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河圖洛書(shu) 範式之重構及其文明源起意象

作者：陳峴(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5年第6期

摘要：河圖洛書(shu) 在《周易·係辭》《尚書(shu) ·顧命》《論語》《禮記·禮運》等經典文本中或為(wei) 寶物、或為(wei) 祥瑞、或為(wei) 神話傳(chuan) 說，雖具文明源起意象但缺乏實質內(nei) 容。漢儒孔安國、劉歆開創“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範式，構建了基於(yu) 五行理論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宋儒劉牧則基於(yu) “象由數設”核心觀念，不但以融合天地生數、四象之數與(yu) 八卦的九宮數與(yu) 《周易·係辭》“天地之數”為(wei) 理論原理，創作了黑白點河圖洛書(shu) 範式，且成功賦予了“象數”觀念以文明起源意涵。朱子則在充分整合“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範式的曆史影響與(yu) 劉牧黑白點河洛範式的理論創新的基礎上，以對調方式完成了曆史上思想意涵最為(wei) 豐(feng) 富且影響最大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重建，亦成功重塑了河圖洛書(shu) 的文明源起與(yu) 傳(chuan) 承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河圖洛書(shu) 五行劉牧朱熹

河圖洛書(shu) 在中國曆史上兼具神話傳(chuan) 說與(yu) 曆史文獻雙重屬性，既是易學與(yu) 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發展演變的重要文本與(yu) 意象，又承載著古人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思考與(yu) 探索。自先秦時起，曆代學者都曾對何謂河圖洛書(shu) 展開過極為(wei) 豐(feng) 富的詮釋與(yu) 想象，“祥瑞受命說”“寶物說”“地圖說”“文獻說”層出不窮，各具影響。到了宋代，劉牧以黑白點線為(wei) 結構、以“天地之數”與(yu) “九宮”為(wei) 理論基礎，重構了以“數”為(wei) 內(nei) 核的抽象化河圖洛書(shu) 形態，刺激了宋代易學的轉型與(yu) 理學的發展。朱子則在此基礎上，充分吸納先秦至兩(liang) 漢、唐宋河洛學說的特色，在充分彰顯河圖洛書(shu) 文明源起意蘊的同時，綰合出了中國哲學史上結構最清晰、意涵最豐(feng) 富、影響最大的河圖洛書(shu) 學說。李申、任蜜林、劉成紀、林忠軍(jun) 、張克賓等學者均曾就河圖洛書(shu) 學史上的若幹專(zhuan) 題問題展開研究[1] ，但宋代學者特別是劉牧、朱子重構河圖洛書(shu) 範式的思想史轉型意義(yi) ，尤其是在賦予“象數”以新意涵基礎上對河圖洛書(shu) 文明源起意象的重建，仍是河圖洛書(shu) 學史研究中值得進一步探索的重要問題。

一、先秦至漢唐的河圖洛書(shu) 意象及其詮釋演變

河圖洛書(shu) 作為(wei) 中國思想史中重要的文明起源意象，在上古經典敘事中多次出現，其中最為(wei) 著名的是《周易·係辭》（以下簡稱《係辭》）“河出圖，洛出書(shu) ，聖人則之”論說。此說一方麵指出河圖、洛書(shu) 分別從(cong) 黃河與(yu) 洛水中降世，增添了其文明起源的神秘性價(jia) 值；另一方麵又將河圖、洛書(shu) 定義(yi) 為(wei) 上古帝王伏羲氏創作《周易》八卦的理論來源，賦予了河圖、洛書(shu) 以重要的學理價(jia) 值。但是，河圖、洛書(shu) 究竟是何形態?其啟發伏羲創作八卦的內(nei) 容又是什麽(me) ?《係辭》卻沒有給出說明。

相比之下，《尚書(shu) ·顧命》（以下簡稱《顧命》）的記載則稍加具體(ti)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dong) 序。”此說雖隻提到河圖而未及洛書(shu) ，但與(yu) 河圖並藏於(yu) 東(dong) 序、西序的大玉、夷玉、天球、弘璧等皆為(wei) 玉製寶物，我們(men) 由此可以推斷，此河圖很可能也隻是一件玉製寶物而已。雖然後世《尚書(shu) 》學家如孔安國、閻若璩等都傾(qing) 向於(yu) 將此河圖與(yu) 八卦係聯，但都是受了《係辭》影響所做出的經義(yi) 整合。僅(jin) 從(cong) 《顧命》本文來看，河圖與(yu) 《周易》八卦並無關(guan) 聯，因此這種具體(ti) 化的河圖記載並無明顯的文明起源象征意義(yi) 。

