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又新：中華民族的精神特征

作者：張國剛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編《資治通鑒》紀事本末”首席專(zhuan) 家、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文科資深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十月廿一日癸醜(chou)

          耶穌2025年12月10日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數千年來傳(chuan) 頌不絕，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特征。日新又新，是人生的進德修業(ye) ，是國家的革故鼎新，也包含著文化的返本開新，更升華為(wei) 一種與(yu) 時俱進的哲學境界。

進德修業(ye) 的“日新”

《論語》曰，“學而時習(xi) 之，不亦說乎”。學習(xi) 的內(nei) 容不僅(jin) 是知識和能力，也包含品格、道德和情操的提升。對莘莘學子而言，努力學習(xi) 、不斷進取，乃是人生正途，也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本義(yi) 。曆代的家教、家訓、家規，無不在這方麵加以引導和弘揚。於(yu) 是，懸梁刺股、鑿壁偷光等故事家喻戶曉，與(yu) 唐詩宋詞一起成為(wei) 啟蒙教育的素材，也成為(wei) 我們(men) 兒(er) 時記憶的一部分。可以說，自強不息的精神本色浸潤在中國古老的傳(chuan) 說中。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後羿射日，都體(ti) 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不畏艱難險阻的崇高品質。

“日新”也體(ti) 現在對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王陽明在龍場驛悟道就是很有名的例子。明代正德年間，王陽明被貶貴州龍場驛。在龍場驛安靜而艱苦的環境中，他反複思索推敲，終於(yu) 一朝徹悟，創造了陽明心學，使宋明以來的理學思想進入一個(ge) 新境界。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連續性的本質是持續的傳(chuan) 承與(yu) 持久的創新。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著獨特的知識創新軌跡：漢字、中醫、京劇等國粹；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與(yu) 火藥等科技；漢賦、唐詩、宋詞等文學；科舉(ju) 考試、察舉(ju) 征辟、郡縣民本等治國經驗與(yu) 製度創新。王國維先生曾經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揭示了中國文學在不同曆史時期的獨特風貌與(yu) 卓越成就。唐代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詩人們(men) 以豪邁的筆觸描繪盛世景象，抒發壯誌豪情，讓唐詩成為(wei) 中國文學的一個(ge) 高峰。到了宋代，兼容婉約與(yu) 豪放風格的詞體(ti) 成為(wei) 文學的主流。元代社會(hui) 動蕩，文人仕途受阻，雜劇和散曲成為(wei) 他們(men) 抒發情感、批判現實的重要方式。元曲以通俗易懂、貼近生活的特點，受到百姓的喜愛。明清時期，伴隨商品經濟的繁榮和市民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一批偉(wei) 大的小說以宏大的敘事和豐(feng) 富的人物塑造，對社會(hui) 進行了細致而深刻的書(shu) 寫(xie) 。這些不同的文學形態，是不同時代精神的產(chan) 物，它們(men) 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學的璀璨星河。

“日新”精神不僅(jin) 在文明的詞典裏，而且存在於(yu) 人生實踐、社會(hui) 生活之中。“日新又新”要求個(ge) 人不斷反省、改進，追求道德與(yu) 智慧的提升。這種持續進步的態度有助於(yu) 個(ge) 人在道德、學識和能力上不斷突破。“日新又新”還意味著要不斷更新知識，跟上時代發展。創新是推動社會(hui) 進步的動力，隻有不斷創新，才能在競爭(zheng) 中保持優(you) 勢。無論是科技、文化還是製度，曆史上的進步通常源於(yu) 對舊有模式的突破，隻有不斷更新，社會(hui) 才能保持活力。

政治變革的“日新”

“日新”也是文明的更新，始終伴隨著中國曆史發展中革故鼎新的步履。根據司馬遷《史記》的譜係，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經曆顓頊、帝嚳、堯、舜，至於(yu) 夏禹以及夏朝的建立，華夏文明誕生。黃帝至堯舜的禪讓製到夏啟立國的家族世襲是重大的曆史轉折。

夏商周文明具有繼承性和連續性，也有損益和變革的一麵。孔子在《論語·為(wei) 政》中說：“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在這裏，“因”展現的是延續，“損”則體(ti) 現了變革。比如，殷人崇鬼而周人尚德，在因革的過程中表現出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會(hui) 製度。而無論是伊尹輔佐商湯，還是周公在西周建國中創建禮樂(le) 文明，都標誌著時代的變革。“殷周革命”在《周易》那裏，就是“革故鼎新”。

