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之三”的典禮功能

作者：趙玉敏（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大學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十月十二日甲辰

          耶穌2025年12月1日

利用科學的力量複活已逝的世界，是維拉莫威茲(zi) 為(wei) 古典學所確立的目標和理想。這裏的複活除了器物層麵的發現與(yu) 實證，精神層麵的傳(chuan) 承亦應是題中之義(yi) 。對於(yu) 中國古典學來說，後者也許更為(wei) 重要，這是中華文明作為(wei) 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文明的內(nei) 在要求。在這個(ge) 背景下，從(cong) 古典學的視野對《詩經》的儀(yi) 式功能與(yu) 曆史語境進行還原，不僅(jin) 關(guan) 乎古典知識的實證，也是激活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以應對時代之變的使命。

《詩經·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綿》，因在周代典禮中總是作為(wei) “工歌”之詩成組出現，因而被稱為(wei) “《文王》之三”。“示情”“示德”“示事”出自《禮記·仲尼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孔子此語是對周代禮樂(le) 儀(yi) 式中金奏、歌詩、管舞三個(ge) 核心儀(yi) 節的功能概括，亦為(wei) 理解《大雅》“文王之三”的典禮功能提供了經典詮釋的鑰匙。“三詩聯唱”，通過“示情”“示德”“示事”，將情感表達、道德價(jia) 值與(yu) 曆史敘事融為(wei) 一體(ti) ，在禮樂(le) 實踐中實現家國情懷的代際傳(chuan) 遞。這是周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創新，可見中國早期文明在儀(yi) 式中塑造文化記憶的獨特路徑。

“示情”是以親(qin) 親(qin) 之親(qin) 喚起情感認同。據《荀子·儒效》記載，西周初年武王、成王兩(liang) 朝，分封諸侯共71國，其中姬姓封國多達53個(ge) 。而在姬姓之國中，見於(yu) 文獻記載的屬於(yu) 文王諸子的有16國，武王之子的有4國，周公後裔的有6國，再加上太王之子泰伯所封的吳國、虞仲所封的虞國以及王季之子虢仲、虢叔所封的虢國，古公亶父、王季、文王、武王（周公）的後代是周初同姓諸侯國的主體(ti) 。在“《文王》之三”中，《文王》記錄文王的教誨，《大明》寫(xie) 到王季與(yu) 大任的婚姻、武王伐商的事業(ye) ，《綿》則追憶了太王遷岐、創業(ye) 開基的情景。按照鄭玄《詩譜》的記載，周代有資格在典禮上應用“《文王》之三”的人群有“天子與(yu) 元侯（諸侯之長）”“天子與(yu) 諸侯”“諸侯與(yu) 諸侯”。可見在西周初年，能夠在典禮上享用“《文王》之三”歌詩的人群，與(yu) 歌詩內(nei) 容存在著親(qin) 情的對應。“《文王》之三”被置於(yu) 《大雅》之首，並在典禮中反複詠唱，當這些親(qin) 人的名字與(yu) 功業(ye) 通過樂(le) 工之口在廟堂中回蕩時，“《文王》之三”不僅(jin) 是典禮的程式儀(yi) 軌，更是家族記憶的共鳴箱，它將天子與(yu) 諸侯、諸侯與(yu) 諸侯聯結於(yu) 家族的源頭，在“示情”的感動中激發出“親(qin) 親(qin) 之仁”，從(cong) 而為(wei) “家國同構”的統治秩序提供深層的精神力量。

“示德”是以“文王之德”宣告天命所歸。周人認為(wei) 殷革夏命、周革殷命都是天命轉移的結果，而天命轉移的原因是“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尚書(shu) ·蔡仲之命》）。為(wei) 了讓周不重蹈夏、商覆轍，就要“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書(shu) ·召誥》）。對於(yu) “《文王》之三”，孔穎達在為(wei) 《左傳(chuan) 》作正義(yi) 時承襲《詩序》“《文王》，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故天複命武王伐紂；《綿》，言文王之興(xing) ，本由大王”之說，進而總結道：“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文王之德”確為(wei) “《文王》之三”的中心主題。為(wei) 了突出這一主題，雖然周文王“伐犬戎、伐密須、伐耆、伐邘、伐崇侯虎”（《史記·周本紀》）、“文王卜曰：我眔唐人弘戰賈人”（趙晉侯墓地文王玉環銘文），使周人在克商之前，達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實力，為(wei) 武王伐紂奠定了堅實基礎，但在“《文王》之三”的敘事中，這些軍(jun) 事功業(ye) 卻被有意隱去，轉而強調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的虔敬、“宜鑒於(yu) 殷，駿命不易”的憂患、“文定厥祥，親(qin) 迎於(yu) 渭”的和合、“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的勤勉。這些美德，既是文王個(ge) 體(ti) 人格的光輝，也是周人德性政治的典範。任何儀(yi) 式都是一種傳(chuan) 播。周公製禮作樂(le) ，將“《文王》之三”製度化，使之貫穿於(yu) 宗廟祭祀、朝聘會(hui) 盟的儀(yi) 式之中。在這些以維係王朝穩定和安全為(wei) 訴求的典禮中，“文王”作為(wei) 一位軍(jun) 事開拓者的形象被徹底隱去，而是作為(wei) 一位至德形象，反複展示給儀(yi) 式的參與(yu) 者，提醒他們(men) 父輩中有“至德”的榜樣，而他們(men) 的任務就是砥礪自身，繼承並發揚這份至德的光輝。所以，“《文王》之三”的每一次唱響，都是對文王德行的重溫和喚醒，這種重複正是構建凝聚性結構的基本原則，“通過重複，這些行動路線構成可以被再次辨認的模式，從(cong) 而被當作共同的‘文化’元素得到認同。”（[德]揚·阿斯曼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

