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戰”背後的儒家思想與(yu) 民族精神

——兼論兩(liang) 岸共同的曆史記憶與(yu) 民族統一（三）

作者：馮(feng) 哲 吳愁

來源：“四海孔子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九月十七日己卯

          耶穌2025年11月6日

編者按：“由北京大學主辦的“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抗戰”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2日至3日在北京舉(ju) 行。兩(liang) 岸暨港澳以及來自美、英、日等國近百位專(zhuan) 家力求在更廣闊研究視野和更深入學術對話中重新理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zheng) 的世界意義(yi) 與(yu) 當代價(jia) 值。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zheng) 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複80周年，如何以史為(wei) 鑒、以史為(wei) 橋，如何捍衛真相、凝聚共識，相關(guan) 學術討論在海內(nei) 外輿論場受到關(guan) 注。”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朱漢國指出，傳(chuan) 統二戰史敘事深受“歐洲中心論”影響，將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lan) 作為(wei) 戰爭(zheng) 起點，這種框架存在明顯局限性。他認為(wei) ，建立1931年至1945年的二戰敘事框架，將亞(ya) 洲戰場納入核心分析，是對曆史真實的必要修正。”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高士華指出，長期以來，對二戰亞(ya) 洲戰場的描述集中於(yu) 美國主導的“太平洋戰爭(zheng) 史觀”。但該史觀將戰爭(zheng) 狹隘定義(yi) 為(wei) 美日太平洋對決(jue) ，刻意忽視並貶低中國戰場自1931年起長達14年的巨大犧牲與(yu) 對日戰略牽製。“這種有選擇的曆史敘述，造成了國際社會(hui) 對中國抗戰認知的長期偏差。”（引文出自中國新聞網：近年僅(jin) 見抗戰史會(hui) 議 以全球視野重新理解中國戰場）

四海孔子書(shu) 院院長馮(feng) 哲應邀參會(hui) ，向大會(hui) 提交了題為(wei) 《全民族抗戰背後的儒家思想與(yu) 民族精神——兼論兩(liang) 岸共同的曆史記憶與(yu) 民族統一》的論文，我們(men) 把論文分為(wei) 四期陸續刊載發布，以饗讀者，這是第三期。

“全民族抗戰”背後的儒家思想與(yu) 民族精神

兼論兩(liang) 岸共同的曆史記憶與(yu) 民族統一

（三）

馮(feng) 哲  、吳愁

二、不屈的脊梁：抗戰中堅韌不拔的民族品格與(yu) 韌性

全民族抗戰若比作一座巍峨的精神大廈，深植於(yu) 中華文明肌理之中的文化思想是其地基，在危局中覺醒的民族獨立精神是其鋼架，而在具體(ti) 的殘酷的戰爭(zheng) 中，中國人民所展現出的驚人“民族韌性”，則是構築這座大廈最堅實、最可視的磚石。這種韌性，並非被動承受，而是一種在絕境中主動求生、圖強的強大生命力，它具體(ti) 外化為(wei) “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堅韌不拔”的生存意誌與(yu) “團結禦侮”的合作精神，共同支撐起一場世界戰爭(zheng) 史上罕見的以弱抗強的持久戰。

(一) “自強不息”：持久戰戰略下的頑強意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源自《周易》的古訓，在十四年抗戰的血火洗禮中，從(cong) 一種精英階層的道德修養(yang) ，演變為(wei) 整個(ge) 民族求生存、謀解放的集體(ti) 行動哲學。麵對工業(ye) 基礎雄厚、軍(jun) 事裝備精良的日本帝國主義(yi) ，中日之間的國力差距堪稱代際。然而，中國軍(jun) 民並未在絕望中沉淪，反而將這種巨大的劣勢轉化為(wei) 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戰略清醒與(yu) 頑強意誌。毛澤東(dong) 的《論持久戰》，正是這種“自強不息”精神在軍(jun) 事戰略層麵的最高體(ti) 現。該文駁斥了“亡國論”的悲觀和“速勝論”的浮躁，極具洞見地指出，戰爭(zheng) 的持久性、以及最終勝利屬於(yu) 中國，是客觀規律。它將戰爭(zheng) 科學地劃分為(wei) 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ge) 階段，強調要“通過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wei) 大勝”，最終實現敵我力量對比的根本轉變。 這一戰略思想的提出與(yu) 踐行，本身就是一種在極端不利條件下，依靠理性、智慧與(yu) 堅韌來掌控自身命運的“自強”行為(wei) 。

