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者，義(yi) 之和也

作者：扈書(shu) 乘（作者係濟南市委黨(dang) 校（行政學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長（副院長））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冬月十七日己卯

          耶穌2026年1月5日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中曾發出“天下熙熙，皆為(wei) 利來；天下攘攘，皆為(wei) 利往”的慨歎。這不是對人性本質的簡單定義(yi) ，而是對人類社會(hui) 活動超越時空的深刻洞察，並揭示出隱伏其後樸素且強大的驅動力。毫無疑問，這一驅動力在滿足人們(men) 物質和精神需求、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時，也有力推動了人類社會(hui) 的文明進步。但古人早已明白，當趨利之心脫韁狂奔時，極易衝(chong) 脫基本的人倫(lun) 道德與(yu) 社會(hui) 規則，產(chan) 生見利忘義(yi) 、巧取豪奪、損人利己、違法亂(luan) 紀等諸多流弊，嚴(yan) 重破壞人際和諧與(yu) 社會(hui) 健康。《孟子》中也有“為(wei) 富不仁矣，為(wei) 仁不富矣”的記述。古往今來，總有人認為(wei) “義(yi) ”與(yu) “利”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與(yu) 衝(chong) 突。

《易傳(chuan) ·乾文言》提出：“利者，義(yi) 之和也。”大意為(wei) ，利益一定是道義(yi) 的聚合，揭示了“義(yi) ”“利”之間根本一致的內(nei) 在邏輯。這一論斷，既沒有簡單否定利益、推崇道義(yi) ，又賦予了道義(yi) 作為(wei) 利益實現價(jia) 值校準的前置定位，使趨利行為(wei) 得以具備意義(yi) 評判與(yu) 實踐理性，實現了“義(yi) ”“利”關(guan) 係的內(nei) 在統一與(yu) 全麵和諧。更進一步來看，道義(yi) 並非利益的宿敵，反倒是其忠誠不二的“護衛者”。隻有合乎道義(yi) 的利益才真實可靠、可大可久，也才能真正造福個(ge) 體(ti) 與(yu) 社會(hui) ，並在求取與(yu) 散施中，助益個(ge) 人道德修為(wei) 和人格成長，促進社會(hui) 健康運行與(yu) 文明進步。

孔子在《論語·裏仁》中告誡世人：“富與(yu)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yu)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論顯然遠比司馬遷對社會(hui) 驅動力的簡單揭示高明得多。孔子既承認去貧賤而求富貴是社會(hui) 大眾(zhong) 普遍存在的合理需求，又主張其中應有道義(yi) 層麵的權衡。“不以其道得之”，則寧肯安處貧賤而拒絕富貴。正因有此權衡與(yu) 智慧，孔子才會(hui) 有“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le) 亦在其中矣。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的灑脫，顏回才會(hui) 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le) ”的沉靜。《大學》說：“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義(yi) 而獲的富貴，如浮雲(yun) 一般虛幻縹緲、不可持守，孔子之喻實在是見地深遠又恰如其分。不僅(jin) 是富貴，即便最可寶貴的生命，在大義(yi) 麵前有所失反倒是一種成全。孔子之言“殺身成仁”，孟子所論“舍生取義(yi) ”，詮釋的都是這個(ge) 道理。從(cong) 古至今，很多誌士仁人在重大考驗麵前能夠見義(yi) 勇為(wei) 、從(cong) 容就義(yi) ，就是具備了這樣的通透認知。

孔子、顏回等古聖先賢如何能夠做到“貧而樂(le) ”，《莊子·讓王》一語道破天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le) ，通亦樂(le) ，所樂(le) 非窮通也。道德於(yu) 此，則窮通為(wei) 寒暑風雨之序矣。”“孔顏樂(le) 處”成為(wei) 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關(guan) 於(yu) 人格理想與(yu) 道德境界的重大命題。當然，儒家尊崇的這一境界，並非苛求大眾(zhong) 人人能及，而是期望在這個(ge) 理想目標引領下，能夠確立“義(yi) 以為(wei) 上”“見利思義(yi) ”的原則，以免跌入見利忘義(yi) 、唯利是圖的泥淖。