《係辭》與(yu) 《顧命》對於(yu) 河圖的闡述雖然並非完全矛盾，但解釋方向卻截然不同，前者重在其兼具神秘性與(yu) 學理性的文明起源價(jia) 值，後者則直接具象為(wei) 寶器。春秋時期，對河圖的詮釋卻在兩(liang) 者的張力中呈現出了一種異化的祥瑞意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論語·子罕》中所載孔子對河圖降臨(lin) 的期望：“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此說已與(yu) 《係辭》河圖論說產(chan) 生了顯著差別，因為(wei) 如若河圖是伏羲創作八卦的理論來源，那麽(me) 已有完備《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辭可以研習(xi) 的孔子並無再次獲取河圖的必要。孔子之所以慨歎河圖之不出，主要是認識到了自己不再具有受天命而為(wei) 王者的可能。可見，河圖在《論語》中所著重呈現的是一種與(yu) 鳳鳥類似的意象，它既具象化又不承擔具體(ti) 理論價(jia) 值的祥瑞受命功能。

孔子的祥瑞受命論說產(chan) 生了巨大的曆史影響，不但為(wei) 《禮記》《墨子》《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所采信與(yu) 闡發，還連帶著將這一時期人們(men) 對洛書(shu) 性質的理解也同化為(wei) 祥瑞。直到漢儒陸賈、公孫弘、李尋等人的論述中，祥瑞說仍為(wei) 主流。詳情可見下表：

較之《係辭》《論語》，《禮記·禮運》將河圖增字解為(wei) “馬圖”，並延續祥瑞受命論說，將之與(yu) 鳳凰、麒麟等一並視作祥瑞之物。這種馬負圖自黃河走出的論述顯然不合常理，於(yu) 是以鄭玄為(wei) 代表的注家將之解釋為(wei) “龍馬負圖而出也”[2] 。這是以神話敘事方式明確了河圖的祥瑞性質，並以“龍馬”這一自然界並不存在的神物增添了河圖的神秘性與(yu) 權威性。《墨子》和《呂氏春秋》將河圖解為(wei) “綠圖”，則是在祥瑞受命說的基礎上，將之理解為(wei) 一種預言之書(shu) 。這種說法也產(chan) 生了一定的曆史影響，如《北堂書(shu) 鈔》曾引《隨巢子》雲(yun) ：“殷滅，周人受之，河出綠圖。”[3] 認為(wei) 綠圖既是受命祥瑞，又有預言周人興(xing) 起的具體(ti) 內(nei) 容，綠圖也因此成為(wei) 了漢唐文學作品中的常用意象。《呂氏春秋》與(yu) 《淮南子》還將河圖的祥瑞論說拓展至洛書(shu) ，認為(wei) 太平盛世時會(hui) 有丹書(shu) 、綠圖分別從(cong) 洛水、黃河降世，直至陸賈、公孫弘、李尋的河圖洛書(shu) 論說，均沒有超越這一模式。由此可見，自戰國至漢初，將河圖洛書(shu) 解為(wei) 具有神話色彩的受命祥瑞，乃是最為(wei) 流行的範式。

隻是，祥瑞受命說雖然可以增添河圖洛書(shu) 的神秘性與(yu) 權威性，但其代價(jia) 是幾乎完全剝離了河圖洛書(shu) 與(yu) 八卦的學理淵源，使其不再具備具體(ti) 的經學義(yi) 理價(jia) 值。《尚書(shu) 》孔安國傳(chuan) 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問題，因此在注解《顧命》河圖說時，重新回到《係辭》語境，強調河圖就是伏羲繪製八卦前的天降寶物：“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曆代傳(chuan) 寶之。”[4] 此說並未完全拋棄數百年間祥瑞受命說的成果，而是將《係辭》《顧命》《禮運》諸說進行了整合，淡化河圖的祥瑞受命意義(yi) ，將其價(jia) 值重新明確為(wei) 伏羲繪製八卦的理論來源。眾(zhong) 所周知，在經學史敘事中，《周易》八卦為(wei) 六經中最早問世的經典文本，許慎亦在《說文解字》中將伏羲畫卦設定為(wei) 文字的起源。因此，孔傳(chuan) 重新強調河圖即八卦，其核心目的就是破除空泛的祥瑞受命說，重塑河圖的文明起源意象。

但與(yu) 《係辭》將河圖、洛書(shu) 並列為(wei) 伏羲創作八卦之源不同的是，孔傳(chuan) 對河圖、洛書(shu) 進行了切割處理，隻保留了河圖與(yu) 八卦的係聯，另將洛書(shu) 轉釋為(wei) 大禹受之於(yu) 天的“九疇”之法：“天與(yu) 禹洛出書(shu) ，神龜負文而出，列於(yu) 背，有數至於(yu) 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尚書(shu) 正義(yi) 》，第353頁）