這種精神更體(ti) 現在戰場內(nei) 外的無數具體(ti) 創造與(yu) 犧牲之中。在正麵戰場，裝備窳劣的中國軍(jun) 隊，常常需要用血肉之軀去對抗日軍(jun) 的飛機、坦克與(yu) 重炮。淞滬會(hui) 戰中，中國士兵“每天要消耗一個(ge) 師”的慘烈犧牲，台兒(er) 莊戰役中官兵手持大刀與(yu) 敵人展開肉搏的悲壯，無不彰顯著這種“明知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的決(jue) 絕。在敵後戰場，條件更為(wei) 艱苦。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抗日武裝，在幾乎得不到任何外部補給的情況下，依靠人民群眾(zhong) ，開展了形式多樣的遊擊戰爭(zheng) 。他們(men) 沒有槍炮，就自己創辦兵工廠，“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men) 造”；沒有穩定的後勤，就開展大生產(chan) 運動，“自己動手，豐(feng) 衣足食”，將南泥灣這樣的荒山野嶺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這種在絕境中激發出的無窮創造力與(yu) 奮鬥精神，是“自強不息”最生動的注腳。曆史學家黃仁宇曾從(cong) 大曆史觀評論道，抗戰使中國“從(cong) 中世紀的管理方式中脫胎換骨”，這個(ge) 過程雖然痛苦，但“全民族長期忍受苦難的能力”是其能夠堅持下來的關(guan) 鍵。

（美國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波士頓分校曆史係教授葉維麗(li) 作《重讀“一二·九”：從(cong) 燕園走向“世界”》的主旨發言）

(二) “堅韌不拔”：全方位抗戰格局下的超常承受力

“堅韌不拔”是“自強不息”精神在時間與(yu) 苦難維度上的延伸，它體(ti) 現了中華民族在承受巨大戰爭(zheng) 消耗與(yu) 痛苦時，所展現出的驚人耐力與(yu) 生命力。這種品質貫穿於(yu) 抗戰的每一個(ge) 層麵，構成了一個(ge) 立體(ti) 的、無法被徹底摧毀的抵抗體(ti) 係。

在國民黨(dang) 主導的正麵戰場，廣大官兵在經曆了一係列慘烈的敗仗、丟(diu) 失了東(dong) 部大片國土後，依然能重新組織起來，在武漢、長沙、衡陽等地繼續節節抵抗。尤其是衡陽保衛戰，方先覺率領的第十軍(jun) 以孤軍(jun) 堅守危城47天，重創日軍(jun) ，其堅守的時間遠超預期，其所展現的正是那種“寧為(wei) 玉碎”般的堅韌。盡管最終城破，但其精神極大地鼓舞了全國的抗戰士氣。

在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敵後戰場，堅韌則體(ti) 現在另一種形式的“超限戰”中。麵對日軍(jun) 殘酷的“掃蕩”、“清鄉(xiang) ”和“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抗日根據地軍(jun) 民以頑強的生存意誌與(yu) 之周旋。他們(men) 挖掘了縱橫交錯的地道，使得冀中平原成為(wei) “地下長城”；他們(men) 運用地雷戰、麻雀戰等戰術，讓敵人寸步難行。東(dong) 北抗聯將領楊靖宇在冰天雪地中戰至最後一刻，日軍(jun) 剖開他的腸胃，發現裏麵隻有棉絮、樹皮和草根，無不為(wei) 之震駭。這具胃囊，成為(wei) 了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精神最殘酷也最崇高的象征。

