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茲(zi) 中國”的文明意涵

作者：孫慶偉(wei) （西北大學校長、文化遺產(chan) 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十月初五日丁酉

          耶穌2025年11月24日

何尊  資料圖片

何尊銘文拓片 資料圖片

器以藏禮，文以載道。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宅茲(zi) 中國”，是迄今為(wei) 止“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錄。何以“中國”，關(guan) 鍵在“中”。“中”本意為(wei) 旗幟號令，後指時空方位，最終引申為(wei) 理念準則。“宅茲(zi) 中國”，不僅(jin) 是空間意義(yi) 上“四方之中國”，更是文明意義(yi) 上“共同體(ti) 之中國”，蘊含著疆域一統、治理一統、德禮體(ti) 係等豐(feng) 富內(nei) 涵。

以“擇中建極”定疆域一統

周人本是生活在“西土”的“蕞爾小邦”，經過古公亶父、季曆、文王和武王數代人的接續奮鬥，自西徂東(dong) ，克大邑商而建新王朝。武王翦商後仍徹夜難眠，時時放心不下、憂慮新都未定，難以有效統禦東(dong) 方廣袤區域。於(yu) 是率眾(zhong) 登高考察，遍覽山川形勝，擘畫提出了“餘(yu) 其宅茲(zi) 中國，自之乂民”——即在“中國”營建新邑、治理生民，體(ti) 現了融合政治空間、經濟空間、精神空間三重空間的卓越智慧。

“擇中立國”以承正統。“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洛陽盆地曾是夏王朝的疆土，故洛邑一帶也被尊為(wei) “中國”“土中”。周人進入“有夏之居”，周公落實武王戰略，通過圭表測影確立洛邑為(wei) 天下之中，建成新的政治中心，意即昭示“周承夏統”，並使之“居九鼎”以威服四方。足見“擇中建極”理念，既是王朝更替“慎始初、改正朔”的重要時空表征，也是獲取執宰天下政治合法性的關(guan) 鍵要件。

“入貢道均”以控樞紐。營建洛邑的另一關(guan) 鍵因素是“四方入貢道裏均”（《史記·周本紀》），即位於(yu) 諸侯納貢距離大致相等的“四方輻輳”之地，可通過建設具有輻射集聚力的經濟中心，強化國家控製和調配資源要素的能力。而以東(dong) 都洛邑（成周）和西土豐(feng) 鎬（宗周）並立，構成東(dong) 西地理空間軸線的兩(liang) 大樞紐，短長相覆，邦畿千裏，整合了渭河平原和伊洛穀地等重要政治軍(jun) 事地理單元，並由沿黃河幹支流的交通線即“貢道”，串聯起承擔不同政治社會(hui) 功能的早期城市網絡，形成“王畿—采邑—封國—四方”的多圈層國土空間格局，成為(wei) 鞏固疆域一統的重要布局。

“天保天室”以受成命。何尊銘文稱頌文王“受茲(zi) 天命”，又載武王告祭於(yu) 天，祈願“宅茲(zi) 中國”。而“定天保、依天室”是營建洛邑的兩(liang) 大方針，關(guan) 乎天命轉移和族群凝聚：“天保”即順應天命的新都，使“居中國”與(yu) “受天命”互為(wei) 表裏；“天室”則為(wei) 明堂和宗廟大室，是舉(ju) 行大型祭祀儀(yi) 式、凝聚四方之民的神聖空間。新邑號曰“成周”，取“周道始成”之意，不僅(jin) 是西周開國大業(ye) 的完成，更是開啟中華一統的重要奠基時刻。

以“自時中乂”成治理一統

周公作《洛誥》稱“自時中乂，萬(wan) 邦鹹休”，告誡成王唯有以中正之道治理天下，才能長治久安。麵對如何有效治理東(dong) 方“廣土巨族”的政治挑戰，周初執政者從(cong) 早期國家治理能力和體(ti) 係兩(liang) 方麵發力：在經濟上“重農(nong) 耕以固國本”，推動土地製度和生產(chan) 方式改革增強國家實力，夯實一統的經濟基礎；在政治上“重宗法以定國體(ti) ”，創造性地融地緣與(yu) 血緣、合分封與(yu) 宗法，構建“家國一體(ti) ”治理體(ti) 係，促使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疆域一統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治理一統轉進。

“唯農(nong) 是務”固國本，提升早期國家治理能力。一是行“郊祀”不忘族興(xing) 於(yu) 農(nong) 。周人以農(nong) 耕為(wei) 本，甲骨文和金文的“周”字，形即方田。洛邑竣工後，周公主持了隆重的“郊祀”，將周人始祖後稷配天祭祀。稷播百穀、教民稼穡，率部眾(zhong) 成長為(wei) 擅長農(nong) 耕、農(nong) 戰合一的族群。故周公還政成王，特作《無逸》勸勉“先知稼穡之艱難”，不忘本族來路。二是創“籍禮”塑造重農(nong) 基因。古代帝王親(qin) 耕儀(yi) 式，源於(yu) 周公所製的“籍田之法”，教民“尊地產(chan) ”、促農(nong) 耕，“恪恭於(yu) 農(nong) ，不懈於(yu) 時”；而“籍田”的收獲用於(yu) 祭祀天地社稷祖先，餘(yu) 下則為(wei) 儲(chu) 備糧以救荒濟民，終將“民之大事在農(nong) ”深深嵌入中華文明的基因。三是均“井田”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周代王畿和封國大都設在河流灌溉的肥沃之地，井田製的形成與(yu) 農(nong) 業(ye) 水利設施建設需求密切相關(guan) 。“疆理天下”則需“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進而推行“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的土地所有製和分配製度改革，加上周人已采取“三田”輪作製，使用耒耜等新生產(chan) 工具，激發出農(nong) 耕時代高效的生產(chan) 力，形成了穩定的農(nong) 業(ye) 政體(ti) 社會(hui) 生產(chan) 組織方式。從(cong) 此，周人的農(nong) 耕文明之光也沿著黃河流域播撒於(yu) 華夏大地。