此注見於(yu) 《尚書(shu) ·洪範》（以下簡稱《洪範》）箕子回應武王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xing)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lun) 攸敘”語下。這種“洛書(shu) —九疇”的理論關(guan) 聯一方麵受了《呂氏春秋》《淮南子》將洛書(shu) 亦詮釋為(wei) 祥瑞的影響，另一方麵則是通過區分河圖、洛書(shu) 的性質，實現對過往河圖洛書(shu) 學說的徹底改造。但需要注意的是，孔傳(chuan) 區分河圖、洛書(shu) 的目的並不是否定《係辭》，而是通過這種區分，分別建構“河圖—八卦”與(yu) “洛書(shu) —九疇”兩(liang) 種不同的文明起源意象。據《漢書(shu) ·五行誌》之記載，這種“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是由劉歆完成的：“劉歆以為(wei) 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shu) ，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這一說法不無道理，在依劉歆《七略》而成文的《漢書(shu) ·藝文誌》中，甚至有直接把洛書(shu) 對等於(yu) 《尚書(shu) 》的表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shu) ，聖人則之。’故《書(shu) 》之所起遠矣。”相較於(yu) 孔傳(chuan) 的河圖洛書(shu) 論說散見於(yu) 《顧命》《洪範》之注釋，《漢書(shu) ·五行誌》旨在構建一個(ge) 更為(wei) 完備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以為(wei) 河圖、洛書(shu) 相為(wei) 經緯，八卦、九章相為(wei) 表裏。”也就是通過河圖、洛書(shu) 本有的同源關(guan) 係，將《周易》的八卦符號係統與(yu) 《洪範》的“九疇”係統捏合為(wei) 理論整體(ti) 。在這一過程中，整合八卦與(yu) 九疇的理論關(guan) 鍵是陰陽五行學說。五行作為(wei) 《洪範》“九疇”之一，在漢代易學的發展中通過與(yu) 《周易》兩(liang) 儀(yi) 、四象、八卦係統的結合，創造出了卦氣、納甲等象數理論。因此，以陰陽五行為(wei) 中介，《周易》八卦與(yu) 《洪範》九疇之經義(yi) 得以成功匹配，河圖、洛書(shu) 則分別被賦予了兩(liang) 部重要經典所淵源的文明源起意義(yi) 。

相較於(yu) 神話傳(chuan) 說屬性更重的綠圖、丹書(shu) 等受命祥瑞說，“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範式不僅(jin) 維護了河圖、洛書(shu) 作為(wei) 文明起源意象的神秘性與(yu) 權威性，更以河圖、洛書(shu) 之意象為(wei) 紐帶，構建了基於(yu) 經典交互詮釋與(yu) 經義(yi) 整合的經學理論。顯然，這是一種在綜合《係辭》《顧命》《洪範》文本及文明起源、寶物、祥瑞受命諸說基礎上的成功構建。然而，此說在經學意義(yi) 上卻存在著一個(ge) 重大理論缺陷，那就是無論《係辭》還是《顧命》《洪範》文本，都未曾提到過洛書(shu) 與(yu) 《洪範》九疇有任何瓜葛。所謂的大禹受洛書(shu) 說、武王向箕子問洛書(shu) 說等，都是孔安國、劉歆構建此學說後才發展出的傳(chuan) 說。

除了“洛書(shu) —九疇”理論客觀存在的自身硬傷(shang) 之外，先秦時期的寶物、祥瑞受命諸說在漢代也並未偃旗息鼓。到了東(dong) 漢時期，河圖、洛書(shu) 傳(chuan) 說開始與(yu) 讖緯深度綰合，並以《河圖絳象》《河圖括地象》《河圖祿運法》《洛書(shu) 摘六辟》《洛書(shu) 靈準聽》等緯書(shu) 形態問世。根據清人黃奭輯佚可知，河洛類讖緯至少有三十餘(yu) 種。[5] 從(cong) 存世殘卷來看，這些河洛類讖緯大致可分為(wei) 三類：其一是在聖人受命觀念影響下，凝練先秦古書(shu) 而成文的治國理政之法；其二是融合上古“九州”“八極”等宇宙觀念的世界版圖構想，以及與(yu) 聖人受命相關(guan) 的神話傳(chuan) 說；其三是基於(yu) 漢代陰陽五行及災異學說的占星預測之術。由此可見，河洛類讖緯大抵是對祥瑞受命說的進階發展，既補充了先秦典籍中論說不足的想象空間，又滿足了漢人推崇方技術數、喜言陰陽災異的癖好。

