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出楚簡重審儒學史上的“管仲問題”

作者：張帆

來源：《孔子研究》2026年第1期

摘要:安大簡《仲尼曰》有一則新見的孔子言論，可讀為(wei) “仲尼曰：‘管仲善言哉，老訖。’”此文與(yu) 《論語·憲問》評管仲“如其仁”的斷語相發明，管仲的“善言”正是其可以稱“仁”的原因。對管仲的評價(jia) 體(ti) 現了孔子建構華夏政治秩序的方式。王家咀楚簡《孔子曰》中管仲奢侈失禮之舉(ju) ，與(yu) 《論語·八佾》“器小哉”之評語相應，孔子借由批評管仲、晏嬰二人來糾正人們(men) 日常行為(wei) 之失範。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ia) 看似矛盾，實則並不衝(chong) 突。孔子之後，儒家內(nei) 部對管仲的評價(jia) 趨向分化，遂形成儒學史上著名的“管仲問題”。

關(guan) 鍵詞:《仲尼曰》《孔子曰》管仲問題《論語》

作者簡介:張帆，曆史學博士，重慶大學人文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曆史學係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出土文獻與(yu) 先秦思想史

在儒學史上，管仲是一個(ge) 具有映射能力的形象。[1]《論語》所載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ia) ，體(ti) 現了孔子“知人論事”的思想方法與(yu) 政治理念。此後，曆代儒家學者又通過對管仲其人其事的擇取敘述，以及對經典中孔子之語的注解和發揮，傳(chuan) 達評鑒者自身所持的價(jia) 值立場。由此，管仲不再隻是一個(ge) 被評價(jia) 的曆史人物，而逐漸成為(wei) 窺察孔子思想乃至中國思想史的一個(ge) 窗口。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自公布以來，便引起了廣泛關(guan) 注和討論。其中一篇收錄了25則孔子言論的短句，對深入研究孔子思想和進一步探討《論語》的編纂過程都大有幫助。由於(yu) 原篇題不明，目前多從(cong) 整理者意見，以《仲尼曰》稱之。安大簡《仲尼曰》的第17則，整理者斷句為(wei) “（管）中（仲）善，善才（哉），老訖”[2]。這是新見的孔子言論，對管仲的這句評價(jia) 也是首次出現。以此新材料為(wei) 出發點，結合荊州王家咀楚簡的相關(guan) 記述，可以為(wei) 儒學史上的“管仲問題”開辟新的討論向度。

一、安大簡《仲尼曰》所見管仲評價(jia)

安大簡中的管仲評價(jia) ，作：

中（仲）尼曰：“中善〓才，老訖。”

整理者讀為(wei) “管仲善，善哉，老訖”，並提出“老訖”有壽終和“小器”兩(liang) 種不同理解。[3]安大簡整理報告發布後，網友子居隨即指出，管仲是病死，並非老而壽終，“小器”與(yu) “善”的評價(jia) 也是突兀矛盾的。[4]楊蒙生也說“小”多用“少”字，與(yu) “老”難以建立聯係。[5]王寧提出“善善”可讀為(wei) “善言”，“〓”不是重文符號而是合文符號。“老訖”是“老而忔”的簡省，意為(wei) 越老說話越讓人喜歡。[6]周翔將“老訖”如字讀，意為(wei) 管仲之善“正因其保全性命而壽終（才得以實現）”。[7]代生讀為(wei) “管仲善善哉，老訖”，解為(wei) “管子善待賢人，最後也得善終。”[8]孫永波據《管子·樞言》“吾畏事，不欲為(wei) 事，吾畏言，不欲為(wei) 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提出“老訖”應讀為(wei) “老吃”，指管仲年老而口吃，孔子不認為(wei) 管仲是善言的。[9]孫永波說雖有文獻為(wei) 據，但正如趙曉斌所言，《仲尼曰》此句應是對管仲的褒揚而非批評[10]，孫說亦未盡當。可以看出，此句理解的疑難集中在“善〓”和“老訖”的釋讀上，現有解釋仍未破題。

