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的戰爭(zheng) 正義(yi) 性問題

作者：張照（東(dong) 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部哲學院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臘月廿七日己未

          耶穌2026年2月14日

在《孟子》中，有很多段落都關(guan) 涉到戰爭(zheng) ，在戰國時期諸侯爭(zheng) 霸的形勢下，小國憂慮於(yu) 國家存亡的問題，大國在相同的緊迫感驅使下，也會(hui) 積極地發動戰爭(zheng) ，謀求進一步的壯大。在這個(ge) 局麵下，諸國君主問政於(yu) 孟子，自然多汲汲於(yu) 如何富國強兵，以便在戰爭(zheng) 中獲勝。而孟子卻常常批評他們(men) 的好戰之心，強調如果能施行仁政，令“民可以養(yang) 生送死無憾”，自然可以使天下之民至，不言利而致王道，最終達到“仁者無敵”的效果。在《公孫醜(chou) 上》，孟子更是提出“天吏”這一概念，來說明“仁者無敵”何以可能：為(wei) 天吏者如能施行仁政，使鄰國之民皆能視君主如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在孟子看來，施行仁政、為(wei) 民父母不僅(jin) 賦予君主統治的合法性，也保證了其統治的延綿長久，這才是天吏能夠“無敵於(yu) 天下”的真正意涵。然而，孟子以天吏為(wei)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謂“王天下”指向的顯然並不僅(jin) 僅(jin) 是一國的自我保全，也蘊含著攻伐他國的必然性。孟子周遊列國，期待的正是一個(ge) 可以“王天下”的君主，來拯救天下蒼生。程子準確地把握了孟子的用心：“至孟子時，七國爭(zheng) 雄，天下不複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孟子勸齊宣王勿好小勇，希望他能效仿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從(cong) 現實的角度說，實際上必然要麵對齊國發動戰爭(zheng) ，對外出兵的問題。那麽(me) ，孟子本人是如何看待戰爭(zheng) 的正義(yi) 性問題呢？討伐君主失道的國家，是否就是正當的呢？在《公孫醜(chou) 下》中，記載了孟子對齊國君臣想要征伐燕國的回應，其中的微妙態度，值得深究。

齊大臣沈同私下會(hui) 見孟子，詢問“燕可伐與(yu) ”？這一問並非空穴來風，當時燕王子噲讓國於(yu) 相國子之，太子平與(yu) 將軍(jun) 市反叛，攻子之而不勝，燕國大亂(luan) 。數月內(nei) ，死者過萬(wan) ，百姓離誌，似乎正是出兵的好時機。而孟子也指出燕王將君位私相授受，不得天子之命，是有罪而可伐。可以想象，沈同必然將孟子的表態回報給了齊王，按照《史記·燕召公世家》的記載：“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司馬遷也以為(wei) ，孟子在此次事件中是積極推動的。從(cong) 結果來看，齊國也確實取得了初步的勝利：“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zhong) 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但在《公孫醜(chou) 下》的這條文本中，齊國伐燕之後，有人問孟子可曾勸齊伐燕，孟子卻否認了。孟子稱，他對曰“可”，僅(jin) 就燕可以被伐而言，而非就齊可以伐燕而言。他明確指出，唯有天吏，方可以伐燕。那麽(me) ，何者方可以稱為(wei) 天吏呢？趙岐注雲(yun) ：“天吏者，天使也。為(wei) 政當為(wei) 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說文解字》釋“吏”雲(yun) ：“吏，治人者也。”天吏，即天所命，使之治人、為(wei) 政者也。為(wei) 此，孟子進一步舉(ju) 例闡明：“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yu) ’？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wei) 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wei) 勸之哉？”也就是說，在孟子的比喻中，殺人者固然有取死之道，但真正能夠行刑的是有王命的士師。同樣，能夠誅伐無道之燕的，唯有得天命的天吏，而非與(yu) 燕王“五十步笑百步”的齊王。孟子的判斷得到了現實的印證，雖然齊國伐燕大勝，但是燕民最終反叛，齊王事後也表示“甚慚於(yu) 孟子”。