隻不過，較之孔安國、劉歆重新賦予河圖洛書(shu) 以文明起源意象的係統經說，此類緯候之說明顯較為(wei) 散亂(luan) 。鄭玄便不滿於(yu) 此而提出了“河圖有九篇，洛書(shu) 有六篇”[6] 之說，試圖將之進行係統化處理。隻不過，鄭玄並未在此基礎上明確九篇河圖與(yu) 六篇洛書(shu) 之內(nei) 容究竟為(wei) 何，因此也就不可能憑空建立起新的河洛範式。到了唐代，孔穎達在編纂《五經正義(yi) 》時，最終仍舊擇取了文明起源意義(yi) 最為(wei) 宏大、經義(yi) 闡發最為(wei) 精詳的“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理論作為(wei) 標準範式，但孔穎達對於(yu) 此說的先天缺陷卻也無力處理，隻得以“先達共為(wei) 此說”“以前學者必相傳(chuan) 此說”（《尚書(shu) 正義(yi) 》，第354頁）之論含混帶過。

二、宋代黑白點河圖洛書(shu) 之建構與(yu) 《易》源探尋

六朝隋唐之後，隨著緯候之說的退場，流行一時的河洛類讖緯逐漸無人問津，“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理論則由於(yu) 被孔穎達所采納，因此重新成為(wei) 了最為(wei) 權威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隻不過，無論是忽視《係辭》“聖人則之”的變化性意涵，將河圖與(yu) 八卦直接劃上等號，還是毫無根據地將洛書(shu) 與(yu) 《洪範》九疇捆綁，都是此說存在的顯著理論缺陷。因此，到了宋代儒學複興(xing) 之後，這一帶有明顯缺陷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自然會(hui) 引發不滿，以劉牧為(wei) 代表的宋代學者開始嚐試利用回歸經典的方式重構河圖洛書(shu) 範式。

宋代學者尤其是北宋學者大多長於(yu) 《周易》，胡瑗、張載、程頤等皆有精深之論。然而，不同於(yu) 理學先驅大多著力於(yu) 卦爻辭的義(yi) 理闡釋，劉牧反而認為(wei) 王弼、孔穎達已將六十四卦卦爻辭之經義(yi) 闡發殆盡，《周易》古經已經沒有進一步闡釋的空間。在劉牧看來，回歸《周易》研究的正確方向，應該是以王弼所忽略的《係辭》為(wei) 中心，推原辭、象背後的“數”之意涵：

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yu) 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舍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讚《易》也，必舉(ju) 天地之極數，以明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為(wei) 書(shu) ，必極數以知其本也。[7] 

《係辭》言《易》有聖人之道四，分別是辭、象、變、占。在劉牧看來，聖人設卦、觀象、係辭，其原理是統一的，那就是數理之變化。這也是《係辭》之所以著力推衍“大衍之數”與(yu) “天地之數”的核心原因。無論是漢儒推求卦象之變化，還是王弼得意而忘象，都是隻得其表象而未及孔子《易》道的精妙之處。由此，若要推求《係辭》所論《周易》數理之起源，則非河圖、洛書(shu) 莫屬。於(yu) 是，基於(yu) 《係辭》之詮釋而精研易數之變化原理，繼而還原河圖、洛書(shu) 之本貌，便成為(wei) 了劉牧易學的終極目標。

劉牧之所以奉《係辭》為(wei) 絕對權威，則是基於(yu) 對“《易》曆四聖”說的認識：

“河出圖，洛出書(shu) ，聖人則之”，此蓋仲尼以作《易》而雲(yun) 也，則知河圖洛書(shu) 出於(yu) 犧皇之世矣。乃是古者，河出龍圖，洛出龜書(shu) ，犧皇畫八卦，因而重之為(wei) 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仲尼輔之《十翼》，《易》道始明。（《易數鉤隱圖》，第118-119頁）相較於(yu) “《易》曆三聖”說，此說將卦辭與(yu) 爻辭的作者二分，將周公列入《周易》漸次成書(shu) 的作者序列，但在孔子作“十翼”的論說上，則並無區別。既然堅信包括《係辭》在內(nei) 的《易傳(chuan) 》十篇皆為(wei) 孔子所作，那麽(me) 孔安國、劉歆創發的“洛書(shu) —九疇”理論便顯然與(yu) 《係辭》衝(chong) 突，劉牧對此說的回應也是極其幹脆的否定：“仲尼稱‘河出圖，洛出書(shu) ’，於(yu) 宓犧畫《易》之前，不當雲(yun) 出夏禹之世也。”（《易數鉤隱圖》，第121頁）在摒棄此說之後，劉牧選擇了以“九宮數”繪製河圖，以“天地之數”繪製洛書(shu) ：

