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煙著國史 絕徼續斯文

——《國史大綱》的寫(xie) 作與(yu) 出版

作者：錢婉約（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十月十五日丁未

          耶穌2025年12月4日

1940年初夏，在中國人民抗戰最艱難的時期，西南聯大曆史係教授錢穆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國通史教科書(shu) 《國史大綱》上下冊(ce) 。全書(shu) 揭示了中國文化悠久、無間斷、詳密的曆史特性，為(wei) 民族國家鑄“國魂”，為(wei) 抗戰中的國民鼓“士氣”。書(shu) 甫一出版，便引起熱烈反響，廣為(wei) 青年學生閱讀，影響了一代人，被譽為(wei) 以國史激勵民族情感、“書(shu) 生報國”的典範。

《國史大綱》（簡體(ti) 字版）

錢穆 著

商務印書(shu) 館

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恰逢《國史大綱》出版85周年，商務印書(shu) 館首次推出該書(shu) 的簡體(ti) 橫排版，並在涵芬樓書(shu) 店舉(ju) 辦了“《國史大綱》簡體(ti) 字版新書(shu) 發布會(hui) ”。作為(wei) 錢穆先生的孫女，我受邀參加了此次新書(shu) 發布活動。

《國史大綱》簡體(ti) 字版出版後，備受讀者歡迎。很多讀者表示“終於(yu) 等來了方便易讀的簡體(ti) 橫排版”，一些已讀過繁體(ti) 豎排版本的讀者也再次購入簡體(ti) 新版重讀，稱“藏繁讀簡，一藏一讀”。

說到《國史大綱》的成書(shu) 緣起，不得不提到作者“一個(ge) 人的中國通史”課程，以及另一位學者的懇切敦促。早在初任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時，錢穆先生就主張“中國通史”不應采用多人分段講授的方式，而應由一人獨立承擔。唯有如此，才能首尾呼應、貫通洞察曆史，揭示曆史進程中形成的文化特質與(yu) 精神內(nei) 核。他本人也是這一主張的首位實踐者。自1933年起，他獨立教授“中國通史”，每周四課時，一年授完。遷至蒙自時，已是他第五輪講授這門課程。在蒙自，他遇到了昔日學生、如今的同事兼摯友陳夢家先生。陳先生力勸錢先生將“中國通史”課的內(nei) 容整理成教科書(shu) ，錢穆卻以“顛沛途中材料難全”為(wei) 由婉拒，認為(wei) 可效仿趙翼《廿二史劄記》的體(ti) 裁，就特定專(zhuan) 題撰寫(xie) 長篇論述。陳先生回應道：“此乃先生為(wei) 一己學術地位計，有誌治史者固然受益不淺，但先生未為(wei) 全國青年學生計，亦未為(wei) 時代急迫需要計。”錢先生仍堅持：“茲(zi) 事體(ti) 大，流亡之中恐難覓得安穩環境，當俟他日平安返回故都再試為(wei) 之。”後來，經陳先生再次敦請，錢先生終於(yu) 被說動，決(jue) 定改變初衷，確定體(ti) 例、著手著書(shu) 。

1938年暑假後，西南聯大文學院擬從(cong) 蒙自遷回昆明。蒙自距昆明280公裏，地處滇緬鐵路沿線，山水秀麗(li) 。祖父與(yu) 湯用彤、賀麟等幾位教授喜愛蒙自的清幽環境，決(jue) 定暑假繼續留居此地，待開學再啟程。他們(men) 借住在俗稱“法國醫院”的舊滇越鐵路醫院內(nei) 。當時，城中盛傳(chuan) 日軍(jun) 敵機即將前來轟炸，而該醫院靠近中美空軍(jun) 聯合基地，屬於(yu) 危險的空襲目標。幾位教授便每日早飯過後離開醫院，攜帶書(shu) 籍與(yu) 麵包火腿前往郊外山林溪流處躲避，傍晚再返回住地。祖父隨身攜帶的，正是他在北大講授中國通史時積累的五六厚冊(ce) 參考資料。這些資料經四五輪授課增補而成，從(cong) 北平逃難時隨衣物箱貼身攜帶，既是講課的核心資料，更成為(wei) 《國史大綱》撰寫(xie) 的“唯一祖本”。《國史大綱》的早期撰寫(xie) ，便始於(yu) 這般躲避轟炸、極不安定的環境中。

暑假結束、開學在即，為(wei) 避開昆明的人事繁雜，祖父決(jue) 定尋找一處靠近昆明、既能兼顧授課又能專(zhuan) 心寫(xie) 作的僻靜之地。說來也巧，他曾乘火車途經宜良，因喜愛窗外山巒起伏的景致，此刻便有意在此定居。宜良縣位於(yu) 昆明東(dong) 南65公裏處，同樣地處滇越鐵路沿線，交通便利。當時的宜良縣縣長王丕得知西南聯大教授意欲幽居著史的心願，深為(wei) 感佩，遂將自己在城西山中岩泉寺內(nei) 的二層小樓，借予錢教授暫住。

