深意，強烈道德使命感及責任感，由衷而發。一九二一年正月二十日，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開館，親(qin) 授《論語》《孝經》《孟子》，《十三經讀本》編纂工程同時啓軔。唐先生自序說：

與(yu) 施君省之議刻《十三經》。近時吾國學生皆畏讀經，苦其難也。爰搜羅《十三經》善本及文法評點之書(shu) ，已十餘(yu) 年矣，自宋謝曡山先生至國朝曾文正止，凡二十餘(yu) 家，頗爲詳備。施君聞有此書(shu) ，商請付梓。餘(yu) 因定先刻《十三經》正本，冠以提綱，附刻先儒說經世鮮傳(chuan) 本之書(shu) ，而以評點文法入《劄記》。【4】

唐先生透露現代學校製度之中，因課程及課時安排問題，學生畏懼讀經艱深困難。這一現實困境，不是輿論鼓吹所可以解決(jue) ，對症下藥，唐先生實事求是，於(yu) 是編訂一套簡易而具備專(zhuan) 業(ye) 水平的《十三經》入門讀本。

這套讀本因應時代而編撰，是全新的設計，不是因襲清人應付科舉(ju) 的經籍讀物。讀本特別之處，在匯集經注與(yu) 評點、導讀提綱與(yu) 大義(yi) 於(yu) 一體(ti) ，是版本精良的導讀匯刋本。全書(shu) 凡二百二十七卷，《劄記》四十五卷，【5】規模甚巨。通覽《讀本》，序文之後交代編纂義(yi) 例，首冠《十三經提綱》，然後順次《十三經》經傳(chuan) 及注解，後附《十三經讀本評點劄記》凡四十五卷。全書(shu) 所收經傳(chuan) 版本與(yu) 諸家批評及圈點，順其書(shu) 次第具列如下：

《周易讀本》，用朱熹《周易本義(yi) 》四卷。附錄徐與(yu) 喬(qiao) 、吳摯甫、唐文治三家評點。附黃以周《周易故訓訂》《周易注疏賸本》各一卷。《評點劄記》迻錄徐與(yu) 喬(qiao) （退山）評輯《經史初學辨體(ti) ：易經》、吳汝綸（摯甫）《桐城吳先生評點周易》及唐先生自評三家。按：考實所用本子爲據金陵書(shu) 局仿宋本，而所錄黃以周及徐退山書(shu) ，世所罕知。

《尚書(shu) 讀本》，用孫星衍《古文尚書(shu) 馬鄭注》十卷並卷後（古文本）。馬融、鄭玄注，王應麟撰集，孫星衍補集。逸文江聲撰集，孫星衍補訂。《評點劄記》迻錄吳汝綸《尚書(shu) 大義(yi) 》評點。附錄任啟運《尚書(shu) 約注》四卷並卷後（今文本）。《評點劄記》迻錄孫鑛《孫月峰先生批評書(shu) 經》、武士選《尚書(shu) 因文》、方宗誠《論文章本原》、任啟運四家評點。附錄唐先生《洪範大義(yi) 》三卷。《十三經讀本》中，《尚書(shu) 》最爲複雜。【6】采用孫星衍補集《古文尚書(shu) 馬鄭注》及任啟運《尚書(shu) 約注》，前者本宋儒王應麟《鄭氏古文尚書(shu) 》，後者本蔡沈《尚書(shu) 集傳(chuan) 》，分屬《尚書(shu) 》流傳(chuan) 的兩(liang) 大氣脈；繼承孫星衍兼容今古的取態，【7】展示開放的經教胸襟。

《詩經讀本》，用鄭玄《毛詩傳(chuan) 箋》二十卷。毛亨傳(chuan) 、鄭玄箋、陸德明音義(yi) 匯刋本。附「考證」。附錄陳澧《讀詩日錄》一卷。《評點劄記》迻錄謝枋得《詩傳(chuan) 注疏》批評、鍾惺評點，及劉大櫆圈點。「凡例」交代雲(yun) ：「《詩經》讀本，朱子《詩集傳(chuan) 》風行已久，第於(yu) 訓詁尚略，好古者不無遺憾。是刻據武英殿翻『宋相台本』，以『毛傳(chuan) 鄭箋』爲主，俾學者童而習(xi) 之，即知訓詁名物之大概。近陳氏東(dong) 塾《讀詩日錄》，婉而多諷，均有關(guan) 於(yu) 修齊治平之旨，爲學《詩》者之根本，附刻於(yu) 後。」

《周禮讀本》，用鄭玄《周禮鄭注》六卷。鄭注、陸德明音義(yi) 匯刋本。《評點劄記》迻錄陳深《周禮古本》、郭正域《批點考工記》、孫鑛三家評點。唐先生「凡例」言：「《三禮》鄭注，如日月之莫踰。是刻《周禮》據金陵局刋鄭注本，《儀(yi) 禮》據金陵局刋張氏《儀(yi) 禮鄭注句讀》本，《禮記》據崇文局重刋宋撫州本，亦專(zhuan) 用鄭注。」按：清同治年間「金陵書(shu) 局」所翻刻的，爲鄭玄注及陸德明音義(yi) 並錄之「經注音義(yi) 合刻本」，乃張文虎據「福禮堂」本校刋之善本。

《儀(yi) 禮讀本》，用張爾岐《儀(yi) 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附張氏《儀(yi) 禮監本正誤》凡一百三十條、《儀(yi) 禮石本誤字》凡五十八條，乃極重要之校勘成果。《評點劄記》迻錄陳淏評點。按：通考全書(shu) ，根據引錄依據的鍾惺《周文歸》載，實包括周胤、餘(yu) 寅、胡揆、鍾惺、孫鑛、陳淼、魏之允、蔣尚賓、範士超等評點。附陳淏與(yu) 唐先生的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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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讀本》總目

民國十三年吳江施肇曾醒園本

《禮記讀本》，用撫本《禮記》鄭玄注二十卷。書(shu) 前載顧廣圻《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二卷,附王祖畬《禮記經注校證》二卷。《評點劄記》迻錄附錄謝枋得《檀弓解》一卷、孫鑛《孫月峰先生評點禮記》六卷、黃道周《儒行集傳(chuan) 》二卷、顧陳垿《內(nei) 則章句》一卷、黃以周《子思子輯解·內(nei) 篇》（《坊記》《表記》《緇衣》三篇）、吳汝綸、唐文治七家評點。並載朱子《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各一卷。《評點劄記》迻錄王祖畬《大學章句校語》《中庸章句校語》。並載唐先生《大學大義(yi) 》《中庸大義(yi) 》各一卷。按：宋刻撫本《禮記鄭注》精良，乃傳(chuan) 世宋刻代表。【8】《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二卷，主名張敦仁，實顧廣圻（字千裏）所撰，爲清儒校經的代表作，唐先生置於(yu) 《禮記讀本》之首，可見重視程度。

《春秋左傳(chuan) 讀本》，用英和、黃鉞等奉敕撰《欽定春秋左傳(chuan) 讀本》三十卷。《評點劄記》迻錄孫鑛、方苞、姚鼐、曾國藩四家評點，體(ti) 現桐城評經的脈絡。張之洞《書(shu) 目答問》納此本於(yu) 「正經正注」中，省稱《左傳(chuan) 讀本》。

《春秋公羊傳(chuan) 讀本》，用何休《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十二卷。此屬「解詁」、陸德明「音義(yi) 」匯刋本。附錄魏彥【9】《重刋宋紹煕公羊傳(chuan) 注附音本校記》一卷。《評點劄記》迻錄孫鑛、張榜、鍾惺、楊紹溥、儲(chu) 欣五家評點。按：此「宋紹熙本」，世稱善本。

《春秋穀梁傳(chuan) 讀本》，用範甯《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十二卷。此「集解」、陸德明「音義(yi) 」匯刋本。附錄楊守敬《餘(yu) 仁仲萬(wan) 卷堂〈穀梁傳(chuan) 〉考異》一卷。《評點劄記》迻錄孫鑛、張榜、鍾惺、王道焜、儲(chu) 欣等五家評點。唐先生據《古逸叢(cong) 書(shu) 》精刻日本文政中覆重校本，乃傳(chuan) 世善本。

《論語讀本》，用朱子《論語集注》十卷。附錄王祖畬《論語校記》。《評點劄記》迻錄方宗誠《論文章本原》、張裕釗、唐先生三家評點。並載唐先生《論語大義(yi) 定本》二十卷。所據乃淮南書(shu) 局翻刻吳縣吳誌忠「眞意堂」仿宋本，世稱善本。

《孝經讀本》，用黃道周《孝經集傳(chuan) 》四卷。附錄唐先生圈點。附錄唐先生《孝經大義(yi) 》一卷、〈大孝終身慕父母義(yi) 〉上中下三篇。唐先生於(yu) 「凡例」交代說：「《孝經鄭注》久佚，後世沿用唐明皇注本，殊黭陋無精義(yi) 。是刻用明黃氏《孝經集傳(chuan) 》，以《孝經》爲經，以《儀(yi) 禮》《禮記》《孟子》諸書(shu) 爲『大傳(chuan) 』，而石齋先生又自下己意爲『小傳(chuan) 』，貫串博通，精微廣大，爲古今所罕見，蓋人生不可不讀之書(shu) 也。」強調此書(shu) 乃「人生世界內(nei) 不可不讀之書(shu) 」，意義(yi) 重大。詳考所據本子，乃據康熙三十二年鄭開極《石齋先生經傳(chuan) 九種》本翻刻。