《易數鉤隱圖》中的河圖（左）與(yu) 洛書(shu) （右）

為(wei) 了完成河圖與(yu) 洛書(shu) 的繪製，劉牧先期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儲(chu) 備與(yu) 符號設計工作，在《易數鉤隱圖》及所附《遺論九事》中共完成了六十四種易圖的繪製。在這些易圖中，最具開創性的有兩(liang) 點：其一，為(wei) 貫徹“象由數設”核心理念，劉牧將包括三才、太極、兩(liang) 儀(yi) 、四象、八卦在內(nei) 的核心易學概念全部進行了數字化處理，完全實現了以數理衍變詮釋易學問題。其二，在數字化處理易學概念後，他以抽象的黑白點線為(wei) 元素繪製包括河圖、洛書(shu) 在內(nei) 的各類易圖，以期通過“天地之極數”的變化實現“成變化而行鬼神”之易數係統呈現。

因為(wei) 要徹底批判“洛書(shu) —九疇”論說，將洛書(shu) 的性質重新歸於(yu) 《周易》，所以劉牧選擇了直接從(cong) 《係辭》文本中擇取“天地之數”作為(wei) 洛書(shu) 的具體(ti) 內(nei) 容。值得注意的是，劉牧所繪製的洛書(shu) 由《洛書(shu) 五行生數》和《洛書(shu) 五行成數》兩(liang) 圖共同構成，之所以要將洛書(shu) 一分為(wei) 二，乃是由於(yu) 劉牧對“天地之數”理論進行的細化改造。在《係辭》中，“天地之數”由一、三、五、七、九這五個(ge) 奇數“天數”和二、四、六、八、十這五個(ge) 偶數“地數”組合而成。但為(wei) 了進一步突顯“天地之數”所應蘊含的宇宙天地生成意涵，劉牧又將“天數”與(yu) “地數”打散，以一、二、三、四、五為(wei) “生數”，以六、七、八、九、十為(wei) “成數”。由此可見，劉牧雖然否定“大禹受洛書(shu) ”傳(chuan) 說，但是“洛書(shu) —九疇”係統以五行融合《周易》卦爻的理論模型，卻被劉牧以天地生成之數的模式進行了借鑒與(yu) 吸納，從(cong) 而完成了洛書(shu) 係統的重建。

相較之下，劉牧的河圖構建則簡潔得多，僅(jin) 以一副九宮數圖的形式完成。九宮數當然不是劉牧的創造，至遲在《易緯·乾鑿度》中便已有明確記載：“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yu) 十五。”（《七緯》，第45頁）但以九宮數圖作為(wei) 河圖，則始自劉牧。相較於(yu) 洛書(shu) 展現的“天地之數”為(wei) 《係辭》原文，九宮數在《係辭》中並無明文記載，但實際上劉牧的河圖重建並非照搬九宮數，而是對“天地之數”“四象”“八卦”三個(ge) 理論體(ti) 係的整合。具體(ti) 而言，就是把九宮數圖拆解為(wei) 居於(yu) 東(dong) 、西、南、北、中五個(ge) 正位的一、二、三、四、五，以及居於(yu) 東(dong) 南、東(dong) 北、西南、西北的六、七、八、九。劉牧認為(wei) ，前者即天地之生數，此圖即可命名為(wei) 《河圖天地數》；後者則是“四象”，也就是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數，因此當命名為(wei) 《河圖四象》；此外，若把居中的“五”拋開不論，則河圖中居於(yu) 四正四維八個(ge) 方位的八個(ge) 數可依照《說卦》之方位對應於(yu) 八卦，亦即數字轉化後以黑白點線呈現的《河圖八卦》。（參見《易數鉤隱圖》，第110-112頁）這樣一來，九宮河圖便可以承載天地之數、四象、八卦三重理論職能，在劉牧看來，這樣的河圖才足以承擔伏羲則而畫卦的文明源起意象。

劉牧在《易數鉤隱圖》中繪製了五十五幅易圖，以對應於(yu) “天地之數”五十五，再在《遺論九事》中繪製九幅易圖，對應於(yu) 河圖之數九。這種數字對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漢代象數易學的遺風，但也足見劉牧以九宮和天地之數兩(liang) 個(ge) 數組重構河圖、洛書(shu) 的理論設計。由於(yu) 劉牧的易圖繪製堅持以簡單的黑白點線等抽象符號作為(wei) 基本要素，因此完全貫徹了“象由數設”的宗旨，使得基於(yu) 數理衍變的河圖洛書(shu) 重構工作順利完成。