本文在此提出一個(ge) 新讀法。其一，從(cong) 《仲尼曰》整體(ti) 觀之，該篇並非雜抄，而是有明確主題的選輯[11]，這個(ge) 主題就是“為(wei) 善”。“善”在全篇出現了9次，頻率最高。第4則“去仁，惡乎成名”和第5則“直哉，史魚”，雖未出現“善”字，但前者講為(wei) 仁，後者講守直，仍指向為(wei) 善。[12]“善”又包含善言（第1、3、6、7、19、24則）和善行（第2、4、5、8、9、10、11、12、13、14、15、16、20、21、22、23、25則）兩(liang) 個(ge) 層次。《仲尼曰》為(wei) 第17則，其關(guan) 於(yu) 管仲的斷語應不外此範圍。

其二，《仲尼曰》的句式較為(wei) 工整，有編修痕跡。特別是第12則對晏平仲（晏嬰）的評語與(yu) 第17則句式極為(wei) 接近。第12則文作：

中（仲）尼曰：“晏坪（平）仲善交才（哉），舊（久）（狎）而長敬。”[13]

這句是說晏嬰善於(yu) 交際，能夠得到他人的尊敬。王寧已經注意到，兩(liang) 處句式相似，故將“善〓”讀為(wei) “善言”。統計《仲尼曰》全篇，符號“〓”共出現16次，明確用作重文符7次，明確用作合文符7次，則此處無論用作重文符還是合文符都可成立。

其三，安大簡《仲尼曰》此條相似表述亦見於(yu) 新公布的王家咀楚簡《孔子曰》，其文作：

〓（孔子）曰：“齊（桓）公可胃（謂）知（樂(le) ）也，為(wei) 亓（其）鍾，〓（一人）能（舉(ju) ）之。（管）中（仲）可胃（謂）知言也，老訖。”[14]

“知言”與(yu) “善〓”無疑有對應關(guan) 係。隻有將“善〓”讀為(wei) “善言”，才能與(yu) “知言”相應，文義(yi) 亦通暢。因此，安大簡《仲尼曰》的“中善〓才”，當讀為(wei) “管仲善言哉”。結合前文所述《仲尼曰》的主題，此處評價(jia) 的就是管仲的善言、知言。

那麽(me) ，“老訖”又當如何理解呢？據《左傳(chuan) 》《國語》等文獻記載，齊桓公能九合諸侯、成就霸業(ye) ，主要得力於(yu) 管仲的輔佐。今傳(chuan) 本《管子》及清華簡《管仲》亦多載其策論，稱管仲為(wei) 善言之人絕非虛詞。而齊桓公霸業(ye) 的終止，正是由於(yu) 管仲年老寢疾。《韓非子·十過》記載：“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wei) 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yu) 家。桓公從(cong) 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15]一年後齊桓公用易牙、豎刁之徒，政局遂壞。管仲並無口吃之疾[16]，所謂“老吃”或“老訖”，更應理解為(wei) “老而止”，也就是老而不複言事。

需要指出的是，將“善言”理解為(wei) 孔子對管仲之口才的褒揚，恐失之淺白。究其根本，齊桓公與(yu) 管仲功業(ye) 之成，不在辭采，而在言說背後的政治理念。《仲尼曰》中孔子讚許的“言”並非寬泛的言說，當是特指管仲的“謀言”。[17]

管仲得到“善言”的斷語，正與(yu) 《論語》中孔子對管仲“如其仁”的評價(jia) 相發明。《論語·憲問》篇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8]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yu)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yu)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wei) 諒也，自經於(yu) 溝瀆，而莫之知也。”

孔子弟子對管仲多不以為(wei) 然，頗含譏刺。但在孔子的評價(jia) 體(ti) 係中，齊桓公“正而不譎”，管仲“如其仁”，評價(jia) 很高。皇侃疏曰：“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智乎？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19]在皇侃看來，孔子已經將管仲推到了無人可及的地位，“如其仁”意味著沒人能比肩管仲之“仁”。然而管仲是否擔得起如此高的評價(jia) ，後世學者多有懷疑。如朱熹即言“管仲雖未得為(wei) 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20]，將管仲的品性與(yu) 事功分而論之，管仲隻有仁之功，不足以稱為(wei) 完全的仁人。此後李光地言：“蓋管仲雖能使桓公以義(yi) 率諸侯，然未免所謂五霸假之者。若仁，則王者之事矣”；劉寶楠將“如”訓為(wei) “乃”，又言“蓋不直言‘為(wei) 仁’，而言‘如其仁’，明專(zhuan) 據功業(ye) 言之”。[21]上述諸說使孔子對管仲的態度陷入曖昧難斷的境地。[22]

