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an) 注人事，儒理為(wei) 宗——巴蜀士人田錫的易學思想及其運用

作者：潘悅 舒大剛

來源：《周易研究》2025年第5期

摘要:田錫的易學思想受巴蜀易學傳(chuan) 統影響極大，他批判繼承了蜀地本土善用卜筮的道家神仙之易和盡黜象數多引《老》《莊》的玄學易，並與(yu) 關(guan) 注人事的儒理易相融合，形成“以人占人”的卜筮觀。他對長於(yu) 災異占驗的術數易進行揚棄與(yu) 改造，回歸《周易》經傳(chuan) 文本，回避複雜的術數推衍和占驗事應，論述災異的自然性和客觀性，舍棄無意義(yi) 的祈神禳災，強調君主進德修業(ye) ，關(guan) 注現實問題。他還對天與(yu) 人、性與(yu) 情、義(yi) 與(yu) 利等義(yi) 理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兼有修德成聖、與(yu) 天道合的理學自覺和情合於(yu) 性、性合於(yu) 道的自然主義(yi) 色彩，形成了具有巴蜀易學特色的義(yi) 利並重之說。綜合來看，田錫的易學思想表現出關(guan) 注人事、儒理為(wei) 宗的特點，並運用在稟天感物的詩文創作和經世致用的政治實踐之中。

關(guan) 鍵詞:田錫 巴蜀 易學 理學

作者簡介:潘悅，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易學。 舒大剛，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副會(hui) 長，主要研究方向：儒學、宋學、蜀學。

田錫，字表聖，生於(yu) 後蜀廣政三年（940），逝於(yu) 宋真宗鹹平六年（1004），太平興(xing) 國三年（978）中進士，鹹平三年（1000）又舉(ju) 賢良方正，仕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是巴蜀籍北宋名臣。[1]田錫逝世之後，範仲淹為(wei) 其作墓誌銘，司馬光作神道碑，蘇軾序其奏議集，三人均對他讚譽有加，足見田錫其人在政壇與(yu) 士林的影響力。田錫以詩文成就和直言敢諫名於(yu) 當時、垂於(yu) 後世，曆代學者對於(yu) 田錫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文學理論和政治思想領域，而較少涉及學術層麵。其實，田錫幼時聽父命“讀聖人之書(shu) 而學其道”（《鹹平集》，第2頁），後又立誌“以儒術為(wei) 己任，以古道為(wei) 事業(ye) ”（《鹹平集》，第35頁），他雖無專(zhuan) 門的經學論著傳(chuan) 世，但其思想可從(cong) 《鹹平集》諸篇引《易》用《易》的文章中窺得一斑。

一、融通儒道：對玄學易的繼承與(yu) 發展

漢末至宋初，《周易》經傳(chuan) 的詮釋常以王注孔疏為(wei) 尊，多有引《老》《莊》之處。巴蜀大地向來開放包容，尊崇儒家的同時，佛、道之風亦十分盛行。蜀中本土的易學傳(chuan) 授，也多“與(yu) 道家神仙之術有關(guan) ”，如胡安、趙賓、嚴(yan) 遵、揚雄、蜀才（範長生）等，皆具有巴蜀易學的隱者特征和善於(yu) 卜筮的應用目的。[2]田錫之父田懿便頗好術數，受社會(hui) 環境和家庭環境影響，田錫對卜筮也相當關(guan) 注。他曾作《卜台銘》，序文中稱揚蜀地高士嚴(yan) 君平“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蓍龜之靈也。識進退存亡之機，得悔吝吉凶之朕”，有“君子之明”。（《鹹平集》，第126頁）嚴(yan) 君平常以卜筮勸善，人子卜而告其孝，人臣卜而勸其忠，以蒙養(yang) 正，從(cong) 源頭進行教化和引導。他揲蓍於(yu) 卜肆，實則大隱於(yu) 朝市之間。故田錫讚其智“靈於(yu) 蓍龜”，其明“洞若水鑒”，認為(wei) “發揮《彖》《象》，喻人之吉凶”不是嚴(yan) 君平占卜的主要目的，“枯草腐骨”“坤馬乾龍”也並不足以決(jue) 疑。田錫又舉(ju) 叔向等四人之卜：