劉牧黑白點河圖洛書(shu) 範式的成功重構，對易學概念的數字轉化是紮實的理論基礎，而對“天地之數”的生數、成數區分，以及對五行理論的合理吸收，則是重要的理論創新。但這種河圖洛書(shu) 範式也並不完美，仍然存在著兩(liang) 個(ge) 明顯的問題：（1）九宮數與(yu) 《周易》的關(guan) 係問題。雖然劉牧通過把九拆解為(wei) “五行生數+四象之數”的方式提出了一種解釋，但這種雜糅五行、四象兩(liang) 種理論的解釋一來過於(yu) 生硬，二來必須通過《河圖四象》《河圖天地數》《河圖八卦》三圖作為(wei) 補充，才能實現河圖所應達到的理論效果。如果沒有這幾個(ge) “補丁”，那麽(me) 將九宮數圖直接解作伏羲畫卦擇取的河圖便非常牽強。（2）對孔安國、劉歆“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範式的處理問題。雖然此說確實存在沒有經學文本依據的問題，但這種成功整合《周易》與(yu) 《洪範》的理論創新既實現了經典交互詮釋與(yu) 整合的效果，也產(chan) 生了巨大的曆史影響，已經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學說。況且，劉牧將“天地之數”拆解為(wei) 生數、成數的理論構建，也是基於(yu) “洛書(shu) —九疇”範式中所蘊含的五行生成理論，因此其理論貢獻也不該忽視。由此可見，直接對有著重要理論價(jia) 值和曆史影響“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範式加以否定，並非最佳處理方式。

黑白點河圖洛書(shu) 範式在問世之後，很快與(yu) 同樣推崇以數理解《易》的邵雍易學共同成為(wei) 了宋代“新象數”易學的代表。較之漢代的象數易學，“新象數”學在追求齊整對應的關(guan) 聯性思維之外，還拓展了更為(wei) 精確的數理結構，並且通過重構河圖、洛書(shu) ，將其方法論價(jia) 值前置到了文明源起意義(yi) 上。換言之，劉牧河圖洛書(shu) 學的關(guan) 注重點已經從(cong) 基於(yu) 象數理論的實踐應用轉移到了對《周易》根本原理的探尋，對宋代易學與(yu) 理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範式開創意義(yi) 。

三、朱子對河圖洛書(shu) 範式的改造及其影響

在劉牧之後，李覯對黑白點河圖洛書(shu) 範式進行了凝練，揚棄了劉牧過於(yu) 繁雜的六十四圖係統，隻保留了九宮河圖以及將《洛書(shu) 五行生數》和《洛書(shu) 五行成數》二圖合一的洛書(shu) 。這種隻留兩(liang) 圖的易簡版河圖、洛書(shu) 雖然在理論豐(feng) 富性上有所降低，但簡明扼要的呈現形式卻更利於(yu) 傳(chuan) 播，所以無論是朱震纂輯《漢上易傳(chuan) 》還是楊甲編訂《六經圖》，所采納的都是李覯簡化後的河圖、洛書(shu) 。但這種簡化版改造導致九宮數與(yu) 《周易》關(guan) 聯度不強問題被進一步放大。因此，河圖洛書(shu) 學說在宋代也遭遇了不少猛烈的批評之聲，如歐陽修就認為(wei) 河圖洛書(shu) 是“怪妄之尤甚者”[8] ，甚至一並懷疑《係辭》亦為(wei) 偽(wei) 作。

歐陽修的質疑並沒有給出有力證據，更多隻是一種立場表達。真正認識並解決(jue) 了這兩(liang) 個(ge) 問題的是朱子，他的解決(jue) 方案是在李覯簡化版的基礎上，對調河圖、洛書(shu) 的內(nei) 容，以“天地之數”為(wei) 河圖、九宮數為(wei) 洛書(shu) ：

《周易本義(yi) 》中的河圖與(yu) 洛書(shu)

朱子對圖書(shu) 易學最為(wei) 重要的三個(ge) 組成門類，亦即河圖洛書(shu) 、先天、太極之圖學皆有重要的理論改造闡發，而他的改造又都是基於(yu) 北宋學者已有的理論。具體(ti) 到河圖、洛書(shu) 問題，他非常認可劉牧以探求《周易》理論淵源為(wei) 目的、以《係辭》數理為(wei) 內(nei) 核、以黑白點線為(wei) 具體(ti) 符號創作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因此在圖像呈現樣貌上並沒有加以改變。但與(yu) 此同時，朱子深刻地意識到了劉牧河圖洛書(shu) 範式存在的兩(liang) 個(ge) 理論問題：一是以九宮為(wei) 河圖既存在與(yu) 《係辭》理論關(guan) 聯度不足的缺陷，強行綁定九宮與(yu) 天地生數、四象與(yu) 八卦又會(hui) 在理論上顯得生硬且單薄；二是否定在經義(yi) 上有重要理論貢獻和曆史影響的“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範式，會(hui) 割裂河圖、洛書(shu) 的文明源起與(yu) 傳(chuan) 承意象，不利於(yu) 河圖、洛書(shu) 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重建。