關(guan) 於(yu) 管仲之“仁”，核心分歧有二：其一，“仁”是否允許有瑕疵；其二，孔子的肯定性評價(jia) 是從(cong) 何種層麵論說。《論語·憲問》所述管仲之功本有兩(liang) 重指向：一為(wei) “霸諸侯，一匡天下”，即文獻所稱“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的和平“霸道”[23]；一為(wei) 使民免於(yu) “被發左衽”，即“尊王攘夷”。前者著眼於(yu) 施政方式，後者則指向文明秩序的整體(ti) 效應。

目前很難找到孔子直接承認霸道優(you) 越性的表述。管仲何以稱“仁”，通過管仲的一處“善言”可以有所體(ti) 現。《左傳(chuan) ·閔公元年》曰：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yu) 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qin) 昵，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雲(yun)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shu) 。’簡書(shu) ，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cong) 簡書(shu) 。”齊人救邢。

齊桓公對援救邢國心存疑慮，管仲引《詩》以張義(yi) ，勸諫齊桓公幫助同為(wei) 姬姓的邢國。管仲的諫言確實委婉有節，不過更重要的是，這番話體(ti) 現了管仲為(wei) 齊桓公設計的“親(qin) 夏遠夷”的戰略部署。實現霸道的君主不止一位，但孔子隻給了齊桓公“正”的美譽，同為(wei) 霸主的晉文公得到的是“譎而不正”的批評。[24]齊桓公和晉文公的最大區別，其實就在於(yu) 管仲之謀——親(qin) 夏遠夷。王家咀楚簡《孔子曰》有這樣一段話：

哀公（問）（於(yu) ）〓（孔子）曰：“文公與(yu) （桓）公䈞（孰）臤（賢）？”〓（孔子）曰：“文公滅亓（其）同眚（姓）之邦，（桓）公興(xing) 亓（其）同眚（姓）之邦，亓（其）不女（如）（桓）公（乎）！”

晉文公的不正不賢在於(yu) 他誅滅同姓諸侯，齊桓公的正與(yu) 賢在於(yu) 他保護了同為(wei) 華夏的邢國、衛國，使其免受滅國之災。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ia) ，著眼之處也正在此。楊國榮曾指出孔子對於(yu) 管仲的稱美“重要的不是孔子對管仲霸業(ye) 的讚賞，而是對其社會(hui) 曆史貢獻的肯定……在孔子看來，管仲的曆史貢獻就在於(yu) 通過運用社會(hui) 政治的力量，擔保了文明進程的延續，避免了停留或回到前文明（‘披發左衽’）的存在形態。相對於(yu) 文明價(jia) 值的維護，是否效忠於(yu) 某一政治人物並不足道”[25]。孔子推崇管仲，並非在肯定霸道，而在肯定其維係文明秩序之功。

因此，《仲尼曰》之“善言”、《孔子曰》之“知言”，皆指向管仲維護華夏秩序的政治謀略，而非簡單的辭令技巧。宋儒將其功業(ye) 視作追逐霸權的私欲，與(yu) 孔子原意不合。安大簡與(yu) 王家咀楚簡材料的出現，為(wei) 管仲之“仁”提供了新的佐證，更提供了理解管仲的一個(ge) 新角度。縷析文獻中管仲的“善言”，再將此置入孔子的思想體(ti) 係內(nei) ，可知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ia) 是其建構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凝集著孔子的現實關(guan) 懷。可以說，正是通過獨樹一幟的對管仲“仁”的斷語，孔子思想的獨特性方得彰顯。