西周禮樂(le) 文明燦爛輝煌，接續的東(dong) 周即春秋戰國卻遭遇衰敗，禮崩樂(le) 壞。革故鼎新再次成為(wei) 時代要求。從(cong) 管仲到子產(chan) ，從(cong) 李悝的《法經》到胡服騎射，各個(ge) 方麵的改革前後相繼、此起彼伏。其中，商鞅變法影響最深遠。商鞅變法從(cong) 富國強兵的現實需要出發，其革故鼎新的範圍涉及土地製度、農(nong) 業(ye) 政策、科技種田；涉及人事製度、法治措施、郡縣製及其以下的基層政權建設；涉及軍(jun) 事組織、武器裝備以及軍(jun) 功爵激勵機製等。大到治理模式的理論探討，小到度量衡標準的統一製定，秦國的變革係統而深入。商鞅變法從(cong) 實踐和理論上推進了革故鼎新思想的深化與(yu) 弘揚。“常人安於(yu) 故俗，學者溺於(yu) 所聞。”革故鼎新往往受到慣性和惰性的阻礙，在新的曆史形勢和曆史挑戰中，唯有勇於(yu) 正視時代問題，順應社會(hui) 發展規律，才能突破陳法舊政的桎梏。正所謂“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大膽的求變意識、果斷的決(jue) 策能力和堅定的執行能力，是商鞅變法取得成就的關(guan) 鍵原因。

夏商周三代的“禮”不一樣，都稱王於(yu) 天下；春秋五霸齊桓晉文，各有不同的霸業(ye) 路徑。改革是非常之事，要成就的是非常之功，故需要有非常之人，需要高度智慧。商鞅變法之後，經過120多年的軍(jun) 事鬥爭(zheng) 和政治外交角力，秦始皇終得以在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中華文明從(cong) 此以大一統的政治體(ti) 製開創了新紀元。

秦建立以後，如何治理這個(ge) 大一統的國家卻是一個(ge) 新課題。革故必須要有鼎新，革故鼎新就是國家治理的探索過程。秦朝的統一隻維持了短短15年，繼起的兩(liang) 漢卻各有200年左右。“仁義(yi)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個(ge) 論斷指明了治國之策的改進重點，即完成從(cong) 馬上打天下到馬下治天下的政策轉變。

漢初，“黃老無為(wei) ”的治理方策即與(yu) 民休息、輕徭薄賦、減輕刑罰。曆經孝惠、呂後和“文景之治”，漢初60餘(yu) 年間，戰爭(zheng) 的瘡痍被撫平，出現經濟繁榮、民殷物阜的康樂(le) 局麵。漢朝人把秦製與(yu) 秦政區別開來，革故鼎新不隻是王朝的更替，更是製度的更新。在後世的曆史敘事中，秦政“刻薄寡恩”，與(yu) 周人的“禮義(yi) 仁德”形成強烈對比。漢朝繼承秦朝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卻改變秦朝“以吏為(wei) 師”的治理體(ti) 係，這就是所謂因襲秦製而變革秦治。到了漢武帝時代，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治理體(ti) 係，並以“獨尊儒術”的教化口號為(wei) 名。獨尊儒術是為(wei) 了統一大眾(zhong) 的思想和價(jia) 值觀，董仲舒說：“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這種治理體(ti) 係和思維奠定了漢代大一統的政治秩序，不僅(jin) 政治秩序趨於(yu) 穩定，社會(hui) 風俗也得到了教化。

漢武帝的改革是對商鞅變法以來製度沿革的總結與(yu) 完善。從(cong) 秦皇到漢武，賡續上古時期中國曆史因革損益的長期成果共同奠定了大一統中央集權體(ti) 製，奠定了中華文明的製度基礎。漢代以後，中華民族的主體(ti) 文明——華夏文明，被更清晰地定義(yi) 為(wei) “漢文明”。

開放包容的“日新”

