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戰”背後的儒家思想與(yu) 民族精神

——兼論兩(liang) 岸共同的曆史記憶與(yu) 民族統一（四）

作者：馮(feng) 哲 吳愁

來源：“四海孔子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九月十八日庚辰

          耶穌2025年11月7日

編者按：“由北京大學主辦的“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抗戰”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2日至3日在北京舉(ju) 行。兩(liang) 岸暨港澳以及來自美、英、日等國近百位專(zhuan) 家力求在更廣闊研究視野和更深入學術對話中重新理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zheng) 的世界意義(yi) 與(yu) 當代價(jia) 值。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zheng) 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複80周年，如何以史為(wei) 鑒、以史為(wei) 橋，如何捍衛真相、凝聚共識，相關(guan) 學術討論在海內(nei) 外輿論場受到關(guan) 注。”（引文出自中國新聞網：近年僅(jin) 見抗戰史會(hui) 議 以全球視野重新理解中國戰場）

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副理事長、台灣東(dong) 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林安梧指出：“中國的抗戰展現了一種不同於(yu) 西方殖民擴張的文明特質。當西方列強通過殖民掠奪建立其全球霸權時，中國即使在最艱難的抗戰時期，也沒有放棄‘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的儒家倫(lun) 理。這種文明特質使中國的抗戰具有超越民族國家層麵的普遍意義(yi) 。中國不僅(jin) 是在為(wei) 自己的民族獨立而戰，更是在為(wei) 維護人類文明的多元性而戰，為(wei) 建構一個(ge) 更加平等的世界秩序而戰。”（引文出自中國新聞社：林安梧：在全球視域下重新評價(jia) 中國抗戰的意義(yi) | 東(dong) 西問）

四海孔子書(shu) 院院長馮(feng) 哲應邀參會(hui) ，向大會(hui) 提交了題為(wei) 《全民族抗戰背後的儒家思想與(yu) 民族精神——兼論兩(liang) 岸共同的曆史記憶與(yu) 民族統一》的論文，我們(men) 把論文分為(wei) 四期陸續刊載發布，以饗讀者，這是第四期。

“全民族抗戰”背後的儒家思想與(yu) 民族精神

——兼論兩(liang) 岸共同的曆史記憶與(yu) 民族統一（四）

馮(feng) 哲  、吳愁

三、民族精神的現代轉化：民族獨立的“精神總動員”

中國的全民族抗戰，若僅(jin) 有源自傳(chuan) 統文化的自發情感，而無現代性的思想整合與(yu) 自覺動員，則難以凝聚成持久的、所向披靡的戰略力量。抗戰的勝利，不僅(jin) 是軍(jun) 事的勝利，更是一次深刻的民族精神蛻變。在近代救亡圖存的宏大背景下，中華民族的意識實現了從(cong) 傳(chuan) 統的、自發的文化共同體(ti) ，向現代的、自覺的政治民族國家的關(guan) 鍵性跨越，並在此過程中，完成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精神總動員”。

(一) 從(cong) “王朝”到“國家”：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空前強化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製，建立了共和，但“中華民族”作為(wei) 一個(ge) 休戚與(yu) 共的命運共同體(ti) 觀念，其真正深入人心並展現出強大的社會(hui) 動員力量，則是在抗日戰爭(zheng) 這一特定曆史熔爐中淬煉而成的。傳(chuan) 統中國的認同更多是基於(yu) 儒家文化的“天下觀”與(yu) 對具體(ti) 王朝的效忠，民眾(zhong) 的“國家”意識相對淡薄。然而，日本帝國主義(yi) 旨在滅亡整個(ge) 中國的殘酷侵略，激發了現代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