二、王家咀楚簡所見管晏之比

過去討論管仲問題時，有一處被忽視的地方，就是在評價(jia) 管仲時，其實存在著一個(ge) 參照人物——晏嬰。前述安大簡《仲尼曰》中，孔子對晏平仲（晏嬰）與(yu) 管仲的評語句式相似，這不是偶然發生的無意之舉(ju) 。王家咀楚簡《孔子曰》中，也同時出現了管仲和晏嬰這一對照組。其言：

孔子曰：“安（晏）坪（平）中（仲）祀於(yu) 亓（其）先人，豚（肩）不梪（豆），臤（賢）大夫也。而……（管）中（仲）（雕）……而絑紘，臤（賢）大夫也。……難為(wei) 上也。

君子下毋下，上毋備上。”[26]

類似表述也見於(yu) 《禮記》：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wei) 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wei) 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27]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wei) 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wei) 隘矣。[28]

在此語境中，管仲和晏嬰一奢一儉(jian) ，都違背了儒家的禮製規範。晏嬰在《論語》中隻出現一次，就是《論語·公冶長》篇的“晏平仲善與(yu) 人交，久而敬之”，是一個(ge) 單向度的正麵形象。在《禮記》和王家咀楚簡《孔子曰》裏，晏嬰的形象豐(feng) 滿不少，不再隻是一個(ge) 形象單薄的“善人”，而是一位失度的賢大夫。管仲奢侈的形象倒是與(yu) 《論語》基本相合，隻是“山節藻棁”在《論語》中是臧文仲之舉(ju) 。《論語·公冶長》曰：“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學者或以為(wei) 《禮記》混入了臧文仲之事。[29]但此說也隻是推測，也可能“山節藻棁”的濫祀被孔子批評過多次，隻是語境一時是臧文仲，一時是管仲。可以確定的是，今本《論語》中並沒有明顯地將管仲和晏嬰聯係起來，而在《論語》之外的儒家文獻中，二人卻時常並舉(ju) ，作為(wei) 彼此的參照。

儒家後學文獻中，管、晏的組合也有跡可循。如《孟子·公孫醜(chou) 上》記載公孫醜(chou) 向孟子發問“夫子當路於(yu) 齊，管仲、晏子之功，可複許乎”，又問“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wei) 與(yu) ？”孟子的回答是：“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管仲和晏嬰都是齊國有名的賢相，在齊人的記憶裏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公孫醜(chou) 很自然地將二人作為(wei) 代表“霸”和“顯”的英雄人物。但在孟子看來，這是一種“井底觀天”，二人都不符合“行仁政而王”的標準。《荀子·大略》言：“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chan) ；子產(chan) ，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wei) 人，力功不力義(yi) ，力知不力仁。”在荀子看來，管仲與(yu) 晏嬰有相似之處，都是以“功用”而著稱，然就最終的功績而言，晏嬰不如管仲。

管仲、晏嬰之所以構成對照組合，緣於(yu) 二人國別、事跡與(yu) 品行皆具可比性，並且都有著可“矯正”的空間：首先，兩(liang) 人皆為(wei) 齊國賢臣，政績顯著，名望卓著；其次，管仲、晏嬰都功書(shu) 並作，既有事功，又有著作流傳(chuan) 後世；其三，他們(men) 皆有“失度”之舉(ju) ，不盡合於(yu) 禮製。在孔子眼中，二人無疑都是處於(yu) “爭(zheng) 議”區間的人物，具有多麵性：管仲有“仁”、晏嬰有“善”，此其“功”；然管仲之奢與(yu) 晏嬰之儉(jian) 皆違禮度，此其“過”。孔子正是借由肯定與(yu) 批評二人，建立起一套既能成就事功，又合於(yu) “度”的行為(wei) 規範。管仲和晏嬰事功卓著又各有其偏，糾所偏才能實現“中道”，管晏並舉(ju) 之必要性即由此生成。至於(yu) 孟子、荀子，則將二人同置於(yu) “不及仁”的層級，使“仁”成為(wei) 高台，而管、晏淪為(wei) “腳踩的台基”，失去了組合的必要性，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孔子原有主張的顛覆。