任何一個(ge) 悠久的文明，不僅(jin) 要善於(yu) 整合內(nei) 部要素，還要能夠應對外部衝(chong) 擊。漢唐之際，華夏文明受到外部的兩(liang) 大衝(chong) 擊——佛教入華的文化衝(chong) 擊和五胡入華的政治衝(chong) 擊。而中華文明的應對之道是兼容並蓄、開放包容，繼往開來、返本開新。思想的相互交織、民族之間的交融，讓中華文明始終保持開放姿態，呈現多元一體(ti) 格局，彰顯出“融同化異”的堅韌特性。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整合了春秋戰國百家爭(zheng) 鳴的思想學說。禮法合治、德主刑輔，成為(wei) 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基本方針。但是，當時的儒家思想在本體(ti) 論、認識論方麵還存在不足，尚未完全滿足民眾(zhong) 對生死、宇宙等終極問題的解釋需求，加上漢魏之際中原政權更迭頻繁、社會(hui) 動蕩不安，為(wei) 佛教思想的傳(chuan) 入創造了條件。

佛教的衝(chong) 擊是巨大的，魏晉玄學所謂“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等辯論，直接挑戰了儒家名教秩序。唐宋之際，張方平甚至說“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為(wei) 了應對這種局麵，儒學思想家們(men) 在借鑒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礎上，對儒家的思想內(nei) 涵進行了更深入的挖掘。韓愈、李翱開其先，北宋五子繼其後，進而發展到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他們(men) 努力挖掘儒家思想傳(chuan) 統中的性理之學，援佛入儒，暢談義(yi) 理心性，滿足漢唐以來人們(men) 在思想文化上的需要。由此，佛教不僅(jin) 實現了中國化，而且補益了儒家思想的不足。亞(ya) 洲文明的交流和互鑒在唐宋以後的中國結出了豐(feng) 碩成果，而這些成果是以思想文化領域的繼往開來、返本開新而澆灌實現的。

在全世界範圍內(nei) ，有過幾次遊牧民族衝(chong) 擊農(nong) 耕文明的現象，在西羅馬帝國的場域表現為(wei) 蠻族入侵，在中國中古時代則有五胡入華。五胡入華時期，北方的所謂五胡十六國，以北魏統一黃河流域、南北分裂而結束。5世紀末期馮(feng) 太後和魏孝文帝推行的“太和改製”，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推行了一係列借鑒中原政權的改革措施，本質是與(yu) 時俱進的漢化革新，它是重建統一的第一步。北朝的漢化改革掃平了南北統一的製度障礙。6世紀前期“六鎮起義(yi) ”以及爾朱榮被殺後北魏的分裂，是對孝文帝改革的反撥，也是對改革的消化。“太和改製”以後的一係列政治事件從(cong) 正反兩(liang) 個(ge) 方麵加速了北朝的民族融合，最終為(wei) 新的中華大一統創造了條件。

隋唐王朝就是“六鎮軍(jun) 將”後裔建立的新的大一統政權，而且成為(wei) 中古盛世的高峰。隋文帝的“聖人可汗”尊號、唐太宗的“天可汗”尊號，其實就是胡漢一家的政治文化表現。一方麵，漢族文化吸納胡族血統；另一方麵，在漢族文化的影響下，胡族政權也實現了“日新又新”。胡漢雙向融合，是中華民族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安史之亂(luan) 是唐朝曆史的轉折點，也是中古曆史的轉折點。安祿山、史思明先後在洛陽和幽州建都，二人都有胡族背景，其崇奉的宗教是祆教，俗稱拜火教。經過五代時期燕雲(yun) 十六州的割讓，到了兩(liang) 宋時期，形成了與(yu) 中原王朝對立的分裂政權，出現了新的南北對峙局麵——北宋與(yu) 遼對峙、南宋與(yu) 金對峙。從(cong) 安史之亂(luan) 到宋朝與(yu) 遼金對峙，斷斷續續幾百年，是繼南北朝之後又一個(ge) 胡漢衝(chong) 突與(yu) 融合的激烈時期。而遼金政權持續不斷的製度更新，不同程度、因地製宜地推行漢化政策。

完成南北大一統的元朝同樣如此，元朝的行省製度既是對唐宋中書(shu) 省的傳(chuan) 承，又是對唐宋道、路地方監察體(ti) 製的創新。從(cong) 北魏孝文帝、遼聖宗、金熙宗到忽必烈，所有的鼎革之變都指向胡漢文化的融合，都經曆了胡製融入漢製的曆程。北方民族建立統一政權的初期，無不是在中原政權影響下，走出氏族和部落民主製，最終走向中央集權製，總體(ti) 方向是胡漢融合走向大一統。