“家國同構”定國體(ti) ，創新早期國家治理體(ti) 係。周初以調整幾大關(guan) 係為(wei) 切入口，實現治理目標、路徑、價(jia) 值全麵變革。一是以分封調整“央地關(guan) 係”。周公汲取“三監之叛”教訓，通過對姬姓子弟、功臣、姻族、古聖王之後、殷遺民及重要方國等不同類型“授土封疆”，迅速將分封製度化規模化，促使夏商時代相對鬆散的部落“邦聯”，轉向權力義(yi) 務更加緊密的集權結構。二是以宗法鞏固“差序關(guan) 係”。周室宗親(qin) 子弟分封是拱衛王室最重要的力量，周公“兼製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姬姓諸侯均分封於(yu) 條件優(you) 越、控製資源的戰略要地，即通過“選建明德、以蕃屏周”，以實現“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的目標。正如何尊銘文所稱“王誥宗小子於(yu) 京室”，揭示了周王兼具國家“君統”之尊與(yu) 族群“宗統”之長的雙重身份，構建起“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的家國同構治理體(ti) 係。三是以徙封融合“族群關(guan) 係”。作為(wei) 動態政治過程，西周封國在始封之後受命遷徙，既是“授土”的空間重構，也是“授民”的人口重組，客觀上促進了派遣到封國的職官、分散遷徙的殷遺民、封地原住民三類群體(ti) 的交融。考古發掘表明，西周諸侯國多呈現出不同文化因素雜糅的麵貌。同時又注重治理的靈活性，“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左傳(chuan) ·定公四年》），既尊重當地政俗，又用周法治理，促進“多元一體(ti) ”的族群融合。

以“立中製節”鑄德禮體(ti) 係

史載周公“建侯衛、營成周”之後，開始著手實施“製禮作樂(le) ”的浩大文化工程。通過重塑意識形態、滌蕩文化思想內(nei) 核、構建“德禮”文化體(ti) 係，開啟了文明型國家的新道路，凝聚起賡續文脈最深沉的文化力量。

文化理念重塑，“敬天保民”通天人之中。周初執政者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對“殷鑒不遠”深刻反思，領悟到“天命靡常”“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的理念，認為(wei) 隻有“以德配天”才能獲得政統合法性。而“天矜於(yu) 民，民之所欲，天必從(cong) 之”，天道體(ti) 恤萬(wan) 民，天的意誌也會(hui) 因民心向背而變化，民意是最大的天命。因此，“保民”才是上天賦予執政者最重要的責任使命，“格知天命”必須知民疾苦、養(yang) 民安康、利民生息。周代政治文化融天道、王道、人道於(yu) 一體(ti) ，從(cong) “率民事神”的神權統治向“敬天保民”的民本政治轉變，邁出了中華文明人文理性覺醒的關(guan) 鍵一步。

文化體(ti) 係再造，“以禮成德”合內(nei) 外之中。周公製禮作樂(le) 通過“損益”殷禮，首先將“德”內(nei) 化為(wei) “禮”的價(jia) 值取向和精神內(nei) 核，創設“德內(nei) 禮外”的文化體(ti) 係，施行尊禮尚施、明德慎罰的“德政”，以實現“則（禮）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的理想秩序（《左傳(chuan) ·文公十八年》）。其次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為(wei) 根據（《禮記·禮運》），不僅(jin) 取法天地自然，更融入人性情感基礎，以“五禮”教民以中，立於(yu) 時、合於(yu) 度、節於(yu) 文，係統形成“禮儀(yi) 三百、威儀(yi) 三千”的文化共同體(ti) 倫(lun) 理行為(wei) 新準則。最後以“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為(wei) 原則，構建宗教祭祀、分封冊(ce) 命、賓客贄見、軍(jun) 事檢閱、田獵鄉(xiang) 射及婚喪(sang) 鄉(xiang) 飲等政治社會(hui) 活動全覆蓋的“德禮體(ti) 係”，促進宗法結構製度化儀(yi) 式化，以期實現“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左傳(chuan) ·隱公十一年》）的功能。

文化主體(ti) 奠基，“中和位育”融古今之中。周人在“監於(yu) 二代”的批判和借鑒中，以“造新邦、作新民”揚棄了夏商兩(liang) 代文化；在“夷夏東(dong) 西”的融合與(yu) 鬥爭(zheng) 中，以“興(xing) 滅國、繼絕世”協和四方，“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成為(wei) 華夏民族的主體(ti) 。特別是周公以高度的文化自覺，以“製禮作樂(le) ”為(wei) 天下立法、為(wei) 萬(wan) 世立教，凝聚了“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文化基因，鑄就了“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共同體(ti) 意識，更內(nei) 化為(wei) 中華民族文化主體(ti) 性的根脈。其具有高度的文化主體(ti) 性，源於(yu) “天下為(wei) 公”的文明理想、“尊禮重德”的文明價(jia) 值、“和而不同”的文明旨趣，足見禮樂(le) 文明“致中和、位天地、育萬(wan) 物”的生命力不在於(yu) 具體(ti) 的禮儀(yi) 製度，而在於(yu) 對人類理想文明形態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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