《爾雅讀本》，用邢昺《爾雅注疏》十一卷。附錄張照「考證」。《評點劄記》迻錄陳淏、鍾惺等十一家評點。據乾隆四年殿本《十三經注疏》本翻刻。唐先生於(yu) 「凡例」幫助：「近代治《爾雅》者，以邵氏、郝氏爲最精。然初學者辨訓詁名物，取資於(yu) 《注疏》足矣。是刻據乾隆四年殿本，其中偶有顯係差誤者，就通行各本改正；其涉疑似者，仍照原本，未敢輕改。以上所刻各經，悉依此例。（原注：原有「校記」可據者，雖顯誤，亦照刻不改。）」

《孟子讀本》，用朱子《孟子集注》十四卷。附錄王祖畬《孟子集注校語》《讀孟隨筆》二卷。《評點劄記》迻錄蘇洵《批點孟子》、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方宗誠《論文章本原》、吳汝綸《孟子點勘》、唐先生《孟子新讀本》評點。並載唐先生《孟子大義(yi) 》十四卷。

以上通覽《讀本》所涵蓋，非但諸經善本，如《公羊》《穀梁》《禮記》《論》《孟》，用至佳版本翻刻；注本則兼采鄭玄、朱熹，有別於(yu) 清代官刻讀本之專(zhuan) 用朱注。值得注意者，乃歸置《大學》《中庸》於(yu) 《禮記》之中。再者，《孝經讀本》采用黃道周《孝經集傳(chuan) 》，此書(shu) 因此而傳(chuan) 遠不墜。於(yu) 廢經之後，唐先生保存經注善本，乃當行的認眞專(zhuan) 業(ye) 選擇，用心良苦。通觀「新讀本」至「文法讀本」的源流發展，唐文治先生編訂之《十三經讀本（附評點劄記）》，一九二五年吳江施肇曾醒園捐資刋成，集導讀提綱、經注、評點一體(ti) ，既堅持教育本位，同時注重學術原則，無疑乃經籍讀本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

《十三經讀本》的獨特處，透過宏觀的曆史脈絡審視野，方能客觀對待。詳考以「讀本」命名的全套經籍的刋刻，晚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有《四經六書(shu) 讀本》，今尚存《春秋左傳(chuan) 》三十卷，杜預注，鍾惺評。特色在經注評點匯刻，以文法指導讀經，這也是唐先生《十三經讀本》的重要特征。稍後，在明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武林藜照閣刋印，高其昌刪定的《五經旁訓》二十三卷，涵《易經》《書(shu) 經》《詩經》《禮記》《春秋》《孝經》《忠經》，「旁訓」一名清代沿用，與(yu) 「讀本」同科。

清代刻印經籍讀本，如雍正朝北京國子監所刻《五經四書(shu) 讀本》，便收入朱子《周易本義(yi) 》、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朱子《詩集傳(chuan) 》、胡安國《禮記集說》及《春秋傳(chuan) 》等五經，及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是清代官修經籍讀本之始，特點在推揚朱子之學術，但未收經籍評點，明顯是帝王經學意識的體(ti) 現，非僅(jin) 爲引導研讀經籍文本而已，與(yu) 明末毛氏《四經六書(shu) 讀本》分屬另一路向。

康熙十九年（一六八零）設立武英殿修書(shu) 處，隸屬內(nei) 務府。乾隆登位後，敕儒臣張廷玉、張照、方苞等，以明北監本《十三經注疏》爲底本，重加校勘雕版；乾隆四年刋刻，經傳(chuan) 、注疏、釋文匯刻，沿元代嶽浚精刻「相台五經」先例，施點句讀，避免歧義(yi) ；卷末附考證，以保證質量，稱殿本《十三經注疏》，稱爲善本。但「注疏」內(nei) 容非常繁富，此正是學生畏難懼繁所在。因此殿本《十三經注疏》出現後，經籍讀本的編纂，又趨向簡易方便的麵目。

因是之故，清廷曾經刋刻稍爲簡明的經籍讀本，以便讀者入門。最著者，周樽所編《十一經旁訓讀本》六十四卷，【10】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留餘(yu) 堂梓出。這套讀本的特點在於(yu) 旁訓方式，謂之「表注」，乃效法宋季元初金履祥的《尚書(shu) 表注》二卷體(ti) 例。《尚書(shu) 表注》於(yu) 《書(shu) 序》及經文一體(ti) 刻印，不爲音注所隔斷，《書(shu) 序》文則以圈字爲別；注文則在頁眉及兩(liang) 側(ce) 小字刋出，所釋詞句大字，注釋小字；同時關(guan) 鍵詞匯大字表出眉端。這種方式與(yu) 評點同類。周樽用此體(ti) 例編刻《十一經旁訓讀本》，涵蓋《易經》《書(shu) 經》《詩經》《周禮》《儀(yi) 禮》《禮記》《春秋三傳(chuan) 》《孝經》《爾雅》十一經凡六十四卷，合衆人之力，旁注小字取注疏訓詁精義(yi) ，主於(yu) 校正經文，言簡意明，是曾下工夫整理的科舉(ju) 讀物，非徒匯刻諸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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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經初學讀本》

清光緒二年四川學院刻本

另一種是《十一經初學讀本》，南昌萬(wan) 廷蘭(lan) 、計樹園於(yu) 嘉慶元年（一七九六）校刋。考查其內(nei) 容，《公》《穀》無傳(chuan) 之經文未錄，不收《論語》《孟子》，經文皆依殿本注疏本，全文直音無注，有異《旁訓》。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四川學院衙門重刻。道光十年（一八三零）楊國楨在開封大梁書(shu) 院刋出《十一經音訓》，光緒三年（一八七七）湖北崇文書(shu) 局重刋，因避周樽「讀本」之名，與(yu) 周樽《十一經旁訓讀本》同類，是經過精簡注釋而成的科舉(ju) 考試讀本。這種方式便於(yu) 閲讀，但須要投入大量精簡工夫，而開版雕印工本高昂，故難以爲繼。

太平天國平定後，曾國藩大力推動意識形態上的傳(chuan) 統學術，以抗衡太平天國的影響，於(yu) 同治二年至七年（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八）在金陵書(shu) 局刋刻《十三經讀本》。用程頤《周易程傳(chuan) 》、朱子《周易本義(yi) 》、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朱子《詩集傳(chuan) 》、鄭玄注《周禮》（附陸德明音義(yi) ）、張爾岐《儀(yi) 禮鄭注句讀》、陳澔《禮記集說》、英和等奉敕《欽定春秋左傳(chuan) 讀本》、何休《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範甯《春秋穀梁傳(chuan) 》、郭璞注《爾雅》（附陸德明音義(yi) ）、唐玄宗注《孝經》，及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丁寶楨等主名編校《十三經讀本》，於(yu) 山東(dong) 書(shu) 局刻出。另外，崇文書(shu) 局、江蘇書(shu) 局、浚文書(shu) 局亦刋刻《十三經讀本》。此一係乃地方官刻讀本，使用現成刋本加以校讎刋出，因時代倥傯(zong) ，資源不足，未能如《十一經旁訓讀本》般加工處理，但可視爲經籍匯刋本。

考察曆史之承遞脈絡，科舉(ju) 時代所刻《十三經》讀本之選本，無論官刻私刻，收錄並不統一。如《尚書(shu) 讀本》，金陵書(shu) 局和山東(dong) 書(shu) 局用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然唐先生則兼用孫星衍《古文尚書(shu) 馬鄭注》和任啟運《尚書(shu) 約注》；《左傳(chuan) 讀本》，山東(dong) 書(shu) 局則用姚培謙《春秋左傳(chuan) 杜注補輯》，唐先生與(yu) 金陵書(shu) 局用欽定本，此中異同，透露經學水平及認識的差異。唐先生《十三經讀本》所采皆考慮學術屬性與(yu) 地位、善本、篇幅，展示經注所體(ti) 現的「經學家法」的承傳(chuan) 意識。

唐先生重視精讀經典文本，所以非常注意版本的選擇。考實唐先生《十三經讀本》所采用善本與(yu) 其實在麵目，是其超越過去同類書(shu) 籍的獨特價(jia) 值的重要自證。以下專(zhuan) 舉(ju) 《周易》《詩經》爲案例，舉(ju) 一反三，說明其版本上的重要價(jia) 值。

