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

——《古文辭類纂》與(yu) 桐城派古文範式

作者：張秀玉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臘月廿二日甲寅

          耶穌2026年2月9日

姚鼐編纂的《古文辭類纂》不僅(jin) 是桐城派古文理論的實踐結晶，更是清代古文選本編纂史上的裏程碑式著作。這部選本誕生於(yu) 乾嘉學術鼎盛而文學思潮麵臨(lin) 轉型的關(guan) 鍵時期，既係統梳理了中國古文的發展脈絡，又通過體(ti) 例創新與(yu) 理論闡釋，確立了桐城派“義(yi) 理、考據、辭章”合一的古文範式。

乾嘉學術語境下的古文突圍

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1775—1779年），姚鼐編纂《古文辭類纂》之際，正是乾嘉樸學的鼎盛時期。以戴震為(wei) 代表的漢學家倡導“由訓詁以明義(yi) 理”，將學術重心集中於(yu) 經史考據，文學被視為(wei) “末技”，古文創作麵臨(lin) “重考據輕文辭”的擠壓。漢學家的古文創作多拘泥於(yu) 訓詁細節，內(nei) 容支離，疏於(yu) 義(yi) 理及辭章；而宋學家的古文又往往空談義(yi) 理，疏於(yu) 對內(nei) 容的堅實考證。姚鼐作為(wei) 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既深受戴震考據學的影響，又不滿於(yu) 漢宋之爭(zheng) 對古文創作的局限，試圖通過選本編纂整合漢宋之長，為(wei) 古文創作確立考據為(wei) 基、義(yi) 理為(wei) 核、辭章為(wei) 形的新路徑。

姚鼐早年師從(cong) 姚範及劉大櫆，深得桐城派古文心法，又遊學京師，與(yu) 戴震、錢大昕等漢學家交遊，形成了兼容漢宋的學術視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姚鼐以疾辭官歸鄉(xiang) ，此後講學揚州、南京等地，從(cong) 學者眾(zhong) 多，教學需求成為(wei) 編纂選本的直接動因。姚鼐有數十年的古文寫(xie) 作積澱，又有長期宦遊、教學的體(ti) 悟，對古文創作的“當”與(yu) “不當”有著深刻認識，因此編纂《古文辭類纂》既是對桐城派古文理論的係統總結，也可為(wei) 後學者提供可資效法的古文範本。

中國古代的文章選本編纂有著悠久傳(chuan) 統，蕭統《文選》確立了“事出於(yu) 沉思，義(yi) 歸乎翰藻”的選錄標準，但分類煩瑣，義(yi) 例不明；清初吳楚材、吳調侯編選的《古文觀止》雖流傳(chuan) 甚廣，卻體(ti) 例簡略、選錄偏狹，難以承載係統的古文理論。姚鼐敏銳地意識到前代選本的局限，試圖通過更科學的分類、更精準的選錄和更深刻的理論闡釋，構建一部既能“明源流”又能“示法則”的古文選本，從(cong) 而超越前代選本的範式，確立桐城派的古文正統地位。

體(ti) 例創新與(yu) 古文譜係的重構

《古文辭類纂》最突出的貢獻是構建了嚴(yan) 謹的文體(ti) 分類體(ti) 係，將古文劃分為(wei) 論辯、序跋、奏議、書(shu) 說、贈序、詔令、傳(chuan) 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十三類，這一分類既繼承了蕭統《文選》“分體(ti) 編次”的傳(chuan) 統，又突破了前代選本分類混亂(luan) 的弊端。從(cong) 分類邏輯來看，姚鼐既以功能為(wei) 核心（如奏議類“陳說其君”、贈序類“致敬愛、陳忠告”），又以淵源為(wei) 依據（如詔令類“原於(yu) 《尚書(shu) 》之誓、誥”、傳(chuan) 狀類“原於(yu) 史氏，而義(yi) 不同”），這種雙重分類標準，使每一類文體(ti) 都有清晰的定位。後世文體(ti) 研究普遍沿用這一思路，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雖改為(wei) 三門十一類，但分類邏輯完全承襲姚鼐，如將“詔令”與(yu) “奏議”分列，仍以“君臣言說”的功能差異為(wei) 依據。

姚鼐在序中明確提出“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的核心選錄標準，強調古文創作的本質在於(yu) “當乎義(yi) 理、合乎法度”，而非刻意仿古或趨時。在選錄範圍上，他上溯秦碑漢賦，下迄唐宋八大家及清初古文家，但並非全盤收錄。如序跋類不載錄史傳(chuan) 之序，“以不可勝錄也”，僅(jin) 選司馬遷、歐陽修所作表、誌的序文幾篇，凸顯“序之最工者”；除辭賦外的古文不選錄六朝文，因惡其浮靡，但辭賦類選取晉宋間王粲、潘嶽、鮑照等人之作，隻不取齊梁以下靡麗(li) 之作，體(ti) 現了對古文正統的堅守與(yu) 對文學性的重視。