祖父回憶，此後他半周在宜良著書(shu) ，半周赴昆明授課。每周四午飯後，他從(cong) 岩泉寺下山趕往宜良火車站，乘米軌小火車穿越十餘(yu) 個(ge) 山洞，於(yu) 下午五點抵達昆明。然後乘坐人力車直奔教室，途中買(mai) 塊蛋糕充饑，以便趕上晚七點開始的課。九點下課後，再到昆明市內(nei) 餐館用餐。周五、周六兩(liang) 天的課程，因躲避日機轟炸，也均安排在晚上。兩(liang) 個(ge) 白天，他補讀報刊、了解時事學術，或與(yu) 學生同遊。周日一早，他再乘火車返回宜良，午後稍做休整，泡溫泉、讀陶詩。接下來的周一至周四上午，便在岩泉寺內(nei) 一心著書(shu) 。山居寂靜，這三四天裏，他常常不曾與(yu) 人說過一句話。湯用彤、賀麟當初曾送祖父到岩泉寺，同住一夜後離去，臨(lin) 別時感歎：“此樓靜僻，遊人罕至，君一人獨住，能耐此寂寞否？”錢先生答道：“居此正好一心寫(xie) 吾書(shu) ，寂寞不耐亦得耐。”寒假時陳寅恪先生前來看望，也在小樓住了一夜，感慨道：“如此寂靜之地，在此寫(xie) 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如此往複成常，真可謂自甘寂寞、動心忍性。

宜良著史的這段歲月，是祖父讀寫(xie) 生涯中極為(wei) 特殊且難忘的時光。著書(shu) 之餘(yu) ，他常到宜良縣立中學圖書(shu) 館借書(shu) ，與(yu) 校長相識後，受邀為(wei) 中學師生演講；春天則前往寶洪山上采購新茶，遊覽當地名勝。如今，宜良縣在當年那座二層小樓的舊址上，修建了“錢穆著書(shu) 紀念館”。紀念館門口兩(liang) 側(ce) 豎立著十二塊石碑，鐫刻了《師友雜憶》中關(guan) 於(yu) 宜良著書(shu) 的回憶文字，共計2800餘(yu) 字。文章飽含深情，記述了著書(shu) 宜良時當地的山水風光、物產(chan) 交通、風俗人情等，堪稱一篇記事記人的散文佳作。

從(cong) 1938年5月到1939年6月，僅(jin) 用十三個(ge) 月時間，53萬(wan) 字的《國史大綱》便殺青付梓。1939年暑假，祖父帶著書(shu) 稿從(cong) 雲(yun) 南經香港返回蘇州探親(qin) ，途中將書(shu) 稿交付戰時商務印書(shu) 館香港新館，囑托盡快出版。香港商務印書(shu) 館隨後將書(shu) 稿轉交上海老館負責編輯出版。1940年7月，《國史大綱》第一版在上海問世。書(shu) 的扉頁上寫(xie) 道：“本書(shu) 謹奉獻於(yu) 前線抗戰為(wei) 國犧牲之百萬(wan) 將士二七，五，一○——二八，六，一四”，其中數字標注的是書(shu) 稿起筆至殺青的時間範圍。該初版在上海僅(jin) 印刷了數百部，當時有幸購得一套的人，常常被眾(zhong) 多學生借來整本傳(chuan) 抄閱讀。如今，這個(ge) 初版更是難覓蹤跡。

《國史大綱》初版後的近十年間，曾在成都、重慶、上海多次再版印行。據我所見，有1943年蓉一版、1944年渝一版。這兩(liang) 個(ge) 版本受戰時條件所限，采用粗糙的手工土紙印刷，工藝簡陋，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被稱為(wei) “國難版”。“國難版”的另一顯著特征，便是扉頁上均印有獻給犧牲將士的那一行文字。1947年5月，上海出版“新中學文庫”版；同年9月，上海又推出“部定大學用書(shu) ”版。

烽煙著國史，絕徼續斯文，為(wei) 中華民族續寫(xie) 新的華章。《國史大綱》飽含作者對上下五千年中國曆史的深刻洞察，他提出的本國曆史應具有“溫情與(yu) 敬意”的主張，“一部中國史就是民族文化的發展史”以及“國之興(xing) 亡，首在文化盛衰”的大文化史觀，成就了這部肩負時代使命、融入作者全部生命激情與(yu) 精研覃思的經典著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