“九一八事變”尤其是“七七事變”之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一嚴(yan) 峻宣告，不再是政治精英的疾呼，而成為(wei) 了四萬(wan) 萬(wan) 同胞的共同感知。日本侵略者並不區分黨(dang) 派、地域與(yu) 階級，其暴行無差別地施加於(yu) 所有中國人身上。這種共同的苦難與(yu) 危機，極大地消解了國內(nei) 原有的地域隔閡與(yu) 政治紛爭(zheng) ，將一個(ge) 抽象的民族概念轉化為(wei) 具象的、血肉相連的命運共同體(ti) 。社會(hui) 學家費孝通對此指出：“中華民族作為(wei) 一個(ge) 自覺的民族實體(ti) ，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 抗戰時期，正是這一“自覺的民族實體(ti) ”完成其最終塑形的關(guan) 鍵階段。

這一轉變在政治實踐上的最高體(ti) 現，便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與(yu) 發展。盡管國共兩(liang) 黨(dang) 存在著深刻的意識形態分歧和曆史積怨，但在“民族矛盾上升為(wei) 主要矛盾”的共識下，實現了暫時的和解與(yu) 合作。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宣布接受國民政府領導，將紅軍(jun) 改編為(wei) 八路軍(jun) 、新四軍(jun) ；國民黨(dang) 也暫時擱置了“剿共”政策。這種政治上的妥協與(yu) 團結，其思想基礎正是“中華民族”利益高於(yu) 一切的現代國家觀念。它標誌著中國的政治力量開始超越傳(chuan) 統的“黨(dang) 派利益”或“軍(jun) 閥割據”思維，嚐試在一個(ge) 現代民族國家的框架內(nei) 整合力量，共同對外。

(二) “救亡壓倒啟蒙”的再思考：非常狀態下的思想整合

著名學者李澤厚曾提出“救亡壓倒啟蒙”的命題，用以描述近代中國在追求個(ge) 性解放、民主科學的“啟蒙”目標時，因迫在眉睫的民族生存危機——“救亡”，而被迫中斷、扭曲的現象。然而，在抗戰這一特殊曆史語境下，對這一命題需要進行更具辯證性的“再思考”。的確，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個(ge) 性解放、自由民主等啟蒙議題，在戰時緊急狀態下，其優(you) 先級不得不讓位於(yu) 集體(ti) 的生存與(yu) 民族的獨立。

但是，這種“壓倒”並非簡單的“取代”或“取消”，而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的一種深刻的思想整合與(yu) 轉向。“救亡”本身，催生了一種新的、更具緊迫性的“啟蒙”——即民族意識的啟蒙與(yu) 全民動員的啟蒙。思想界、知識界雖然在不同政治理想的路徑上存在分歧，但在“抗日救亡”這一最高、最緊迫的目標下，實現了空前的團結。無論是信奉自由主義(yi) 的胡適，還是左翼文化旗手郭沫若，抑或是獨立的知識分子如陶行知，他們(men) 都將自己的智慧與(yu) 才華貢獻於(yu) 民族解放事業(ye) 。各種思想流派在“如何救國”的具體(ti) 方案上或有爭(zheng) 論，但在“必須救國”的根本立場上則高度一致。這種在“救亡”旗幟下達成的思想共識，構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實的思想基礎，使得全民族的力量能夠被有效地凝聚起來，共赴國難。

2025年11月2日，北京，在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抗戰”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上，與(yu) 會(hui) 中外嘉賓相互交流。中新社記者 趙文宇 攝

(三) 新文化運動的積澱與(yu) 抗戰文化的勃興(xing)

新文化運動所高擎的“德先生”（民主）與(yu) “賽先生”（科學）兩(liang) 大旗幟，在抗戰時期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得以踐行，展現出強大的現實生命力。