既然如此，朱子改造劉牧河洛範式的第一步就是重新建立河圖與(yu) 《係辭》的理論連接。劉牧因為(wei) 秉持否定“洛書(shu) —九疇”範式的態度，所以把《係辭》中最為(wei) 核心的“天地之數”放到了洛書(shu) 之中，這才反過來讓河圖隻能假借九宮數為(wei) 內(nei) 容，產(chan) 生了與(yu) 《係辭》理論關(guan) 聯度不足之問題。基於(yu) 此，朱子將經由劉牧加以生數、成數改造和李覯合生成二圖為(wei) 一圖後的“天地之數”圖改定為(wei) 河圖，讓“天地之數”成為(wei) 了河圖的理論依據，解決(jue) 了河圖與(yu) 《周易》理論關(guan) 聯度不足的問題。

另外，劉牧對洛書(shu) 與(yu) 《周易》關(guan) 係的論述過於(yu) 針對孔安國、劉歆舊說，其理論後果是河圖、洛書(shu) 完全同質化，無法進行有效區分。因此在朱子看來，劉牧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並不是最為(wei) 恰當的河圖洛書(shu) 理論構建，反而“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模式既能夠讓河圖、洛書(shu) 承擔各自不同、更為(wei) 豐(feng) 富的理論職能，還能夠讓《周易》與(yu) 《洪範》的經義(yi) 交互整合，這種在曆史上已經產(chan) 生巨大影響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不應當被拋卻，而應該在合理改造後繼續發揮其理論價(jia) 值。於(yu) 是，朱子又將九宮數圖移為(wei) 洛書(shu) ，這樣處理的巧妙之處在於(yu) ，九宮數圖中的九個(ge) 數恰好整齊對應於(yu) 《洪範》的“九疇”，較之劉牧過分牽強的“五行生數+四象之數”或“八卦+居中之五”理論要合理順暢得多。這樣一來，朱子的洛書(shu) 理論不但讓九宮數圖的理論闡釋更為(wei) 自然且流暢，也充分整合了“洛書(shu) —九疇”說的曆史影響與(yu) 劉牧黑白點河圖洛書(shu) 範式的理論創新。

除此之外，朱子將河圖、洛書(shu) 內(nei) 容的對調改造還順帶解決(jue) 了劉牧河圖洛書(shu) 範式的另外一個(ge) 不足，那就是劉牧雖然強調“象由數設”，認為(wei) 《係辭》所載數理才是《易》道之根本原理，但《係辭》除了“天地之數”外，還另有“大衍之數”衍算係統。可劉牧在繪製河圖洛書(shu) 時，隻著力於(yu) “天地之數”的闡釋，寧肯援引與(yu) 《係辭》無關(guan) 的九宮數作為(wei) 河圖，也不采用“大衍之數”，故而難免存在有失偏頗之憾。在朱子對調改造之後，不但成功融合了漢宋河圖洛書(shu) 論說，還通過以在河圖、洛書(shu) 中都居於(yu) 中央之“天五”為(wei) 理論中介，既讓河圖與(yu) 洛書(shu) 、《周易》與(yu) 《洪範》之基於(yu) 五行學說的豐(feng) 富變化性保持暢通的理論關(guan) 聯，又起到了串聯“天地之數”和“大衍之數”的效果。他說：“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麵，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個(ge) 數。大概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蓍求卦底。”[9] 

如果單從(cong) 理論建構來看，朱子對調河圖、洛書(shu) 的理論改造完美融合了曆代河圖、洛書(shu) 詮釋的眾(zhong) 家之長，已經沒有明顯缺陷。然而，這種評價(jia) 必須建立在“朱子所創河圖洛書(shu) 範式”的前提下。但在《周易本義(yi) 》的論說中，朱子卻否認這種河圖洛書(shu) 範式為(wei) 自己原創，反而借弟子蔡元定之口，強調這是一種“複古”行為(wei) ：“蔡元定曰：《圖》《書(shu) 》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guan) 郎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liang) 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複之，悉從(cong) 其舊。”[10] 