叔向以五難卜於(yu) 子幹，知其蔑濟；伊尹以五就卜於(yu) 夏桀，知其必亡；於(yu) 公以陰隲卜其子孫，知其貴盛；智果以視瞻卜於(yu) 韓魏，知其變更。（《鹹平集》，第126頁）

叔向以取國之“五難”衡量楚公子子比（字子幹），知其無法成事；伊尹五就夏桀，明白天時人心向背[3]，故知夏桀必亡；於(yu) 公曾言“我治獄多陰德，未嚐有所冤”，故“子孫必有興(xing) 者”；[4]智果觀韓魏二主神色變而知其意將變。四人皆非以易象為(wei) 卜筮，而以易理為(wei) 卜筮。叔向之“五難”、伊尹之“五就”合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乾·文言》）之理，於(yu) 公之“陰隲”同於(yu) “積善之家必有餘(yu) 慶”（《坤·文言》）之道，智果之“視瞻”乃《周易》見微知著、極深研幾智慧的實踐，“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誌；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係辭上傳(chuan) 》），即為(wei) 此意。

因卜筮而言義(yi) 理，借象數而言人事，是易學的學術傳(chuan) 統，也是巴蜀易學的重要特色。“揲蓍於(yu) 卜肆，將誘善於(yu) 輿人”的嚴(yan) 君平，便是最突出的代表。嚴(yan) 遵之後，巴蜀學者揚雄亦善於(yu) 卜筮，曾擬《易》作《太玄》，其中《玄數》篇即講筮法，但《法言》又載：“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5]此處，有意將太史占筮與(yu) 聖人占筮區別開來，認為(wei) 聖人以人事興(xing) 亡來推測天意。“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6]其將星象的吉凶與(yu) 人間的道德掛鉤，認為(wei) 人事能影響天象，此乃“以人占天”思想的具體(ti) 體(ti) 現。

田錫發展了揚雄的“以人占天”說。叔向等人卜筮所依據的“五難”“五就”“陰隲”“視瞻”，皆是人之所思、人之所見、人之所為(wei) ，而評判其所思、所見、所為(wei) 的標準，又是儒家道德倫(lun) 理。在這樣一種“卜筮”的過程中，“天”的環節被省略了，其以人事為(wei) 象，又以人事為(wei) 驗，所依據的也是規範人事運行的儒家道德倫(lun) 理，可以看作是“以人占人”了。後來理學家的任務，也正是處理“以人占人”所依據的儒理與(yu) 宇宙本體(ti) 的關(guan) 係，最終體(ti) 貼出“天理”二字，將人道寓於(yu) 天道之中，完成理學轉向。

田錫對於(yu) 以象數占問吉凶的卜筮行為(wei) 也有著鮮明的態度。他曾在對太平令賈昭偉(wei) 的考詞中寫(xie) 道，“江南歲多不稔，農(nong) 鮮服勤，信卜筮而佞鬼神，棄耕桑而從(cong) 網罟”（《鹹平集》，第367頁），認為(wei) 耽於(yu) 卜筮、迷信鬼神實乃該地不好的風氣，是主政者應當解決(jue) 的問題。由此，我們(men) 可以看到田錫對蜀地本土善用卜筮的道家神仙之易和盡黜象數多引《老》《莊》的玄學之易的揚棄與(yu) 改造，對嚴(yan) 遵、揚雄等巴蜀學者以卜筮言義(yi) 理的易學傳(chuan) 統的繼承與(yu) 發展，進而形成了重人事、依儒理、輕象數的筮占觀。這些思想雖不成係統，但已是理學易的發軔。

