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作者：馬天嬌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西曆2025年12月29日

“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出自南宋理學家張栻的《論語解·序》，原文為(wei) ：“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嚐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張栻認為(wei) ，人在實踐活動之初，總是依據其所認知的理念進行，實踐越深入則認知越深刻，認知越深刻則實踐越通達，“知”與(yu) “行”始終相互生發、相互隨行。這一論斷闡明了認識和實踐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辯證關(guan) 係，彰顯了中國古代哲學對知行關(guan) 係的深刻洞察。

知行關(guan) 係是中國哲學的重要命題。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就對認識和實踐的關(guan) 係作過初步探討。《尚書(shu) ·說命中》提出“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左傳(chuan) ·昭公十年》提出“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荀子·儒效》提出“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孔子則將知與(yu) 行作為(wei) 修身治國的基礎，指出“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宋代以降，對知行關(guan) 係的認知進入新的曆史階段。北宋程頤提出“知先行後”說，認為(wei) “君子以識為(wei) 本，行次之”，認識愈明確，信念愈篤實，行動也愈果斷。南宋朱熹提出“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知行相互區別又相互依賴，窮理為(wei) 先、須先知得方行得；力行為(wei) 重、是行其知之行。明代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認為(wei) 知和行都是主觀的心所產(chan) 生的，二者本不可離，“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明清之際，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先後提出“行先知後”“力學致知”“行可兼知”等觀點，對知行學說作了修正和發展。

“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這一洞見，並未止步於(yu) 宋明理學，而是以其鮮明的實踐導向，深刻融入了中國文化與(yu) 政治的發展脈絡之中。

行者知之成，行之力可益知。其一，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中寫(xie) 道：“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掌握很多支樂(le) 曲之後才能懂得音樂(le) ，觀察過很多柄劍之後才懂得如何識別劍器，強調通過“操千曲”“觀千器”的大量實踐獲得“曉聲”和“識器”的認知鑒別能力。宋代詩人陸遊的《冬夜讀書(shu) 示子聿》有言，“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從(cong) 書(shu) 本上得來的知識終究是有限的，要真正理解掌握知識，必須躬身實踐。其二，實踐是認識發展的動力。實踐驅使人們(men) 不斷發現新問題、驗證舊知識，從(cong) 而極大地推進了認知的深度和廣度。明代李時珍在行醫之時，發現前代藥書(shu) 存在諸多謬誤。為(wei) 探尋真知，他搜羅百氏、訪采四方，考古證今、窮究物理，不僅(jin) 親(qin) 自采集、觀察草藥形態，更遍訪農(nong) 夫漁樵、收集民間驗方。通過數十年的實地考察和實踐驗證，他糾正了前人大量錯誤，最終以豐(feng) 富的一手資料將中國藥學理論提升到新的高度，成就了被譽為(wei) “古代中國百科全書(shu) ”的《本草綱目》。其三，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戰國時期，秦國偏居西隅，因采取正確的策略開展變法，最終戰勝六國，完成統一。而原本實力相當的趙國卻任命“紙上談兵”的趙括為(wei) 帥，他在長平之戰中機械套用兵書(shu) 理論貿然出擊，終致40萬(wan) 趙軍(jun) 慘遭活埋，趙國自此一蹶不振，直至滅亡。王安石“青苗法”等設計在理論上旨在惠民強國，但在推行實踐中，卻因吏治、執行等諸多複雜現實因素而扭曲變形，最終事與(yu) 願違。這些例證充分證明，理論若不能經受實踐的檢驗就不是真知，而是導致失敗的虛妄之知。

知者行之始，知之深能促行。其一，認識對實踐具有指導作用，理論知識越紮實，實踐就越順暢。秦國蜀郡守李冰將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整體(ti) 係統觀應用於(yu) 水利工程，形成“乘勢利導、因時製宜”的治水理論，據此設計“飛沙堰”“寶瓶口”，使成都平原從(cong) “水旱頻仍”變為(wei) “天府之國”。南宋張栻主張學問“於(yu) 踐履中求之”，任職地方後將“傳(chuan) 道濟民”理念付諸實踐，興(xing) 修水利、整頓吏治、改善民生，做出了不少事功。晚清名臣左宗棠曾說，“事無大小，均有一當然之理，即事窮理，何處非學？”“果能日日留心，則一日有一日之長進；事事留心，則一事有一事之長進。”正因注重對認識的總結和深化，其行軍(jun) 理政頗有成效：收複新疆時，他憑借早年積累的地理知識製定了“緩進急戰”的軍(jun) 事戰略；治理西北時，他效仿前人的水利改革修建數千裏灌溉渠道，最終成就一代名臣。這些先賢往往因其深厚的學養(yang) 和正確的理論，從(cong) 而在實踐活動中高瞻遠矚、成就斐然。其二，認識須經過審視、思考、判斷方能提煉出“真知”，正確的認識能科學指導實踐，錯誤的認識則會(hui) 把實踐引入歧途。諸葛亮隱居隆中期間對天下大勢進行冷靜研判，認為(wei) 曹操已“擁百萬(wan) 之眾(zhong) ，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與(yu) 之爭(zheng) 鋒；孫權“國險而民附”，可為(wei) 援而不可圖。唯有荊州和益州是戰略真空，遂提出“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nei) 修政理”的方針，劉備據此執行，最終成功建立蜀漢政權，形成三國鼎立之勢。反觀西漢王莽，其對社會(hui) 的認知建立在“回歸三代之治”的虛幻理想上，建立新朝後欲複井田、強推王製，最終導致農(nong) 商失業(ye) ，食貨俱廢，經濟崩潰，民變四起。

知行相資，循環往複，方能致遠。知、行二者並非孤立，而是相輔相成的動態過程，實踐產(chan) 生真知，真知又引導更高水平的實踐，形成“實踐—認識—再實踐”的螺旋式發展。司馬遷出身史官家族，年少時飽讀宮廷藏書(shu) ，但他深諳書(shu) 本之局限，壯遊天下，“南遊江淮，上會(hui) 稽，探禹穴”，途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信核實，終成“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之巨帙。明末科學家徐光啟並未止步於(yu) “知”，而是親(qin) 自“履畝(mu) 治田，手自樹藝”，驗水利於(yu) 津門，終纂成《農(nong) 政全書(shu) 》。魏源提出“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訪問始”。反觀魏晉南北朝時期，風流名士以清談為(wei) 風尚，玄學神行、輕視實幹，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最終“股肱惰而萬(wan) 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luan) ”，留下了“神州蕩覆，宗社丘墟”的深刻曆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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