革故鼎新是表，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形成步履是裏。表裏互動，始終伴隨著中華民族統一國家的構建過程。元、明、清三朝的革故鼎新，尤其彰顯了多民族國家形成中的守正創新和返本開新。明朝繼承了元朝的許多製度成果，比如元朝首創的重要地方管理製度行省製，被明清王朝所繼承；明朝編修《元史》，使之成為(wei) 中華民族正史中的一部。當然，明朝也糾正了元朝一些落後的習(xi) 俗。明朝尤其重視中華主體(ti) 文化的加強和弘揚，號稱衣冠華夏，在東(dong) 亞(ya) 地區有重大影響。

清朝是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形成的重要時期。清朝加強了對包括東(dong) 北、蒙古、新疆、西藏和西南地區的統治，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疆域基礎。邊疆地區與(yu) 中原在製度、文化上存在一定差距，清朝采取了一係列靈活多元的治理措施，既“因俗而治”，充分尊重邊疆地區的製度和文化基礎，又“修教齊政”，鞏固了廣大邊疆地區的政治認同，把“大一統”的內(nei) 涵拓展到了新的高度。

在中華民族多民族國家的統一進程中，有兩(liang) 個(ge) 非常突出的特點：不論是胡族還是漢族建立的政權，都追求大一統下的多民族統一，都將通用的語言文字，即漢語漢字，作為(wei) 主要的官方語言文字；以中華民族的主體(ti) 文明，即奠定於(yu) 漢武帝時代又不斷發展的漢文化，作為(wei) 主流文化。這不僅(jin) 充分證明中華民族多民族統一的共同體(ti) 意識根深蒂固且十分強烈，而且清晰展現了中華文明的突出品格：守正而創新，返本而開新，與(yu) 時俱進。

五千多年來，中華民族闖過了激流險灘，走過了大江大河，克服了一係列重大的危機和挑戰，始終保持著中華文明的綿延與(yu) 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用大國的曆史實踐證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依然是我們(men) 處變不驚、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局麵的大智慧。

“日新”是一種實踐智慧

“日新”是一種實踐智慧，創新育新，隻有在實踐的環節才能得到體(ti) 現。《周易·革卦》有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意思是有擔當、有理想的君子，都善於(yu) 和敢於(yu) 在複雜的形勢下突破常規、因時製宜，甚至不憚於(yu) 違經合道，“與(yu) 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用“經”和“權”來形容“常”與(yu) “變”的差異。《論語·子罕》有言：“可與(yu) 共學，未可與(yu) 適道；可與(yu) 適道，未可與(yu) 立；可與(yu) 立，未可與(yu) 權。”學習(xi) 和堅守“道”，已經很不容易了，但最難得的是“可與(yu) 權”；正確的行動不僅(jin) 是依道而行，更難能可貴的是能夠通權達變，在重大關(guan) 頭作出迅捷決(jue) 斷。這種辯證思維，成為(wei) 中華文明應對變局的重要方法論。正如《鬼穀子》中所說的：“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正因為(wei) 始終堅持“守正”與(yu) “創新”的辯證統一，中華文明才能實現連綿不斷的傳(chuan) 承和發展。

“日新”的思想貫穿於(yu) 古今中國的返本開新之中。當代中國的偉(wei) 大社會(hui) 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yi) 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它時時刻刻伴隨著對教條主義(yi) 、本本主義(yi) 的克服與(yu) 對實事求是的方法論原則的回歸和堅守。“人不能兩(liang) 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這是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著名哲學觀點。大千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這是置身其中的人類的共同感悟，並不是中華民族獨有的智慧。而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在於(yu) ，能夠在生活與(yu) 實踐中運用變化的觀點看待世界之變、因應世界之變。這就是“日新”。

“日新”是一種實踐智慧、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要求我們(men) 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隻有堅持革故鼎新，才能在激烈的競爭(zheng) 中立於(yu) 不敗之地，實現長遠發展。“日新”是一種文化傳(chuan) 承的態度，在堅守文明和文化主體(ti) 性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文明和文化的優(you) 秀成果，才有可能始終保持文化的豐(feng) 富性和多樣性，不斷融合再生，推動科技創新、思想創新、藝術創新。

當下，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與(yu) 產(chan) 業(ye) 革命深入發展，更需要我們(men) 以“日新”的思維和勇氣迎接挑戰。應始終堅持“守正不守舊，尊古不複古”的態度，立足鮮活豐(feng) 富的當代中國實踐，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you) 秀文明成果，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斷超越自己，在開放中博采眾(zhong) 長，不斷完善自己。這就是與(yu) 時俱進，就是守正創新，就是“日新又新”。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