《卜台銘》序文最後說，嚴(yan) 君平“以天方咎漢，卜孝哀不久乎；以天未悔禍，卜王莽將篡乎；以火德未衰，卜世祖中興(xing) ”，而又“退觀理亂(luan) ”。（《鹹平集》，第126頁）進退興(xing) 亡之道了然於(yu) 胸，又能超然世事之外，大約就是田錫想要歌詠的“躅”。結合前文對嚴(yan) 君平以卜筮勸人忠孝的稱揚來看，田錫既有洞明天道自然、超然世外的隱者向往，又有儒家學者“以儒術為(wei) 己任”、化民成俗的自覺。於(yu) 出世隱逸中寄托性情，於(yu) 入世為(wei) 政裏安放誌向，亦是他融通儒道的體(ti) 現。

二、修德禳災：對於(yu) 術數易的揚棄與(yu) 改造

兩(liang) 漢以來，《周易》常被用於(yu) 陰陽占驗、比附人事的災異論之中。經過漢儒改造和擴充的陰陽災變之學，一般存在兩(liang) 種解說模式。偏於(yu) 術數的更注重陰陽推衍，以預測吉凶為(wei) 目的；偏於(yu) 儒家的則更強調災異是上天對於(yu) 人事不善的示警，以過去曾應驗的預言為(wei) 論據，倒推災異的起因，目的在於(yu) 規勸君主自省改過。揚雄所言“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正是對這兩(liang) 種解說模式區別的描述。及至宋代，這套基於(yu) 天人感應的術數災異之學依然較為(wei) 盛行，但由於(yu) 學術風氣和政治風氣的轉變，對《周易》等儒家經典文本和學理的深入探討，以及對自然現象認知的進步，許多學者開始重新思考天人關(guan) 係，災異論遭到一定程度的衝(chong) 擊。

當代學者論及宋代士人對於(yu) 災異論的反思時，常自北宋中期仁宗朝及以後談起，實際上由五代入宋、主要生活在北宋初期的田錫，已對漢唐災異之學有了相當程度的反思。田錫作有《水旱論》，文中以《周易》複、姤二卦為(wei) 例，論述了水旱之災乃陰陽二氣進退消息、陰陽之數變化循環所致，有其自身的變化規律，非天子諸侯祈禱所能改變。他直言：“旱數極則淫雨繼之，水數極則亢陽繼之，天地不能移其數，豈聖人能樽節其過哉？”（《鹹平集》，第103頁）田錫竭力反對“日望其感通，月俟其報應”的天人感應之說，論述過程中也隻談卦爻之象、陰陽之氣、九六之數等《周易》文本所原有的象數。“以陰陽變易的法則說明一切事物的產(chan) 生、發展和變化”的“陰陽變易學說”，是“《周易》知識係統的核心和精髓”[7]。田錫以陰陽變易法則說明水旱災沴的原理，是以哲理化的象數取代了推衍吉凶的術數。文中還用較大篇幅批判了沒有實質意義(yi) 的祈神禱天和“貶常膳，避正殿，徹樂(le) 懸，赦縲囚”的儀(yi) 式性行為(wei) ，認為(wei) 久雨而晴、久旱而雨非祠禱之功，而是陰陽之數消長變化的結果。（參見《鹹平集》，第104頁）