整體(ti) 上來看，孟子並不讚同這次戰爭(zheng) ，所謂“為(wei) 天吏，則可以伐之”是與(yu) 沈同對話中的未盡之言，也是孟子真正的態度。但問題在於(yu) ，如果孟子認為(wei) 齊不可伐燕，並且理據清楚如此，為(wei) 什麽(me) 一開始不和沈同分說明白，而留下了半句，隱而不言？這點當然會(hui) 引發後世質疑，如《論衡·刺孟》中，王充直接點明了孟子在道德和智識上的兩(liang) 難困境：如果孟子僅(jin) 僅(jin) 是按照字麵意思去理解“燕可伐乎”這個(ge) 問題，而沒有讀出沈同乃至齊王的潛台詞，似乎未可稱“知言”；而如果孟子“知言”，則引發了更嚴(yan) 重的，道德層麵的質疑。司馬光在《溫公疑孟》中甚至懷疑孟子是否具有仁德。軍(jun) 旅之事關(guan) 係著國之存亡、民之生死，如果孟子明知道此舉(ju) 不可行，徒殘民危國，那麽(me) 他似乎有充足的道德義(yi) 務去阻止，而非坐視其發生。是以後世的辯駁中，多強調發動戰爭(zheng) 本身並非不可取，關(guan) 鍵在於(yu) 齊王攻燕之後，能否順天應民，如楊時有雲(yun) ：“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吊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燕國失道，是以齊國往而征之，確實獲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證實了“夫誰與(yu) 王敵”，但齊國最終的失敗，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其實，在《梁惠王》篇中，記載了孟子與(yu) 齊宣王的諸多對話，都是從(cong) 各種角度勸導君王施行仁政，可惜的是，齊王還是未能踐行，辜負了孟子的循循善誘。

戰爭(zheng) 是國家大事，征伐別國無疑對統治者的德性有更高的要求。孟子言征伐，必稱湯武，是以古代聖賢為(wei) 典範，也蘊含著他對當世君王的期望：君主欲王天下，必然需要有仁德、行仁政，然後天命所歸。一如張栻所雲(yun) ：“所謂天吏者，其德有以當天心，故天命之以討有罪，湯、武是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孟子皆不以為(wei) 悖逆綱常，視殺殘暴之君為(wei) 殺一獨夫，正是因為(wei) 湯武既得天心，天命也已經轉移。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並沒有因紂桀殘暴，而言人人皆可誅殺之，是以趙岐反複申明：“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可……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天吏，必然是已得到天命的王者。就像在孟子的比喻中，並非先有為(wei) 民除害者，王後命為(wei) 士師，而是士師能夠遵循王命，公正刑罰，才獲得了誅殺罪人的正當性。是以《正義(yi) 》亦雲(yun) ：“此章言誅不義(yi) 者必須聖賢”，齊國不可伐燕，究其根本原因，就在於(yu) 齊王還不具備聖賢之心，因而還沒有得到天命。

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孟子看來，承天命，順天心，是為(wei) 天吏的必要條件，卻並非充分條件。也就是說，哪怕鄰國國君無道、陷溺其民，君主於(yu) 己國能行仁政，也不必然擁有征伐他國的正當性。實際上，在齊人伐燕初步獲勝後，孟子已經對齊宣王有過勸誡。齊王道貌岸然地猶疑是否取燕，問政於(yu) 孟子，而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武王在《孟子》的語境中當然都是仁者無敵的代表，紂王也是眾(zhong) 叛親(qin) 離、可討的暴君，然而，文武之際猶有取與(yu) 不取的分別。由此可知，在孟子看來，君主既為(wei) 天吏，能否遵天命征伐，最終仍要取決(jue) 於(yu) 當時的民心向背。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孟子言說天吏時所強調的天命，並非抽象的時運轉移，而是以當時當世的民心為(wei) 驗，以此構成對發動戰爭(zheng) 正義(yi) 性的根本確認。就像王夫之在《讀四書(shu) 大全》中指出的：“天無諄諄之命，自民視聽而已矣。簞食壺漿以迎之，誅君吊民而綏之，則即此而已為(wei) 天吏矣。”而在現實政治的層麵上，孟子討論發動戰爭(zheng) 時，沒有聚焦於(yu) 別國統治的正義(yi) 與(yu) 否，卻著重強調“民悅則取”，其中流露出的審慎更顯得尤為(wei) 重要。在一國的統治中，總能找到不那麽(me) 完美的地方，如果他國統治的不當直接構成發動戰爭(zheng) 的正當性，那麽(me) 國家之間恐怕就永無寧日，任何治國弊端都可以被當作挑起戰爭(zheng) 的借口。在周室衰微、禮崩樂(le) 壞的時代，不得周天子之命固然構成燕國君之罪，但恐怕孟子也沒有那般迂闊。子之得位不正，太子平等人與(yu) 之相爭(zheng) ，導致燕國百姓流離喪(sang) 亂(luan) ，才是燕國可伐的真正原因。但在孟子看來，討伐失道之國就其自身而言並非正義(yi) ，隻有君主真正富有仁德，修行仁政，得到本國之民、鄰國之民，乃至天下之民的擁護，在實踐中證成民心所向，才具有發動戰爭(zheng) 的正義(yi) 性。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