甲、《周易讀本》

讀本所用本子，據《凡例》雲(yun) ：「朱子《易本義(yi) 》以寶應劉氏『仿宋本』爲最善，初刻於(yu) 淮南局，再刻於(yu) 金陵局。近貴池劉氏刻有『影宋本』，彼此對校，似不若『仿宋本』之完善。是刻專(zhuan) 據『仿宋本』，惟合彖象《文言傳(chuan) 》於(yu) 經，以便學者誦讀；《九圖》《五讚》《筮儀(yi) 》，悉依原本。」當中提到專(zhuan) 據「仿宋本」，可見寶應劉氏仿宋本乃讀本所據。又根據《凡例》「《九圖》《五讚》《筮儀(yi) 》悉依原本」一句，可以推斷在唐先生提到的淮南與(yu) 金陵兩(liang) 種局刻本之間，是選用了金陵書(shu) 局校刻本。蓋寶應劉氏本原本並無《九圖》與(yu) 《筮儀(yi) 》，出版時間較金陵書(shu) 局爲早的劉氏傳(chuan) 經堂叢(cong) 書(shu) 本和清麓叢(cong) 書(shu) 本亦隻具《五讚》，至金陵書(shu) 局本方補入《九圖》《筮儀(yi) 》。至於(yu) 後來的淮南書(shu) 局本則以覆刻寶應劉氏本爲目的，故亦隻存《五讚》。金陵書(shu) 局本雖以寶應劉氏本爲底本，然而張文虎以其問題不少，尤其是「刻手不佳，又多譌字」【11】，故有所更訂與(yu) 改動。

寶應劉氏仿宋本《周易本義(yi) 》最鮮明的特點在於(yu) 經傳(chuan) 別行，先經後傳(chuan) ，此是朱子製作《本義(yi) 》時，依據呂祖謙古本《易》所建立之體(ti) 例，以複孔氏原本，【12】由此形成經二卷、傳(chuan) 十卷之十二卷本架構。蓋《漢書(shu) ‧藝文誌》所記《周易》篇目已爲經傳(chuan) 分立，知此爲《周易》本貌。惟自漢魏以來，以王弼爲代表之經士取傳(chuan) 配經，即以《彖》《象》《文言》配經，形成經傳(chuan) 合一之架構。朱子以其失本，由是有恢複古本《易》之誌，而終於(yu) 實現在《本義(yi) 》之中。後來明代出現之四卷本《周易本義(yi) 》，便是從(cong) 王弼本經傳(chuan) 合一之體(ti) 例而來，其成書(shu) 因由將於(yu) 下文交代。於(yu) 此旨在說明《周易本義(yi) 》自明代以來，十二卷本與(yu) 四卷本兩(liang) 種架構並行於(yu) 世，前者依呂氏古本《易》立體(ti) ，後者則從(cong) 王弼《易》連篇。凡求《本義(yi) 》原本者，莫不以十二卷爲正體(ti) 。故寶應劉氏編製仿宋本，亦從(cong) 十二卷本。而金陵書(shu) 局本則基本保存了十二卷本的體(ti) 例，又將寶應劉氏原本刻於(yu) 書(shu) 眉的呂氏《音訓》【13】重新分置於(yu) 每卷之後，卷首載劉氏《周易本義(yi) 考》，而劉氏原書(shu) 自序則略去。此外張文虎以爲寶應劉氏本隻具《五讚》，篇體(ti) 未克完備，故又補充《九圖》《筮儀(yi) 》，其中《九圖》置於(yu) 經前，《筮儀(yi) 》《五讚》則置於(yu) 書(shu) 末。

金陵書(shu) 局本參考了元代胡一桂《周易本義(yi) 附錄纂注》、熊良輔《周易本義(yi) 集成》和清代浦城祝鳳喈《周易傳(chuan) 義(yi) 音訓》程朱合刻本加以訂正，其中參考祝氏本之處尤多。據張文虎自述，在校勘《周易本義(yi) 》期間，「從(cong) 梅村【14】借得浦城祝鳯喈所刋《周易傳(chuan) 義(yi) 音訓》，【15】後附《啟蒙》，刻手頗佳。」【16】祝氏本之優(you) 長，在於(yu) 采用吳革本進行校訂，【17】在《凡例》中更將吳革本優(you) 於(yu) 通行本之處詳細臚列，當中校勘成果便爲張文虎所取用。惟張氏不但「皆從(cong) 祝氏補正」，更直接將《凡例》文字載錄於(yu) 跋文當中，隻稍加改動字眼和序次。

金陵書(shu) 局本雖改正不少紕繆，惟在謄抄文稿時，因形近音近之誤而屢見訛誤，例如清麓叢(cong) 書(shu) 本《幹‧文言》注文「易謂變其所守」之「變」誤作「大」、〈否〉彖辭注文「其義(yi) 亦可見」之「義(yi) 」誤作「意」、〈萃〉彖傳(chuan) 「致孝享也」之「享」誤作「亨」、〈艮〉六二爻辭注文「則腓所隨也」之「腓」誤作「非」、〈巽〉彖辭注文「故又利有所往」之「往」誤作「得」、〈未濟〉六二象辭注文「九居二」之「二」誤作「正」、《係辭下傳(chuan) 》注文「此引鹹九四爻辭而釋之」之「引」誤作「因」。凡此謬誤，讀本皆未從(cong) 金陵書(shu) 局本。

《周易讀本》雖然專(zhuan) 據金陵書(shu) 局仿宋本，惟《凡例》雲(yun) 是本又「合《彖》《象》《文言》於(yu) 經，以便學者誦讀」，可見唐先生構想的《周易讀本》理型，包含兩(liang) 大優(you) 點，一是內(nei) 容上取據仿宋本，二是體(ti) 例上效法四卷本，如此則能集版本精良與(yu) 便於(yu) 誦習(xi) 於(yu) 一體(ti) ，足見先生傳(chuan) 承經學教育理想付出不少心思。惟詳審全書(shu) ，可發現《周易讀本》的整理，存在頗爲複雜的情況，並非如《凡例》所言之簡單。畢竟《凡例》隻是扼要之言，其具體(ti) 處理之細節，以下謹從(cong) 體(ti) 例與(yu) 內(nei) 容兩(liang) 方麵詳爲交代。

（一）體(ti) 例

金陵書(shu) 局校刻之《周易本義(yi) 》爲十二卷本，讀本爲便於(yu) 學子誦習(xi) ，改從(cong) 四卷本以傳(chuan) 配經之體(ti) 例。《凡例》但雲(yun) 「合《彖》《象》《文言傳(chuan) 》於(yu) 經」，實則整體(ti) 架構已跟通行四卷本幾近相同。其體(ti) 例跟四卷本相同之處，茲(zi) 列述如下：

從(cong) 源流上看，《周易本義(yi) 》原本之架構爲十二卷，而最早於(yu) 南宋嘉熙元年官署本已有從(cong) 王弼本改動之情況。據祝鳳喈於(yu) 《周易傳(chuan) 義(yi) 音訓‧凡例》雲(yun) ：「嚐見重刻宋本，卷本題『嘉熙元年四月十二日國子司業(ye) 陳塤敬書(shu) 進呈工部侍郎魏了翁監刋』，其書(shu) 乃與(yu) 今現行《本義(yi) 》不殊，蓋《本義(yi) 》在宋時監本即已改從(cong) 《程傳(chuan) 》之式。」所謂「《程傳(chuan) 》之式」，即《程氏易傳(chuan) 》之體(ti) 例。程頤治《易》推崇王弼，是以注釋仿王弼注《易》之例，又效李鼎祚《周易集解》將《序卦》置於(yu) 每卦之首。祝氏謂宋監本改從(cong) 《程傳(chuan) 》之式者，是指《程傳(chuan) 》從(cong) 王弼本經傳(chuan) 合一之體(ti) 式。

然而通行四卷本之由來，則與(yu) 宋監本無關(guan) ，蓋其緣起於(yu) 明代董楷《周易傳(chuan) 義(yi) 附錄》將《程傳(chuan) 》與(yu) 《本義(yi) 》合爲一帙，又按程朱年次，將《程傳(chuan) 》置前，《本義(yi) 》附後，於(yu) 是全書(shu) 架構遂從(cong) 《程傳(chuan) 》，而《傳(chuan) 》《義(yi) 》並行之式亦成主流。逮永樂(le) 中編修《周易傳(chuan) 義(yi) 大全》，官署「定從(cong) 《程傳(chuan) 》元本，而《本義(yi) 》仍以類從(cong) 」，【18】進一步確定《本義(yi) 》配附《程傳(chuan) 》之體(ti) 製。

至明代成化年間，奉化教諭成矩因見《本義(yi) 》爲時所重，遂有意獨立《本義(yi) 》於(yu) 《程傳(chuan) 》之外，使學子便於(yu) 專(zhuan) 門翻閱《本義(yi) 》。又顧《大全》爲官訂本，不可妄改，遂取董氏《周易傳(chuan) 義(yi) 附錄》，削去《程傳(chuan) 》，保留《本義(yi) 》。由是《本義(yi) 》從(cong) 王弼本經傳(chuan) 合一之體(ti) 式，以《彖》《象》《文言》配經占兩(liang) 卷、《係辭》一卷、《說卦》《序卦》《雜卦》合爲一卷，形成通行四卷本之架構。【19】