田錫反對祈神禳災的觀點在《鹹平集》其他文章中也有體(ti) 現。端拱二年，他上《論旱災奏》，曰：“然自今歲以來，天見星妖，秋深雷震，繼以旱暵之沴，可虞饉饑之災。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8]種種災異現象乃陰陽失和所致，失和的原因則在於(yu) 君主與(yu) 人臣皆有舉(ju) 止失當之處，君主侵占臣下之職，臣下未盡勸諫之責。若要解決(jue) ，則君主須罪己修德。他勸皇帝“更降詔書(shu) ，引咎責躬，以答天誡，布德覃慶，以安民心”，還提出“蠲減征徭，簡約科禁，搜察淹滯，登進才良”“振廩通貨以救餓殍，加估收儲(chu) 以備闕乏”“蕃戎蹂踐之處，士庶陷歿之家，哀亡恤存，憫其餘(yu) 苦，掩骼置奠，慰彼沉冤”等具體(ti) 可行的舉(ju) 措。對於(yu) 禳災不成的後果，他考慮的也是“歲歉相仍，盜聚葦蒲，伺隙而動，狄乘饉塞”的實際問題。（參見《續資治通鑒長編》，第690頁）這並非通過占驗推衍而得出的災異所征之“應”，而是符合社會(hui) 運行客觀規律的可能出現的人事情況。至道三年“永興(xing) 、環、延、慶、隰、清遠軍(jun) 六處地震”，田錫上奏言：“禳此災者在修德，除此患者在早圖。德之修者，以誠信感神明，以言行動天地，以簡易理機務，以清靜安黎元。”（《續資治通鑒長編》，第870-871頁）田錫鹹平五年奏乞賑饑民，言：“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己，略降德音，下饑餓殺人處州府，使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賑廩給貸，以救其死。”（《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113頁）

在災異生成方麵，田錫以《周易》陰陽進退消息之理，解釋水旱、地震、饑荒等自然災害的形成原因，強調災異的客觀性和陰陽消長、循環往複的自然規律，否定了《易》災異論中術數推衍、預測吉凶的內(nei) 容。在應對災異方麵，他依然認同災異是上天對人尤其是君主的警示，但堅決(jue) 反對無意義(yi) 的祈神、避殿等行為(wei) ，而是藉此勸諫君王罪己修德，並針對具體(ti) 需要，做出諸如“蠲減征徭”“賑廩給貸”的實際性舉(ju) 措。要言之，田錫的《易》災異觀既沒有前期的術數演算以預言吉凶，也不存在事後占驗事應的結果；同時，他雖以人事失和為(wei) 災異之因，但並不過多關(guan) 注某種特定災異與(yu) 某件具體(ti) 人事之間的對應，也不支持自先秦以來的祈神禳災傳(chuan) 統，僅(jin) 保留規勸君主罪己修德的內(nei) 容，又增添強調實際舉(ju) 措的部分，是對“以人占天”的揚棄與(yu) 發展，有著強烈的現實指向。

從(cong) 漢唐到北宋，士人對於(yu) 災異論的認識和運用都發生了較大變化。田錫的易學思想和災異觀，受唐中後期劉禹錫“天不預乎人”[9]思想的影響，更關(guan) 注災異的客觀性。他回避漢唐以來的術數推衍，以《周易》經傳(chuan) 文本原有的象數和義(yi) 理討論水旱災沴，是北宋前中期反對漢唐注疏、回歸元典的經學複古思潮的體(ti) 現。其後歐陽修修《新唐書(shu) 》《新五代史》時，複《春秋》舊例，僅(jin) 著錄災異現象本身，而不談其占驗事應，也是對這一思潮的承繼與(yu) 發展。及至理學勃興(xing) ，新的天人觀念形成之後，思想界呈現出廣泛反對漢唐災異牽合附會(hui) 之說的態勢，如此種種，於(yu) 宋初已可見其端。田錫反對祈神、齋醮等務虛行為(wei) ，強調修德並做出實際性改變的觀點，也幾乎成為(wei) 北宋中期以後士大夫的共識，這種“應天以實不以文”的思想，正是宋代災異觀的重要特點。[10]

三、經世致用：儒理易的自覺與(yu) 踐行

田錫雖無專(zhuan) 文專(zhuan) 著解說《周易》經傳(chuan) ，他對於(yu) 義(yi) 理的理解和探索，尚可從(cong) 一些討論其他事物的文章中探求。