《論語·裏仁》指出：“放於(yu) 利而行，多怨。”諸如此類的論述，正是孔子和儒家關(guan) 於(yu) 唯利是圖危害的鄭重警示。聯係曆史與(yu) 現實可知，這並非迂遠空闊的說教，而是對社會(hui) 心理的明察。單純把利益作為(wei) 行事的標準，必然導致行為(wei) 失範、競爭(zheng) 失序、正義(yi) 失守、人心失衡等問題，引發人際矛盾和社會(hui) 混亂(luan) 。這些惡果又會(hui) 反過來侵蝕人與(yu) 人之間合作與(yu) 信任的基礎，進而使矛盾和混亂(luan) 愈演愈烈。《大學》言：“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nei) 末，爭(zheng) 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德本財末”說，並非主張道德至上、輕視財富，而是提醒人們(men) 要明晰二者關(guan) 係，建立理性智慧，不要舍本逐末。孔子的弟子有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抓住了“德”這個(ge) 根本，不僅(jin) 可以防止詐虞施奪，還能夠匯聚人心，並且愈“仗義(yi) 疏財”愈“財源廣進”。《大學》所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周易》“厚德載物”“積善人家必有餘(yu) 慶”，都蘊含著這樣的道理。

對為(wei) 官從(cong) 政者而言，有此智慧尤為(wei) 重要。《孟子》記載，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劈頭就問：“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言為(wei) 心聲，梁惠王的“價(jia) 值觀”“政績觀”一語昭然。為(wei) 官從(cong) 政的首責就是造福百姓，所謂“政在養(yang) 民”“奉天惠民”“寵之四方”“務民之義(yi) ”。若言求利，踐行造福百姓之道義(yi) ，則應是為(wei) 官從(cong) 政者唯一當求之利。正如《大學》所言：“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孟子周遊列國，積極推行的就是這樣的仁政主張。所以麵對梁惠王後患無窮的執政觀偏差，毫不客氣地回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的教誨，至今依然發人深省，成為(wei) 為(wei) 官從(cong) 政、立身處世的警戒。

當然，“曰義(yi) ”並非暗於(yu) 利、不求利，而是能夠明晰義(yi) 之於(yu) 利的統攝地位，於(yu) 人之修為(wei) 的方向引領。《論語·裏仁》中，孔子說：“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孔子之“喻”與(yu) 孟子之“曰”異曲同工。“喻”“曰”體(ti) 現不同的認知與(yu) 追求，也必然培塑不同的修養(yang) 與(yu) 人生。明代晉商代表王現墓誌銘曰：“夫商與(yu) 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潔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yi) 製，名以清修，恪守其業(ye) ，天之鑒也。”此銘乃王現生前對子孫的諄諄教訓，可謂深得孔孟義(yi) 利之辯的精要。無論經商還是為(wei) 政，必須徹悟“利以義(yi) 製，名以清修”的大道，如此一來，從(cong) 事任何一項事業(ye) ，都會(hui) 成為(wei) 踐行道義(yi) 、修養(yang) 德行的進階。尤其在麵對無處不在的誘惑與(yu) 挑戰時，更需明辨“君子喻於(yu) 義(yi) ”的先後本末，篤定踐行“義(yi) 利和合”。牢記“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因果律，把追求個(ge) 人成功與(yu) 幸福，堅定建立在勤勞、誠信、合規、利他的光明大道之上。

孔子和他的多位弟子，都曾出仕為(wei) 官，孔子更官居魯國大司寇，並一度“行攝相事”。正因有正確而恒定的義(yi) 利觀，孔門師徒不僅(jin) 無一人貪墨怠惰，而且個(ge) 個(ge) 勤勉，孜孜於(yu) “修己安人”“修齊治平”的高尚誌向，最終在踐行義(yi) 利合一中實現了外在事功與(yu) 內(nei) 在修為(wei) 的雙重成就，且影響至今。唐朝政治家、文學家陸贄，自翰林學士一路官至宰相，始終把“利者，義(yi) 之和也”作為(wei) 為(wei) 官從(cong) 政的自箴之言，強調立身處世應“以義(yi) 為(wei) 本，以利為(wei) 末”。在他看來，權力當如權衡，履職用權，就是以義(yi) 為(wei) 權、取重舍輕、行道利民、潔身遠賄，最終實現義(yi) 利合一的過程。隻有這樣，才稱得上“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造福黎民百姓的賢官良吏。

“利者，義(yi) 之和也”，以其深邃的智慧，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一麵審視曆史、觀照當下、指引未來的明鏡。一個(ge) 健康的社會(hui) 、一種成功的人生、一項偉(wei) 大的事業(ye) ，絕非建立在“義(yi) ”“利”對立、彼此撕裂的基礎之上，真正的繁榮與(yu) 安寧，必源於(yu) 對道義(yi) 的持守、對規則的敬畏、對和諧的追求。當利益之舟能以道義(yi) 為(wei) 舵、以仁愛為(wei) 帆時，方能在不斷實現物質豐(feng) 饒的同時，載著人類真正的福祉，駛向文明和諧、精神富足的光輝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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