由於(yu) 四卷本的出現，是爲了解決(jue) 由經傳(chuan) 分立而造成不便翻閱之弊，因此在分割《彖》《象》《文言》之外，尚添補文字以彌縫章句。由於(yu) 十二卷本是經傳(chuan) 分立之體(ti) ，《彖》《象》《文言》三傳(chuan) 皆獨立成篇，且分別有「彖上傳(chuan) 」「彖下傳(chuan) 」、「象上傳(chuan) 」「象下傳(chuan) 」及「文言傳(chuan) 」之篇題，而「彖上傳(chuan) 」「象上傳(chuan) 」及「文言傳(chuan) 」題目下，又有朱注解釋《彖》《象》《文言》之含義(yi) 。因四卷本以傳(chuan) 附經，《彖》《象》《文言》已無專(zhuan) 卷，題目下之注文遂移置於(yu) 《幹卦》之中。《彖傳(chuan) 》原題下注文移置於(yu) 「大哉幹元」句下，又於(yu) 句上補添「彖曰」二字；《象傳(chuan) 》原題下注文移置於(yu) 「天行健」句下，又於(yu) 句上補添「象曰」二字；《文言》原題下注文移置於(yu) 「元者善之長也」句下，又句上補添「文言曰」三字。凡此四卷本因應以傳(chuan) 配經之體(ti) 而作出之處理，皆見於(yu) 讀本。

如前文所述，寶應劉氏本原來隻存《五讚》，金陵書(shu) 局據祝氏《周易傳(chuan) 義(yi) 音訓》補充《筮儀(yi) 》《易圖》，讀本於(yu) 《凡例》亦但提及《九圖》《五讚》《筮儀(yi) 》，惟至《周易讀本》內(nei) 文，則複有《卦歌》。按《卦歌》不見於(yu) 宋本，而通行四卷本則《易讚》《易圖》《筮儀(yi) 》《卦歌》四篇俱備，此又是讀本跟四卷本結構相近之一處。

此外，讀本經傳(chuan) 注文前往往有《釋文》反切音注，如〈幹〉「元亨利貞」下即有「幹渠焉反」之文字。考《釋文》音注乃明人增益於(yu) 四卷本之中，故十二卷本皆闕如。此又是讀本跟四卷本體(ti) 例相同之處。

至於(yu) 金陵書(shu) 局本中的呂氏《音訓》和劉世讜〈《周易本義(yi) 》考〉，讀本亦未載錄。而劉氏書(shu) 序則以金陵書(shu) 局未收，以致讀本同樣闕如。

考讀本體(ti) 例唯一跟四卷本不同之處，乃〈履〉〈夬〉二卦《象傳(chuan) 》注文「程傳(chuan) 備矣」下，四卷本附《程傳(chuan) 》文字，而十二卷本皆闕如。據劉世讜在《周易本義(yi) 考》中雲(yun) ：「凡《本義(yi) 》中言『程傳(chuan) 備矣』者，又添一『傳(chuan) 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是知「程傳(chuan) 備矣」四字下所列之《程傳(chuan) 》內(nei) 容，實乃後人加入，非原本所有。讀本於(yu) 此則同寶應劉氏本不錄《程傳(chuan) 》文字。

對照讀本跟金陵書(shu) 局本之體(ti) 例，不單是四卷本跟十二卷本之分別，更重要的是，讀本在依四卷本建立篇體(ti) 架構之同時，又保留了四卷本增益的材料，如《卦歌》與(yu) 《釋文》音注；同時又缺失了寶應劉氏本特有的內(nei) 容，即呂氏《音訓》。這種保存四卷本麵貌而缺失十二卷本特點的情況，不特見於(yu) 體(ti) 例，在內(nei) 容方麵更爲明顯。

（二）內(nei) 容

考讀本缺漏十二卷本特有字句之處，一是《幹‧彖傳(chuan) 》注文缺「上者經之上篇」六字，此六字乃十二卷本所獨有，吳革本及寶應劉氏本皆具載，而四卷本則闕如；二是〈雜卦〉「感速常久」句，是金陵書(shu) 局本特據祝氏本改正寶應劉氏本，且於(yu) 跋文中特地提出，而讀本卻作「鹹速恒久」，同於(yu) 通行本。至於(yu) 十二卷本未具而可見於(yu) 通行本之文句，如〈解卦〉六三象傳(chuan) 注文有「戎古本作寇」一句，隻見於(yu) 四卷本，十二卷本皆闕如，而讀本卻具載之；二是《大畜‧彖傳(chuan) 》注文「以卦變、卦體(ti) 、卦德釋卦辭」，「卦德」二字金陵書(shu) 局本闕如，卻見於(yu) 讀本。

綜合體(ti) 例與(yu) 內(nei) 容兩(liang) 方麵看，《周易讀本》比金陵書(shu) 局本多出一些四卷本之處，同時又遺漏不少十二卷本的關(guan) 鍵內(nei) 容。如此巧合，顯然並非直接過錄金陵書(shu) 局本的結果，否則，將金陵書(shu) 局本特別訂正的宋本特色抹去，複以通行本內(nei) 容取而代之，由此製造出偏近通行四卷本的版本，實跟《凡例》所雲(yun) 「專(zhuan) 據仿宋本」之原意相違背。由此推斷，讀本對於(yu) 金陵書(shu) 局本的運用程度，很大可能隻作爲校本而非底本。意即讀本一開始取一通行四卷本爲基礎，複以金陵書(shu) 局本校改，如此便能解釋讀本何以有內(nei) 容不見於(yu) 金陵書(shu) 局本，而這些內(nei) 容又皆存在於(yu) 通行四卷本當中。這樣處理的好處，是不必大幅度改動結構，隻須補充文字加工彌縫，較爲省時省力。此是在艱難條件和倉(cang) 促時間之下，爲堅持經學教育的傳(chuan) 承而采取的折衷應變策略。遺憾的是金陵書(shu) 局本中的宋本特色，由於(yu) 校對的疏漏，以致沒有完整保存。不特如此，對於(yu) 金陵書(shu) 局本的跋文亦未有細閱，以致對當中特提宋本之特征如「感速常久」四字未有留意，遂依舊保持通行本文句。

就版本而言，讀本誠有不少錯漏。然而從(cong) 經籍流傳(chuan) 角度看，卻屬於(yu) 寶應劉氏仿宋本的流裔，涵載寶應劉氏本的因革曆史。自清麓叢(cong) 書(shu) 與(yu) 金陵書(shu) 局考校，並補充《筮儀(yi) 》《易圖》，體(ti) 現出致力完善仿宋本的求眞精神；而唐文治先生改動爲易於(yu) 翻閱的四卷本體(ti) 式，則流露出充分利用《本義(yi) 》的傳(chuan) 道誠意。而經過讀本的加工處理，一個(ge) 四卷本體(ti) 例的仿宋本《周易本義(yi) 》便在民國時期產(chan) 生，而且曆經數度刋行。

▴唐文治先生六十歲小像

目前坊間流傳(chuan) 的四卷本仿宋版《易經讀本》，內(nei) 容與(yu) 《周易本義(yi) 》相同。四卷本《周易本義(yi) 》雖最早見於(yu) 宋監本，然而宋監本《本義(yi) 》今已不見於(yu) 世，更不可能專(zhuan) 爲坊本所流傳(chuan) 。則此仿宋本所據底本，不可能源自宋代。自明代以來，仿宋本皆效呂祖謙《古周易》編成十二卷，唯有《周易讀本》既號稱用仿宋本，又改從(cong) 四卷本之體(ti) 例，則坊間流傳(chuan) 的四卷本《易經讀本》，可以推斷是以《周易讀本》爲底本製作而成。

考此四卷本仿宋版最初由上海廣益書(shu) 局於(yu) 一九三六年刋印，名爲《倣宋易經讀本》，經過王心湛居士校改，此後陸續再版，又先後經由台南綜合出版社及台北文化圖書(shu) 公司於(yu) 五十及七十年代多次發行。查是書(shu) 跟讀本體(ti) 例相近，除卻卷首缺《五讚》外，內(nei) 容大致相同。本編以《周易讀本》對校，發現是本略有從(cong) 通行本改動之痕跡，最明顯者乃讀本中〈履〉〈夬〉二卦《本義(yi) 》文「程傳(chuan) 備矣」下原無文字，而此本則補入相關(guan) 《程傳(chuan) 》文字，此實據通行四卷本補充。其餘(yu) 大多圍繞讀本異於(yu) 通行本之字眼進行校改，如幹卦《本義(yi) 》文中「重複踐行」之「複」，此本改作「複」；比卦《本義(yi) 》文中「自內(nei) 比外而得其正」之「正」，此本改作「貞」；鼎卦《本義(yi) 》文中「餁」「飪」二字並見，此本統一作「飪」。此外，亦有改正讀本誤字，如否卦中《本義(yi) 》文「謂匪人道也」中「匪」字本誤，此本校正爲「非」；《係辭上》中《本義(yi) 》文「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ti) 也」中「目」字本誤，此本校正作「自」。考其校改者多屬字詞，皆據自通行本。計整部書(shu) 中改動文字隻有十多處，跟讀本內(nei) 容相差不大，實際上可視爲讀本之翻刻本。