首先是對天人關(guan) 係的探討。田錫曾作《湯盤後銘》，序文中談到：“聖人之心與(yu) 天道合。天道健而行者也，其行不息，故日月代明，四時六氣萬(wan) 匯從(cong) 之而不斁矣。聖人懋其德。兢兢業(ye) 業(ye) ，日慎一日。《易》曰：‘夕惕若厲，無咎。’故百職萬(wan) 國兆民亦從(cong) 之而無斁矣。”關(guan) 於(yu) 如何成就能合天道的“聖人之心”，他說：“昔湯作夏諸侯，日修厥德，以成齊聖廣淵之道，致夏民之心。”（《鹹平集》，第121頁）“齊聖廣淵”出自《左傳(chuan) 》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lin) 、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孔穎達疏曰：“齊者，中也，率心由道，舉(ju) 措皆中也。聖者，通也，博達眾(zhong) 務，庶事盡通也。廣者，寬也，器宇宏大，度量寬弘也。淵者，深也。知能周備，思慮深遠也。”[11]所謂“齊聖廣淵”，是指完美的品德。田錫認為(wei) ，商湯“日修厥德”，達到“齊聖廣淵”的境界，成聖人之心，能與(yu) 天道相合。這是對《周易》“夫大人者，與(yu) 天地合其德”（《文言傳(chuan) 》）思想的闡發：人道的極致可與(yu) 天道相合，而人道的極致即為(wei) 儒家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境界，這種理想境界可以通過“日修”來實現。田錫修德成聖、與(yu) 天道合的思想實際上是一種朦朧的理學自覺，雖缺乏對“天道”“人道”內(nei) 涵的係統論述和對“日修”工夫的具體(ti) 說明，但已十分可貴。

其次是對性與(yu) 情的討論，這部分內(nei) 容主要體(ti) 現在《貽宋小著書(shu) 》一文中，此乃田錫與(yu) 友人宋白論文之作，對於(yu) 性與(yu) 情的論述也是在寫(xie) 詩作文範疇之內(nei) 展開的。他說：

稟於(yu) 天而工拙者，性也；感於(yu) 物而馳騖者，情也。研《係辭》之大旨，極《中庸》之微言，道者，任運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毫之際，屬思之時，以情合於(yu) 性，以性合於(yu) 道，如天地生於(yu) 道也，萬(wan) 物生於(yu) 天地也。隨其運用而得性，任其方圓而寓理，亦猶微風動水，了無定文；太虛浮雲(yun) ，莫有常態，則文章之有生氣也，不亦宜哉？（《鹹平集》，第33—34頁）

田錫認為(wei) ，性乃稟天而生，情乃感物所發。天道生性，性感於(yu) 物而生情的過程，與(yu) 道生天地、天地生萬(wan) 物的過程相類似。客觀世界與(yu) 主觀世界皆來源於(yu) 天道，天道一而萬(wan) 物有分殊，性情有分殊。情合於(yu) 性，性合於(yu) 道不僅(jin) 是作文時所追求的境界，也是人道德實踐所追求的最終境界。道生天地，天地生萬(wan) 物的過程，是道家宇宙生成論的內(nei) 容，而情合於(yu) 性、性合於(yu) 道則是一種“自然進路式的天人合一”，即“將人視作自然之人、天視作自然之天，最後以自然合自然，實現天人合一”。[12]田錫的性情觀，具有較為(wei) 濃厚的道家自然主義(yi) 色彩，是巴蜀玄學易傳(chuan) 統的體(ti) 現。

再次是不同於(yu) 王注孔疏的義(yi) 利觀。田錫在下引策問試題中質疑了《周易》王弼注的義(yi) 理解釋：

問：《易》道精微，王弼之注行之久矣，群儒共傳(chuan) ，而雲(yun) 進物之速，義(yi) 不及利；成物之終，利不及義(yi) 。嚐思至理，其不然乎？湯武之兵，興(xing) 於(yu) 二季，豈非義(yi) 也？丘、軻之言，垂於(yu) 萬(wan) 古，豈非利乎？況裁事得宜，而謂之義(yi) ，進成於(yu) 物，豈有異焉？幸聞嘉言，以祛未悟。（《鹹平集》，第228—229頁）

