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何以需要史料學

作者：王晉卿（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助理教授）

來源：社會(hui) 科學報社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冬月十七日己卯

          耶穌2026年1月5日

重思中國哲學與(yu) 史料學的關(guan) 係

近來，何俊教授《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出版，為(wei) 在中國哲學研究不斷自覺的背景下重思中國哲學與(yu) 史料學的關(guan) 係提供了恰切的契機與(yu) 新的視野。自胡適、馮(feng) 友蘭(lan) 撰寫(xie) 中國哲學史以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一直或隱或顯地發揮著重要作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導言一多半都在講史料問題，而馮(feng) 友蘭(lan) 所著《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對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有奠基性意義(yi) 。此後，張岱年、蕭萐父、劉文英、商聚德等皆有相關(guan) 著述。縱觀百餘(yu) 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發展曆程，不難發現，史料學不僅(jin) 是完善已有史料、增補新發掘史料，而且隨著學界對中國哲學認識的變化而變化。這一變化對史料學具有根本性意義(yi) ，因此，史料學著述的出版多值中國哲學發展的關(guan) 鍵時期，而當下中國哲學研究日新月異，新史料學著作可謂正當其時。

然而，在哲學與(yu) 曆史兩(liang) 個(ge) 領域內(nei) ，分別與(yu) 中國哲學對照的西方哲學與(yu) 中國思想的研究雖同樣需要材料，卻並不存在同等意義(yi) 的西方哲學史史料學與(yu) 中國思想史史料學。既如此，中國哲學何以需要史料學？中國哲學又需要什麽(me) 樣的史料學？

中國哲學與(yu) 史料學的親(qin) 緣關(guan) 係

中國哲學與(yu) 史料學的親(qin) 緣關(guan) 係可以從(cong) 三個(ge) 方麵加以分析。首先，中國哲學的現代化進程始終伴隨著確證相關(guan) 傳(chuan) 統典籍具有哲學性的工作。在傳(chuan) 統中國，哲學與(yu) 曆史、文學以及更廣泛的精神活動交織在一起，現代學者從(cong) 諸精神活動交織於(yu) 一體(ti) 的文本中梳理出哲學，必然涉及文本擇取問題。文本擇取是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首要工作，也是最關(guan) 鍵的工作，它不僅(jin) 要求選擇相關(guan) 文本，還要求闡釋所擇取文本的哲學性，即為(wei) 選擇該文本提供理由與(yu) 辯護。不同時代、不同學者對何為(wei) 中國哲學的理解不同，所擇取的文本與(yu) 提供的理由亦不同，正由於(yu) 此，不同學者心中有不同的史料學，不同的時代也呼喚著不同的史料學。在另一個(ge) 角度上，擇取哲學史料的過程也是確證中國哲學的過程，在學者們(men) 所擇取的史料中，我們(men) 可以見到其對中國哲學的理解。進一步看，文本擇取之於(yu) 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性，並不同樣存在於(yu) 西方哲學與(yu) 中國思想的研究之中。兩(liang) 者都不需要通過史料的擇取來確證自身，是以，兩(liang) 者的研究雖同樣需要史料，但並不需要有相應的史料學。

其次，自現代中國哲學學科確立以來，中國哲學長期以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方式來展開。由此，哲學史料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便不可或缺。對初學者而言，尤其如此。為(wei) 方便哲學專(zhuan) 業(ye) 學生迅速掌握繁複的史料，需要有史料學的課程，以紹述重要典籍的內(nei) 容並訓練學生解讀文本的能力。這種訓練涉及兩(liang) 個(ge) 哲學之外的範疇：其一是文獻學和小學的訓練，其二是培養(yang) 對文本的曆史意識。就前者而言，雖然哲學史上常有創造性誤讀的經典案例，但專(zhuan) 業(ye) 的哲學研究者需要如其所是地理解哲學家與(yu) 哲學文本，在這個(ge) 層麵，哲學研究者雖不需要成為(wei) 文獻學家、小學專(zhuan) 家，但由版本、校勘、辨偽(wei) 以保證文本的真實性，以及由文字、訓詁、音韻以通達義(yi) 理的進路仍然是必須的。就後者而言，注重文本的曆史性，並非要將哲學問題還原為(wei) 曆史問題，而是要使相關(guan) 的哲學討論具有曆史的厚度，避免脫離曆史語境的空疏之論。當下哲學教育的專(zhuan) 業(ye) 化傾(qing) 向越來越重，哲學專(zhuan) 業(ye) 學生在文獻學、小學以及曆史意識等方麵的訓練愈加欠缺，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講授便顯得愈加重要。