科學精神並未因戰爭(zheng) 而湮滅，反而在“科技救國”的號召下，轉化為(wei) 支撐長期抗戰的理性力量與(yu) 物質基礎。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史詩般的 “工業(ye) 內(nei) 遷” 。在沿海地區即將淪陷的危急關(guan) 頭，中國的民族工業(ye) 家、工程師和工人們(men) ，以驚人的毅力與(yu) 犧牲精神，將數以百萬(wan) 噸計的機器設備拆解，通過水路、陸路，冒著敵機的轟炸，搶運至西南大後方。這一壯舉(ju) 不僅(jin) 保存了中國現代工業(ye) 的命脈，更建立了一個(ge) 支撐戰時經濟的戰略基地，為(wei) 前線提供了至關(guan) 重要的武器彈藥和被服給養(yang) 。同時，科研機構與(yu) 高等院校（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並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的西遷，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科學研究與(yu) 人才培養(yang) ，展現了科學精神不屈不撓的生命力。正如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所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種對知識與(yu) 理性的堅守，本身就是對“科學救國”理念最悲壯的實踐。

民主精神則體(ti) 現在全民參與(yu) 的、平等的抗戰動員模式之中。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平等觀念，在抗戰中轉化為(wei) “全民皆兵”的實踐。無論是知識分子、工人、農(nong) 民、商人，還是婦女、青年，都被賦予了平等的抗戰責任與(yu) 權利。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敵後根據地推行普遍選舉(ju) ，動員婦女參與(yu) 生產(chan) 和政治，實行“三三製”民主政權，這些都是戰時民主實踐的積極探索。而在大後方，各種民眾(zhong) 團體(ti) 、救亡協會(hui) 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形成了廣泛的民主參政和輿論監督空間。這種基於(yu) 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廣泛社會(hui) 動員，其本身就蘊含著深厚的民主意涵，是對新文化運動精神的繼承與(yu) 發展。

新文化運動另一個(ge) 重要遺產(chan) ，便是確立了文藝改造社會(hui) 、啟蒙民眾(zhong) 的功能。抗戰時期，這一功能被推向極致，文藝徹底成為(wei) 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犀利武器。以魯迅為(wei) 代表的左翼文學，其批判精神與(yu) 對國民性的深刻洞察，為(wei) 抗戰文藝提供了深沉的思想底蘊。魯迅雖於(yu) 抗戰全麵爆發前逝世，但他所倡導的“韌性的戰鬥”精神和對於(yu) “中國的脊梁”的禮讚，成為(wei) 了戰時文化界的精神坐標。他的雜文風格，被無數後來者用於(yu) 揭露日寇暴行與(yu) 抨擊投降妥協思想。

在音樂(le) 領域，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1939年）無疑是最輝煌的成就。這部作品以其宏大的交響性敘事，將黃河這一民族母親(qin) 河的意象，與(yu) 不屈不撓的抗爭(zheng) 精神融為(wei) 一體(ti) 。從(cong) 《黃河船夫曲》中與(yu) 驚濤駭浪搏鬥的堅韌，到《保衛黃河》中“萬(wan) 山叢(cong) 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紗帳裏，遊擊健兒(er) 逞英豪”的豪邁氣勢，它用音樂(le) 語言完成了一次全民族的精神動員。其歌詞作者光未然曾言，這部作品旨在“歌頌我們(men) 偉(wei) 大民族的頑強鬥爭(zheng) 精神和光明前途”。同樣，聶耳的《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以其雷霆萬(wan) 鈞的節奏和斬釘截鐵的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men) ！把我們(men) 的血肉，築成我們(men) 新的長城！”，發出了中華民族在最危險時刻的怒吼。它超越了黨(dang) 派與(yu) 地域，成為(wei) 了凝聚所有抗戰力量的音樂(le) 符號，並最終被選定為(wei)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此外，街頭劇、活報劇、木刻版畫、報告文學等通俗文藝形式蓬勃發展，使抗戰文化真正走向民間，深入人心。例如，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在廣場、街頭的演出，往往能引發觀眾(zhong) 強烈的愛國共鳴，當場就有青年報名參軍(jun) 。這一切都表明，新文化運動所開啟的文藝大眾(zhong) 化方向，在抗戰的烽火中結出了碩果，文藝不再是少數精英的沙龍玩物，而是化作了鼓舞億(yi) 萬(wan) 人心的戰鬥號角，極大地激發了全民的愛國熱情與(yu) 戰鬥意誌。