考索源流，讀本之所以成爲此流通本之底本，跟印光法師有關(guan) 。考支持《十三經讀本》出版之施肇曾嚐皈依於(yu) 印光法師門下。據印光法師〈覆周法利居士書(shu) 三〉所雲(yun) ，施氏嚐「祈光作序，光因祈送一部」，是知施氏贈予法師一套《十三經讀本》。印光法師自幼修習(xi) 儒門經典，尤重孔子與(yu) 《周易》。從(cong) 《印光法師文鈔》可見，法師投身佛門後，仍勸人學效孔子學《易》，終生堅持改過遷善。而印光法師與(yu) 王心湛及弘一法師素有交往，弘一法師是印光法師之弟子，又引介王心湛予印光法師；王心湛則與(yu) 弘一法師互有通信，晚年又禮事印光法師，皈依三寶。從(cong) 三人之交誼看，很大可能是王心湛從(cong) 印光法師或弘一法師處取得《周易讀本》，從(cong) 而加以校改重印。又因《周易讀本》但存「後學施肇曾謹刋」，而不錄唐先生名字，王氏若未見《十三經讀本》全體(ti) ，則很有可能未識《周易讀本》之編纂者，以致翻刻時沒有記下原本編者之姓名，而但標榜其爲仿宋本而已。雖然，讀本設計此獨特體(ti) 例之仿宋本《周易本義(yi) 》，其爲後來廣爲流傳(chuan) ，一直沿用至今。【20】

乙、《詩經讀本》

近代以來，每以嘉慶年間阮元所刻《十三經注疏》刋本爲標榜，實則義(yi) 疏的繁富，非初學者所能駕馭。從(cong) 經教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言，勢必重新選擇簡明而關(guan) 鍵的本子。唐先生提出「鄭氏家法」，以立定初學治經的法門，鄭玄《毛詩箋》是極關(guan) 鍵的誦習(xi) 基礎。唐先生提到此本的特色，在於(yu) 「以毛傳(chuan) 、鄭箋爲主，俾學者童而習(xi) 之，即知訓詁名物之大概。」《毛詩》之義(yi) 理訓詁主要由毛傳(chuan) 、鄭箋、孔疏三者揭示，其中篇幅繁重之孔疏未必適合入門學子掌握全體(ti) 。作爲入門之基礎讀本，殿刻嶽本保存的內(nei) 容，正適宜學生認識經義(yi) 之正統，掌握「音訓」之基本方法，且符合先生經學教育的固本重源理念。

《詩經讀本》所用底本，乃武英殿仿刻宋相台本《毛詩鄭箋》二十卷。宋相台本《五經》成書(shu) 於(yu) 宋元之際，編者爲嶽氏，故又稱嶽本。關(guan) 於(yu) 作者身份，據乾隆《五經萃室記》所雲(yun) ，乃南宋嶽珂，唯難以考證。此宋相台本之四經《易》《書(shu) 》《詩》《禮記》，乃乾隆下令修纂四庫全書(shu) 時所發現，《春秋》則於(yu) 乾隆四十八年複檢昭仁殿之天祿琳琅而覓得。乾隆有見嶽本《五經》得以齊備，「嶽氏之書(shu) ，旣分而合，幸合則不可使複分」，遂下令武英殿仿刻重刋，乾隆稱讚「其用心精而紀類審，即宋板之最佳者亦不多見也」，可見對此本之珍視程度。由於(yu) 力求複刻其原貌，故雲(yun) 「仿」。而作爲稀有而整全之宋本，其珍貴程度，自不在其它皇家通行本之下。唐先生特意選取當中之《詩經》作爲讀本供無錫國專(zhuan) 學子所共習(xi) ，當抉示其用心，令學子接觸比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更爲精當的本子，從(cong) 版本角度而言，更值得推廣。

在此特別說明，武英殿仿宋相台本在乾隆四十八年刻成後，光緒二年又爲江南書(shu) 局翻刻。二本皆恪守仿本原則，從(cong) 字體(ti) 到行式皆保留宋本麵貌，惟光緒翻刻本將書(shu) 中「旻」「寧」「顒」三字，采取避諱處理，皆缺最後一筆，以避道光帝旻寧及嘉慶帝顒琰之名諱，而讀本對此三字亦進行了避諱處理。爲確定讀本所用底本之源頭爲乾隆初刻本還是光緒翻刻本，對照讀本與(yu) 及二本異同發現，出現兩(liang) 種現象。

其一是讀本雖然用避諱字，然而缺筆的形態並不同於(yu) 光緒本，光緒本「旻」「寧」「顒」皆缺最末一筆，讀本則是「旻」字缺「文」上一點，「寧」字缺「心」，「顒」字缺「頁」下兩(liang) 點，可見讀本並沒有沿用光緒本的避諱方式。

其二是光緒本誤刻之處，皆不見於(yu) 讀本；讀本跟乾隆本較爲吻合。例如〈竹竿〉「遠父母兄弟」，光緒本誤作「遠兄弟父母」；〈下泉〉「郇侯，文王之子」，光緒本「子」誤作「乎」；〈旱麓〉「申以百福幹祿焉」，光緒本「幹」誤作「千」；〈皇矣〉箋文「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光緒本「二」誤作「三」；〈生民〉箋文「達，他末反」，光緒本「末」誤作「未」；〈板〉箋文「嚻，五刀反」，光緒本「刀」誤作「力」；〈江漢〉箋文「洸，音光」，光緒本「洸」誤作「洗」；〈小毖〉箋文「，尺製反」，光緒本「反」誤作「尺」。以上諸例基本屬於(yu) 形近之譌，未見於(yu) 乾隆本，顯然是後來翻刻不愼所致。而讀本完全沒有這些形近之譌的情況，由此觀之，其所用底本之源頭，當是乾隆初刻本。

如前所述，殿刻本以「仿」冠名，顯示其力求保存宋嶽本原貌的宗旨。惟《詩經讀本》於(yu) 翻刻期間，將殿刻本原來保存的不少異體(ti) 字，改成了流通字體(ti) ，此出於(yu) 方便初學者閱讀之用心。需要幫助的是，由於(yu) 唐先生以爲「圈別四聲」之格式「近於(yu) 陋習(xi) 」，以故在讀本翻刻時一律除去。

在斷句方麵，讀本基本上是遵從(cong) 乾隆初刻本，唯部分小停頓處則有出入。如：乾隆初刻本載〈詩大序〉「治世之音，安以樂(le) 」句，當中小停頓，讀本略去。至於(yu) 另一種情況，則是讀本在審定句意的立場上跟乾隆初刻本不同，由此對原來斷句進行改動。在此略舉(ju) 一例說明。在〈魚麗(li) 〉中有「君子有酒，旨且多」之句，讀本於(yu) 「酒」字後作句讀，乾隆初刻本則於(yu) 「旨」字下斷句，作「君子有酒旨，且多」，此實據自《經典釋文》之說法，其文雲(yun) ：「『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乾隆初刻本的斷法並不常見，讀本所改之斷句，則是今所通行者。而因承上文之改動，讀本在隨後《鄭箋》亦作改動，將「有酒旨，絕句」之「旨」字刪去，遂又別於(yu) 乾隆初刻本文字。

從(cong) 乾隆四年武英殿據北監本重刻《十三經注疏》開始，每一經必附「考證」，以見慎重。此乾隆四十八年所得之《毛詩鄭箋》二十卷，於(yu) 重刋時每卷末亦有考證，乃武英殿詞臣所撰，主要摘取諸家校勘成果，如《九經誤字》《六經正誤》等經典校文，以求向讀者展示詩篇中有關(guan) 版本問題與(yu) 差異較爲突出者，較乾隆四年殿本《毛詩注疏》的「考證」遠爲詳密。詞臣補充精良的考證條例，無疑進一步提高了是書(shu) 之版本和學術價(jia) 值。此足見唐先生選本之審慎。印光法師在《十三經讀本》序文中稱先生選本務求精良，誠非虛讚。殿刻嶽本《詩經》主要收錄詩篇原文、毛傳(chuan) 、鄭箋以及陸德明《音義(yi) 》，孔疏則略去，以故全書(shu) 義(yi) 理訓詁顯得扼要精簡。此正是唐先生於(yu) 曆代經典版本中特意選取此本之用心所在。

唐先生在一九一九年主持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翌年編撰《十三經讀本》凡二百二十七卷，附錄《評點劄記》四十五卷，五年始成，施肇曾（一八六七-一九四八）捐獻巨資刊出。【21】其所附錄《十三經評點劄記》，原稱《十三經讀本劄記》，但爲避免用詞生僻，刻成時「評點」「劄記」並用。所謂「劄記」，即「評點」的意思。乃長年搜集得來之經籍評點，極爲難得。在此之前所撰《四書(shu) 新讀本》（收入《十三經讀本》改題「大義(yi) 」，所錄前人評點，因避免與(yu) 《劄記》重覆而刪除），皆征引相關(guan) 評點。