王弼注《乾·文言》九三“知終終之可與(yu) 存義(yi) 也”曰：“夫進物之速者，義(yi) 不若利；存物之終者[13]，利不及義(yi) 。”[14]孔疏曰：“利則隨幾而發，見利則行也。義(yi) 者依分而動，不妄求進，故進物速疾，義(yi) 不如利，由義(yi) 靜而利動故也……保全已成之物，不妄興(xing) 動，故利不及義(yi) 也。”[15]孔穎達以動靜之端對王注進行疏解，以“義(yi) ”為(wei) 靜、“利”為(wei) 動，進一步強調“義(yi) ”“利”之分。田錫則舉(ju) 湯武之兵和丘軻之言以疑此注，認為(wei) “利”“義(yi) ”不應當對舉(ju) ，湯武興(xing) 兵二季與(yu) 孔孟言垂萬(wan) 古兼有義(yi) 利二端。馬一浮討論此句亦曰：“王注繳繞，孔疏支離。添出一‘利’字，以‘可與(yu) 幾’為(wei) ‘進物之速’，疑於(yu) 見利而動，疑誤後人不淺。《文言》明言‘利者，義(yi) 之和也’，凡《易》之用‘利’字與(yu) ‘義(yi) ’字無別，非如後來義(yi) 、利對舉(ju) ，‘利’便成‘義(yi) ’之反矣。以靜製動，亦老氏之旨。”[16]田錫顯然並非馬一浮所言被王注孔疏所誤之“後人”，其“裁事得宜，而謂之義(yi) ，進成於(yu) 物”的義(yi) 利觀，有較深的巴蜀易學思想淵源。李鼎祚《周易集解》釋《乾·文言》“利物足以和義(yi) ”句時，引何妥“利者，裁成也。君子體(ti) 此利以利物，足以合於(yu) 五常之義(yi) ”之論，又案雲(yun) “利為(wei) 物宜，足以和義(yi) ”。[17]何妥隨父“通商入蜀，遂家郫縣”[18]，李鼎祚為(wei) 資州人士[19]，二位蜀中學者的著述，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田錫的義(yi) 利觀。“裁事得宜，而謂之義(yi) ”，即以“利”為(wei) “裁成”之意，裁分萬(wan) 物，使之各得其宜，此便為(wei) “義(yi) ”，故“利物足以和義(yi) ”；各得其宜，然後又可以“進成於(yu) 物”，是為(wei) 利萬(wan) 物，故“利者，義(yi) 之和”。這種區別於(yu) 王注孔疏主流解釋的義(yi) 利並重之說，是巴蜀易學的重要特色。田錫之後，蘇洵作有《利者義(yi) 之和論》，認為(wei) “利在則義(yi) 存，利亡則義(yi) 喪(sang) ”“義(yi) 必有利而義(yi) 和”[20]，也是對這一學術傳(chuan) 統的繼承與(yu) 發揚。

田錫立誌“以儒術為(wei) 己任，以古道為(wei) 事業(ye) ”，其易學思想不僅(jin) 體(ti) 現在對天與(yu) 人、性與(yu) 情、義(yi) 與(yu) 利等義(yi) 理問題的討論中，也體(ti) 現在引《易》而發的政見表達和經世致用的政治實踐中。如《論舉(ju) 武勇才器奏》，引《周易》“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21]，請求“以選求將帥為(wei) 急務，以博訪謀猷為(wei) 上策”（《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005頁）。《晁錯論》曰：“夫安危理亂(luan) 之形，必起於(yu) 漸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謂其所由來者漸矣。”（《鹹平集》，第101頁）他認為(wei) 君主應當具有防微杜漸、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選拔人才，整飭武備，有備方可無患。又如《伊尹五就桀論》“《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伊尹知時久矣，五就之言，錫謂孟子垂訓之旨也”（《鹹平集》，第96頁），《上中書(shu) 相公書(shu) 》“觀大《易》之言，則曰‘幾者事之微’也”，故“進與(yu) 退必以時”（《鹹平集》，第37頁），《上開封府判書(shu) 》言“錫聞於(yu) 《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是戒人之躁進。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戒人不知變也。是則動不可涉觀頤之躁，靜不可失見幾之言”（《鹹平集》，第49頁），體(ti) 現了關(guan) 注事之幾微，進退以時的為(wei) 政理念。還如“《周易》曰：‘信及豚魚。’豚魚至微，信猶能及；鰥寡至賤，侮不敢加。有以見聖人用心，無微不至；聖人施惠，無所不均”（《鹹平集》，第17頁），“其在《周易·彖》曰：‘頤中有物，噬嗑。’比天地為(wei) 頤也，萬(wan) 民為(wei) 頤中之物也。聖人以甲兵為(wei) 齒牙，噬而合之，乃能通也”（《鹹平集》，第210頁），勸告君主應當效仿聖人，對待百姓一視同仁，無微不至；修其甲兵，保護萬(wan) 民。