總而言之，抗戰時期的“精神總動員”，是一次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深度融合。它一方麵依托於(yu) 被激活的儒家倫(lun) 理與(yu) 曆史記憶，另一方麵，則深深植根於(yu) 近代以來，尤其是在新文化運動洗禮中逐漸形成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念與(yu) 民主科學精神。正是這種民族精神的現代轉化，使得中國人民的抵抗升華為(wei) 一場具有明確現代性指向的、自覺的全民救亡運動。從(cong) 思想界的整合到文化的勃興(xing) ，從(cong) “工業(ye) 內(nei) 遷”的科學理性到《黃河》的文藝激情，共同譜寫(xie) 了中華民族在危局中實現精神涅槃的壯麗(li) 詩篇，為(wei) 最終的勝利奠定了不可撼動的思想與(yu) 精神基石。

2025年11月3日，“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抗戰”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在北京閉幕。中新社記者 田雨昊 攝

結語：曆史的回響與(yu) 兩(liang) 岸的使命

八十年回望，全民族抗日戰爭(zheng) 的偉(wei) 大勝利，絕非偶然，它是一次中華民族深層文化思想與(yu) 民族精神的磅礴生命力的集體(ti) 迸發與(yu) 偉(wei) 大實踐，更是中華文明強大生命力的莊嚴(yan) 證明。抗日戰爭(zheng) ，使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毛澤東(dong) 同誌所指出的，這是“戰爭(zheng) 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ju) ，驚天動地的偉(wei) 業(ye) ”。這場勝利，從(cong) 思想層麵看，是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思想在特定曆史時刻的一次成功“合流”與(yu) “爆發”。源自儒家傳(chuan) 統的“家國一體(ti) ”、“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的倫(lun) 理觀念，與(yu) 在近代救亡圖存中覺醒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民主科學精神相互激蕩，共同構築了抗戰最廣泛、最深厚的思想支撐；而“自強不息”、“堅韌不拔”的民族品格與(yu) “團結禦侮”的大局觀，則在實踐中鑄就了任何強敵都無法摧垮的“民族韌性”，為(wei) “持久戰”戰略提供了最堅實的精神承重牆。這種精神支撐的形成過程並非一片坦途，它伴隨著探索的曲折、內(nei) 部的矛盾與(yu) 難以想象的痛苦掙紮。然而，曆史的大浪淘沙，最終是救亡圖存、保種衛國的民族大義(yi) 成為(wei) 了時代的主旋律，引領著全民族穿越黑暗，走向光明。這股主導性的精神力量，證明了中華民族在危難關(guan) 頭擁有自我革新、凝聚共識的強大內(nei) 生動力。

曆史的回響，終將照進現實，賦予我們(men) 深刻的時代啟示。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依舊麵對複雜嚴(yan) 峻的國際形勢與(yu) 各種風險挑戰。抗戰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是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寶貴財富。抗戰的曆史深刻揭示了兩(liang) 岸同胞血脈相連、命運與(yu) 共的曆史邏輯。1945年10月25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yi) 式在台北舉(ju) 行，至此台灣、澎湖列島重歸中國主權管轄之下。迄今為(wei) 止的兩(liang) 岸的分離是曆史的遺留問題，是中華民族統一的未竟事業(ye) 。而弘揚偉(wei) 大抗戰精神，是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中華民族統一的必要精神條件。八十年前，在共同的民族文化與(yu) 民族精神的感召下，國共兩(liang) 黨(dang) 合作，兩(liang) 岸同胞同仇敵愾，團結禦侮，為(wei) 抗戰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八十年後的今天，兩(liang) 岸更應在抗日戰爭(zheng) 這一共同的曆史記憶、共同的民族精神與(yu) 文化傳(chuan) 承下，超越政治歧見，攜手完成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ye) 。這不僅(jin) 是繼承和弘揚先輩留下的寶貴精神和文化傳(chuan) 承的必然要求，更是實現中華民族整體(ti) 複興(xing) 、邁向未來的莊嚴(yan) 曆史使命。

責任編輯：近複