綜上，《論語》中管、晏並無緊密關(guan) 聯，但在其他孔子語錄與(yu) 儒家典籍中二人卻屢見並舉(ju) 。“失度”的管仲形象，在同為(wei) “失度”的晏嬰形象配合下，二人同糾其偏而為(wei) 適度，就能實現最合宜的規範性。經由孔子的評斷，管仲、晏嬰以一種組合的形態流行於(yu) 世，這或許也直接影響了《史記·管晏列傳(chuan) 》的編排方式。

三、“大人”與(yu) “小器”：走向分裂的管仲評鑒

必須承認，管仲在功業(ye) 卓著的同時，亦存在明顯的行為(wei) 瑕疵。《論語·八佾》言：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jian) 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jian)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wei) 兩(liang) 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三歸”何意眾(zhong) 說紛紜[30]，此處暫且不論。關(guan) 鍵在於(yu) ，孔子一方麵肯定管仲“如其仁”，另一方麵又指其“小器”，形成褒貶並見的複雜評價(jia) 。關(guan) 於(yu) “器”的訓釋，或解為(wei) 器度識量[31]，或從(cong) 器物義(yi) 入[32]，各有論證。惠棟曾據《管子·小匡》記載施伯之言雲(yun) ：“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yu) 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yu) 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yu) 天下”，謂當時已有“管仲大器”之說，孔子因此辨之。[33]與(yu) 《管子·小匡》此節相似表述亦見於(yu) 新出荊州棗紙鋪楚簡《齊桓公自莒返於(yu) 齊》。[34]棗紙簡此節數句均見，文義(yi) 一致，隻無“大器也”三字，則“大器”“小器”之說孰先，尚不可定。將此條置入整個(ge) 孔子話語體(ti) 係觀之，管仲“不節儉(jian) 、不守禮”的形象與(yu) 王家咀楚簡、《禮記》相關(guan) 記述可相互印證。孔子對管仲的褒與(yu) 貶並非矛盾，而是通過“褒”以立政治秩序，通過“貶”來規正失度的日常行為(wei) ，二者一體(ti) 兩(liang) 麵。

漢晉以降，李充與(yu) 朱熹對“器小”的詮釋代表了兩(liang) 種不同的評斷路徑。對於(yu) 管仲行為(wei) 上的不檢點，李充言：“管生方恢仁大勳，弘振風義(yi) ，遺近節於(yu) 當年，期遠濟乎千載，寧謗分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為(wei) 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為(wei) 少也。”[35]在李充看來，管仲人格行為(wei) 上的汙點是行大道而忘記修身的緣故，管仲具備大德，小小的行為(wei) 不檢算不了什麽(me) ，甚至說管仲“不潔己以求名”，正因“不潔”才使得管仲的“大德”更為(wei) 彰顯。至於(yu) 孔子說管仲“小器”，是針對當時季氏奢侈的現實而意有所指，言下之意孔子並非否定管仲，“小器”是不得已而為(wei) 之的輕微責備，並非嚴(yan) 厲的譴責。

朱熹則說：“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yu) 王道……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至於(yu) 什麽(me) 是聖賢大學之道，朱熹引蘇氏之語“自修身正家以及於(yu) 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36]很明顯，在朱子看來，管仲的行為(wei) 不檢不是人格上的小瑕疵，而是本源性的毒瘤，這是相當重的批評。《朱子語類》裏表達得更明白，朱子解釋管仲為(wei) 何器小，說“隻為(wei) 他本領淺，隻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揚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管仲器小，隻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坫等事，用處皆小……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平天下，則其本領便大”[37]。也就是說，管仲隻是做成了“九合諸侯”一項事功而已，未達聖賢大學之道，其事功不足以彌補本體(ti) 修養(yang) 之缺。

李充和朱熹對《論語》“器小”的詮釋，呈現兩(liang) 種完全不同的評價(jia) 標準。過去學者梳理儒學史時，也多聚焦於(yu) 此，似乎關(guan) 於(yu) 管仲問題的爭(zheng) 議就源於(yu) 漢儒與(yu) 宋儒取向上的偏差。然而，追溯源頭，早期孔門內(nei) 部對管仲的評價(jia) 就已呈分化之勢。