田錫以直言敢諫聞名於(yu) 世，曾作《直論》一文以申其誌，文章結尾言：“《易》曰‘慎言語’，又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傳(chuan) 》曰‘駟不及舌’，是知一言之發，尤難於(yu) 為(wei) 道為(wei) 義(yi) 之直也。較而論之，莫若直以守道於(yu) 內(nei) ，智以濟直乎外，無俾禍及，反害正直之心焉。”（《鹹平集》，第100—101頁）直言雖難免招致禍患，然難為(wei) 亦要為(wei) 之，“直以守道於(yu) 內(nei) ”的同時，也需“智以濟直乎外”，如此方能無害正直之心。田錫直諫的誌向與(yu) 性格，與(yu) 巴蜀政治風氣不無關(guan) 係。張唐英在《蜀檮杌序》中說：“如張扶、馮(feng) 涓、張士喬(qiao) 、段融、蒲禹卿、張雲(yun) 、陳及、田淳之徒，諫諍章疏，皆有益於(yu) 世教。”[22]前後蜀不過四十餘(yu) 年，竟有如此多留名的忠諫之臣。田錫繼承並發揚了敢於(yu) 諫諍、有益世教的巴蜀政治文化傳(chuan) 統，他逝世之後，廣有美譽，範仲淹為(wei) 其作墓誌銘，稱“田公”為(wei) “天下之正人”（《鹹平集》，第4頁），蘇軾亦讚之曰“古之遺直”（《鹹平集》，第1頁），司馬光自言“私心慕仰”（《鹹平集》，第5頁），其榜樣作用也深深影響了北宋乃至後世的政治風氣。

結語

田錫是宋代文學史與(yu) 政治史上極為(wei) 重要的人物。他的文學理論影響了三蘇[23]等一大批巴蜀士人，他“以儒道為(wei) 依歸的同時又主張兼容其他文風特色，為(wei) 北宋文學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先例”[24]；他的直言敢諫也使他成為(wei) 後世許多士大夫的榜樣。然而，由於(yu) 沒有專(zhuan) 著專(zhuan) 論傳(chuan) 世，極少有人關(guan) 注到他在學術思想領域的成就，這對於(yu) 一個(ge) “以儒術為(wei) 己任，以古道為(wei) 事業(ye) ”的士人而言，無疑是有些遺憾的。

然而，田錫繼承了巴蜀易學優(you) 秀傳(chuan) 統，並對這些學術思想進行了有意或無意的改造。他批判繼承了蜀地本土善用卜筮的道家神仙之易和盡黜象數多引《老》《莊》的玄學易，並與(yu) 關(guan) 注人事的儒理易相融合，形成“以人占人”的卜筮觀；他對長於(yu) 占驗災異的術數易進行揚棄與(yu) 改造，回歸《周易》經傳(chuan) 本身，回避複雜的術數推衍和占驗事應，論述災異的自然性和客觀性，舍棄無意義(yi) 的祈神禳災，強調君主進德修業(ye) ，關(guan) 注現實的人事問題；他還對天與(yu) 人、性與(yu) 情、義(yi) 與(yu) 利等理學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並將易理作為(wei) 寫(xie) 詩作文和處世為(wei) 政的指導，切實踐行了“以儒術為(wei) 己任，以古道為(wei) 事業(ye) ”的誌向。