姚鼐在序目中提出古文創作的“八要素”——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將“神、理、氣、味”視為(wei) “文之精”，“格、律、聲、色”視為(wei) “文之粗”，強調“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這一理論既超越了方苞“義(yi) 法說”刻板的局限，又彌補了劉大櫆“神氣說”的空泛，將古文創作的內(nei) 在精神與(yu) 外在形式有機統一。他推崇韓愈“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的創作境界，既肯定揚雄、柳宗元“工於(yu) 學古”的成就，又指出其“形貌之過於(yu) 似古人”的弊端，為(wei) 古文創作提供了辯證的方法論。在清代中後期，這一準則直接塑造了桐城派的創作風貌。桐城派的古文教學，使桐城派古文形成“義(yi) 理紮實、辭章雅潔”的風格，並成為(wei) 晚清古文創作的主流範式。

桐城派理論的集成與(yu) 超越

《古文辭類纂》是桐城派古文理論的集中體(ti) 現。姚鼐繼承了方苞“義(yi) 法說”中“言有物、言有序”的核心思想，將“義(yi) 理”置於(yu) 古文創作的核心地位，並將考據與(yu) 辭章並重，選錄作品多兼具思想性與(yu) 文學性。同時，他吸收了劉大櫆“因聲求氣”的理論，在選本中注重作品的聲律之美與(yu) 語言錘煉，如對韓愈散文的大量選錄，既因其義(yi) 理深刻，更因其“辭工而氣盛”。選本的選錄標準及分類規則，無不體(ti) 現桐城派“義(yi) 理為(wei) 體(ti) 、辭章為(wei) 用”的古文主張。

姚鼐身處漢宋之爭(zheng) 的學術語境中，卻突破了門戶之見，將漢學的考據功夫與(yu) 宋學的義(yi) 理思想融入選本編纂。在選錄標準上，他既要求作品“義(yi) 理純正”，符合宋學的道德準則，又強調“考據精當”。如對論辯類文章，姚鼐聲稱不選取孔孟之外的諸子之文，但選錄了蘇洵、蘇軾的具有諸子思想的文章。這是因為(wei) ，雖蘇洵采蘇秦與(yu) 張儀(yi) 之說、蘇軾兼容莊子思想，但姚鼐認為(wei) “學之至善者，神合焉”，所以仍可選錄。在文體(ti) 辨析中，他借鑒漢學家的考據功夫，對各類文體(ti) 的源流、特征進行界定，如指出“碑誌類者，其體(ti) 本於(yu) 《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yu) 金石”“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shu) 》具之矣”，體(ti) 現了漢學考據與(yu) 宋學義(yi) 理的融合。他雖排斥齊梁以下靡麗(li) 的辭賦與(yu) 空談義(yi) 理的宋儒散文，但將韓愈向鱷魚發出討檄的《鱷魚文》列入“詔令類”，皆因其為(wei) “諭下之辭”且辭氣雄健。他強調“古文不取六朝人”，卻承認“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在辭賦類中適當選錄，體(ti) 現了對文學性的尊重。他推崇唐宋八大家，卻不忽視清初古文家的成就，選錄方苞、劉大櫆等人的作品。

姚鼐充分借鑒了前代選本的編纂經驗，又實現了突破性創新。南梁《文選》、北宋《文苑英華》多六朝隋唐駢儷(li) 綺靡之作，南宋呂祖謙《皇朝文鑒》及真德秀《文章正宗》重義(yi) 理但選錄範圍狹窄，明代唐順之《文編》和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選文精到但亦存偏頗。姚鼐繼承前代文章總集分體(ti) 編次的傳(chuan) 統，又摒棄諸多選本“分體(ti) 碎雜”以及風格浮靡或選文偏隘的弊端，突破理論薄弱的局限，通過係統的分類與(yu) 理論闡釋，使《古文辭類纂》兼具教學功能與(yu) 學術價(jia) 值。《古文辭類纂》既堅守古文正統，又不墨守成規，選文體(ti) 現了多方麵的思想超越。

文學史上的地位與(yu) 深遠影響

《古文辭類纂》的編纂標誌著桐城派正式確立了在中國古文史上的正統地位，其“義(yi) 理、考據、辭章”合一的理論主張，超越了漢宋之爭(zheng) 的局限，為(wei) 古文創作提供了新的範式。其選文標準與(yu) 理論闡釋，將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傳(chuan) 統進一步經典化，確立了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等古文家的典範地位。其“八要素”理論深刻影響了清代中後期的古文創作，曾國藩、吳汝綸等古文家均深受其啟發。

《古文辭類纂》作為(wei) 教學範本，迅速成為(wei) 書(shu) 院教育的核心教材，培養(yang) 了大批古文人才，使桐城派的古文理論得以廣泛傳(chuan) 播，影響綿延至民國時期。姚鼐本人在各地講學期間，即以《古文辭類纂》為(wei) 講義(yi) ，指導學生按類學文，循類進階，極大提高了古文學習(xi) 的效率。晚清張之洞在《書(shu) 目答問》中，將其列為(wei) 諸生治學導讀書(shu) 目，稱其為(wei) “最古雅有法”的三種選本之一，進一步擴大了其教育影響力。謝無量編著《新製國文教本評注》時，第一冊(ce) 分論著、序錄、書(shu) 牘、傳(chuan) 誌、雜記五編，明顯有其體(ti) 例痕跡。在文學傳(chuan) 統不斷被重新審視的今天，重新解讀《古文辭類纂》的學術建構與(yu) 文學史意義(yi) ，對於(yu) 傳(chuan) 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推動當代文學創作與(yu) 學術研究具有重要啟示。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