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師道精神的價(jia) 值意蘊

作者：黃永其（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博士後）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西曆2025年11月22日

自中唐至宋代，古代中國經曆了一場深刻的文明轉型，學者往往將之稱為(wei) “近世化”，其基本特征是凸顯世俗性與(yu) 平民性。在這一文明變遷的大背景下，宋代儒學的師道複興(xing) 運動應運而生，成為(wei) 時代轉型的重要表征。

據史料記載，在中唐時期，儒學的傳(chuan) 承已現危機。當時已是學絕道喪(sang) 、士風大壞的局麵。讀書(shu) 人往往自命不凡，恥於(yu) 求師問友，把閉門自學美化為(wei) “生而知之”。麵對此種流弊，韓愈便在《師說》中發出“師道之不傳(chuan) 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的感歎。他指出，古代的聖賢之所以能成就功業(ye) 、養(yang) 成良好的德行品質，就在於(yu) 他們(men) 能破除門戶之見，秉持“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yu) 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ye) 有專(zhuan) 攻”的態度，積極向學。這種師道精神是當時的學者最欠缺的。

韓愈的《師說》可謂師道複興(xing) 運動的濫觴。至於(yu) 北宋時期，被稱為(wei) “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複、石介，以及範仲淹、歐陽修等學者，都接續了韓愈的道路，大力推動師道的複興(xing) 。他們(men) 的工作主要包含以下三個(ge) 層麵：

首先，他們(men) 興(xing) 辦學校書(shu) 院，以此作為(wei) 師道複興(xing) 的製度載體(ti) 。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孫複創辦的泰山書(shu) 院、石介創辦的徂徠書(shu) 院，以及範仲淹曾主持過的應天書(shu) 院等等。通過這些有識之士的努力，書(shu) 院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形成了學校遍於(yu) 四方、師儒之道挺立的繁榮景象。

其次，宋初儒者繼承了古文運動“文以載道”的精神，積極回歸儒家經典，主張“說經以推明治道”，也就是通過對《五經》的研讀，來挖掘治國安邦的具體(ti) 方案。胡瑗開創的“蘇湖教法”最具代表性，該教法分“經義(yi) ”與(yu) “治事”兩(liang) 齋。前者是對儒家經典的學習(xi) ，培養(yang) 學生的理論素養(yang) ；後者是對具體(ti) 實用學科的學習(xi) ，如邊防、水利、算術等等，側(ce) 重於(yu) 實踐層麵。這種經世致用、理論與(yu) 實踐相結合的教學理念，對於(yu) 我們(men) 當下也仍有借鑒意義(yi) 。

最後，宋初儒者的師道複興(xing) 運動，成功塑造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精神品格。與(yu) 唐代士人的浮華放浪不同，宋初的知識分子大多出身貧寒、困窮苦學，其學風也就更加樸實穩健。他們(men) 心係蒼生，胸懷天下，自信能夠超邁漢唐，以複三代之治為(wei) 己任。範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嶽陽樓記》），正是這種精神的縮影。

到了北宋中期，儒者開始積極從(cong) 理論層麵對這一師道複興(xing) 運動進行總結。程頤在為(wei) 其兄長程顥所作的墓表中講道：“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chuan) 。”（《明道先生墓表》）該墓表可謂理學道統論的綱領文章。程頤以周公和孟子作為(wei) 三代曆史的拐點，實則是在強調孔子的地位與(yu) 作用。他的完整理解是：五帝三王之所以能夠成就善治，正是因為(wei) 他們(men) 都是有德有位的聖王，故而能夠製作禮樂(le) 以推行教化。而在周公死後，便無這樣的製禮主體(ti) ，聖人之道也就不再行於(yu) 世間。而生當亂(luan) 世，孔子雖有聖人之德，卻無王者之位，於(yu) 是隻能一方麵用《五經》總結古昔聖王的文明傳(chuan) 統，另一方麵則開創了聖人之學來傳(chuan) 承其中的教化原理，而在孟子逝後，這項孔門事業(ye) 也就無人接續了。

我們(men) 知道，孔子是曆史上的第一位老師。在孔子之前，文化知識被貴族壟斷，而孔子則將原先專(zhuan) 屬於(yu) 貴族的文化知識下移至民間，向所有人開放，開創了“有教無類”的新局麵。這是孔子對三代文明的創造性轉化。程頤的聖王敘事，本質上是將師道複興(xing) 同三代曆史結合在一起，從(cong) 曆史哲學的角度對之論證。

程頤進而指出：“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chuan) ，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chuan) 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同上）周公與(yu) 孟子之死，分別代表著君道與(yu) 師道之喪(sang) ，對於(yu) 儒家的教化事業(ye) 都是沉重的打擊。但程頤顯然覺得後者更加嚴(yan) 重。這是因為(wei) ，師道記載著教化事業(ye) 的核心原理。即便君道淪喪(sang) ，傳(chuan) 承師道的“真儒”也能夠揭示善治之道，指明方向，守先待後。但如果師道也淪喪(sang) 了，天下將陷入昏亂(luan) 盲目的境地，人們(men) 將分不清什麽(me) 是天理，什麽(me) 是人欲。