考實《十三經讀本評點劄記》內(nei) 容，【22】除唐先生自存《周易》《儀(yi) 禮》《論語》《孟子》《孝經》評點外，並匯錄唐先生在京任官時所搜集大量經籍評點，計有蘇洵（《孟子》）、謝枋得（《詩經》《禮記》）、陳深（《周禮》）、孫鑛（《尚書(shu) 》《周禮》《禮記》《春秋左傳(chuan) 》《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穀梁傳(chuan) 》）、郭正域（《周禮》）、鍾惺（《詩經》《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穀梁傳(chuan) 》）、楊紹溥（《春秋公羊傳(chuan) 》）、張榜（《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穀梁傳(chuan) 》）、王道焜（《春秋穀梁傳(chuan) 》）、徐與(yu) 喬(qiao) （《周易》）、陳淏（《儀(yi) 禮》《爾雅》）、儲(chu) 欣（《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穀梁傳(chuan) 》）、方苞（《春秋左傳(chuan) 》）、任啟運（《尚書(shu) 》）、劉大魁（《詩經》）、姚鼐（《禮記》《春秋左傳(chuan) 》）、曾國藩（《春秋左傳(chuan) 》《孟子》）、方宗誠（《尚書(shu) 》《論語》《孟子》）、吳汝綸（《周易》《尚書(shu) 》《禮記》《論語》《孟子》）、武士選（《尚書(shu) 》）等二十家，於(yu) 一九二五年梓出《十三經讀本》，附錄在書(shu) 後。原擬五色套印，但礙於(yu) 時局與(yu) 技術，遂以各注明名氏。先生門人陸修祜先生（一八七七-一九六四）過錄於(yu) 相關(guan) 經文之下，此極繁難任務告成，若一書(shu) 在手，即可通覽數百年來諸家讀經心得，於(yu) 推動經學教育，作用無可懷疑。唯時代步履闌珊，迤邐半世紀，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社據唐先生門人謝鴻軒先生（一九一七-二零一二）所藏影印成書(shu) ，至一九八零年麵世。

唐先生所搜羅經籍評點，以視道光以來兩(liang) 大正續經所錄解諸解詁專(zhuan) 書(shu) ，途經有別。其爲評點者之讀經心得，每會(hui) 心即書(shu) ，於(yu) 讀經與(yu) 經教所施，無疑具有啓發或提括效果，其導引讀者深入理解文本義(yi) 理與(yu) 其表達方式，作用不在專(zhuan) 書(shu) 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唐先生文章學大成之《國文經緯貫通大義(yi) 》，與(yu) 《十三經讀本》時成書(shu) ，亦大量采用經籍評點。此見其深明經義(yi) 分類與(yu) 文體(ti) 分類，具體(ti) 運用於(yu) 所撰輯論著，融合辨義(yi) 、辨體(ti) 與(yu) 評點。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九說唐先生輯錄《十三經評點劄記》意義(yi) 雲(yun) ：

分載各家評點，可以依式過錄，閱十餘(yu) 年始成書(shu) 。其意欲後之讀《十三經》者，由評點而文法顯，文義(yi) 明，厘然燦然，讀者如登康莊，如遊五都，如親(qin) 聆古人之詔語，因文可以見道，其意未嚐不善。

劉氏概括曰「因文見道」，乃本《文心雕龍·原道》「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之原則。經籍評點所以依經立義(yi) ，經學之流傳(chuan) 與(yu) 影響，究有所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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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讀本評點劄記》

民國十三年吳江施肇曾醒園本

文法評點其實是宋明啓綻的經學新路向，注重閲讀和理解，【23】與(yu) 向來的注疏體(ti) 有別。此後來所謂「古文辭」的文法評點的文本精讀方式，輻射到製藝與(yu) 詩文領域，遂出現宋明以來種種形態的詩文評，【24】蔚成大觀。這類評點本，盡管官修《四庫提要》於(yu) 此多所奚落，【25】依然發展無間斷，東(dong) 傳(chuan) 至日本，發揚光大，蔚然形成依據字義(yi) 與(yu) 文法爲批判方式之「古文辭學」。【26】其著者若荻生徂來《論語征》，承此風會(hui) ，【27】於(yu) 朱子「誤讀」多所批評，【28】「古文辭」門法東(dong) 傳(chuan) 爲重要一脈。【29】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單經評注讀本的出現，對唐先生起啓導作用。其中方宗誠（一八一八至一八八八）《春秋左傳(chuan) 文法讀本》十二卷，明確標示「文法讀本」，乃唐先生至爲重視的經籍評點，於(yu)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yi) 》所錄《左傳(chuan) 》文，例皆以方氏文法讀本的評點爲衡斷，足見此類型的「文法讀本」於(yu) 唐先生的強大誘發力。

唐先生身處囂然否定經學之時刻，有鑒於(yu) 日本學術發展，深知重新肯定中國文化精神的重要性，透過教育過程，提倡文本精讀與(yu) 文理脈絡把握，運用經籍評點方式，從(cong) 而深入體(ti) 會(hui) 意義(yi) ，擺脫先入爲主意氣，「因文通經」，展示經文的文理，切實理解經義(yi) ，以爲讀經之基礎。《評點劄記》四十五卷與(yu) 《讀本》構成一體(ti) ，文本與(yu) 評點共存，如《論語新讀本》《孟子新讀本》之例，直接引導讀者。唐先生以「文法讀本」實踐經教的關(guan) 鍵途徹，表現於(yu) 南宋經籍批評的重視。其攝納桐城古文實踐的理論水平與(yu) 成就，精選宋元以來經籍批評與(yu) 圈點的代表作品，指導文法導入的經典文本閲讀與(yu) 理解，以爲新時代經學重振的基礎，深具返本開新的學術自覺的實踐意義(yi) 。

唐先生重視經義(yi) 及國文，循序而通達聖賢君子之學，實現經教理想。於(yu) 此兩(liang) 大範疇之論著中，皆同時表揚及征引其前輩方宗誠之評論之成就。以下具體(ti) 唐先生之推揚方宗誠所開發之辨體(ti) 批評方式，以爲精讀經典的重要法門。

《十三經讀本》所載《十三經提綱》，乃唐先生爲指導專(zhuan) 經學習(xi) 而作，其中《論語提綱》雲(yun) ：

至自來評點《論語》者卻甚鮮。評則以方存之先生《文章本原》爲最佳，圈點則以吳摯甫先生本爲最佳。餘(yu) 所圈點更較吳本加增，蓋指點成材之士，固宜著意筋節，而開示初學，則以紛紜爛縵爲貴也。

清儒方宗誠（一八一八-一八八八）字存之，號柏堂，安徽桐城人，承傳(chuan) 桐城派之學，吳廷棟、倭仁、曾國藩、胡林翼等重臣皆賞識其學行。【30】《文章本原》乃方氏《論文章本原》三卷。【31】

《論語》評點（批評與(yu) 圈點）向來較少，《評點劄記》列出三家，有方宗誠（存之）、吳汝綸（摯甫）及唐先生自評。其中批評者僅(jin) 方氏一家，唐先生認爲乃至佳者。而吳氏與(yu) 唐先生自評但有圈點而無批評。詳考方宗誠《論語》評語二十七條，皆出方氏《論文章本原》卷二，見錄於(yu) 光緒四年刋出《柏堂遺書(shu) 》中。至於(yu) 《評點劄記》標示吳汝綸圈點，考實所出，乃吳氏同門張裕釗（廉卿）。吳氏收錄於(yu) 其《經傳(chuan) 評點‧論語》（北京都門印書(shu) 局）每篇之末，本已標明「張廉卿」之名。惟《評點劄記》原抄錄者但據唐先生《論語新讀本》迻錄，未及檢視原書(shu) ，故生張冠李戴之誤會(hui) 。

考方宗誠身處道鹹變亂(luan) 之際，其目睹時艱，乃追原時代病因，甚感慨於(yu) 當時士風，其《俟命錄》雲(yun) ：

經濟之衰，病根亦由平日學術不明，人不求爲有體(ti) 有用之實學。父師之所教誨，子弟之所學習(xi) ，止是時文、詩賦、館閣字三者而已，記故實、習(xi) 浮詞、簡練揣摩，無非爲是三者之用，以博取功名富貴而已。閑有稍知自好者，欲博古通今，爲明體(ti) 達用之學，則羣起而排之，父師深痛責，視若大不肖之子弟，必將其氣英才磨礱殆盡，終於(yu) 同流合汙而後已。以故爲秀才時，人人皆虛浮輕薄無所知能，一旦入官，事事聽之幕友猾吏牧民眾(zhong) 之道，農(nong) 田水利兵刑錢穀之法，皆茫無所措，惟知伺候上官，以圖加官遷缺而已。遭遇兵亂(luan) 則惟有惜身保己一法，毫無主張，以致望風而逃，辱國殃民而不知恤；其氣質樸厚稍有廉恥者，亦不過臨(lin) 危致命而已。【32】

上述皆其親(qin) 見之種種顢頇，歸於(yu) 「文字淺陋」一語，透露人心之膚淺輕薄。就文章而論，士子應付科舉(ju) 考場與(yu) 公牘文需要，一意專(zhuan) 注時文詩賦，以爲晉身階梯，而無心於(yu) 經綸時代之責任。迨及入仕供職，一旦有事，手足無措，唯依靠幕友猾吏瞞飾；或一心伺候上官，望風搖擺，虛張聲勢，以謀榮祿晉陟。及至民變，兵未臨(lin) 城，已經逃之夭夭。方氏以爲等窳敗失責，罪在經教之失落，致士子唯知有己而無人。則反本之道，救治之方，乃必在經教之施行。故其在《論文章本原》直指士人之所以「文字淺陋」，反應心術之歪，其病根在「不窮《六經》」：

近人文字淺陋，其病根在不窮《六經》。《六經》是明體(ti) 達用之書(shu) ，豈可當文字求哉？然學而不窮《六經》，則吾心之體(ti) 不明，而經世之用不達，又何以文爲哉？窮《六經》以明其體(ti) ，達其用，則有時見之於(yu) 文，自然有物而有序，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士子以應試目標，雖涉《四書(shu) 》，然於(yu) 經籍往聖先儒之經世義(yi) 理，竟然生疏如此，導致士風委靡不振。方氏歸咎時代偏頗「漢學」，隨便輕詆程朱性理之學：