宋代是易學發展的高峰期，名家輩出，著述繁多。名家之下，還存在一個(ge) 廣大的不以學術思想名於(yu) 世的士人群體(ti) ，他們(men) 熟讀經典，並無引領學術風氣的著述傳(chuan) 世，其學術思想體(ti) 現在稟天感物的文學創作之中，也運用在經世致用的政治實踐之中，雖並不完善，但不乏創見。其援《易》、用《易》也是宋代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田錫正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之一。但他又是特殊的，他為(wei) 巴蜀特有的學術文化與(yu) 政治文化所塑造，融通儒道，充分學習(xi) 並繼承二者的優(you) 秀內(nei) 涵，既有超然世外寄情自然的隱逸情懷，更有積極入世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這種淑世濟人的精神最終成為(wei) 了北宋時期的士人精神。

注釋
[1]《宋史·田錫傳》載：“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9787頁）田錫《先君贈工部郎中墓碣》載：“先君諱懿，字伯達，嚐誨諭曰：‘餘世本京兆人，因唐末亂離，僖宗幸蜀，爾祖徙家至於此。’”（[宋]田錫撰，羅國威校點《鹹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第367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書名與頁碼，標點有改動）
[2]參見舒大剛、李冬梅《巴蜀易學源流考》，載《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第27頁。
[3]田錫作《伊尹五就桀論》，反對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讚》“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暮及於天下”的說法，認為伊尹“肇適於亳，醜夏之心素定矣；再適於亳，相湯之時將至矣。於是升自陑以一戰，相湯之功，行己之誌，得其時矣。時之疾速，伊尹豈不預料哉？《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伊尹知時久矣，五就之言，錫謂孟子垂訓之旨也。若然者，雖欲疾速其功，可得而疾速乎？設使桀能返狂作聖，伊尹而相之，其仁雖朝夕及於天下矣，而天之曆數複棄湯而在桀乎？伊尹聖人也，豈懵於天時人事之向背，而惑於醜夏適亳之去就哉”（《鹹平集》，第95—96頁）。
[4][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046頁。
[5]汪榮寶《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64頁。
[6]汪榮寶《法言義疏》，第265頁。
[7]鄭萬耕《試論〈周易〉的基本精神》，載項楚、舒大剛主編《中華經典研究》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19頁。
[8][宋]李燾撰，上海師大古籍所、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續資治通鑒長編》2版，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689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書名與頁碼。
[9]“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餘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雲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雲爾。生乎治者，人道明，鹹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唐]劉禹錫撰，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1687頁）
[10]參見韋兵《星占曆法與宋代政治文化》，四川大學2006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81—186頁。
[11][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載[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9—160頁。
[12]蔡方鹿、肖裕傑《儒家與道家自然觀之比較》，載項楚、舒大剛主編《中華經典研究》第四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年，第26頁。
[13]“者”原作“若”，據《校勘記》改。（參見[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載[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冊，第10頁）
[14][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載[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冊，第3頁。
[15][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載[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冊，第4頁。
[16]虞萬裏校點《馬一浮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13頁。
[17][唐]李鼎祚撰，王豐先點校《周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頁。
[18][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709頁。
[19]朱睦㮮《周易集解序》言“鼎祚，資州人”。（[唐]李鼎祚撰，王豐先點校《周易集解》，第5頁）
[20][宋]蘇洵著，邱少華點校《蘇洵集》，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第89頁。
[21]《既濟·象》“預”原作“豫”。
[22]王文才、王炎校箋《蜀檮杌校箋》，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第2頁。
[23]參見王益鳴、王仿生《三蘇文論源於田錫說》，載薑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17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26—345頁。
[24]楊小紅《論田錫對北宋“文統”構建之貢獻》，載《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第1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