最後，哲學史料的擇取與(yu) 解讀不僅(jin) 關(guan) 係著中國哲學史層麵的中國哲學研究，還關(guan) 乎現當代中國哲學自身的進展。中國傳(chuan) 統哲學常采取“述而不作”的注解方式來推進，現當代中國哲人大多仍受傳(chuan) 統影響，秉持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所說的“接著講”的精神。在這個(ge) 問題上，即使是不專(zhuan) 門研究哲學史而直接構建哲學體(ti) 係的金嶽霖先生，也采取了“舊瓶裝新酒”的方式，而哲人之所“接”與(yu) 所選用之“舊瓶”皆源於(yu) 他們(men) 認定的屬於(yu) 哲學範疇的傳(chuan) 統中國的著作。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現當代中國哲學的推進同樣關(guan) 乎哲學文本的擇取與(yu) 認定問題，即關(guan) 乎史料學。在當下中國哲學研究中，不少學者強調問題的重要性，並且有不同的對待問題的進路，但大多數討論仍極為(wei) 重視傳(chuan) 統哲人的著述，並沒有完全脫離傳(chuan) 統的論題與(yu) 材料，且特別重視利用傳(chuan) 統哲思來推動對現代問題的思考。可以預見，至少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段內(nei) ，中國哲學的推進仍將與(yu) 哲學史料保持著親(qin) 緣關(guan) 係。隻不過，隨著對中國哲學本身理解的變化，人們(men) 對哲學史料的理解也必然發生變化。

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仍有生命力

何俊教授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一方麵在選材上不再限於(yu) 子書(shu) ，凡傳(chuan) 統經史子集、類書(shu) 、叢(cong) 書(shu) 以及現代出土文獻皆在作者的視野之內(nei) ；另一方麵在整體(ti) 排序上不再以年代、人物為(wei) 準，而是以經傳(chuan) 、諸子、史籍、文集、佛道的順序加以排列。前者拓寬了中國哲學的研究視野，後者則回到了目錄學的傳(chuan) 統。兩(liang) 者的目標都是在中國哲學原初坐標係中發掘自身的內(nei) 生性問題，不再依傍西方知識架構來剪裁中國哲學，所謂“取其精神內(nei) 核而超越知識形態”。當下中國哲學研究的諸多成果都展現出這一精神取向，例如陳少明教授對《蘭(lan) 亭集序》的分析，貢華南教授對酒哲學的探索等。這些研究所用材料遠超此前所謂哲學史料的範圍，從(cong) 而極大拓展了既有的研究範疇。貢華南教授特別自覺於(yu) 文本選材問題，他說：“作為(wei) 基本生活之物，酒與(yu) 不同層次的活動關(guan) 聯，有些進入經典文本，更多的散落在與(yu) 生存感受直接相關(guan) 的詩詞歌賦、筆記小說甚至蕪雜的野史中。因此，本書(shu) 的取材非唯經史，亦不限於(yu) 子集。但是，不管出於(yu) 何種文本，酒以及與(yu) 酒相關(guan) 的活動總是被反複地經驗與(yu) 實證，被深刻領悟與(yu) 深度思考。”依此，仿照“六經皆史”的講法，可謂“四部皆哲學”，即凡是具有精神性的文本，都可以成為(wei) 哲學關(guan) 注的對象。

不過，若四部皆哲學，哲學研究與(yu) 思想史研究的區別何在？實際上，哲學與(yu) 思想史的區別不僅(jin) 在於(yu) 研究對象，更在於(yu) 研究方式，即是以哲學的方式關(guan) 注一般性問題還是以史學的方式關(guan) 注思想的演曆。進而，取材於(yu) 四部並不意味著所有文本都具有同等的哲學性，隻是說研究者應善於(yu) 洞察被傳(chuan) 統認為(wei) 非哲學文本的哲學性，並發掘其哲學潛能。歸根結底，“取材非唯經史，亦不限於(yu) 子集”仍然意味著要“取材”，隻要還需擇取材料，那就需要史料學。這個(ge) 意義(yi) 上的史料學不再是一種基礎性文本紹述行為(wei) ，亦不再是對哲學初學者所進行的文本閱讀訓練，而是一門高明、深刻的眼力學，其所考察的不是研究者對文本的熟稔度，而是研究者對文本哲學性的洞察力。在理想狀態下，每位成熟的研究者都應有自己的史料學，這種史料學基於(yu) 各自對中國哲學的理解而形成，既有自己的史料庫，又有自己獨特的閱讀與(yu) 闡釋方法，並在整體(ti) 上呈現個(ge) 人的哲學進路與(yu) 研究風格。

綜上所論，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應大體(ti) 包括四個(ge) 方麵：擇取史料、提供方法（文獻學、小學工夫及哲學讀書(shu) 法等）、紹述文本、闡明文本哲學性。在這四個(ge) 方麵中，文獻學、小學等訓練以及紹述文本等工作具有相對確定性，擇取史料與(yu) 闡述哲學性的工作則考驗著研究者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前者意味著史料學是一門哲學基礎學科，而後者意味著史料學在“基礎”外還有“高明”的維度。對當下中國哲學研究而言，史料學的重心應在其“高明”的層麵，即突破以往史料學的藩籬，在更廣闊的文本範圍中發掘中國哲學的特質與(yu) 潛力。實際上，隨著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紹述文本等工作大體(ti) 已能被替代，而不可替代的是擇取文本的眼力或曰洞察力。由此，在AI時代，作為(wei) 基礎學科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仍有生命力，仍展現著價(jia) 值。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