自國初毛西河輩，力攻道學，而尤詆程朱，著書(shu) 以倡邪說，嗣後海內(nei) 高才碩學，皆染其風。沿及乾嘉之間，朱笥河、紀文達、阮文達輩又以漢學爲大官，以名利勢位奔走，一世之名士專(zhuan) 與(yu) 程朱爲難。於(yu) 是程朱所著諸經，不過爲科舉(ju) 業(ye) 之用而已，舉(ju) 一世未有講求其實理實用者也。正道衰而後邪教入，舉(ju) 世以道學爲迂闊，以忠孝不知、經濟不講，以致釀成大亂(luan) 而不能製。【33】

結合方氏有爲之言，則清自開國之初，毛奇齡(一六二三-一七一六)啓軔，迤邐至一百年後，乾隆後期至嘉慶年間，紀昀（一七二四-一八零五）、朱筠（一七二九-一七八一），遞至道光大員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均以其尊崇身份推波助瀾。而道光年間，阮氏在學海堂刻出《皇清經解》，藩籬更固。凡此皆方氏深刻反省時代人心的春秋筆墨。方氏向「明經」友人痛陳其弊雲(yun) ：

經學不講久矣，世之所謂經學者，非考古以爲博，即立異以爲新，或支離蔓衍而去本益遠，究無關(guan) 乎實用，其孰肯降心抑誌體(ti) 味朱子之書(shu) 耶？【34】

刻意絕遠朱子，學風偏頗，乃是關(guan) 鍵。因刻意立異，上行下效，導致學術扭曲，甚至「經學」淪失，釀成大亂(lu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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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讀本評點劄記》

民國十三年吳江施肇曾醒園本

《論語》《孟子》爲儒家經義(yi) 之學核心與(yu) 根本，諸經大義(yi) 皆歸宿於(yu) 此。唐先生特意指出宋明自有經籍評點之學以來，成果固然可觀，但於(yu) 《論語》反而不彰，成果有限，於(yu) 評注可稱道者爲方氏《論文章本原》，至於(yu) 圈點則以吳汝綸最具代表。通觀唐先生《十三經讀本評點劄記》，《尚書(shu) 》《論語》《孟子》皆自方氏《論文章本原》錄入，【35】引爲批評典範，非止於(yu) 《論語》。今特揭示唐先生推尊方宗誠《論語》批評的事實，以明近世經籍評點與(yu) 文體(ti) 學之內(nei) 在關(guan) 係，以見「因文明道」的實質。值得注意者，乃唐先生極重視方宗誠《論文章本原》一書(shu) ，全錄於(yu) 編中，此唐先生學術卓識。其書(shu) 全麵論述《孟子》文體(ti) ，其關(guan) 鍵在朱子之點出《孟子》文章整體(ti) 之表達，於(yu) 文體(ti) 上體(ti) 現澎湃之思想動力，而非停留於(yu) 一字一句間之琢磨。

方宗誠視《尚書(shu) 》爲文章共祖，唐先生《尚書(shu) 讀本評點劄記》即引錄《論文章本原》之「《尚書(shu) 》總論」： 

文章體(ti) 製，至昌黎始備，其實《書(shu) 經》已具體(ti) 矣。如〈堯典〉〈舜典〉，本紀之體(ti) 也；〈禹謨〉〈皋陶謨〉，列傳(chuan) 之體(ti) 也；〈禹貢〉〈武成〉〈金縢〉〈顧命〉，紀事之體(ti) 也。其餘(yu) 詔令、奏疏、製誥、檄文、書(shu) 說，無所不有，凡人世所必用之文之體(ti) ，已靡不具。後人所加者，隻是辭賦、賦序閑文字耳。然如〈五子之歌〉，即可通於(yu) 辭賦；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即可通於(yu) 贈序，若不求原於(yu) 此，而徒讀後人之文，無怪其根底不深厚，而閑文日多也。【36】

則文章體(ti) 製盡在《尚書(shu) 》。文章中第一等爲史傳(chuan) ，具體(ti) 而言即本紀、列傳(chuan) 、紀事三種史傳(chuan) 體(ti) 製，皆出自〈堯典〉〈舜典〉。次則〈禹謨〉〈皋陶謨〉，次則〈禹貢〉〈武成〉〈金縢〉〈顧命〉。其意義(yi) 在體(ti) 現「堯舜之道」，這是經學義(yi) 理的根本。

孔子本堯舜之道成《春秋》，乃漢以來經學共識。作史者學孔子，自必以《春秋》爲歸，而堯舜之道爲根本。故方氏評點《春秋左傳(chuan) 文法讀本》十二卷，發掘孔子作《春秋》命意與(yu) 筆法，而後唐文治先生編撰《國文經緯貫通大義(yi) 》，所選五篇《左傳(chuan) 》文章，例取方氏《春秋左傳(chuan) 文法讀本》。則方氏原本《尚書(shu) 》，進而《春秋》，歸本聖人，樂(le) 道堯舜之道，以爲後世作史之體(ti) 製淵源，所以體(ti) 用兼全，則《尚書(shu) 》《春秋》，聖賢心靈之跡，學文撰史之精神運意，其有取焉。就文體(ti) 以明義(yi) 脈體(ti) 統，識見非凡，乃清代評點之學之表表者，方氏書(shu) 之見知於(yu) 世，唐先生居功至偉(wei) 。

方宗誠學宗程朱，關(guan) 懷民瘼，維持道統，實是求是，身處乾嘉時期刻意挑撥門戶、否定宋儒之時代意氣之中，尚能堅持經義(yi) 道術。唐先生立身行事，先後相若，以此會(hui) 心相通，而經學、理學、文學綰而爲一，體(ti) 現於(yu) 國文教育與(yu) 經教的實踐，若合符契，透露其深受方氏人品與(yu) 學術之影響，一脈相承之跡，顯若日月，此爲理解唐先生「因文通經」的深層原因。

唐先生長年施教，深明循序漸進、以簡禦繁的效果，所以編纂各種經教新讀本，一方麵采用簡明的傳(chuan) 注，同時充分運用行之有效的「評點」的方式，以文法導入，引導閲讀經學原典。再者經籍自身內(nei) 容涵蓋至廣，後世學術之種種意識俱可於(yu) 其中追溯淵源，並從(cong) 中尋覓高度與(yu) 準則。透過推動評點提示文法之切實途徑，實有功於(yu) 經義(yi) 理解與(yu) 經教開拓。

唐先生門人畢壽頤〈《十三經讀本》跋〉總結《十三經讀本》的意義(yi) 說：

夫聖經賢傳(chuan) ，朇益人心，功在萬(wan) 世，固無論已。至於(yu) 廣爲流傳(chuan) ，則尤賴有人刋布之。所以葛氏永懷堂、於(yu) 氏稽古樓鹹有《十三經》之刻，厥功非尟。至阮氏有《校勘記》之作，舉(ju) 凡別風淮雨、傳(chuan) 寫(xie) 舛譌者，鹹加考正，士林翕然稱之。阮刻迄今葢已百餘(yu) 年矣，而此百餘(yu) 年間，窮經之士殫心竭慮，闡發經旨，著述如林，不勝枚舉(ju) 。間有私家鈔錄未經刋行者，茍不擷其精純，彚刋巨帙，則阮氏嘉惠來學以淑人淑世之心，末由大白。而諸家抱殘守缺，羽翼經傳(chuan) 之旨，亦湮沒而不彰。百十年之後，能不漸致澌滅無餘(yu) 乎？未可知也。則是書(shu) 之刻，更烏(wu) 可緩耶？

若總體(ti) 考察經籍讀本的流變曆史，更可以肯定其學術與(yu) 經教意義(yi) ，遠過清代以來所刻諸種《十三經》讀本，且發揮宋明以來的經籍評點的新路向，超越漢宋的門戶。然自一九二五年刻出後，【37】因世變之亟，在一九二八年周予同（一八八九-一九八一）已反映說：

現時流行的口號是「打倒孔子」、「廢棄經學」。【38】

破壞孔子與(yu) 經學是當時時髦口號，以故唐先生身處苦難時代，其推動經學教育的初衷，至今黯然。

夷考唐先生所推尊方宗誠「原文於(yu) 經」之經教原則，於(yu) 舉(ju) 世否定朱子之時，力挽狂瀾，原在救治人心惟利是圖之時代弊病，提倡作文讀經以恢複善性與(yu) 「明吾心之體(ti) 」，務求「達經世之用」，明體(ti) 達用。唐先生一生奮鬥之軌跡，亦恍惚如此。其接受方氏之觀念與(yu) 方法，統攝經義(yi) 與(yu) 文章，從(cong) 而正人心以救民命，文章與(yu) 性道相合，以朱子學精神綰經學與(yu) 文學爲一之道統擔當，綿延於(yu) 苦難深重之時代。然其「因文通經」，以文法導入的閲讀原典方式，實現「文以明道」的文道合一的理想，此其學術價(jia) 值之卓越，實值得珍惜與(yu) 重視。【39】