自戰國至漢晉，對管仲的評價(jia) 問題已然走向分裂。一種承襲《論語》“如其仁”的邏輯，肯定管仲以“親(qin) 夏遠夷”為(wei) 核心的政治理念，如《春秋穀梁傳(chuan) ·僖公十二年》記載貫之盟之時，管仲對齊桓公說：“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wei) 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但齊桓公沒有聽取管仲的意見，管仲去世後，“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38]從(cong) “君子閔之”一語就可看出，《穀梁傳(chuan) 》對於(yu) 管仲之言以及言語背後的政治理念是認同的。《說苑·善說》記有子路和孔子的對話，也談到管仲的評價(jia) 問題。子路問孔子“管仲何如人也”，孔子直接回答“大人也”，繼而又解釋說：“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wei) 溝中之瘠，不死則功複用於(yu) 天下，夫何為(wei) 死之哉？”《說苑》中出現“大人”的斷語，再結合《論語》“如其仁”的褒揚，可以看出李充將管仲評價(jia) 為(wei) “大德”之人不是突如其來之舉(ju) ，而是早有發源。安大簡《仲尼曰》對管仲的評價(jia) ，強調其“善言”，亦是就其功而論說，也可歸於(yu) 此類。

第二種評鑒態度側(ce) 重於(yu) 管仲的“小器”，強調管仲未能成就王道的錯誤。《孟子·公孫醜(chou) 上》已透露出孟子的意見，晏嬰雖未受到直接的批評，但是對管仲的評價(jia) 尚且不如子路。在孟子眼中，管仲的功績不過爾爾，管仲之“仁”被有意消解了。《荀子·大略》排列了子家駒、晏子、子產(chan) 、管仲的層級，最後說：“管仲之為(wei) 人，力功不力義(yi) ，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wei) 天子大夫。”雖肯定了管仲之功，但也否定了他的“仁”，“仁”和事功之間不僅(jin) 沒有足夠的推導力，還形成了對立的關(guan) 係。管仲甚至被稱為(wei) “野人”，沒有資格擔任“天子大夫”，與(yu) 《說苑》的“大人”“天子之佐”之說正好相反。此後，董仲舒繼承此說，以“不修德”解釋齊桓、管仲霸功未竟[39]，斥其“詐以成功”[40]；揚雄《法言》亦強調其未能“先自治而後治人”，因此“不為(wei) 大器”。[41]由孟子、揚雄奠定的這種評鑒取向，可以說是宋儒討論“管仲問題”的開端。

回到孔子評價(jia) 的原點，管仲輔佐齊桓公匡正諸侯，於(yu) 廣闊的政治層麵建立大功，但疏於(yu) 自治，這是既定的曆史事實。孔子本身無意將管仲置於(yu) 一個(ge) 單向度的褒揚或者批評語境裏，而是從(cong) 多麵向展開、由事而發，既讚揚管仲實現的政治功績，也批評其失範的行為(wei) 。因此，管仲既是“大人”，也是“小器”，後學或將“管仲問題”視作事功和德性的對立，有過度簡化之嫌。

結語

梳理安大簡、王家咀楚簡和《論語》《禮記》等文獻中收錄的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ia) ，可以看出孔子數條不同的表述之間彼此相係連，使得管仲處於(yu) 一種多層麵的評鑒標準體(ti) 係內(nei) 。“管仲問題”的背後是孔子處理道德主義(yi) 與(yu) 現實主義(yi) 時適度的理論張力，帶有深切的文明關(guan) 懷。而在孔子之後，原本渾然一體(ti) 的“管仲問題”出現了兩(liang) 種分裂的評價(jia) 路徑，後學對於(yu) 《論語》等經典的詮解又進一步加深了這種分裂，使孔子的態度顯得模糊曖昧，淡化了孔子原本希冀通過“知人”這樣的方式[42]，利用管仲評價(jia) 而傳(chuan) 遞出的價(jia) 值觀念。

