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敗壞與語言腐敗
    作者：秋風
    來源: 《閱想》2012年12月28日 
    
    
    社會和政治的本質都是人的合群。合群推動語言的產生，語言是合群的核心工具。因此，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語言就是力量。也因此，權力必然試圖影響語言，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致力於操縱語言，從而導致語言的腐敗。不過，僅在中國，語言腐敗的形態，在不同曆史階段，大有不同。
    
    二十世紀中期，一種從西方經蘇聯傳來的社會曆史理論大行其道，這種理論相信，個體的命運是完全被曆史控製的，曆史則是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具有鐵的運行規律。人的唯一道德和曆史責任就是順服這個命運，充當其實現某種終極目標的螺絲釘。這套理論具有極大魅惑力和心理壓迫力。官方以此製造了一套宣傳話語體係，其基本特征是曆史的宏大敘事和高調的道德動員。官方以這套話語進行社會動員，無數人基於對那套語言的魅惑和恐懼，而自覺或者假裝自覺地服從，語言塑造了社會的整齊劃一。
    
    文革政治的瘋狂反複、尤其是林彪事件爆發，導致上述意識形態，和以之為基礎的個人崇拜的神話破產。那套宣傳性話語體係的魅惑力也消散。很快，民間出現、流傳種種反諷的話語。這一話語體係一路發展，而演變出九十年初十分流行的王朔等人的反崇高文藝。這種文藝的核心工具正是反諷性語言。在後者的冷嘲熱諷下，官方意識形態性話語體係顯示出極度的荒誕性，它雖延續至今，但純粹隻是政治的慣性而已，已然喪失了語言本科具有的任何力量。
    
    九十年代以後，情況發生極大變化。意識形態的統治正當性論證功能完全喪失，政府不得不依靠經濟增長維持自己的權威。由此，整個政府體係迅速地公司化。各級政府深度介入商業活動，官員們變成商人。首先，政府官員的政績主要以經濟指標衡量，政府乃拚命逐利。在此過程中，官員也毫無節製地追逐個人物質利益之最大化。公與私兩個維度的商業計算支配了官員的心靈。
    
    政府權力按照商業邏輯運轉，這可是人類政治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正是這種奇異的商業化權力邏輯，製造出了最為引人注目的語言腐敗，比如，僅僅在今年，官員們就發明了下列詞匯或者話語：
    
    
    　　No.1 維修式拆除
    
    今年1月27日，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北總布胡同24號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突然遭拆除，此前這處故居已被國家文物局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對此，東城區文化委解釋為“維修性拆除”。
    
    　　No.2 休假式治療
    
    今年2月8日，重慶市政府宣布：“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
    
    　　No.3 公益性壟斷
    
    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提出，中國行政政策設定有公益性壟斷的行業，包括中央企業層麵的石油石化、電網、通信服務等領域的企業，也有地方的供水、供氣、汙水處理、公共交通等企業。
    
    　　No.4 幹濕交替
    
    2012年12月16日，寧波市江東區一幢居民樓倒塌，造成一死一傷。寧波市住建委總工程師夏海明說，初步原因是由於天氣幹濕交替導致，但具體原因還需經過上海、杭州等地專家調查過後才能確定。
    
    　　No.5 簽字式宰客
    
    2012年2月，海南旅遊島出現瘋狂宰客的現象，一度被網友曝出萬元賬單。三亞市工商回應：賬單有顧客的簽字，則不算宰客。
    
    　　No.6 自主性墜亡
    
    2012年8月，河南省扶溝縣練寺鎮，老人朱中洲因為對強征強拆及補償不滿，前往鎮政府找有關領導協商，隨後在政府院內跳樓身亡。經過現場勘查和法醫鑒定，該村民為“自主性墜亡”。
    
    　　No.7 盈利性虧損
    
    2012年2月，中國太平(央企)發布業績報告，其旗下全資附屬公司太平再保險有限公司出現首次盈利性虧損。此前中國太平發布警告稱，預計去年綜合盈利將大幅低於2010年同期水平，主要因太平再保險虧損近一億港元。
    
    　　No.8 殺跌性回暖
    
    2012年3月，在國務院地產調控政策不見鬆動時，南京樓市出現短暫熱銷，連續三周的周認購量連創新高。新華社發文評價其為殺跌性回暖。
    
    上述語言腐敗表明，官方話語之自信和水平已經下降到穀底了：
    
    七十年代之前，官方話語的主要功能是動員，充滿自信地動員被假設為自私的人們投入到官方認為的偉大的曆史性事業中。在這個時代，出現了一些頗有成就感的宣傳家。不管怎樣，他們的文字是有力量的。很多五十歲以上的還可以背誦其中的篇章。
    
    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官方話語的主要功能是掩飾，使用一套偽裝的話語，掩飾體製內部已經相當嚴重的混亂、分裂和社會的分化。但實際上，這套話語體係的使用者自己也對其有效性，狐疑不定。因此，他們可以長篇大套地背誦枯燥或華麗的稿子，而絲毫不動感情。
    
    到最近若幹年，瘋狂追求物質利益的官員，甚至連掩飾的興致都沒有了。在政治的共同價值崩解之後，他們也已放棄了自己對民眾的責任感，因而，他們可以赤裸裸地做任何損害民眾利益的事情，隻要能增進政府和個人的利益。他們所做的事情，是無法用任何正常的邏輯論證的，也無法在台麵上公開言說。所以，他們已經懶得編造自洽的說辭。他們心無旁騖，埋頭發財。通常，他們暢行無阻。但在特定場合，陡然遭遇無法回避的質問，他們也就心不在焉地編造一些語詞，以求暫時搪塞公眾。至於這些語詞是否合乎邏輯，能否說服公眾，這些官員根本不去考慮。他們相信，自己無需考慮。他們的姿態是：我就這樣，你能怎樣？確實，在這個綱紀崩壞的時代，體製不會怎麽樣他們。而他們的手裏有“維穩”機器。
    
    這就是過去五六年中，語言腐敗蔓延的製度原因。權力的物質化，政府運作的商業化，官民分立以及由此導致的官員的去責任化，讓官員專注於看得見的、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和專政力量，對於看不見的語言，他們已毫不在意。
    
    這是最壞的政治。最好的政治就是以語言溝通的政治。一旦官民之間不能用語言溝通，那就隻能用力量溝通。隨意地以專政機器“維穩”，就是官方在語言能力退化之後的唯一選擇。
    
   中國的危險在此。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語言風格之改變，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拒絕意識形態的高調動員話語，拒絕掩飾性話語，拒絕漫不經心的矛盾話語，回歸正常的語言，也即可被民眾理解、接受的語言，這是政治走上正軌的前提。現在的問題是，這個調整過程是否足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