“示事”是以創業(ye) 曆程傳(chuan) 遞治國方略。《詩經》中的周民族史詩有兩(liang) 種表現形式，一種是演唱式，一種是講唱式。（傅道彬《文王之什與(yu) 早期周民族史詩結構形式》）“《文王》之三”屬於(yu) 後者。“《文王》之三”中涉及的曆史事件包括古公遷岐、王季和文王之婚、虞芮之質、武王克商、商人助祭。這些事件不僅(jin) 是周民族從(cong) 崛起到鼎盛的關(guan) 鍵曆程，也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政治方略的敘事核心。比如古公遷岐，這本是周民族早期困於(yu) 外患擇地而居的無奈之舉(ju) ，但在《綿》中卻被描繪成“天作之合”的開端，“爰及薑女，聿來胥宇”是周民族借助異姓通婚的政治智慧實現聯盟整合的起點。這個(ge) 政治方略，在《大明》中表現為(wei) 濃墨重彩地描寫(xie) 了王季與(yu) 大任、文王與(yu) 大姒兩(liang) 代婚嫁場景。這既是一種文學敘事，也是一種政治提醒——“娶於(yu) 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禮記·郊特牲》）。這種潤物無聲的教化力量，誠如孔子所言：“是故古者君子，不必親(qin) 相與(yu) 言也，以禮樂(le) 相示而已。”（《禮記·仲尼燕居》）

儀(yi) 式的作用是構建凝聚性結構。在周代的典禮用詩中，工歌“《文王》之三”是一種典型的凝聚性結構。它通過“示情、示德、示事”這樣一個(ge) 象征意義(yi) 體(ti) 係，把天子與(yu) 諸侯、諸侯與(yu) 諸侯、個(ge) 人與(yu) 群體(ti) 、過去與(yu) 現在聯係起來，在鍾磬琴瑟“肅雍和鳴”這一極具藝術況味的空間中，通過情感共鳴創造了身份歸屬和文化認同，從(cong) 而使個(ge) 體(ti) 變成我們(men) ，實現了“故樂(le) 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禮記·樂(le) 記》）的“人文化成”功能。所以，作為(wei) 史詩的“《文王》之三”，不同於(yu) 西方史詩在講唱時注重“即興(xing) 創編”，遊吟詩人可以根據場合和聽眾(zhong) 自由調整內(nei) 容。周代史詩的講唱始終遵循禮製規範，內(nei) 容固定於(yu) 經典文本，不可隨意更易。這種穩定性保障了曆史記憶與(yu) 道德訓誡的權威性傳(chuan) 遞，每一次工歌都是對宗族情感的強調，對道德精神的昭示，對治國理念的重申。

“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製禮，依人性而作儀(yi) ，其所由來尚矣。”（《史記·禮書(shu) 》）中華文明在創基時重視情感在形成社會(hui) 紐帶和建構複雜社會(hui) 結構時的作用，這在周代禮樂(le) 文化中尤為(wei) 明顯。通過對“《文王》之三”典禮功能的分析，我們(men) 發現，在“三示”之中，“示情”“示德”“示事”的序列並不是平行的，“示情”所喚起的宗族情感，是“示德”與(yu) “示事”功能實現的前提與(yu) 根基。正是因為(wei) 對“示情”的強調，周民族史詩在“示事”的層麵，並沒有如西方史詩那樣，發展出人物性格鮮明、事件情節複雜、篇幅宏大繁複的敘事傳(chuan) 統。相反，“《文王》之三”以簡潔莊重的辭章，將曆史濃縮為(wei) 道德圖景，通過重複性、儀(yi) 式性的吟唱，在群體(ti) 中喚起共通的情感體(ti) 驗。這種情感不是個(ge) 體(ti) 情緒的宣泄，而是基於(yu) 親(qin) 情與(yu) 盟約的共同體(ti) 意識的凝聚。正因如此，周代典禮中的“示情”並非敘事的附屬，而是禮樂(le) 教化的起點。唯有情有所歸，德才有感召之力，事才具正當之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明塑造才有可能。而中國古典學的研究，正是要揭示這種以情為(wei) 本的文化邏輯如何在曆史長河中持續發揮作用。正如張巍所言：“作為(wei) 古典學者，我們(men) 要做的不是為(wei) 現代精神找到它的古代根源，而是要在古典文化中找到和現代精神相抗衡的力量。”（《古典學不隻是學術》）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