安大簡《仲尼曰》、王家咀楚簡《孔子曰》中大部分內(nei) 容不見於(yu) 《論語》，或者與(yu) 《論語》記述存在差異，而與(yu) 《孟子》《荀子》《禮記》中的記述相合，甚至能在漢代儒家文獻中找到痕跡。[43]《論語》確是孔子思想的呈現主體(ti) ，但隨著越來越多資料的發見，孔子的語錄資料大大增加，為(wei) 今天討論孔子和儒學打開了新的視野。如果僅(jin) 將這些資料視作《論語》的從(cong) 屬或衍生品，很容易將一些儒家思想流傳(chuan) 和發展的線索就此淹沒，這也是對孔子豐(feng) 富哲思的有意忽視。出土資料雖未能完全流傳(chuan) 後世，然亦是儒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一些重要議題的源頭。

注釋
[1]管仲在儒學思想體係中占據重要位置，正如幹春鬆所說：“孔子以管仲的大功而淡化其非禮之行為，造成了他的弟子及儒門後學對於儒家基本準則的疑惑，亦造成了後世儒家對這個問題經久不息的爭辯和解釋。”幹春鬆：《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構建及其遇到的困境——以“管仲之器小哉”的詮釋為例》，收入氏著《製度儒學》（增訂本），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6頁。近年來，圍繞“管仲問題”的討論頗多，學者或從儒學史的角度梳理曆代的管仲評價，如許家星：《生而利還是死而義？——從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評看儒家的生死義利觀》，《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鄺其立、陳壁生：《論理解〈論語〉的兩種方式——從管仲形象說起》，《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或以對比研究的方式分析管仲之評的產生原因，如王開元：《孔子知人思想下的管仲與顏回》，《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或從儒、法之別的角度剖析從管子到孔子的思想演變，如黃玉順：《儒法分野：孔子的管仲批判》，《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2]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第44頁。
[3]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第49-50頁。
[4]子居：《安大簡二〈仲尼曰〉解析》（下），中國先秦史網站，2022年10月1日，https://www.preqin.tk/2022/10/01/4452/。
[5]楊蒙生：《讀安大簡第二冊〈仲尼曰〉叢劄》，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8月19日，https://hz.ahu.edu.cn/2022/0819/c6036a291109/page.htm。
[6]簡帛網：簡帛論壇“安大簡《仲尼曰》初讀”第55樓。https://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 d=viewthread&tid=12727&extra=&page=6。
[7]周翔、鄭玉茹：《安大簡〈仲尼曰〉所見孔子思想類型淺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22年第4期。
[8]代生：《安大簡〈仲尼曰〉文本、主題與性質研究》，《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
[9]孫永波：《據〈管子·樞言〉釋讀安大簡〈仲尼曰〉一則》，《出土文獻》2024年第2期。
[10]趙曉斌：《安大簡〈仲尼曰〉與王家嘴簡〈孔子曰〉對讀》，《中國文化研究》2025年春之卷。
[11]對於《仲尼曰》有特定主題、文本經過整齊化，學者多有共識。至於《仲尼曰》主旨為何，學者則各有偏重，詳見周翔、鄭玉茹：《安大簡〈仲尼曰〉所見孔子思想類型淺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22年第4期；陳民鎮：《論安大簡〈仲尼曰〉的性質與編纂》，《中國文化研究》2022年冬之卷；代生：《安大簡〈仲尼曰〉文本、主題與性質研究》，《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袁強：《〈安大簡二·仲尼曰〉間詁》，中國曆史文獻研究會編：《曆史文獻研究》第50輯，揚州：廣陵書社，2023年，第103頁。
[12]李銳指出，《仲尼曰》篇末的短評“仲尼之耑語”，“耑”應讀為“顓”，“顓語”意為善言、善語。參見李銳：《安大簡〈仲尼之耑語〉的思想史價值》，《中國史研究動態》2023年第3期。如果將這句短評理解為孔子的善言、善語，或許“善”不是簡單地說孔子的言論很好，而是就全篇主旨而凝練。
[13]此句見於傳世本《論語·公冶長》，作：“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安大簡《仲尼曰》多一“狎”字，前後對仗更為工整。
[14]趙曉斌：《安大簡〈仲尼曰〉與王家嘴簡〈孔子曰〉對讀》，《中國文化研究》2025年春之卷。《荀子·王霸》載“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遊抏之修”，齊桓公霸業衰落與其沉溺歌舞享受亦不無關係。
[15]（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78頁。
[16]黎翔鳳雲：“則仲之為政，沉默寡言，多由隰朋宣述之……非真吃也。”參見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55頁。