根據此論，《周易本義(yi) 》中收錄的河圖、洛書(shu) 早在孔安國、劉歆時期就已經存在，北魏關(guan) 郎和北宋邵雍均紹續此說。劉牧的河圖、洛書(shu) 之所以與(yu) 此相反，是他自行對調的結果。在朱子與(yu) 蔡元定合編的《易學啟蒙》一書(shu) 中，更是詳細列舉(ju) 了孔安國、劉歆、關(guan) 郎、邵雍秉持此範式的具體(ti) 證據。然而，孔安國、劉歆雖然都提出了“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範式，也認為(wei) 八卦、九疇相為(wei) 表裏，但在《尚書(shu) 正義(yi) 》《漢書(shu) 》所載具體(ti) 論說中，並沒有論及河圖、洛書(shu) 與(yu) “天地之數”或九宮數有關(guan) ，更遑論具體(ti) 的黑白點河圖洛書(shu) 圖示。邵雍在《皇極經世書(shu) 》確實提到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shu) 》之文”[11] ，也讚同“河圖—八卦”“洛書(shu) —九疇”範式，但他並沒有明確解釋所謂“圓者”和“方者”究竟是什麽(me) ，因此無法證明《周易本義(yi) 》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在邵雍時已經出現。在《易學啟蒙》所列“複古”證據中，隻有《關(guan) 氏易傳(chuan) 》的內(nei) 容是有效的：“《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shu) 》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全書(shu) 》第一冊(ce) ，第211頁）然而，根據陳振孫、王應麟等考證，此書(shu) 是生活年代比之劉牧還晚的宋人阮逸偽(wei) 作[12] 。從(cong) 現存文獻來看，托名關(guan) 郎的這部分文字的出現時間更是晚到朱子門人陳淳的《河圖洛書(shu) 說》之時。所以，無論“複古”說是朱子本人的堅持，還是蔡元定的托古立說，都非客觀事實。

不過即便如此，僅(jin) 從(cong) 理論構建與(yu) 圖示重構來看，朱子版河圖洛書(shu) 已然是曆史上形式最為(wei) 完備、意涵最為(wei) 豐(feng) 富的範式，因此問世之後便很快流行了起來。南宋時的程大昌、章如愚、方實孫、稅與(yu) 權、丁易東(dong) 、楊輝等，都完全接受了朱子對調改造後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雖然也有朱元昇、雷思齊、李簡等人堅持劉牧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但經過了朱子後學蔡淵、蔡沈、胡方平、胡一桂、吳澄、熊禾、熊良輔、胡炳文、董真卿等的不斷努力，到了宋末元初之後，朱子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就已完全一統天下。相較之下，劉牧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雖有開創之功，但到了元代易學中就已難覓蹤影，幾成絕學。一個(ge) 非常典型的例證，便是後人偽(wei) 托袁天罡、呂洞賓之名的河圖、洛書(shu) ，也均是原封不動的移用朱子範式了。[13] 

事實上，無論是伏羲受河圖而創八卦，還是大禹受洛書(shu) 而為(wei) 九疇，都是基於(yu) 經典解釋的神聖性敘事，而非對曆史客觀事實的準確還原。隻不過，相較於(yu) 祥瑞受命說及河圖洛書(shu) 類讖緯的世界版圖構建和占星預測之術過度追求河圖、洛書(shu) 的神秘淵源，無論是孔安國、劉歆、劉牧還是朱子，都試圖讓河圖、洛書(shu) 能夠在神秘性之外具備更多的義(yi) 理內(nei) 涵。朱子之所以能夠最終完成集大成的河圖洛書(shu) 範式重建，讓以河圖、洛書(shu) 為(wei) 代表的易圖能夠成為(wei) 《周易》除古經、大傳(chuan) 外的第三個(ge) 組成部分，既離不開孔安國、劉歆、劉牧等學者的理論創新，也是曆代學者不斷探尋河圖洛書(shu) 文明源起與(yu) 傳(chuan) 承意象的最終成果。這種河圖洛書(shu) 範式一方麵大大增加了河圖、洛書(shu) 在義(yi) 理意涵上的可理解性，降低了曾經籠罩在河圖、洛書(shu) 上過於(yu) 濃重的神秘屬性；另一方麵突破了祥瑞受命、世界版圖、占星預測諸說受限於(yu) 特定時空背景的限製，憑借高度抽象的規律性理論結構，為(wei) 宋以後易學和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經典詮釋理論與(yu) 思維模式基礎。

注釋
[1] 參見李申：《易圖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任蜜林：《〈河圖〉〈洛書〉新探》，《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劉成紀：《中國古典闡釋學的“河圖洛書”模式》，《哲學研究》2018年第3期；林忠軍：《論宋代“圖書”符號學的形成、內涵及哲學意義》，《社會科學戰線》2023年第6期；張克賓：《論劉牧〈河圖〉〈洛書〉說的架構與意蘊》，《周易研究》2024年第4期。
[2]孔穎達：《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714頁。
[3]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六，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景宋刻本。
[4]孔穎達：《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92頁。
[5]黃奭：《尚書緯·河圖·洛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6]趙在翰：《七緯》，中華書局，2012年，第630頁。
[7]劉牧：《易數鉤隱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47頁。
[8]《歐陽修全集》，中華書局，2001年，第615頁。
[9]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五，中華書局，1986年，第1611頁。
[10]朱熹：《周易本義》，《朱子全書》第一冊，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頁。
[11]《邵雍集》，中華書局，2010年，第107頁。
[12]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四部叢刊三編景元本。
[13]陳居淵、劉舫：《周易圖像匯編》，複旦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