程頤還說：“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辟邪說，開曆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wei) 功大矣。”（同上）他的兄長程顥的最大功績，就是從(cong) 經典中發現了湮沒已久的聖人之學，從(cong) 而排斥異端邪說。可見，二程是以傳(chuan) 聖人之學，也就是孔子開創的師道而自任的。將師道與(yu) 孔子及其門人相關(guan) 聯，這是程頤在師道複興(xing) 運動中最大的理論貢獻。

到了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程頤的思路，在很多地方都表明了類似的看法。在《大學章句序》中，朱熹認為(wei) 伏羲、神農(nong) 、黃帝、堯、舜這些古代聖王的共同點，就在於(yu) 繼天立極，設立禮樂(le) 製度來教化萬(wan) 民。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學校製度，這是他們(men) 能開一代盛世的關(guan) 鍵。而周代衰落之後，教化陵夷，風俗衰頹。此時的聖人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yu) 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chuan) 之以詔後世”（《大學章句序》）。孔子生當衰周，有聖德而無王位，故隻能整理經典、開創來學。在朱熹看來，三代學校製度的核心原理，就被孔子記載在《大學》中，而曾子則對之進行了闡發。而隨著孟子的離世，《大學》的孔門傳(chuan) 承也就中斷了。顯然，朱熹這裏的理解，和程頤是一致的。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說：“《中庸》何為(wei) 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chuan) 而作也。”明確將《中庸》定性為(wei) 子思所作的傳(chuan) 承聖人之學的作品。朱熹認為(wei) ，三皇、五帝、三王、孔子這些古代大聖都是道統的傳(chuan) 承者。而在道統序列中，孔子有特別的地位，因為(wei) “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yu) 堯舜者”（《中庸章句序》）。孔子雖然沒有當君主，沒有製禮作樂(le) ，但他卻開創了聖人之學，挺立師道，使教化事業(ye) 突破了曆史的限製，後人能夠借由經典來了解教化的核心原理。這是孔子作為(wei) 老師的最大的功勞。

我們(men) 知道，《大學》《中庸》本是《禮記》中的兩(liang) 篇。朱熹將之獨立出來，與(yu) 《論語》《孟子》一起組成了《四書(shu) 》，形成了新的儒家經典體(ti) 係。如果說程頤的貢獻在於(yu) 從(cong) 曆史哲學的角度論證宋代儒者的師道複興(xing) 運動，那麽(me) 朱熹的貢獻，就在於(yu) 將《四書(shu) 》確立為(wei) 師道的經典載體(ti) 。

宋代的師道複興(xing) 運動發展到二程和朱熹這裏，已經具備了比較強的道統意識。宋代儒者以師道自立，以天下為(wei) 己任，並不把自己視為(wei) 君主的附庸。他們(men) 認為(wei) 君主應當與(yu) 士人“同治天下”，共同承擔起教化的任務。這為(wei) 士人批判君主的越軌失範行為(wei) 提供了思想武器，對君主有一定的製約作用。不過，這也常常引發君主對於(yu) 師道的反抗。例如，由於(yu) 理學學者的努力，孔子在孔廟中曾一度享王者之製。但明代嘉靖年間，明世宗不喜師道與(yu) 君道並尊，故對孔廟規製進行了全麵減殺。這是師道與(yu) 君道的緊張關(guan) 係的一個(ge) 例證。

除了批判驕君之外，宋代師道複興(xing) 運動還有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那就是開拓民間事業(ye) 。古代中國是禮儀(yi) 之邦，但漢唐與(yu) 宋元明清的禮樂(le) 卻頗有不同。前者重在政治製度，強調自上而下的治理；後者則強調基層建設，強調地方師儒的教化工作。宋代之後，知識分子開始深入民間，進行各種非官方的教化建設，重整風俗、淬礪人心，充分顯示出師道複興(xing) 運動同古代中國“近世化”轉向的適應。在這方麵，朱熹可以說做出了比較好的表率。他的《家禮》對傳(chuan) 統的《三禮》之學進行了改造，將原先專(zhuan) 屬於(yu) 貴族的禮儀(yi) ，改造為(wei) 平民適用的儀(yi) 軌。元、明、清三朝的婚禮、宗族、祠堂、書(shu) 院、鄉(xiang) 約、喪(sang) 禮、社倉(cang) 等諸多禮儀(yi) ，大多是基於(yu) 朱熹的設想而建立的，其影響至於(yu) 今日。

總之，宋代儒學的師道複興(xing) 運動，通過創辦書(shu) 院、闡釋經典、重建道統等各種方式，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士大夫，推動了古代中國“尊師重教”傳(chuan) 統的形成。其精神至今仍有啟示：我們(men) 的教育應當知識與(yu) 品質、理論與(yu) 實際並重，強調個(ge) 人服務社會(hui) 、關(guan) 懷民生的責任和情懷，積極培養(yang) 有擔當、有理想、虛心且上進的士人學子。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