[17]“言”可訓為“謀”，如《呂氏春秋·義賞》“文公用咎犯之言”，高誘注：“言，謀也。”參見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29頁。
[18]《論語·憲問》：“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應讀為“仁也”，如《孟子·盡心下》：“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論語》中“仁”“人”有通用之例。參見黃懷信等撰：《論語匯校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0頁。
[19]（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67頁。
[20]（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54頁。
[21]詳見高尚榘主編：《論語歧解輯錄》，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763頁。
[22]馮浩菲將曆代學者的意見分為三類，分別是肯定派（何晏）、半肯定派（朱熹）和否定派（俞樾），並認為肯定派的看法符合孔子本意。詳見馮浩菲：《關於孔子論管仲的爭議》，《文史哲》2006年第2期。
[23]李長春曾提出霸道在孔子思想體係裏仍是一種德性政治，隻是後來變成了一種“壞政治”，為宋儒所不取。參見李長春：《儒家政治哲學中的“霸道”》，《開放時代》2022年第4期。
[24]《論語·憲問》言“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齊桓、晉文同為春秋霸主，但孔子美齊桓而貶晉文。對此，潘維城的看法值得重視，其言“齊桓作方伯，共公幾盟會無不至。自晉文修觀狀之怨，侵曹、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取濟西田。終共公之世，不得儕於盟會者，晉為之也。《左傳》曹伯之豎侯獳曰：‘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是明明謂晉文不如齊桓矣。”齊桓公與晉文公的不同不在於禮製和心術，在於齊桓保護了同姓諸侯國，晉文滅掉了數個同姓諸侯國。由新出王家咀楚簡，其說為是。參見[日]竹添光鴻箋注：《論語會箋》，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第928-929頁。
[25]楊國榮：《孔子論人》，載氏著：《再思儒學》，濟南：濟南出版社，2019年，第144頁。
[26]趙曉斌：《湖北荊州王家嘴M798出土戰國楚簡〈孔子曰〉概述》，《江漢考古》2023年第2期。部分文字據學界意見與己意做出了調整。
[27]（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398頁。
[28]（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3106頁。
[29][美]顧史考：《王家嘴楚簡〈孔子曰〉初探》，《中國文化研究》2023年秋之卷。
[30]參見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71-275頁。陳懇指出文獻中的“三歸”有不同的語境，韓非、劉向對“三歸”故事有整合和重構，因此“三歸”訓釋並不衝突。參見陳懇：《孔子論管子之早期文獻考》，《孔子研究》2019年第3期。
[31]何晏、朱熹、錢穆等皆持此說。參見程樹德：《論語集釋》，第268頁；錢穆：《論語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85頁。
[32]參見金方廷：《“管仲之器小哉”新論》，《古典學研究》2021年第1期。
[33]程樹德：《論語集釋》，第267頁。
[34]篇題為整理者據內容而擬。參見趙曉斌：《荊州棗紙簡〈齊桓公自莒返於齊〉與〈國語·齊語〉〈管子·小匡〉》，《出土文獻研究》第21輯，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第101頁。
[35]（梁）皇侃撰，高尚榘點校：《論語義疏》，第76頁。
[36]（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7頁。
[37]（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31頁。
[38]（東晉）範寧等：《春秋穀梁傳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202頁。
[39]（清）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91頁。
[40]（清）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268頁。
[41]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97頁。
[42]李友廣指出：“孔子評點曆史人物的意圖，往往是以評點具體曆史事件中的具體人物為方式與手段，借機教育、教導弟子如何更好地理解、把握和踐行‘仁’，同時又有著教化世人與影響後世的價值預設。”參見李友廣：《論孔子“仁”的特性及其對曆史人物的評判問題——以〈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章為例》，《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1期。
[43]徐在國、顧王樂：《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