注釋：
 
1黃俊傑《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台北：台大出版中心，二〇〇七年）考察日本德川時代以來儒者解釋《論語》「學而時習之」「吾道一以貫之」等，均在否定朱子建構之理。
2唐文治《自訂年譜》，頁三七〇一。
3唐文治《自訂年譜》，頁三七〇四。
4唐文治《自訂年譜》，頁三七〇五。
5畢壽頤〈《十三經讀本》跋〉（一九二五年），載唐文治《十三經讀本》（台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八零年）。
6唐文治於「凡例」交代說：「蔡氏《尚書集傳》用東晉梅賾本，眞僞雜揉，蓋梅書之僞，朱子雖嚐疑之，蔡氏未及更定也。迨我朝閻、段、江、王、孫諸家書出，眞僞於是大明。而王西莊《後案》、孫淵如《今古文注疏》，尤爲精覈；惟卷帙較繁，卒業非易。庚戌歲（一九一〇）得孫氏補集《古文尚書馬鄭注》，深爲欣喜，蓋本宋王厚齋所輯而加詳，於漢經師遺說，大致備矣，是刻即用此本。惟於二十八篇外，增《泰誓》一篇，不無可商之處耳。至梅氏僞《書》，其中亦多名言，足資參考。近任氏《尚書約注》依據《蔡傳》，易簡而明，附刻於後。」
7孫星衍〈《古文尚書》序〉結筆雲：「竊謂伏生、馬鄭之《書》宜與梅賾本並立學官。……僞孔《書》雖非真古文，而廿九篇經文反賴以存。」《叢書集成初編》影刊岱南閣本孫星衍補集《古文尚書》卷首。
8王鍔〈再論撫州本鄭玄《禮記注》〉，載《中國經學》第二十七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9魏彥（一八三四-一八九三），字槃仲，湖南邵陽人；魏源之侄，曾江蘇直隸州知州，入江南提督李朝斌幕府。羅正鈞、李柏榮《魏默深師友記》載：「魏彥，字槃仲，默深之從子也。爲人英俊有才學。默深寓居揚州時，彥常在側。道光二十一年，彥甫八齡，龔定庵見而愛之，爲說古今人物以相勉。（原注：《定庵年譜外紀》記其事。）默深逝世杭州時，授遺囑，彥年二十三，至流涕，且與金安清料理一切身後事，尤孝道之足多者。」龔自珍生前有見其幼侄魏彥讀《詩》至〈何彼穠矣〉，遂有感題詩於扇以導之，其〈題魏槃仲扇〉曰：「女兒公子各風華，爭羨皇都選婿家。三代以來春數點，二南卷裏有桃花。」按：魏彥父魏源《詩古微》力主〈何彼穠矣〉爲東周詩，入二南爲後人之誤，而龔自珍則豁達視之，題世侄扇麵，自具情誼本事也。世之知魏彥者稀，故稍述焉。
10周樽，字壽南，號眉亭，雲南昆明人。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己卯科舉人。曆官鎮海縣知縣、玉環廳同知、鎮江知府、安徽布政使。於鎮江修建寶晉書院，於甘肅刻《皋蘭肄業課編》，於安徽刻《十一經旁訓讀本》，推動文教甚力。
11見金陵書局本《周易本義》跋文。跋文署名李鴻章，實由金陵書局讎校主事張文虎所撰。
12按：《漢書‧藝文誌》記載《周易》篇目即爲經傳分立。
13呂氏《音訓》乃朱子之孫朱鑒刻於《周易本義》之後，非《本義》原來所有，故十二卷本中有《音訓》闕如者，如吳革本即是此屬。又朱鑒《音訓》今已不存，後來《本義》所載《音訓》並非朱鑒原本，而是仿效朱鑒補充呂氏《音訓》，寶應劉氏本即屬此例。
14按：張文虎所雲梅村者，即汪士愼。
15祝氏合刻本曆經數度刋刻，先有清鹹豐六年與古齋金陵刻本，同治六年又有望三益齋刻本，光緒十五年戶部及江南書局又再刻印。按金陵書局本成書於同治四年，則當時所用祝氏本子，應爲鹹豐六年初刻本。
16事載《張文虎日記》同治四年六月廿八日。後於七月初二「發寫《周易本義》」，至七月十六日「校《易本義》樣本」。
17內府藏南宋吳革刻本與貴池劉氏本、寶應劉氏本俱屬清代著名《周易本義》版本。吳革本以其爲清代君主所推重，曆經康、幹兩祚帝主下令影刻及鈔錄，向爲學術界所重。康熙時期有武英殿影刻本以及曹寅揚州書局翻刻本，乾隆時期有《四庫》本，名爲《原本周易本義》，是據內府影刻本鈔錄。然而內府吳革本不易爲民間所得，即便是官書局的編校者，亦未必能接觸得。張文虎得悉祝氏以吳革本校《周易傳義音訓》後，歎惜其「仍與傳合刋」，致使讀者不能得見吳革本之本來麵目，是知其亦未嚐親見吳革本。
18文見《易經大全凡例》。
19有關明人將《周易本義》由強合於《程傳》至獨立成四卷本的情況，前人多有詳述，如顧炎武《日知錄‧朱子周易本義條》、朱彝尊〈明刻十二卷本《周易本義》跋〉以及《四庫全書總目‧原本周易本義》皆明其本末源流。
20歐陽艷華〈朱熹《周易本義》的現代傳衍：唐文治《周易讀本》探要〉，載《國學學刊》二零二三年第四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二零二三年，頁三十一至三十九。
21見畢壽頤〈《十三經讀本》跋〉，一九二五年。
22唐先生《十三經讀本評點劄記》四十五卷，載前揭《十三經讀本》第六冊。
23張素卿〈「評點」的解釋類型：從儒者的標抹讀經到經書評點的側麵考察〉，載《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頁八一。
24「古文辭」較「古文」涵蓋麵為寬汎。曹虹〈異轅合軌：清人賦予「古文辭」概念的混成意趣〉，載《文學遺產》二〇一五年第四期，頁一二一至八。
25侯美珍〈明清士人對「評點」的批評〉，載《中國文哲研究所通訊》（二〇〇四年）第十四卷三期，頁二二三至二四八。
26張崑將雲：「荻生徂來的古文辭學在德川中葉成形後，如狂風般席卷整個德川思想界。」載《德川日本儒學思想的特質》之二（台北：台大出版中心，二〇〇七年），頁八四。
27林慶彰〈明清時代中日經學研究的互動關係〉之六，指出清末儒者征引之富，並讚美曰「言而有據，平實近理」，載《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台北：萬卷樓，二〇一二年），頁一四六。
28荻生徂來有《字義明辨》《文理三昧》二篇，參王侃良〈《荻生徂來〈文理三昧〉》中的「文理」論考〉，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二〇二一年）第二十二輯。
29黃俊傑《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以「脈絡化」一詞概括此方式雲：「『脈絡化』的解經方法從經典文本中所開發的『意義』。」頁三二六。林慶彰〈中國經學中的中心與周邊〉指出：「（荻生徂來）受明代李攀龍、王世貞的影響，發奮讀書，提倡古文辭賦。用研究古文辭的方法來研究古代經典。認爲隻有了解古文辭在當時語言脈絡中的意義，即可得到該古文辭的正確解釋。」載前揭《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頁一一三。
30方宗誠事跡具載其子方守彝、方獻彝及其門人陳澹然合編《方柏堂先生事實攷略》，載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六三冊，頁八五至一四一。並見《清史列傳·儒林傳‧方宗誠傳》，王鍾翰點校（北京：中華書局，二零零五），卷六十七，頁五四一六至五四一七。《清史稿校注·文苑‧方宗誠傳》第十四冊，卷四九三，頁一一二一六。
31《論文章本原》三卷收納在光緒四年（一八七八）結集之《柏堂讀書筆記》刊行。方宗誠《柏堂讀書筆記》，載嚴一萍先生輯《原刻景印叢書菁華（獨撰類）》（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一年影印誌學堂家藏版《柏堂遺書》），第二十三冊。
32方宗誠《俟命錄》卷一，載前揭《柏堂遺書》卷一，頁十三。
33方宗誠《與黃子壽太史》，載《柏堂集外編》卷四，頁十七。
34方宗誠《複蘇菊邨明經》，《柏堂集外編》卷五，頁二十六。
35方宗誠批評見錄於《十三經讀本評點劄記》，見卷七《尚書》藍筆（頁三八三七至三八四四）、卷三十六《論語》藍筆（四一一六至四一一八）、卷四十三《孟子》綠筆（頁四一九二至四一六二）。
36唐文治《十三經評點劄記》卷四十三，原載方宗誠《論文章本原》，頁五六一九。
37畢壽頤〈《十三經讀本》跋〉雲：「庚申歲（一九二○）設國學專修館於無錫，並刋刻是編，爲末學倡。凡五閱寒暑，始克蕆事。」這是參與其事的唐先生門人的紀實。
38周予同〈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曆史》序〉，原載一九二八年一月《民鐸》（第九卷第一號），收入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九十七。
39但由於時代紛亂不靖，與及編纂出版時間倉促，唐先生原來初衷，畢竟未能完全實現，此所以耗長年心力，重新複原整理，庶幾可令如此優秀讀本重新煥發生機，爲經教的施行與學術研究提供基礎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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