在廣大的“大後方”，這種堅韌則體(ti) 現為(wei) 億(yi) 萬(wan) 普通民眾(zhong) 的含辛茹苦與(yu) 默默支撐。隨著東(dong) 部沿海地區的淪陷，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西遷。工人、農(nong) 民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加緊生產(chan) ，保障軍(jun) 需民用；知識分子和學生在顛沛流離中，於(yu) 寺廟、茅屋裏堅持教學與(yu) 科研，保存了文化的火種。西南聯合大學的師生在“躲警報、泡茶館”的艱苦環境中，卻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培養(yang) 出大批傑出人才。大後方人民還要承受日軍(jun) 無差別戰略轟炸帶來的死亡恐懼與(yu) 物資匱乏帶來的生活艱辛。這一切，共同構成了一幅中華民族以驚人承受力支撐長期戰爭(zheng) 的悲壯畫卷。正如學者郭廷以所指出的：“十四年抗戰，中國人民所表現的忍耐、犧牲和毅力，是史無前例的”。

(三) “團結禦侮”：民族危機下的集體(ti) 理性與(yu) 大局觀

“兄弟鬩於(yu) 牆，外禦其侮”。中華民族在數千年曆史中形成的“集體(ti) 主義(yi) ”文化基因與(yu) “大局觀”，在空前的民族危機下，被激發到了極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維持與(yu) 發展，盡管充滿波折與(yu) 摩擦，但它無疑是這種“團結禦侮”合作精神最光輝的政治實踐，也是中國能夠堅持抗戰並最終獲勝的政治保障。

在抗戰全麵爆發前，中國內(nei) 部正處於(yu) 國共內(nei) 戰與(yu) 地方軍(jun) 閥割據的嚴(yan) 重分裂狀態。然而，日本侵略的步步緊逼，使得“中華民族矛盾上升為(wei) 主要矛盾”成為(wei) 社會(hui) 各階層的共識。1936年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jue) ，是這種民族利益高於(yu) 黨(dang) 派利益、大局觀壓倒局部利益的轉折點。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率先發出“停止內(nei) 戰，一致抗日”的號召，並為(wei) 此做出重大讓步，如改編紅軍(jun) 、接受國民政府軍(jun) 事委員會(hui) 的指導。國民黨(dang) 也在巨大的輿論壓力和現實威脅下，接受了聯合抗日的提議。1937年9月，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的談話》，事實上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這一團結，超越了黨(dang) 派，延伸至整個(ge) 社會(hui) 結構。各地的軍(jun) 閥武裝，如川軍(jun) 、滇軍(jun) 、桂軍(jun) 等，紛紛請纓出省作戰，馳援前線，留下了“無川不成軍(jun) ”的壯烈口碑。海外的華僑(qiao) 華人，心係祖國，由陳嘉庚等人領導的“南洋華僑(qiao) 籌賑祖國難民總會(hui) ”募集了巨額的僑(qiao) 匯和物資，並組織了數千名華僑(qiao) 機工回國，在險峻的滇緬公路上運輸戰略物資，逾千人犧牲。知識界、工商界、宗教界等社會(hui) 各界也紛紛成立救亡團體(ti) ，形成了“工農(nong) 兵學商，一起來救亡”的磅礴局麵。

盡管統一戰線內(nei) 部存在著“磨擦”，甚至發生了“皖南事變”這樣的悲劇，但維係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始終未被打破。這並非因為(wei) 矛盾消失，而是因為(wei) 雙方以及全國民眾(zhong) 都清醒地認識到，分裂即意味著亡國。這種在危難時刻所展現出的集體(ti) 理性與(yu) 克製，是“團結禦侮”精神最可貴的體(ti) 現，它使得中華民族能夠將原本可能用於(yu) 內(nei) 耗的力量，盡可能地導向對抗外敵的戰場。

綜上，抗日戰爭(zheng) 中的“民族韌性”，是一個(ge) 由精神、意誌與(yu) 實踐共同構成的強大多維體(ti) 係。“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提供了戰略的智慧和行動的勇氣，使中國能在劣勢中尋找出路；“堅韌不拔”的生存意誌賦予了國家與(yu) 人民承受巨大苦難的耐力，構建了無法被瞬間擊垮的防禦縱深；而“團結禦侮”的合作精神則從(cong) 政治和社會(hui) 層麵將全民族凝聚成一個(ge) 利益與(yu) 共、命運一體(ti) 的戰鬥集體(ti) 。這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強化，共同鑄就了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那場最嚴(yan) 酷考驗中“不屈的脊梁”。它不僅(jin) 是中國贏得抗戰勝利的根本保證，也作為(wei) 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深度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之中，持續滋養(yang) 著這個(ge) 民族走向未來的信心與(yu) 力量。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